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社科名家·曹錫仁專欄
曹錫仁，1948年生人，祖籍河南沁陽，漢族，海南大學教授，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海南省優秀專家，知名社會活動家，曾任海南大學教務長、社會科學部主任，主要社會兼職為海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共海南省委決策諮詢小組成員等。
「中國問題論」，與您相約~
編者按
曹錫仁先生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堅持從中國本體的視角來分析研究中國的思想、知識和問題，其《中國問題論》一書從中國人原初的思維方式入手，深入探究其形成的社會歷史根源，進而形成了對中國文化選擇和社會發展模式的獨特理解和認識，這種思維方式和研究理念在強調文化自信的今天看來，日益顯示出其獨到性、前瞻性和原創性。現經作者授權，本號將以專欄的形式陸續刊發該書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中國哲學的致思趨向
人類既然有黑、黃、白等不同的膚色，自然會有不同的精神風貌；人類既然來源於不同的種屬，自然就會有相異的心理習慣。同樣，人類既然棲息生存在天各一方的環境之中，當然會形成相去甚遠的運思方式和致思趨向。
希臘人可以向嚴整的自然秩序暗送情波，使認識論和邏輯學優先成長；古印度可以在天國的神秘氣氛中馳騁幻想，從而使其民族精神的寄託投向極樂西方；同樣，華夏赤子為何不能自給自足，在歷史現實的傳統中去探尋自己的哲學希望！
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哲學，形成不同的致思趨向和運思特徵。這本來是一個簡單的事實，然而卻長期得不到普遍認可。如果說黑格爾否認中國哲學是因為他不懂得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特點，從而表現出「狂妄之極」的話，那麼，我們有些「土著」人士也隨聲應合，卻為甚麼？
只能有兩種解釋：其一，以西方哲學為標尺來裁定中國；其二，為近代中華落伍而自卑的心理所驅使。當然，總起來說，仍然是對中華民族的哲學致思趨向的獨特性不了解。
正像西方哲學的致思趨向是自然一樣，中國哲學也確乎存在它的致思趨向，這就是人，是人自身，是以人為中心！
這一致思趨向首先體現在中國哲學注重社會政治問題這個特點上。在中國哲學史上，歷代的哲人最關心的莫過於社會的治亂問題。因此，緊密結合現實社會政治生活，緊緊抓住「通古今之變」這一主題，深究「治世之道」，便是中國哲學史的基本特點。
這一特點表明，中國的哲學家既要治世濟天下，就必然首先考慮作為社會基本要素的「人」的問題。所謂「治世」，說到底是一個「治人」的問題，所以，「人」，就不能不成為歷代哲人致思的重點和核心。
明白了這一條，就不但可以清楚歷史上人性問題、形神關係問題、天理人慾問題、人心道心問題何以會不斷引起哲學家的關注，而且也會明白人生哲學為什麼能在華人意識的傳統中捷足先登；並且，孔子所創造的「仁學」體系能夠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上源遠流長、貫穿古今，也就不難理解。
所以，不論從哲學史上儒、墨、道、法幾大家的主張看，還是從唯物和唯心的分歧看，也都必然常常圍繞「人」 而展開。所謂先秦時代的「禮治」和「法治」之爭，「王道」 與「霸道」之辯，不過是主張禮治和王道者，對人性的看法是近善之故，而崇尚法治和霸道者，是用人性惡作為理論基石的結果。而兩漢以後「有為」、「無為」的大討論，也是從對人本性的不同認識出發的。
豐富多彩的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中，之所以會呈現出唯物與唯心的不同傾向，追根求源，也還是因為各自對人的本質、人的道德問題的不同理解而形成。所以，不管「性善」與「性惡」、「禮治」與「法治」、「有為」與「無為」的分歧有多麼大，亦不管它們各自包含的真理顆粒有多少，它們都是從對「人」的不同理解和認識而產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因此，表現形式上的「深究治世之道」的結合現實政治課題的中國哲學的特色，恰好反映出其基礎是以人為中心的致思趨向。
