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運動與江南文獻入湘
發生在咸豐、同治年間的太平天國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極大，最直觀的體現便是戰事波及之江南地區的藏書遭遇浩劫。官藏機構如藏《四庫全書》之「南三閣」，私人藏書如天一閣、振綺堂、壽松堂等，經此運動，或書毀樓亡，或樓存而書佚，元氣大傷。當時有無名氏在《焚書論》中言：「餘生不幸，雖未坑儒，業已焚書。所見者洪逆之亂，所至之地，倘遇書籍，不投之於溷廁，即置之於水火。遂使東南藏書之家，蕩然無存。」葉德輝《書林清話》云：「赭寇亂起，大江南北，遍地劫灰，吳中二三百年藏書之精華，掃地盡矣。」江南地區為天下藏書中心，遭此大劫，有識之士不禁扼腕，紛紛梳理此次江南藏書歷劫始末，闡發文獻遭厄之慨嘆。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論其事頗詳，後此研究者也多半從文獻聚散角度去討論太平天國運動與江南藏書關係，抒發藏書興衰之嘆。
沒有問題，太平天國運動造成江南藏書浩劫，應該加以分析，予以批判。但太平天國運動不止製造了江南藏書厄運，也促成不同地域間的書籍流動。江南藏書浩劫除去書籍焚毀令人扼腕以外，藏書流散的利弊似可以兩說。對文化發達的江南地區而言，書籍流散，是區域文化的一大損失。然則禍福相依，書籍流散到其他地區，譬如湖南，卻又可說是該地文化的福音。換句話說，太平天國運動促進了晚清時期不同地域間藏書的大規模異動，這種異動是被迫而無奈的，對藏書流入地而言，也充滿著「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況味，但可歌可泣的書籍播遷史本身不當被遮蔽和抹殺。
在太平天國運動以前，湖南並無全國第一流的藏書家。太平軍興以後，湘軍崛起，藏書名家也開始蔚然興起。其中卓越代表為袁芳瑛（1814—1859），袁為湘潭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咸豐四年（1854）官蘇州知府，七年（1857）官松江知府，葉德輝推其為咸豐時東南三大藏書家之一，與朱學勤、丁日昌一道稱雄海內。其藏書之富，李盛鐸稱「恬裕、皕宋、海源三家皆不能及」，意即袁芳瑛藏書超越鐵琴銅劍樓、皕宋樓和海源閣。台灣學人郭明芳考證，今海內外各大圖書館藏袁氏舊藏宋元刊本37種，明刊本145種，考慮到袁氏身後藏書散佚嚴重，不難想見當日其藏書之盛況。那麼袁芳瑛的藏書如何得來呢？葉德輝稱「袁書得之於蘭陵孫氏祠堂者十之三，得之於杭郡故家者十之二，得之於官編修時者十之四五。」如若葉德輝估計不差，則袁芳瑛有近一半藏書來自江南。從袁氏江南得書出發，似可管窺太平天國時期江南藏書大規模流入湖南之一端。
在國家圖書館海量的晚清信札中，袁芳瑛的信札據考僅存一封，並不顯眼。僅存的這封袁氏信札（善本書號05732）全文如下：
寅昉仁兄大人閣下：
使至，捧到寄函，並承賜《別下齋叢書》一部、《詩音釋》二部。嘉貺屢頒，卻固不恭，受何顏厚？惟感銘無既而已。顧維著作日增、起居歲勝為頌。錢伯聲孝廉處祈道賀，楹聯希轉交。兄所命之件，因事冗未暇，又以雷門布鼓，致有懼心，以至遲遲未報，其代寫之件亦未能竣事。統經明春，當專丁走送也。夙叨摯愛，幸勿以荒謬見斥。
貴同鄉有沈君賁文，曾帶錢子密信及《甘泉鄉人稿》等件來松。錢信當另由弟致復，沈君所囑之件已為薦，漕修一席，菲襲不成，祈代為轉交為荷。專泐復謝。即請文安，不具。 弟袁芳瑛頓首。
（謙光敬璧，以後幸勿再施，某鄭私語一則，費心並謝。）
