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紀念周汝昌先生百年誕辰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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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繼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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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紀念周汝昌先生百年誕辰感言
鄧遂夫
我這篇紀念文章寫得很苦。數易其稿，甚而數易其審視的角度，均難如意。真正是心亂如麻、百感交集、萬言難表……
我實在不能像通常的專家學者乃至周汝昌先生的親人朋友那樣，用更具理性的思維來紀念這位文化學術界巨人的百年誕辰，或平心靜氣地緬懷總結周先生的輝煌業績與高尚情操。我只想從周先生去世以來，在我心中縈迴不散的個人情感之傷慟里，儘可能梳理出一些我與周先生半世交情中點點滴滴的情感內涵，以及絲絲縷縷的學術文化意蘊，給自己，也給未來的歷史，留下一點真正可供參考的原始資料。
在我的心目中，周汝昌先生永遠是我的恩師，也永遠是我的摯友——而且是知己知彼、掏心掏肺、永難割捨的那種生死之交的摯友。像這樣的摯友或曰知己，我平生只此一人。這就如同魯迅先生當年題贈給比他自己晚生了18年而純屬晚輩的瞿秋白一幅對聯所表達的那種情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所謂「以同懷視之」，就是以同胞兄弟來看待這位被他視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青年文友瞿秋白。
周汝昌先生和我正是這樣。他不論年齡、資歷、學識、成就，都是讓我望塵莫及的長輩。尤其年齡，比起魯迅和瞿秋白的差距可大多了。但在情感上，不只是我，我相信周先生也定然是用「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心情，來看待我倆的親密關係。
別的不說。我只舉最近的一件事情為例：就在我2011年6月最後一次去看望周先生並向他辭行之前，由於我倆已經相隔了好幾個月沒有見面，周先生竟然通過他的女兒倫玲，用手機發來他口占的一首絕句《寄懷遂夫》贈我。詩中寫道：
草根有味散芸香，
精校紅樓無事忙。
能把雪芹編作戲，
多情公子記登場。
短短的四句詩，說明了什麼？說明周先生在即將辭世的最後日子裡，他和我短時間沒見面，就開始想念起我來了。不僅想起了我這個人——所謂「懷遂夫」；還想起了和我有關的各種往事。首先是，我曾在國內首倡「草根文化(grass-rooted culture)」、特別是「草根紅學」——試圖向大眾普及這一門中國的「新國學」。然後又想起，我曾「精校」《紅樓夢》脂評本，對我試圖搞出一套既要攻破《紅樓夢》文本的學術難關，又要向普通「紅迷」推廣這一至關重要的「紅樓真本」的努力，幽默地使用了書中一個形容詞「無事忙」來讚歎。那是薛寶釵以譏諷的口吻賜給賈寶玉的一個「封號」——意即按世俗的眼光，書中寶玉成天為女兒們的喜怒哀樂、吉凶禍福操心奔忙，純粹就是「無事忙」。但對於《紅樓夢》作者曹雪芹來說，或者用周汝昌先生對此故作反語之世俗「封號」的解讀來理解，則應該是作者在提醒讀者：世人眼中的寶玉為女兒們「無事忙」，恰恰是書中塑造這位「情教教主」形象最值得稱道的本質特徵。如今周先生又把咱倆共同推崇也共同努力的「精校紅樓」，也用「無事忙」三字作幽默評點，自然也是故作反語的自嘲——實乃引以為榮。
