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圖書出版有著怎樣的過程，為何真正意義上的出版業起自西方？

作者：胡一舟，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要談清代的出版業，必須分為兩個時期來談。其先是傳統的出版業，即自殘唐五代逐漸發展而來的刻書業；其二則是近代以來，受西方影響逐漸發展的出版業。

監本

傳統的刻書業，簡單可分為官刻、家刻和坊刻。官刻是由政府組織的，如北京國子監即組織刻印「十三經」及其註疏作為監生的教材，稱「監本」，地方官府組織刻書也屬於官刻本。家刻則是出自於藏書家或大學者（往往這兩重身份屬於同一個人）的手筆，清代大藏書家往往家中藏書以數十萬卷計，他們通常會編訂藏書目錄，並進行刻印，如典型的杭州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等。同時，因為這些藏書家所藏多有珍本、善本，他們往往手自校讎，整理出版一些珍貴古籍，比如我們常說的「阮刻《十三經註疏》」，就是大學者阮元組織校讎刊刻的。同時，也有一些大藏書家出於保存善本的想法，組織刻印罕見的珍惜古籍，如傅增湘曾影印宋十四卷本《周易正義》。坊刻則是只出於商業目的的坊間私人刻書，這主要由書商主持，明清時期重要的出版地有四川（所謂蜀本）、福建（閩本），值得一提的是，自五代發展而來的建陽刻書業到明清時期特別發達。

建陽庵山

以上三種刻書出版比較起來，官刻本、家刻本因為財力雄厚（藏書家多富有），且有能力組織起一批學者參與刻書，一般質量較高，其中家刻本學術價值尤高（一則官刻本有諸多制約，二則清代江浙文教確實發達，學者水平很高，此可由乾隆修《四庫全書》時江浙兩省貢獻最多得見）。

阮元

近代意義上的出版業起自學習西方，早在西人來華即有，如洪秀全早年讀到的基督教小冊子之類，即是西方傳教士及其中國助手印行的宣傳品。但是大規模的刻印西書還當提到洋務運動，之後戊戌變法等等，凡政治運動或改革均要依賴於出版業，西學東漸的逐步加深也是伴隨著出版業逐漸發達而來，這一點不待詳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出版業不僅僅關注泰西學問及習俗。一些受眾更廣的閑書因為市場需求也被廣泛刻印，而進入民國之後大量古籍也紛紛被整理成合集出版，如《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叢書集成》等等。

參考文獻：

1.林拓：《福建刻書業與區域文化格局關係的研究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

2.蕭一山：《清代通史》

3.傅增湘：《藏園圖書經眼錄》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趙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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