該函書信見證了袁芳瑛與浙江知名藏書家蔣光堉（1825-1892）的交往，當作於咸豐七年（1857）《詩音釋》刊刻（全稱《詩集傳音釋》）之後。信中涉及兩條重要的書籍互動信息：一是蔣光堉將自己刊刻的《詩音釋》和族兄蔣光煦刊行的《別下齋叢書》贈送給袁氏；二是錢子密托沈賁君將其父錢泰吉所著《甘泉鄉人稿》轉交袁芳瑛。文人、學者將書籍贈送給地方行政長官，本是晚清書籍社交中的尋常場景，不過如果考慮到這種贈書行為發生在太平天國運動，考慮到書籍是由浙江學者和藏書家贈送給湖南官員，這種行為背後蘊含著更為深刻的寓意。蔣光堉家族舊藏《故交節翰節存》中存袁芳瑛致蔣光堉書信三通，袁芳瑛並為蔣光堉藏書樓撰聯「名友過於求趙璧，異書渾是借荊州」，並為蔣氏《澉山檢書圖》題詩，這些都顯示了二人有著較為密切的交往。而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前，江浙藏書家和湖南藏書家之間的書籍互動至為罕見，但太平天國運動打破了這個局面。太平天國後期，湖南籍官員群體活躍於江南，類似蔣光堉和袁芳瑛的這種贈書行為在數量上實則頗為可觀。如曾國藩就曾多次獲得蔣光堉等江南藏家的贈書。而左宗棠巡撫浙江時，則獲得了文瀾閣《四庫全書》。左宗棠收穫的文瀾閣《四庫全書》零本共計六冊，現悉入藏湖南省圖書館。關於這點，筆者在《左宗棠與湖南圖書館藏欽定四庫全書》（見《檔案時空》2016年第9期）中曾予以詳細說明。左氏所得贈書很可能來自丁丙兄弟。
書籍社交中的贈予行為促進了部分江南書籍入湘，但數量更為龐大的江南藏書入湘，則與湖南人的購書行為關係密切。曾國藩在咸豐九年（1859）正月二十四日致袁芳瑛的信札中寫道：「外付銀一百兩，託買書籍等件，另單呈閱。聞閣下買書極多，吳市為之一空。可否開列書目寄示，俾得一廓見聞?」袁芳瑛買書竟然讓吳市一空，如此豪舉，震動江南書市，甚至引起曾國藩的好奇，並請求袁芳瑛抄錄一分書目以飽眼福。而曾國藩寄銀一百兩托袁氏購書，可見曾氏也加入了湖南人採購江南藏書的行列。事實上，儘管軍興事劇，但曾國藩及其幕僚在江南訪求遺書仍不遺餘力，其家富厚堂藏書有相當一部分也來自江南。如其寄許振褘（1827-1899）一信即云：「至殿板初印《註疏》一項，殿版初印『九通』一項，仆於前托閣下外，又於去年續托薛撫屏於京中購買，托莫子偲於蘇浙購買。其《皇清經解》中之單行本，亦托子偲代買。……殿板《史記》亦在可收之列。茲寄去百金，請便中留意購辦。」曾國藩雖不像袁芳瑛購書那樣重宋元版本，但他的購書隊伍和規模顯然並不遜於袁芳瑛。而彼時江南藏書舊家因遭戰亂，書籍大量散出，且售賣價格相當廉賤。丁丙在《明刊本題識》中云：「此冊為東鄉翟氏藏書，閱百年歸書賈沈雨溥所得，未售於人。遭亂被賊，負載出城，論斤貨於我，內有線訂書八百捆，此其一也。」戰亂時江南書籍竟至於論斤賤賣，則湖南官員在江南購書便如虎入羊圈。黃濬在《花隨人聖庵摭憶》中記載：「初，漱六為松江府知府，時江南遭洪、楊之役，公私赤立，文獻掃地，常州、蘇州諸故家藏書以次流佈於外。漱六銳意收羅，有見必設法得之，莫能與之競。江南北舊家典冊及卷葹閣、問字堂之片紙只卷，皆攬有之，以故所藏書甲於一世。」洪亮吉卷葹閣和孫星衍問字堂的舊藏，悉數被袁芳瑛納入囊中，可見袁氏收購書籍之豪邁與用心。當袁芳瑛在松江知府任上逝世後，其家眷扶持靈柩返回湘潭老家，書箱有三百餘號，捆載數十船。曾國藩在咸豐九年（1859）七月十三日致張裕釗信中云：「舍親袁漱六之靈柩，於四月二十七日到江，五月抵湘，全眷平安，書箱三百餘號，均已搬回，足慰廑注。」江南地區大量藏書隨袁芳瑛的柩船而入湖南矣！而三百餘箱書籍則證實了袁氏在江南購書的盛況。
贈予與購求之外，江南文獻入湘，還與湖南籍大員在江南設立各類官書局密切相關。曾國藩及其幕僚創設的金陵書局、蘇州書局等刻書機構，既籠絡了江南文人群體，也讓江南地區發達的文獻編撰和出版事業直接服務於湖南，部分書籍經江南地區加工生產而湧入湖南。《船山遺書》便是這一計劃的代表性產物。考慮到湖南刻書業較為落後，同治二年（1863），曾國藩兄弟在安慶開設書局，從淮城挑選工匠到安慶刻書，派人到湖南訪求王船山遺書，並調動江南學者如劉毓崧、趙烈文、張文虎、楊沂孫等人協同校讎，同治四年（1865）年，《船山遺書》的刊刻最終在金陵書局竣工。金陵節署本《船山遺書》精心校讎，質量遠勝道光年間湖南士紳所編《船山遺書》，則同治初年《船山遺書》船載回湘，無疑可看作江南地區的文化事業惠澤湖南的又一例證。