詩的最後，周先生甚至還想起了我早年曾把曹雪芹這一「多情公子」的形象直接搬上歌劇舞台的往事。
是徹底地垮了！長時間陷入一種身不由己、行屍走肉般的迷茫狀態，一直持續到最近。
數次改變自己的視角，無數次地推倒重來，然後無意之間重溫了兩篇文字，忽然像神諭一樣獲得的啟示。
一篇是大約三年前，在我情緒最低落的時候，我就已經看見過的一篇新東方教育集團董事長俞敏洪先生談「男人氣質」的演講稿。當時我對他說的這些，壓根兒就不往心裡去。最近網上又把他這篇講稿翻了出來，我又草草瀏覽了一下，卻被他最後的一段話給鎮住了。他說，你是人，就一定要站起來。「什麼叫站起來？衝破你所有不願意丟棄的一切，衝破你所有不願意衝破的障礙，重新開始你新的人生……而最典型的開始，就是打破你自己心裡的懦弱、自卑和自己給自己設定的障礙。」我雖然覺得他這番大道理不無老生常談之嫌，但「站起來」三個字，卻讓我情不自禁地激靈了一下。
緊接著，我又見到了同樣是翻炒幾年前曾在北京清華大學和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研究和教學的一位雙學位博士，現任清華大學教授兼高盛集團董事總經理的青年才俊唐加文先生的一篇演說辭，當時題為《中華文化的基本脈絡》，如今翻炒的題目則叫《歷劫不死的中華文明》。唐先生這一簡潔獨到而又頗具新意的演說，的確展示了他這位年輕有為的管理學、金融學雙博士，超乎尋常的深厚歷史文化功底和哲學功底。但他最終打動我的，依然是在演講快結束時，對我們這個輝煌與苦難交替上演的民族，在近代歷史上被西方列強屢屢打敗，卻終於還能走上世界強國之路的一個玄妙的比喻。他說：
有一個武士被人家打敗了，渾身都是鮮血，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就在這個時候，他突然聽到自己童年的歌聲，他又拄著棍子站起來了。
又是一個「站起來」！而且是聽到了童年的歌聲。我忽然覺得，我也聽到了自己童年的歌聲。那是在我出生之地一個叫做月亮壩的小地方，我和小夥伴們一起做《腳兒搬搬》的遊戲。雙手把自己的一隻腳搬起來懸空，只用另一隻腳「金雞獨立」，然後在之前勝出的一個孩子有節奏地依次指點著每一個人頭的過程中，大家搖搖晃晃地齊聲吟唱一首童謠：
腳兒搬搬，搬上南山。
南山有位，金銀寶貝。
金鼎鍋，銀鼎鍋，
十八羅漢起啵啰。
豬蹄牛蹄，駟馬攢蹄。
京官上水，百官扯提。
直到歌謠的最後一個字音落到了誰的頭上，誰就勝出了——這個人就可以擺脫困境，雙腳站立，擔任起依次點人的領頭者。歌謠所唱的內容和詞語，我一直覺得有點神秘，至今也似懂非懂。現在卻突然升華出一個信念：趕緊擺脫困境，穩穩地站起來——面向世界！
今年春節大年初一，我又情不自禁地懷念起了周先生。於是續寫了另一首《長相思》；
長相思，思無垠。
人云佳節倍思親，
我逢佳節愈傷神。
食不甘味強顏笑，
背人一哭淚滿襟。
男兒當自強，
緣何自沉淪？
師恩如山重，
情誼似海深。
欲酬知己效魯翁，
弘揚遺願渡迷津。
長相思，溯本真！
以上，是我第一次如此痛快地釋放了鬱積在胸中的那些涉及周汝昌先生的隱秘情懷。我這下終於可以真正地回歸理性，重新做人了。但我還得用理性追問一下自己，同時也是回答對此不免好奇的朋友：我和周先生這種深情厚誼，到底是建立在什麼樣的基礎之上？
