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健有為朱士光
選擇歷史地理,就是選擇我安身立命之地」
1958年，19歲的朱士光高中即將畢業，老師、同學眼中的他文理科全面發展，不管選哪科將來都會很優秀。「起先我想學理工科。高三的時候我還寫了一首詩，充滿了浪漫的理想。我想當一名水電工程師，在祖國的大江大河上修建水電站，為國家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發電提供動力，好像那一座座水電站也為我個人立了一座座豐碑。」回想起當年，朱先生意味猶然。但偶然的機會讓年輕的朱士光讀到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一書，他覺得很通俗，很有意義。能改變人們的思想那才更有意義，於是他決定改學文科，報考了中山大學的經濟地理學專業，但他卻被改錄到該校的自然地理專業。他並沒有抱怨，而是接受了這一安排，安心學習。大學期間個人的努力學習和深人思考讓聰明睿智的他逐漸喜歡並感到地理學科在理論上很不完善。
1962年的秋天，共和國正在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自然災害。時年23歲的朱士光和中山大學的其他同學一樣，正在校園裡接受著對他們來說來之不易的高等教育。然而不同的是，就在此時，一篇出自北京大學侯仁之教授之手的論文觸動了這位朝氣蓬勃的青年，繼而改變了他的一生。文章主要論述了有關人為因素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用朱先生的話說，「我當時看了有很大觸動，覺得講得非常在理，寫得太好了，太重要了，太深刻了，而且這樣一些研究觀點可以推進地理學的發展，這些也正是被地理學者們長期忽規了的!」
在此之前的1962年暑假，朱先生所在的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專業組織部分學生隨老師到海南島考察。海南島西部海岸的台地上有一種被當地老百姓叫做「飛機草」的植物，是日本侵略軍當年佔領海南後用飛機播種生長的。這種植物在海南的出現讓年輕的朱士光深深地感到人為因素對地理環境有很大影響。而當時地理學科僅局限於現狀的描述，缺乏人為因素對地理環境影響的考慮和研究。加之回來又看到了侯仁之先生髮表在《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62年第1期上的《歷史地理學當議》一文，使他深刻地認識到歷史地理學科不僅應關注現在，還要關注過去。回來之後他懷著激動的心情把自己的這一發現和想法寫信給北京大學的侯仁之教授，侯先生讀後很高興，回信鼓勵他繼續努力，他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信心就更加堅定了。
「做攀登科學高峰的登山運動員」
1962年秋天,年輕的朱士光被侯仁之先生的那篇文章打動以後,就很關注侯先生的研究成果。1963年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公開招考研究生,(以前都是推薦入學),朱士光響應國家的號召—青年要「做攀登科學高峰的登山隊員」，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北京大學侯仁之先生的研究生。當年全國總共錄取了800名研究生。
1963年河北海河流域發大水，到北京的鐵路被沖壞了。朱士光懷著對歷史地理學科的無限熱愛以及對導師侯仁之先生的無比崇敬從廣州坐火車到上海，然後坐輪船到天津，再坐火車輾轉到北京，這趟旅程因為鐵路被沖毀而比平時多用了一倍的時間。當時侯先生因為要參與治沙出外考察，等不及見朱士光了，就給他留了封信，在信中詳細安排了朱士光近期的生活和學習。雖然沒見到早就渴望一見的老師，朱士光並不沮喪卻很高興，「我不遺憾，而且很欣慰!」