從地域角度而言，太平天國運動直接導致江南藏書入湘，對江南文獻事業而言，是損失大於收穫。江南不少珍貴文獻流落到外鄉，對向來因文化發達而驕傲的江南文人士大夫的心理上造成了不小的衝擊。此後經過數十年努力，江南藏書才逐步恢復戰亂之前的氣象。但對湖南而言，太平天國運動卻在無意中造就了湖南藏書事業的繁榮。過去文化相對落後的湖南，隨著軍功和士人兩大群體的崛起，在國內地位急速提升，同治、光緒年間，甚而造成「湘軍半中國，督撫半湘人」的人才盛況，此期全國各地的藏書也因之大批流入湖南，何紹基的東洲草堂和方功惠的碧琳琅館藏書都在此期臻於鼎盛，而江南藏書的大規模流入湘無疑是全國文獻流入湘中最重要的一支。江南文獻流入湖南，為湖南的文化和教育事業奠定了的基礎，促成了後來湖南文獻事業的發達。此後數十年留在湖南的袁芳瑛藏書、曾國藩藏書等等，輾轉於何紹基、方功惠、葉德輝等人和湘中書估手中，養育了數代湖南藏書名家。而湖南地區的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也因其刺激而得到進一步發展。值得一提的是，曾在金陵書局參與《船山遺書》刊刻的長沙人曹耀湘，得益於江南時期收穫的出版經驗，此後主持長沙傳忠書局，刊刻《曾文正公全集》。曹耀湘並仿照友人楊仁山的金陵刻經處，在長沙設立長沙刻經處。凡此，都可說因太平天國運動，湖南文獻事業受惠於江南甚多。
湖南與江南地區的書籍往來，並未隨太平天國運動的結束而結束。戰事告終，一方面江南藏書家發奮圖強，恢復江南藏書的志願更加強烈，從而四處網羅江南故家舊藏，恢復往日圖書事業。譬如丁丙兄弟抄部文瀾閣《四庫全書》時又借用袁芳瑛卧雪廬藏書。另一方面，清末民初，湘中戰事頻發外加湖南地位衰弱，從前由江南地區入湘的不少書籍幾經輾轉，再次回歸江南。如袁芳瑛從江南收購朱復根舊藏《纂圖互注南華真經》，原以贈曾國藩，但此書輾轉入南潯蔣汝藻(1876-1954)傳書堂，現藏於上海圖書館。當然，也仍有湖南人繼續從江南購書。如葉德輝寓居蘇州，亦曾購書。而稍後湖南祁陽人陳清華（1894-1978）大肆在江南購求善本書籍，同樣顯示湖南人對藏書事業的堅持。不過總體而言，太平天國運動之後，湖南與江南地區的書籍流動又恢復了戰前的趨勢，即從湖南流入江南。即如葉德輝身後，觀古堂舊藏除部分流出海外，不少藏書仍迴流上海。畢竟，地域之間的書籍流動，主流趨勢仍是從文化相對落後的地方流入文化相對發達的地區。因為這，太平天國時期地區之間藏書的逆向流動才顯得那麼特別。而這種逆向流動也足夠令人把思考引向縱深？遵循書籍流向的自然規律，則經濟和文化相對落後地區的藏書會加速流向經濟和文化更為發達的地區，從而在區域間造成藏書的「虹吸效應」。但針對地域空間上藏書的不均衡分布，國家層面的文獻布局是否可以坐視，甚而加劇這種不均衡呢？乾隆末年貯藏《四庫全書》，除了象徵清廷權力的北方四閣之外，其餘南三閣都分布在經濟和文化最為發達的江南地區。這種國家層面的文獻布局，對於其他地區是否公平呢，是否最大限度發揮了文獻應有的價值呢？從江南文獻入湘史事看，書籍的逆向迴流對落後地區而言其文化價值更為顯著。設若落入袁芳瑛等湖南人之手的藏書仍處江南，那也不過是給江南藏書錦上添花，但這批藏書逆向流入湖南，對這一文化落後地區而言，則無異於雪中送炭。把藏書家的曾國藩、袁芳瑛放諸江南，江南藏書事業增色並不多，但置諸湖南，其意義則非同小可。國家層面的文獻布局，是否可從這段歷史中得一些啟示呢？
需要指出的是，太平天國運動造成不同地域間的書籍流轉，不止發生在江南地區和湖南之間，即以蔣光堉的衍芬草堂藏書而言，在此期五次播遷，最終從寧波硤石鎮輾轉溯江而上，至於武昌，這已然開了抗戰時期全國大規模文獻遷徙運動的先河。此期江南地區內部的書籍流轉及江南與其他省份的書籍流動，顯然還值得更多研究者注意。
——原文載《書屋》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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