從我第一次和周先生在山東大學見面相識，然後應邀到他下榻的房間愉快交談開始，在我們親密交往的三十餘年當中，可以說每一次的見面交流，都並沒有常人那種前輩與晚輩之間必然會存在的客套與應酬。而是自始至終，都充滿著雙方的一種期待、渴望和欣慰之情。一直到周先生近乎…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杜門謝客、潛心著述、與生命和時間加緊賽跑的晚年，我倆依然是把不時的見面傾談視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件重要事情。而且可以肯定地說，我和周先生這種雙方都充滿著渴望的頻繁會面，主要還不是為了交流學術心得，更不是有什麼具體的事情要商談；我覺得最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為了我們師徒二人共同的一種情感需求和精神慰藉。
我這說法並非故弄玄虛。什麼叫情感需求、精神慰藉？一言以蔽之，周先生之於我，不是親人勝似親人——我是一個從小失去父母的孤兒，我感到從周先生身上，真正獲得了一種類似慈父與兄長、卻又遠遠超過這種真正血緣關係的一種特殊的親情。而我之於周先生呢，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就是：「我發覺我倆的心靈最能相通，交談起來最沒有理解的障礙。」這句話，是我們第一次在他下榻的房間里交談，他兩次發出的感嘆。
千萬別以為，這是在感嘆我們首次交流，就已經體現了學術觀點的完全一致。絕不是這樣——甚至可能恰恰相反。因為當時周先生急於要找我這個在紅學界尚屬無名小卒的晚輩去他房間里交談，正是由於他看見了北京的《新觀察》雜誌刊載的一篇專訪文章《紅學新人鄧遂夫》，他是急於想了解文中提到的我數易其稿的一篇長文《曹雪芹續妻考》，想知道我的主要論點和依據是什麼。而我在扼要地對文章作介紹的過程中，又總是直言不諱地指出：我的每一個論點與周先生此前的論點之間，有哪些相同、哪些差異。周先生首先是對我這種直言不諱的表達，甚為讚歎；同時又對我能夠迅速領會他的關切和提出的異議，並能清晰地自陳己見，大表欣賞。你看，由此而產生並日益深化的我們這種亦師亦友的情誼，也就絕不是那種曾被人簡單化地理解為是「觀點一致」或曰「臭味相投」所能概括的。若是單單從我這篇早期代表作和周先生「觀點一致與否」來衡量，當時我和周先生學術見解的相同點，其實遠低於我和另一位處於紅學界領導職位、且最早給予我支持鼓勵的馮其庸先生「觀點一致」的程度。這也絕非故作矯情、危言聳聽，而是有馮先生當時寫給我的親筆信作為依據的。馮先生1979年8月6日寫給我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您的文章（按：即指我的《曹雪芹續妻考》文稿）已看了兩遍。第一遍是看的《社會科學戰線》寄來的稿子，因我們與他們有聯繫，請他們寄來了；第二遍是看的您寄我的稿子。我的印象，您的聯繫和分析思路很寬，也有一定道理，但這是一個很難得到證實的問題，因此估計如果文章發出後，還有相當的不同意見。但我基本上傾向於您的，我認為這方面應該進行探索。
請特別留意信中的這句話：「估計如果文章發出後，還有相當的不同意見。但我基本上傾向於您的……」。態度非常鮮明。周汝昌先生和我第一次見面，談的也是這個話題。但與馮先生的表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周先生除了細聽我的介紹和提出某些異議，他在那次交談中自始至終對我這篇文章未贊一詞。而且在我們後來親密交往的三十餘年間，他都不曾對此有片言隻語的肯定。這說明，馮先生信中所說「如果文章發出後，還有相當的不同意見」，其不同意見最甚的一位大學者，或許就是周先生。可是，恰恰是在我們第一次進行了這種開門見山的不同學術觀點的思想碰撞過程中，奠定了我倆亦師亦友、親密無間的深厚情誼。