讀研究生之後，憑藉著自己濃厚的學科興趣，朱士光和老師侯仁之先生在陝北毛烏素沙漠考察，爬沙山、過深溝、住土窯、吃雜糧，為的就是彌補自己地理學科的不足，從歷史的角度關注自然地理現象，加強人為因素對自然地理環境變遷影響的研究。海南島的「飛機草」是人為因素的典型代表，這種研究將會豐富歷史學的內容，也將給地理學帶來一些新的理論思想；而且歷史地理學可以幫助政府、個人很好地吸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做好工作，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意義十分重大。這時的他已經由衷地喜歡上歷史地理學科了。
1973年侯仁之先生在《文物》雜誌上發表《從紅柳河上的古城廢墟看毛烏素沙漠的變遷》一文，承認自己1964年將內蒙古鄂托克旗城川古城定為古宥州城是錯誤的，而他的學生朱士光的觀點是正確的，這讓已經進入不惑之年的朱士光非常感動。那是1964年，侯仁之先生帶領朱士光等幾位年輕的學者去毛烏素沙漠考察。考察很艱苦，他們坐的是敞篷卡車，但他們也很高興，因為朱士光是第一次到內蒙古和鄂爾多斯高原。考察回來後侯先生寫文章提出城川古城為古宥州城的觀點。1965年朱士光一個人再次去考察，認為侯先生的說法不準確，在離開北大赴陝西工作前，他將自己的想法寫進考察報告交給侯先生，侯先生認為朱士光的觀點是正確的，於是後來發表文章指出自己的錯誤，而且對他的觀點予以肯定。
侯先生虛懷若谷的嚴謹治學精神深深地打動了朱士光。後來他經常告誡自己的學生做學問要有「三不怕」精神：不怕討論爭鳴、不怕別人指出自己的錯誤、不怕糾正自己的錯誤。他也告訴筆者，譚其驟先生和史念海先生曾經在《歷史研究》上連續發表文章為一個學術問題爭論不休，史先生並沒有因為譚先生是自己的老師而放棄對真理的追求，事實證明這也並未影響他們的師生情誼。朱先生說自己一生都感謝北京大學以及歷史地理學界科學民主的學術氛圍。
剛剛過完70壽辰的朱先生看起來很樂觀、很精神。在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和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為他舉辦的70壽辰活動上答謝時，他談到「五感」:感動、感謝、感恩、感悟、感奮。
「那麼多人犧牲工作休息時間來為我祝壽，令我很感動，我當然要向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我也要感恩，70年來，我的父母、老師、同事、朋友對我給予了多方關懷與幫助，使我得以成長、進步，我將終生銘感不忘；同時這次祝壽活動中我更深刻地感悟到中國歷史地理學界的團結協作與前輩們的經世致用思想，這些對我們學科的發展有著十分重大的作用，今後當繼續發揚下去；最後，我從1965年參加工作到2006年退休，已經為國家工作41年了，實現了我在北大讀研究生時與同學們共同提出的『為國家工作四十年』的諾言。但我並不滿足，我還當感而奮起，繼續努力。如果天假以年，讓我再活20年。那麼前10年，我要認真完成我負責的《清史·生態環境志》的撰寫工作以及幾個國家級和省部級項目；後10年則是就一些自己感興趣並經過長久思考的學術問題撰寫文章或者專著。」
「著作等身高，治學為有用於世，縱論祖國河山數百萬言，已為世所用；桃李滿天下，育人重品學兼優，培養學界新秀幾三千人，皆神州棟樑。」這是朱先生當年給史念海先生寫的輓聯。這不僅是對史念海先生學問人生的肯定，也鼓舞著包括朱先生在內千百萬中國學人們不斷默默前行。
「導師要給研究生提供一個民主、寬鬆的發展空間」
「朱先生就是一個寬厚的長者。」張萍博士這樣對筆者談到，「朱先生的寬厚、和藹讓我有時候覺得沒有理由不努力學習……」。2007年底，由朱先生指導、博士張萍撰寫的畢業論文《明清陝西商業地理研究》被評為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這是陝西師範大學的第二篇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對於這篇論文，朱先生說:「文章下了很大工夫，寫得不錯，希望張萍博士能把這個研究繼續下去，推進歷史商業地理研究。」