喻世明言：人生最苦為行商，拋妻棄子離家鄉！

原標題：喻世明言：人生最苦為行商，拋妻棄子離家鄉！

《楊八老越國奇緣》有古風一首專道為商之苦，它這樣寫道：

「人生最苦為行商，拋妻棄子離家鄉；餐風宿水多勞役，披星戴月時奔忙；水路風波殊未穩，陸程雞犬驚安寢；平生豪氣頓消磨，歌不發聲酒不飲；少些利薄多資累，匹非懷璧將為罪；偶然小恙卧床偉，鄉關萬里書誰寄？一年三載不回程，夢魂顛倒妻兒驚。」

這首詩深刻反映出受農本文化影響的商人對外出經商生涯的不適應，而其中所傳達出的羈旅之苦和思鄉之情，更表達了作者對商人這一群體的同情。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大國，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為主體，這就決定了中國人安土重遷的特性，似乎不到迫不得已很少有人願意背井離鄉拋妻別子遠涉江湖。

而商人們經商求利，四海為家，養成了獨立自主的品格，突破了安土重遷的傳統觀念。

幸福的婚姻生活、浪漫的艷遇都不能留住他們匆匆的腳步，他們的內心總是被強烈的商人精神召喚著，引領著他們離開溫暖舒適的家，走向漫漫征途。

前代的文學不能理解商人的這種心理，總是一概地指責為「商人重利輕別離」，這種聲音雖然指出了商人遠涉江湖最根本點在於利益的驅使，但是也犯了以偏概全之弊。

明代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沒有簡單地做出批評，而是從更深刻更真實的人生出發，將商人的這種為「利」而「別離」的行為置於與婚姻穩定相衝突的矛盾之中，來表現商人這種行為的合理性和悲劇性。

拋妻別子外出經商，表面上看來是商人缺乏對婚姻家庭的責任心，但實際上正是因為商人對婚姻家庭有強烈的責任感才會忍痛離家外出經商，正如《楊八老越國奇逢》中所說不過是「圖幾分利息，以為贍家之資」 。

但是，商人外地經商，常年不回家，容易給婚姻帶來許多不安定因素。

首先，為了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久居異地的商人常常會陷入嫖娼、偷情和重婚等婚外情之中去，而且這些婚姻之外的不倫之情給商人的婚姻帶來的往往都是災難，有些甚至是滅頂之災。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中商人呂玉外出經商，因為離家太久，「也不免行戶中走了一兩遍，走出一身風流瘡，服藥調治，無面回家」，直到三年後，瘡才痊癒。

因為呂玉這三年毫無音訊，家人都以為呂玉早已亡故，妻子差點被二弟賣掉。如果不是機緣巧合偶遇三弟，及時趕回家中，幾乎造成妻離子散的悲劇。

《喬彥傑一妾亡家》中喬彥傑因為嫖娼花光了所有錢財，無奈羈留異地，幾年不回家，導致家中的小工小二「一年長工，二年家公，三年太公」，並且最終東窗事發，一家老小深陷囹圄，枉死獄中，喬彥傑得了滅頂之災，最後萬念俱灰的他投水而亡。這完全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

《楊八老越國奇逢》中楊八老家鄉有妻子，在異地又重組家庭，並且最後還得了「二子雙妻富貴全」的大團圓結局。從這裡我們似乎看不出重婚對婚姻造成的破壞作用，但是《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卻向我們展示了「兩頭大」的婚姻形式對家鄉的正妻來說起到了什麼樣的心理催化作用，對婚姻起到了怎樣的破壞作用。

薛婆在誘導王三巧紅杏出牆的過程中，就屢屢提及外出商人的無情無義，「官人出外好多時了，還不回，虧他撇得大娘下」。又說：

「常言道：『一品官，二品客。』做客的那一處沒有風花雪月？只是苦了家中娘子。」

當薛婆說到「大凡走江湖的人，把客當家，把家當客」的時候，一再的說起自己小女嫁與開鹽店朱八朝奉做偏房，說朱八朝奉：

「有了小女，朝歡暮樂，那裡想家？或三年四年，才回一遍，住不上一兩個月，又來了，家中大娘子替她擔孤受寡，那曉得他外邊之事」？

並暗示蔣興哥也很有可能在外地娶了妻。一開始王三巧還很堅定的說，「我官人到不是這樣人」，到後來也沒了反駁的勇氣。

正值青春年少而又獨守空房的的王三巧在薛婆的一步步勸導下終於移情別戀。可以說，王三巧最終心甘情願投入陳商和薛婆設的圈套，與薛婆一再的渲染蔣興哥在異地很可能已另外成家是密不可分的。

其次，男性在家庭中的長期缺失，極易導致獨守空房的妻妾紅杏出牆。「三言」里有很多這樣的故事。

《蔣淑真刎頸鴛鴦會》蔣淑真因丈夫張二官「是個行商，多在外，少在內」，成親一個月，新婚燕爾之際張二官便出門取帳，蔣淑真耐不住寂寞而紅杏出牆。

小說中雖然把蔣淑真對性的追求寫得十分露骨，但同時也道出了作為商人婦的辛酸和苦楚。

《玉堂春落難逢夫》中客商沈洪是個山西販馬販子，常年在外。其妻皮氏「有幾分顏色，比二八少年，也還風騷，平昔嫌老公粗蠢，不會風流，又出外日多，在家日少」，於是跟隔壁喪偶的監生趙昂偷情。

綜上所述，商人職業的「利」和「別離」的特性，對商人的婚姻而言無疑是一把雙刃劍。它在為家庭提供了豐厚的物質保障的同時，也為婚姻之外的不倫之情大開方便之門，給婚姻帶來諸多不穩定的因素。

運營/小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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