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文學必須毀滅，而文人卻不妨獎勵

降臨

 藏謎·牧人之歌

容中爾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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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1910年-1998年），1910年生於江蘇無錫，原名仰先，字哲良，後改名鍾書，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中國現代作家、文學研究家。代表作品《圍城》《管錐編》《談藝錄》《寫在人生邊上》《人·獸·鬼》等。

文學必須毀滅，而文人卻不妨獎勵

文人是可嘉獎的，因為他虛心，知道上進，並不拿身份，並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對於自己，有時比旁人對於他還看得輕賤；他只恨自己是個文人，並且不借費話、費力、費時、費紙來證明他不願意做文人，不滿意做文人。在這個年頭兒，這還算不得識時務的俊傑么？

所謂文人也者，照理應該指一切投稿、著書、寫文章的人。但是，在事實上，文人一個名詞的應用只限於詩歌、散文、小說、戲曲之類的作者；古人所謂詞章家，「無用文人」，「一為文人，便無足觀」的就是。至於不事虛文、精通實學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等專家，儘管也洋洋洒洒發表著大文章，斷不屑以無用文人自居——雖然還夠不上武人的資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許出於自知之明；因為白紙上寫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講到有用，大概可分兩種。第—種是廢物利用，譬如牛糞可當柴燒，又像陶侃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第二種是必需日用，譬如我們對於牙刷毛廁之類，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無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眾多，偏有文人們還頂著無用的徽號，看了竹頭木屑牙刷毛廁，自嘆不如，你說可憐不可憐？對於有用人物，我們不妨也給與一個名目，以便跟文人分別。譬如說，稱他們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縮寫，恰對得過文人兩字。這樣簡潔渾成的名詞，不該讓老媽子小丫頭包車夫們專有。並且，這個名詞還有兩個好處。第一，它充滿了革命化的平等精神，專家顧問跟聽差僕役們頂了一個頭銜，站在一條線上。第二，它不違背中國全盤西化的原則：美國有位總統聽說自稱為國民公僕，就是大家使喚得的用人；羅馬教皇自謙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Servorum）；法國大革命時，黨人都趕著用人叫「哥哥」（Freres Servants）；總統者君也，教皇（Pope）者父（papa）也，哥哥者兄也，在歐美大國都跟用人連帶稱呼，中國當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已然，並非今天朝報的新聞。例如漢高祖本紀載帝不好文學，陸賈列傳更借高祖自己的話來說明云：「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開國皇帝的聖旨。從古到今反對文學的人，千言萬語，歸根還不過是這兩句話，「居馬上」云云，在抗戰時期讀來，更覺得親切有味。柏拉圖《理想國》排斥詩人文人，哪有這樣斬截雄壯的口氣？陳石遺先生詩說：「工於語言者，於法老不貴；頤指氣使人，安能為詞費？」所以漢高祖能夠實做其皇帝，而柏拉圖空抱了一部建國方略（Republic），一部建國大綱（laws），只能夢想著「哲人為王」，來過他的政治癮。照此看來，不但文人是賤骨頭，不配飛黃騰達，就是那些反對文學的名流，也似乎文章做得太長，議論發得太多，不像個話少官高的氣概。柏拉圖富有詩情，漢高祖會發時興，吟過大風歌，他們兩位尚且鄙棄詞章，更何怪那些俗得健全的靈長動物。高地耶（Theophile Gautier）在奇人志（Les Grotesques）里曾說，商人財主，當害奇病，名曰詩症（Poesophobie），病原如是：財主偶爾打開兒子的書桌抽屜，看見一堆寫滿了字的白紙，既非簿記，又非帳目，每行第一字大寫，末一字不到底；細加研究，知是詩稿，因此怒沖腦頂，氣破胸脯，深恨家門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經頓呈變態。其實此症不但來源奇特，並且富有傳染性；每到這個年頭兒，竟能跟夏天的霍亂、冬天的感冒同樣流行。藥方呢，聽說也有一個：把古今中外詩文集部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據云只要如法泡製，自然胸中氣消，眼中釘拔，而且從此國強民泰，政治修明，武運昌盛！所以古羅馬教宗土兜鈴（Tertullian）在象教論（De Idolatria）里主張若要大道光明，極樂世界實現，非剷除文學不可。至於當代名人與此相同的弘論，則早已在銷行極廣的各種大刊物上發表，人人熟讀，不必贅述。

文學必須毀滅，而文人卻不妨獎勵——獎勵他們不要做文人。朴伯出口成章（Lisp in numbers），白居易生識之無，此類不可救藥的先天文人畢竟是少數。至於一般文人，老實說，對於文學並不愛好，並無擅長。他們弄文學，彷彿舊小說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據說是出於不甚得已，無可奈何。只要有機會讓他們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無個廢書投筆，改行從良。文學是倒霉晦氣的事業，出息最少，鄰近著饑寒，附帶了疾病。王世貞文章九命早將千古文人的千災百毒，說得詳盡。我們只聽說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巧等名目是從來沒有的。至極傻笨的人，若非無路可走，斷不肯弄什麼詩歌小說。因此不僅旁人鄙夷文學和文學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滿了自卑心結，對於文學，全然缺乏信仰和愛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揚雄在法言里就說：「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可見他寧做壯丁，不做文人。

陸克哈（J．G．Lockhart）替他岳父作傳，記司各德自恨只能為大偉人記載武功，而自己不能夠也轟轟烈烈做番功業。囂俄記童時一詩（Mon enfance）里，也有同感。此等人尚且怨命，侮做文人，何況其他。因此，我們看見一個特殊現象：一切學者無不威風凜凜，神氣活現，對於自己所學專門科目，帶吹帶唱，具有十二分信念；只有文人們懷著鬼胎，賠了笑臉，抱愧無窮，就使偶而吹牛，談談國難文學，宣傳武器等等，也好像水浸湮的皮鼓，敲擂不響。歌德不做愛國詩歌，遭人唾罵，因在語錄（Gespracechemit Eckermann）里大發牢騷，說不是軍士，未到前線，怎樣能做戰歌。現代的文人比歌德能幹多了；在善造英雄的時勢底下，能談戰爭，能作政論，再不然，能自任導師，勸告民眾。這樣多才多藝的人，是不該在文學裡埋沒的，也不會在文學裡埋沒的，只要有機會讓他們交換，他們可以立刻拋棄文藝，別幹營生。在白郎寧的理想世界裡，麵包師會做詩，殺豬屠戶能繪畫；在我們的理想世界裡，文藝無人過問，詩人改而烤麵包，畫家變而殺豬——假使有比屠戶和麵包師更名利雙收的有用職業；當然愈加配合脾胃。

雪萊在詩的辯護里說文人是人類的立法者（Legislator），卞萊爾在英雄祟拜論里說文人算得上英雄。現在的文人有點不同；他們只想做英雄，希望變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說是英雄或立法者，不免誇大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那就是有志上進了。有志上進是該嘉獎的。有志上進，表示對於現實地位的不滿足和羞恥。知恥近乎勇。勇是該鼓勵的，何況在這個時期？

要而言之：我們應當毀滅文學而獎勵文人——獎勵他們不做文人，不幹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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