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唐朝文學家，思想家，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後世影響之大
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
貞元八年（792年），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度推官，累官監察御史。後因論事而被貶陽山，歷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其後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故稱「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並從祀孔廟。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後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後人很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等。
困苦童年
韓愈肖像
大曆三年（768年），韓愈出生。他的祖輩都曾在朝或在地方為官，其父韓仲卿時任秘書郎。韓愈三歲時，韓仲卿便逝世。他由兄長韓會撫養成人。
大曆十二年（777年），韓會因受元載牽連，貶韶州刺史，到任未久便病逝於韶州任上。韓會早逝後，韓愈先是隨寡嫂回河陽原籍安葬兄長，但卻不得久住，只得隨寡嫂鄭氏避居江南宣州，韓愈這一時期便是在困苦與顛沛中度過的。 韓愈自念是孤兒，從小便刻苦讀書，無須別人嘉許勉勵。
兩入幕府
韓愈
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韓愈因受宣武節度使董晉推薦，得試任秘書省校書郎，並出任宣武節度使觀察推官。
韓愈在任觀察推官三年間，在指導李翱、張籍等青年學文的同時，利用一切機會，極力宣傳自己對散文革新的主張。
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董晉逝世，韓愈隨董晉靈柩離境。韓愈剛離開四日，宣武軍便發生兵變，留後陸長源等被殺，軍中大亂，韓愈因先離開而得免禍。 韓愈隨董晉靈柩至洛陽，其後於二月末抵達徐州。同年秋，韓愈應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之聘，出任節度推官，試協律郎。同年冬，張建封派韓愈前往長安朝正。 韓愈談論直爽坦率，從不畏懼或迴避什麼，操行堅定純正，卻不善於處理一般事務。
貞元十六年（800年）春，韓愈回到徐州，於夏季離開徐州，回到洛陽。同年冬，韓愈前往長安，第四次參吏部考試。
諫迎佛骨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憲宗派使者前往鳳翔迎佛骨，長安一時間掀起信佛狂潮。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論佛骨表》極力勸諫，認為供奉佛骨實在荒唐，要求將佛骨燒毀，不能讓天下人被佛骨誤導。憲宗覽奏後大怒，要用極刑處死韓愈，裴度、崔群等人極力勸諫，憲宗卻仍憤怒。一時人心震驚嘆惜，乃至皇親國戚們也認為對韓愈加罪太重，為其說情，憲宗便將他貶為潮州刺史。
韓愈到潮陽後，上奏為自己辯白。憲宗對宰相說道：「昨日收到韓愈到潮州後的上表，所以想起他諫迎佛骨之事，他很是愛護朕，朕難道不知道？但韓愈身為人臣，不應當說人主奉佛就位促壽短。朕因此討厭他太輕率了。」憲宗意欲重新起用韓愈，所以先說及此事，觀察宰相的態度。但同平章事皇甫鎛憎恨韓愈為人心直口快，怕他重被起用，便搶先回答說：「韓愈終究太狂放粗疏，暫且可考慮調到別郡。」適逢大赦，憲宗便於同年十月量移韓愈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元和十五年（820年）春，韓愈抵達袁州。按照袁州風俗，平民女兒抵押給人家做奴婢，超越契約期限而不贖回，就由出錢人家沒為家奴。韓愈到後，設法贖出那些被沒為家奴的男女，讓他們回到父母身邊。於是禁止此種風俗，不許買人為奴。
此年九月，韓愈入朝任國子祭酒，於冬季回到長安。
韓愈聽穎師彈琴
晚年生活
長慶二年（822年）九月，韓愈轉任吏部侍郎。 次年六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神策軍將士聞訊後，都不敢犯法，私下裡相互說：「他連佛骨都敢燒，我們怎麼敢犯法！」
韓愈任職不久，便因不參謁宦官，被御史中丞李紳彈劾。韓愈不服，稱此舉經穆宗恩准。二人你來我往，爭辯不止。宰相李逢吉趁機奏稱二人關係不合，朝廷便派李紳出任浙西觀察使，韓愈也被改職兵部侍郎。不久後，穆宗得知其中事由，再任韓愈為吏部侍郎。
韓愈全身像
病逝於家
長慶四年（824年）八月，韓愈因病告假 。同年十二月二日（12月25日），韓愈在長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終年五十七歲 。 獲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次年三月，葬於河陽。
元豐元年（1078年），宋神宗追封韓愈為昌黎伯，並准其從祀孔廟。
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繼承先秦兩漢散文傳統，反對專講聲律對仗而忽視內容的駢體文。韓愈文章氣勢雄偉，說理透徹，邏輯性強，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時人有「韓文」之譽。杜牧把韓文與杜詩並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闢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曆（766年—780年）以來的平庸詩風。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獨到的建樹，大力提倡儒學，以繼承儒學道統自居，開宋明理學家之先聲。
韓愈文章的特點之一是「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或「鯁言無所忌」，也就是敢於講話，而且敢講真話。這個特點是和他積極的政治態度分不開的。他的幾篇奏疏都是敢於揭發事實，敢說「群臣之所未言」的話。《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飢狀》和《論淮西事宜狀》都有這個特點。當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還是《論佛骨表》。其中所講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的話。在封建社會中，敢於說出別人該說而不說的話，這是了不起的膽識。正因此，韓愈這類文章也就有內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韓愈的語言藝術不同凡響，便成為氣勢磅礴的好文章。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不僅表現於他在君主面前敢說真話，而且還表現於他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敢講違背舊說的話，甚至說了同自己別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話。例如《讀墨子》一文曾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這樣的言論顯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對於這樣的言論，前人指為「刺謬」，其實這正是韓愈雖然尊儒卻不墨守的表現。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還不僅敢於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有時也敢於突破社會上的流俗之見。例如他寫《諱辯》一文，是專為李賀不得應舉而發表的意見。李賀之父名晉肅，「晉」與「進」同音，為了避諱，李賀便不得舉進士。對於這樣的世俗之見，韓愈是不以為然的。於是他便「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寫成了極有說服力的一篇《諱辯》。
