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軍：如何破解養老金增長難題？

原文標題：現行養老金制度系統性缺陷亟需糾偏——建立基於全要素貢獻的養老金來源機制

內容摘要：現代經濟增長主要由技術及資本要素驅動，勞動要素的作用趨於弱化，由此導致現代經濟存在著勞動要素報酬佔總收入的份額難以提高的內在機制。而現行養老金制度下的養老金主要來源於勞動要素報酬的貢獻，因此勞動要素報酬佔總收入的份額難以提高的內在機制必然不利於養老金的增長。同時，單純依靠勞動要素報酬貢獻的養老金制度，意味著養老金增長不能直接分享技術及資本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成果。據此，現代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下，現行養老金來源主要依靠勞動要素報酬貢獻的制度設計存在著系統性缺陷。這是目前尚未被認知的將導致現行養老金制度難以持續的一大重要因素。長期看，破解養老金增長困難的根本出路是，建立基於全要素貢獻的養老金來源機制。

關鍵詞：養老金來源制度 系統性缺陷 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 勞動/全要素貢獻

作者及簡介：李軍，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732）

基金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創新項目「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系統性風險研究」

【文摘】

養老金來源基礎——勞動要素貢獻趨於下降

（一）美國數據的分析

圖1是1970—2014年期間美國勞動者報酬與美國GDP比率的圖示。可以看到，總體上在1970—2014年長達44年的時間裡，美國勞動者報酬與美國GDP的比率呈現顯著的波動性下降。例如，1970年該比率為58.3%，到2006年下降至51.4%，即下降了6.9個百分點。在此期間雖有多次重複上升的情況，但表現出的總體趨勢是下降的。最近的2014年該比率為51.7%，比1970年依然下降了6.6個百分點。因此，利用美國長達44 年的數據分析結果表明，勞動者報酬佔總產出的比重總體上呈現波動性下降的趨勢。

實際上，要素貢獻份額的變化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有關，或者說與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的重要性變化有關。美國經濟發展史告訴我們，1929—1970年間是美國從經濟大蕭條到經濟復甦的階段。這說明，勞動者報酬與GDP 的比率變化呈現出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即在1929—1969 年期間美國的勞動要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不斷加強的。而這一特徵在進入現代經濟發展階段後得以變化，即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的主要特徵表現為：技術與資本要素對增長貢獻的重要性不斷加強，而勞動要素的作用趨於弱化。因此，現代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特徵主要是圖1而不是圖2 展現的情況。

（二）中國數據的分析

圖3展現了中國勞動者報酬與增加值合計（GDP）比率的數據情況。可以看到，勞動者報酬與增加值的比率在總體上同樣呈現下降趨勢。例如，1999年該比率為59.7%，2011年下降至最低點為47%，儘管之後該比率呈現上升，但是到2014年該比率為51%，同1999年相比仍然低8.7個百分點。這表明在21世紀前10年中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的過程中，勞動者報酬在增加值中的份額總趨勢是顯著下降的。這可以作為「現代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導致產出成果中用於勞動報酬的比例總體上呈現下降」的中國數據經驗證明。由於目前中國的統計數據中沒有早些更長時間序列數據，因此無法像美國那樣獲取比較早期中國經濟的數據情況，即無法考察中國的勞動者報酬與增加值的比率是否也曾經歷了上升階段。

上述的實證分析在數據經驗方面總體表明，現代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下勞動要素報酬份額下降或難以提高的結論是基本成立的。因此，在上述實證經驗成立的基礎上可以進行如下的推斷：由於現行養老金制度下的養老金來源主要是來自勞動要素的貢獻，而不是來自資本與技術要素的貢獻，因此勞動要素貢獻趨於下降意味著養老金來源基礎趨於減弱，表明現代經濟增長動力機制具有不斷弱化養老金來源基礎的效應。

當前養老金增長困難是系統性問題

（一）老年人有權合理分享現代經濟增長的成果

理論上明確老年人有權合理分享現代經濟增長成果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只有明確老年人分享現實經濟增長成果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才能理直氣壯地維護老年人的基本利益，有關的制度改革才有堅實的理論依據，並可以明確相關制度改革與機制建設的正確方向。對此，需要從生命周期的角度考察老年人及養老金的特殊性。人的生命周期可大體分為未成年期、工作期和退休期三個階段。從經濟層面看，處於未成年期和退休期者是非生產要素，他們只消費而不從事社會生產活動。一般意義的老年人處於退休期，因此作為非生產要素是老年人的一種特殊性。但是，與未成年人不同的是老年人可以定期取得收入，即領取養老金。可見，養老金對老年人有「不勞而獲」的屬性。問題是：具有「不勞而獲」屬性的養老金，是國家與社會對老年人恩賜的福利嗎？答案是否定的。對此，需考察老年人在其工作期所創造價值的使用情況。

