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5千年中歷史記錄下的幾大千古冤案，堪稱千古奇冤1

伍子胥

中國歷史上最為剛烈的大丈夫當數伍子胥。楚平王要殺伍奢，又擔心他兩個兒子回來報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說，父親召我，若求生不往，為天下恥笑。弟弟伍員說，俱死無益，不如奔他國，借力雪恥。伍奢與伍尚俱被殺，伍員四處逃亡。

伍子胥後來逃到吳國，他胸中始終回蕩一股憤懣之氣。與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相比，吳國是個默默無聞的小國，《戰國策》的作者甚至不屑於提到他。伍子胥來到吳國，掀開了吳國歷史最輝煌的一頁，一個弱國，因為一個人的到來而振興。

吳王闔廬，重用伍子胥，國家日趨富強。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楚國是七國中綜合國力強盛的大國，吳楚交兵，吳兵攻入楚國國都，幾乎滅了楚國，這是楚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吳國向南制服了越國，向北伐齊，大敗齊兵，威震天下。

吳國攻破楚國國都，伍子胥掘開楚平王的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完全不顧君臣父子之倫理，毅然逃亡，歷盡艱險，最終掘墓鞭屍，報仇雪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吳國的輝煌，僅是曇花一現。闔廬的兒子夫差當政後，重用奸臣，疏遠伍子胥。其時越王句踐正在卧薪嘗膽，一心滅吳，吳國亡在旦夕。伍子胥敏銳地感覺到即將發生的亡國之禍，數次進諫，「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夫差不聽，偏信奸臣的讒言，竟然賜刀令伍子胥自剄。

剛烈的伍子胥，刎頸之前，對其舍人說，把我的眼睛挖出來懸在吳東門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經此門滅吳的。夫差得知此話大怒，令人用馬革裹伍子胥之屍，浮屍江上。卧薪嘗膽的句踐果然滅了吳國。夫差臨死時「掩其面」說：「吾無面以見子胥也。」吳國人可憐伍子胥之剛烈，為他立祠於太湖邊的一個山上，命此山為胥山。一個人的到來可以興國，一個人之死可以亡國，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

直言賈禍，真話說不得，犯顏極諫，龍顏就要大怒，要殺頭。幾千年來，一直都是這樣。

人為什麼不追求榮華富貴而要自尋死路？中國的歷史上，偶爾也會生出一個伍子胥一樣的人，說話行事總是愛惹麻煩，大家都不喜歡。這種不管不顧的人，總是難得長命。惟其如此，這樣的人越來越少。

兔死狗烹

天下第一智者當數范蠡。人皆以為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諸葛之智與范蠡之智相比，略見遜色。一篇「出師表」千年傳頌。諸葛丞相的忠信與睿智，世代相傳。但諸葛一生也有幾處敗筆。一是痛失荊州，接著又有「火燒連營」，打了兩個大敗仗，死了關羽和劉備，難道丞相一點責任也沒有？二是兵出岐山，耗費多少人力和財貨，一無所獲，豈是智者所為？最主要的是諸葛亮不能像曹操那樣，在自己身邊聚集大量人才，這是蜀國很快敗亡的主要原因。「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終於沒能成功。

越王句踐卧薪嘗膽的故事為人們所熟知。弱小的越國要想打敗強大的吳國，沒有這種非凡的、艱苦卓絕的精神是不行的。但僅有這樣的精神還不夠，還需要大智慧。非凡的精神更兼非凡的智慧，句踐與范蠡、文種，君臣戮力同心，成就了大事業。勿以成敗論英雄，歷史上成功的不知幾多。范蠡的非凡之處不僅在於他的成功，更高人之處在於他成功之後所說的一段話。

越國滅了吳國，范蠡隨即離開了越國，並給文種寫了一封信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執迷不悟的文種不肯離開越國。越王賜文種一劍，說：「你教我滅吳七種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種就滅了吳國，你那裡還有四種，把他帶到先王那裡去吧。」文種只好自殺。

商鞅變法

中國歷史上曾有過許多次變法革新，最成功的要數商鞅變法。戊戍變法是失敗了，使我們中國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富國強兵的歷史機遇。究其失敗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勢力過於強大。在這個保守的國度，要變更祖宗之法，談何容易。但商鞅卻成功了。商鞅成功，因為不僅有超人的膽略，還有超人的政治智慧。

一開始，他就作了一件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懸賞五金，募一人將一根木頭從國都南門搬到北門，「民怪之，莫敢徙。」於是將賞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人做到了，立刻兌付了賞金。民怪之是因為政府缺乏公信力。商鞅用這樣一個小故事確立了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於是推行新政。在各種政令中有一條頗有意思，「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就是說不準吃大鍋飯。

新法很難執行，因為大家都反對。碰到太子犯了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太歲頭上動土，商鞅之膽略可見。「明日，秦人皆趨令。」今天的改革，碰到最大的難題是執行難。法令如果不能執行，就是一張廢紙。「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今天也有一個鐵面無私的商鞅，改革或許會順利得多。正因為有了這個大智大勇的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說。」變法最終取得成功。

商鞅變法之前，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雍州位於陝西西部，所處環境，十分偏僻、閉塞。被中原各國視為戎狄。諸侯卑秦。變法之後，秦一躍成為西部之強國，諸侯懼之，稱為虎狼之國。到後來，秦始皇掃滅六國，完成統一大業。若論統一大業，商鞅變法應是第一功，因為他為秦國以後的富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商鞅後來的結局十分悲慘，秦孝公死後，他四處逃亡，走投無路，終被秦惠王捉住，受了車裂之刑。歷來的改革者，少有好結果。戰國時的吳起,漢代的桑弘羊,唐代的王叔文、柳宗元、劉禹錫，宋代的王安石，清代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都不得好下場。西方人喜歡標新立異，花樣翻新，所以不斷地有新東西發明出來。我們中國人尊崇老的，喜歡舊的，凡是祖宗傳下來的東西，都是極為珍貴的，若有標新立異，一律視作異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這是東西方觀念的差異。再者，千年大樹盤根錯節，既得利益者各據要津，要把他們挪動挪動，無異於要他們的命。改革者與既得利益者最終是魚死網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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