中國哲學不僅以人為中心去思考社會政治問題，而且也以人為中心來考察人與自然的關係，這表現在天人關係問題上，稱作「究天人之際」。其實，問題並不在於天人關係是中國哲學史通貫數千年的主要內容，而在於哲學家對「究天人之際」所作的答案。
一般地說，中國哲學對天人關係的回答有兩種：其一是「天人合一」，其二是「天人相分」。
一方面，兩者有很大的不同：「天人合一」力圖證明天與人、天道與人道有緊密的聯繫，並且企圖用主觀去解釋客觀。例如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說就是如此。有的則採用人化天的方式來說明兩者本來就是一回事，把天比作人的父親、祖父，把人比作天的兒子，例如董仲舒就是通過這種辦法神化天，用以論證「君權天授」的。
「天人相分」則極力把天與人、天道與人事加以區別，證明兩者互不干擾，各行其是。荀子堪稱此說的代表。
但是，另一方面，兩種回答又有極大的相同：那就是 「合一」也好，「相分」也好，目的都不是讓天與人絕對隔離，也不是讓自然徹底獨立，更不是讓人去服從天，服從自然，恰恰相反，而是讓天、讓自然來服從人。
「天人合一」 一方面把人的能動性誇大了，另一方面不過是為了宣揚人世現實統治的合理性、永恆性；而「天人相分」說，則主要是把天道之事摔出人道之外，告誡人們謹慎人事，不可妄自而為，同時又鼓勵人們大膽行事，敢作敢為。
怎樣倫理化？
首先是將天倫理化、人格化。不但先秦時代有「天生德於予」、「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自信理解，而且有「天志」、 「天君」的比附暗示；不但兩漢有「天人感應」的主張，而且宋明有「天理」、「道心」的判定。可見，不光是某一家、 某一派去人化天，而是中國整個的哲學傳統，都存在一個把天人格化，進而倫理化道德化的問題。
其次是社會突出倫理化、道德化。打開浩如煙海的中國哲學史籍，凡屬論及社會政治問題的，幾乎無一不是以道德作為衡量的標尺。儒家以仁、禮學說為標誌，把倫理問題強調得無以復加，自不待說，即使墨家諸子，雖然以功利來反對禮樂，但卻無法擺脫道德標準的制約。只是儒家、道家是直述道德原則，而墨家、法家都以自己的功利觀和耕戰思想來改造替代儒道的道德內容罷了。
歷史上，所謂「三綱五常」、所謂「聖人之治」、所謂「天理人倫」，不正是以道德作為最高的尺度嗎？中國哲學對人的理解，更是以道德為其標準的。不但先秦有「仁不仁」、「義不義」，而且在長期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對人的要求，都始終存在著一個「忠不忠」、「孝不孝」的問題，這正是這種道德至上的佐證。
為什麼會倫理化？
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遠古的圖騰時代，與西方驚恐幽靈再現從而追求尋魂超越不同，中國族人是把自己的祭品奉獻給英雄祖先，以表示對形生之父母的祖先崇拜。正是這種古老的氏族遺風，形成傳統的心理習慣，進而產生出比較準確的反映華夏民族的支柱性信仰概念：孝和德（參閱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卷一），進一步規定和制約了中國哲學倫理化的格局。
不像古希臘那樣，向自然致思，向神靈禮拜，恰好相反，中國哲學從一開始，就讓自己的思維緊系在處於血族紐帶之中的人的世界。在這裡，倫理化的特點不過表現為一種結果，而以人為中心的致思趨向則揭示了這一結果的原因。
明白這層因果律，就不難理解西方哲學注重本體論和宇宙本原的思辨興趣，而中國哲學則把對人的思考提高到「與天地參」的地位。從而，東西兩方各具特色的致思趨向也已彰明。
編輯：小豬豬
（文章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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