當老年人處於人生的工作期時，其勞動成果並沒有全部歸其個人所有。例如，其中的一部分用於撫養後代，一部分通過儲蓄而轉化為投資，投資用於支持企業與社會建設，還有一部分成為政府的財政收入。事實上，經濟社會發展必然是代際傳承的過程，如果沒有上代人創造價值的貢獻，必然不會有下代人的生存與發展。因此，現實經濟增長的成果實際上含有老年人過去勞動成果的貢獻。本質上，養老金是老年人對其過去創造的價值的剩餘部分所進行的補償，或者說是老年人對其過去創造的價值的剩餘索取，而不是國家和社會對他們恩賜的福利。

基於上述的道理，即便不是基於道德倫理的原因，僅從社會公平的視角看，老年人必然擁有分享現實經濟增長成果的權利。如果不能讓老年人及時、合理地分享現實經濟增長的成果，這便是對老年人的不公平。而如何在現實經濟中落實老年人分享現實經濟增長成果的權利，政府負有首當其衝的最大責任。然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還存在理論與實踐上的障礙。例如，如何計量老年人過去創造的價值對現實經濟增長的貢獻，目前在理論上尚不清晰，甚至對此問題的存在還沒有形成足夠的認識。因此，當前首先需要加強此方面的有關理論研究，尋求理論創新，為建立新型養老金制度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

（二）現行經濟中存在著影響養老金增長的系統性因素

所謂系統性影響因素，是指這些影響因素不是隨機性、偶然性的，而是存在內在作用機制的因素。對這些系統性影響因素的應對，不是老年人個體如何進行理財、如何規避養老風險的問題，而是需要在國家層面統籌相關制度與機制建設。長期看，核心問題是要建立可持續的新型養老金制度。

首先，現行養老金主要來源於勞動要素的貢獻，而不是來自包括資本與技術在內的全要素的貢獻，這是現行養老金制度的一個重要缺陷。由於現代經濟增長中的勞動要素貢獻趨於下降，因此，「單純依靠勞動要素貢獻的養老金增長陷入困境」在發生機制上就具有必然性。在此，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當前破解養老金增長困境的根本出路在於，建立基於全要素貢獻的養老金增長與經濟增長相關聯的機制。

其次，現行收入分配製度不利於養老金增長。初次收入分配是按要素貢獻進行的，如資本的利潤由資本所有者獲得，技術進步的收益由技術擁有者獲得，勞動力取得工資收入。老年人是已經從勞動力隊伍退出的非生產要素，不參與初次收入分配，因此要素收入增長與養老金增長沒有直接關聯的機制。這意味著現行經濟中缺乏老年人直接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機制。養老金的增長需要相關制度安排才能實現。然而，制度安排有很強的法律、法規及政策性，缺少靈活的彈性，難以做到適時合理應變。同時，老年人不再是經濟活動的主體，缺乏「討價還價」的能力，在收入再分配過程中處於被支配的不利地位。收入分配領域中存在的這些因素對養老金增長有明顯的不利影響。

再次，人口老齡化降低養老金供給的能力。目前我國已進入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期，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呈現不斷下降態勢。由於在我國現行養老金制度下的養老金主要來源於勞動要素的貢獻，即來源於勞動收入形成的養老金供款，因此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意味著可向養老金系統繳費的人口比重下降，由此降低養老金供給的能力。同時，人口老齡化導致參與養老金分配的老年人口數量不斷增加，由此將不斷增加總體的養老負擔。如果國民收入中分配給老年人的部分不能實現合理適度增長，則老年人可得到的養老金水平將難以提高。在現實經濟中，人口老齡化不利於養老金增長的效應已經體現為「代際收入非均衡增長」的傾向，即財富更多地是向年輕一代集中。例如，福布斯發布的《2015中國高凈值階層財富白皮書》顯示，中國高凈值人群在年齡構成方面，40—49歲年齡段佔比最高，達到40.9%。胡潤研究院與中國銀行私人銀行聯合發布的《2011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顯示，中國大陸千萬富豪平均年齡為39歲。