這正是我現在這篇紀念文章首先要非常理性地予以澄清的一個極重要的事實。換句話說，就是要指出：我和周先生親密相交數十年，所結下的超乎一般師友的深情厚誼，誠然會有學術觀點和治學思路比較接近的一面；但這絕非形成此種情誼的最關鍵因素。真正的關鍵因素，是基於我和周先生在性情、品格、為人，乃至除紅學之外的某些個人愛好、才智、情趣等多方面的相互吸引，一拍即合，或曰惺惺相惜。這從我們後來日益增多的涉及不同話題的見面傾談中，都可以得到最充分的證實。
總之，從我們一開始的交往中，就讓我深深地感覺到：周先生不僅對我當時那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直率，以及對事不對人，不存偏見、不含虛偽、不搞攻擊的治學態度深表讚賞；而且在他自己的言談中，也全然放下了一個前輩長者的身份和客套，讓我感到他在我的面前，總能無比輕鬆自然地盡情袒露與我的個性大致相同的一種直言不諱、親切溫馨的稟性。所以我們每一次的見面交談——尤其是在周先生身體尚佳、精力充沛的前期——我倆都會深深地感受到這種談話方式的輕鬆愉悅，和對各自的研究課題所碰撞出來的相互啟迪與促進之收穫。至於我倆的交談，在哪些研究課題上曾碰撞出靈感的火花，並對我們雙方的進一步研究有所促進？我打算在今後再作專題性的回顧、梳理、論述，這裡暫不深談。
我現在只從我這個學術晚輩和新手的角度，概述幾句我從與周先生較為頻繁的交往與交流中，除了受到其治學方法與態度上的極大鼓舞推動之外，更收穫了我在紅學研究的方向上，從最初的全面耕耘、廣種薄收，到後期的確定長項、深入開掘的重大轉型之所得。概括起來，就兩點：第一，從我以《紅學論稿》和《草根紅學雜俎》兩部書為代表的，全方位研究《紅樓夢》主題、主線、歷史背景、思想藝術、作者家世、成書過程、版本考證、文本辨析等諸多課題，進而轉化到集中精力深入研究《紅樓夢》的版本，並對幾部最具代表性的脂評本作開拓性的文本校勘。第二，在此學術轉型的基礎上，我還針對當前紅學領域存在一定程度的固步自封、排斥異己等不良學風問題，倡導「讓紅學走出象牙之塔」而實現更大範圍的普及；並借鑒國外的「草根文化」(grass-rooted culture)概念，倡導一種更帶普及意義、也更能吸引廣大讀者關注的「草根紅學」。
正是在伴隨著我學術轉型的這兩個方面，周先生都給予了全力的支持、鼓勵、關注、促進。這從周先生為我的第一部學術著作《紅學論稿》所作熱情洋溢的序言，和為我轉型之後推出的「紅樓夢脂評校本叢書」第一種——《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簡稱甲戌校本)——所作序言中，以及在甲戌校本、庚辰校本(四卷本)出版時的兩次新聞發布會上所作的重要講話里，都有著很充分的體現；都對我學術轉型前後兩方面目標的順利實現，起了極大的推動促進作用。用一句不盡貼切的比喻來形容：周先生對我前後期學術發展的支持與促進，遠遠超過了通常的老師成就得意門生、父母培養天才子女的那種用心程度與力度。
這就是為什麼——自從周汝昌先生猝然辭世之後，我每想起從此再也沒有與周先生促膝傾談的機會了，便情不自禁地會陷入了一種超乎尋常的失落之感與相思之苦的原因之所在。而我的這種失落與相思，可以說連「肝腸寸斷」這樣的形容詞，或者「與戀人永訣」之類的比喻，都難以表達此中真情於萬一……
所以每思及此，我都不免仰天長嘆：鄧遂夫啊鄧遂夫，你何德何能？你到底修了幾千年的福分？——能在今生今世，得遇如此相濡以沫、肝膽相照的前輩、恩師加知己？
敬愛的周汝昌先生，我將永遠懷念您！並永遠學習您的高貴品格與高尚情操！永遠學習、繼承和發揚您治學的優良傳統與豐碩成果！
2018年3月26日00:36初訂於自貢
2018年4月12日12:58再改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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