前不久，這篇博士學位論文已經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朱先生認為做學問與興趣有很大關係，如果你感興趣就會很好地投人。他對自己的研究生論文選題採取開放的方法。雖然自己的課題希望他們幫助完成，但他從來不會強迫學生那麼做，他認為那樣學生不一定有興趣，也不一定能做好。因為研究生在學科背景、學術追求上與導師有時候有很大不同，如果導師強迫學生做導師的課題，那麼學生將面臨一個痛苦的研究方向轉換。張萍博士的學位論文選題就是自己定的，朱先生感覺很好就給她在學科發展趨向與理論觀點等大的方面把好關。比如章節設置上，他們進行了多次討論，以便於通過章節合理設置突出文章重點和主體。他積極支持鼓勵張萍做好這篇論文，沒有要求她參與自己的課題，而且為她聯繫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國內相關方面的研究專家給予指導，幫助她了解學科前沿，並親自為張萍從北京大學楊吾揚教授那裡借來《商業地理學》一書供其寫作參考。同時朱先生建議張萍積極參考國外歷史地理學研究理論，緊密結合陝西明清時期商業發展實際，拓寬研究視野。論文寫作過程中，張萍放下年幼的孩子，到北京查閱資料，一呆就是兩個月。論文剛寫完，就累得住進了醫院。論文最後得到了評審專家一致認可和好評，這是對朱先生和張萍本人努力的回報。最重要的是這篇文章確立了區域歷史商業地理的學科框架，解決了許多前人沒有解決的問題。談到這篇論文，朱先生說:「這篇優博論文填補了中國歷史商業地理的一個空白。」
「好多學生都害怕見導師，但是我不怕，而這正是朱先生給我培養的。」肖愛玲博士後高興地談到。在跟朱先生攻讀博士學位期間，肖愛玲通過自己的研究提出漢代長安城沒有中軸線這一觀點，而朱先生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漢長安城是有中軸線的。但朱先生得知後並沒有否定她，「有不同的觀點並不可怕，關鍵是你要有充實的論據支撐。」並語重心長地告誡她:「有名望、有地位的學者可以憑藉自己的影響力在考證不足的情況下將自己的觀點拋出來，但這肯定是經不起考驗的，年輕的學者要有刻苦鑽研的精神，用充足的論據佐證自己的觀點。」鼓勵她繼續研究考證，不要急於發表文章，並為她聯繫自己的學弟、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的劉慶柱教授，幫助肖愛玲深入研究，最終使她在這方面的研究取得很大進展。
有一位學生讓朱先生現在依然記憶猶新，他就是現任河南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的李久昌博士。這個學生之所以令朱先生難以忘記，正是因為他的「不聽話」。朱先生給博士生上課一直堅持運用討論和啟發的教學方法。同學們都認為朱先生將北京大學「五四」時期形成的兼容並包的學風帶進了課堂。「君子和而不同」；李久昌經常在課堂上提出和朱先生相左的觀點和看法，但朱先生並不生氣，而是引導學生們就李久昌的看法展開討論。他的觀點經過大家的共同討論會使他理解得更深刻，這樣能做到一通百通，取得一種學術上的自由發展。」
前幾天，朱先生接到了2005年畢業、剛40歲出頭的任雲英博士打來的電話，告訴他自己已經晉陞為長安大學博士生導師。欣慰之餘，朱老回想起了這個學生的成長經歷。任雲英是學理工科出身的，當時想考朱先生的博士生，心裡有些顧忌，不知朱先生是否願意指導。朱先生認為，學工科的人研究問題很細緻，思維很周密，對於歷史城市發展規律的研究與把握很有好處，可以彌補文科研究生在微觀上的不足。任雲英因此順利地跟朱先生踏上了自己城市規劃研究的求學道路。
「研究生要甘坐冷板凳，厚積薄發」
朱先生經常要求自己的博士生著眼長遠，確立嚴謹的治學態度，打好堅實的學科理論基礎。在做學問的過程中切忌隨心所欲、斷章取義，引用文獻資料時不但看內容而且還要看版本，以便考慮可不可以採用。他一直主張並付諸實施的是對研究生做提示性的教學，不照本宣科，著重幫助研究生養成嚴謹的治學態度。「研究生導師應該允許學生各種觀點的並存和辯論爭鳴，這對研究生成長很重要!」朱先生認為主要是現在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培養學生民主、科學的思維和態度，話語間流露出先生對中國研究生教育的不已壯心。