韓愈的《師說》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書》中曾經說過：「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說：「仆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由此可知，在那個時代，不顧流俗，不怕笑侮，抗顏而為師，是要有些勇氣的；能夠寫出《師說》這樣的文章，也是相當大膽的。
韓愈文章的再一個特點是不僅真率大膽，而且慷慨激昂，憂憤甚廣。從韓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論及人材，便往往憤激不平，別具風概。例如《雜說》對於人材不為世用所發的不平之論，《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也是宣傳選拔人材的一篇宏論。所謂「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云云，這正是韓愈對於國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韓愈自己是屢試而不得志於有司的，所以對於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於有司」，便感同身受，無限嘆惋。悲歌慷慨，發自肺腑。
韓愈還有一篇類似俳諧而實質是抒發才高見屈、憂憤甚廣的文章《進學解》。歷來的論者都說此文源於東方朔的《答客難》和揚雄的《解嘲》，《新唐書》本傳也說他「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其實這篇文章的意義要比「自喻」廣闊得多。其中有「自喻」，卻不僅是「自喻」，主要還是宣傳選拔人材的觀點。
韓愈文章的另一特點，是不但真率、大膽、慷慨激昂，而且還寫得自然隨便、如話家常。這類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論道，而是促膝談心，無所拘束，生動活潑。《與崔群書》、《與孟東野書》、《答崔立之書》、《題李生壁》等，都屬這類作品。例如《與崔群書》先說自己對崔群為人的認識，中發賢者不遇之嘆，後講自己困窮之狀，是一篇感慨很深的雜文。
韓愈像
在韓愈看來，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個沒有缺點的朋友。但是，對於這樣的朋友也有人懷疑。於是韓愈十分感嘆，他說：「自古賢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賢，說到賢者不遇，而不賢者反而得勢。這樣的文章很像司馬遷的《伯夷列傳》。劉大魁說：「公與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間感賢士之不遇，尤為鬱勃淋漓。」「感士不遇」本是歷代文章的一個傳統題目，韓愈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為深廣的。
韓愈為文的又一特點是突破傳統寫法。例如墓志銘這一文體，在韓愈筆下，便頗有新的特徵，形式多樣，甚至「一人一樣」（李塗《文章精義》）。與墓誌近似的文體，還有哀祭之文。這類文字韓愈也有獨創，不同尋常。例如《祭河南張員外文》，茅坤就評為「奇崛」。姚范以為「他人無此」。劉大櫆也說：「祭文退之獨擅。」至於《祭十二郎文》，曾國藩雖然認為這類文章「究以用韻為宜」，但他又說：「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就是說，韓愈之寫祭文，也是變化不測的。
韓愈文章之別開生面者，還有送序一類。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見的文體，前輩作者如王勃、陳子昂、李白、任華，所為送序，都很出色。但從多數文章的寫法看，大抵不出一種格式。先敘離情，後綴風景，情致物態，尚似六朝。林紓所謂「狃於六朝積習」者，即指此類。但到韓愈筆下，送序之文就多種多樣了。
韓愈有的送序之文幾乎通篇議論。這是一個突出的特點。林紓曾說：「韓昌黎集中無史論，舍《原道》外，議論之文，多歸入贈序與書中。」例如《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曾國藩就看作「條議時事之文」。
韓愈的幾篇「遊戲」之文，也是新體。同前代的俳諧文字比較，是有新的特點的。例如《毛穎傳》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尋常俳諧之作視之。柳宗元《答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仆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但與此同時，裴度卻對這類俳諧之文很不滿意。他在《寄李翱書》中，把韓愈的俳諧文字看作「以文為戲」，是很不贊成的。
現在看來，時人「罪俳」，大概不止一個裴度。像柳宗元那樣肯定《毛穎傳》這類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書」，不是無緣無故。因為，自從六朝以來，俳諧之文如張敏的《頭責子羽文》、沈約的《修竹彈甘蕉文》等等，雖有寓意，並不深遠。而《毛穎傳》一篇，則與前此諸作不同。雖說所寫不過一篇「兔傳」，實際則寫一個多才多能而終被廢棄之人。文章寫到最後，韓愈對毛穎之「以老見疏」無限同情。這裡又一次流露了韓愈痛惜人材不盡其用的一貫的思想。這樣的俳諧之文，前所未有。
韓愈行文之超越前輩者，除了上述文體的獨創之外，還有吐辭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關於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經多所稱道。例如《進學解》一篇之中就有「業精於勤」、「刮垢磨光」、「貪多務得」、「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動輒得咎」、「俱收並蓄」、「投閑置散」等等，都已傳為流行的成語；還有一些成語如「提要鉤玄」、「焚膏繼晷」、「閎中肆外」、「啼飢號寒」等等，也是從這一篇的語句中凝縮而來的。
自古以來，一篇文章之中能夠選出如此大量的歷代流傳的成語，此文之外，恐不多見。韓愈文章之所以傳誦不絕，之所以為一代所師法，歷代之典範，其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樣的辭章造詣，在他前後，很少有人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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