最後，老年人知識更新滯後增加了老年人增收及財富管理的難度。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現代信息社會背景下的知識更新不斷加快。限於精力與體力下降、思想相對保守、參與經濟活動機會減少等多方面的原因，現代社會中的老年人難以適應快速發展的時代而易於成為時代的落伍者，由此深刻影響老年人增收及財富管理的能力。特別是當前金融工具創新層出不窮，老年人更是難以應對和把控。同時，通貨膨脹風險、金融風險以及有關政策風險等都是老年人難以應對的。

當然，在現實經濟中存在著一些年輕人的收入尚不及老年人的退休金高的情況。比如，很多年輕人一個月辛苦工作的收入只有幾千元，遠不及一些退休者的上萬元退休金。這似乎表明在現實經濟中也存在著收入分配在老年人與青年人之間尚「不平等」的現象。筆者認為，對此問題需要從整體角度來看，即需要進行「整體」性比較，而不是「個例」比較。如果進行個例比較，合理的方式也是進行其個人一生中勞動期和退休期的收入水平比較，而不是進行不同個體的收入比較。不同人的收入差距取決於太多的不同因素，如所受的教育程度及其專業、從事的職業或行業、個人能力乃至機遇等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而就同一個人而言，在其一生中職業生涯期間的勞動年均收入，通常高於其退休期的養老金年均收入。事實上，如果將在職勞動力群體作為一個整體，而將退休者群體作為另一個整體，那麼在現實經濟中的情況是：「勞動力」整體的平均收入水平是明顯高於「退休者」整體的平均退休金水平的。對此，在學術上可用「養老金替代率」這一指標體現兩個群體間的收入差距。即，養老金替代率指勞動者退休時的養老金領取水平與退休前工資收入水平之間的比率。關於替代率的測算，目前仍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其中一個難點是如何確定收入的口徑。多數學者測算的結果表明，目前我國的替代率水平大體在40%—60%範圍。即使按較高的估計結果，如根據董雪提供的數據表明，2014年我國毛替代率水平約為69%，也是遠低於在職人員的平均收入水平的。

建立基於全要素貢獻的養老金制度

由於本文論述養老金制度的可持續性是系統性問題，因此更加強調從整體角度看問題。

從長遠看，建立基於全要素貢獻的新型養老金制度是根本性出路。為此，需要全面深入研究「基於全要素貢獻的新型養老金制度」的有關理論與實踐問題，這是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的課題。這一課題有待進行長期、深入的研究，短期內可考慮從下面兩方面入手：

首先，通過稅收轉移支付機制增加社保養老基金收入。老年人曾對家庭與企業作出貢獻，因此家庭與企業應對老年人養老負有主體責任。個人所得稅來源於個人收入，企業所得稅來源於企業收入，將這兩種稅收的一部分轉移支付給老年人，可以體現後代與企業對老年人養老所盡必要的責任，因此這一轉移支付方式具有合理性。具體的做法如下：可按一定比例提取個人所得稅收入及企業所得稅收入作為社保養老基金的收入。稅收的最終來源是經濟增長，因此這種將稅收與養老金直接相關聯的方式，實際上是建立經濟增長與養老金增長相關聯機制的一種具體實現方式。由於這種轉移支付方式是在個人和企業交納所得稅之後才進行的，因此不會增加個人與企業的負擔。同時，這一方式也是還富於民、實現結構性減稅的一種有效途徑。而關於提取比例的多少以及具體的操作程序等問題，則有待在實踐中進一步探索。

其次，建立養老金增長同經濟增長相關指數關聯的機制。老年人養老的根本出路在於不斷完善養老的社會保障制度。而這一制度的建設不能局限於現有的保障體系的框架內，而是需要將其放在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考慮。即養老保障需要同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相聯繫，以此讓老年人及時共享經濟增長的成果。經濟增長是來自全要素貢獻的結果，因此將養老金增長同經濟增長相關聯，在理論上即意味著養老金增長是來自全要素的貢獻。具體思路是，可將老年人養老金增長幅度的調整同經濟增長率、勞動力收入平均增長率以及同有關價格指數增長率進行關聯，由此建立適時動態調整老年人養老金增長的機制。

原標題：養老金增長為什麼困難，如何破解——建立基於全要素貢獻的養老金來源機制

來源：《探索與爭鳴》2018年3期

責任編輯：何迪雅 排版編輯：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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