現在有些研究生做學問比較功利，追求儘快出成果、見成效。對此，常年從事研究生教學的朱先生認為，我國歷史上孔子等先賢早有經世致用的治學理念，而且這一優良學風代代相傳，迄今未中斷，這在我國當今歷史地理學界表現尤為鮮明突出。當然，各門學科由於學科性質與研究內容的不同，在經世致用上表現也不盡相同，有的較為直接，有的則較為間接，所以沒有必要進行簡單的比較。但在治學中是否太功利，有一個基本的判斷標準，那就是治學的態度與目的，若態度科學嚴謹、目的純正，則其成果均有經世致用的功效；若不是，則為欺世盜名。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跟朱先生讀博士期間，每次見面他都開玩笑似的問我學習達到柳永《蝶戀花》這句詞里的境界沒有？有一段時間自己瘦了好多，朱先生一見面就笑著說，已經衣帶漸寬了，不錯!」肖愛玲博士後回憶到。面對現在開放和競爭的社會，朱先生希望研究生們沉下心來，要能甘坐冷板凳，好好學習，打好基礎，這是很現實的問題。他認為目前社會很浮躁，研究生們不要追求一夜成名，要厚積薄發，從長遠考慮。特別是有志於將來做學問的年輕人，這個志向很好，希望能將做學問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點、建功立業的場所，把它作為人生的主體部分，處理好廣博與專深之間的關係，通過艱苦學習與積極實踐不斷提高自己的「才」「學」「識」，為創新打好基礎。研究生階段還是要注意基礎性學
「研究生應堅強、樂觀向上」
2007年11月，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慶典如期舉行，一位老人被一個年輕小夥子背進了會場，他正是朱士光先生。此前，69歲的朱先生前往四川的江油、北川一帶考察，扭傷了腳。但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慶典對於這位看著中心成長起來的老人來說太重要了。他堅持要自己走著來，學生們不忍心，硬是將先生背來了。在此之前，也是他的博士肖愛玲的丈夫把他從咸陽國際機場用車接回來背到家裡的。先生用自己的行動向學生們闡釋了一種堅強、一種對於科學的熱愛與執著。學生對先生的愛完全來自於他對學生無私的愛。「朱先生就像我的父親」，肖愛玲博士後毫不猶豫地講到。記得有一次，她生病了，先生和師母三番五次到她家中看望，讓身居異鄉的她備感溫暖。對於學生的每一次創作，無論優劣，朱先生總是耐心指導，從不批評。一位博士回憶說:有一次他拿著寫好的論文去找朱先生，先生看完後，對他說:「論文像你這樣寫，很難有大的發展。」聽了這話，他很慚愧，因為這是他跟朱先生以來聽到的自己感覺分量最重的一句話!
生活上的朱士光經常鼓勵學生面對困難要堅強、樂觀一些。「我遇到挫折的時候，從來沒有消極悲觀，進而中斷我的學習。」談到現在研究生的學習，朱先生認為研究生們學習生活壓力確實很大，但「現在研究生有些很脆弱，我覺得不好，受到挫折就消極悲觀，這不對。我覺得應該樂觀堅強。」1965年朱士光因為家庭原因被迫放棄在北京大學的研究生學習，赴陝工作，當時他感到很委屈，覺得對家庭和自己很不公平。但是他沒有埋怨誰，「既然分配來了陝西工作，就好好乾!」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朱先生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踐行著這一人生信條；「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朱先生正在學術的森林裡靜靜地前行。
來源：《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9年第2期。作者：郭小良，時為新傳院研究生。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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