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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追捕,為啥一下讓人想到《飛越瘋人院》?

今天,我跟您說的,是一部電影,還有一個老掉牙的話題。

之所以想說它,是因為這兩天因為某知名藥酒,國內上演了一出離奇的「跨省大追捕」,大江南北,警方從內蒙古一直追殺到廣東。劇情之奇特,讓觀眾拍案驚奇,讓編劇汗顏無比。

之所以想說它,還因為它的導演,好萊塢著名導演米洛斯·福爾曼四天前剛剛去世。

為什麼要把這二者聯繫到一起呢?

再回到電影。福爾曼在好萊塢擁有特殊地位,不僅因為他曾兩獲小金人,這對一個導演來說幾乎是至高無上的榮譽,還因為他來自東歐,來自捷克。

這部電影1975年上映(天下君不禁想了想自己的年齡),「光榮與夢想」褪去,那正是冷戰中對峙最激烈、意識最僵化、氣氛最凝固的時期。

這是一部充滿隱喻的偉大電影。它幾乎洞穿了一個時代,直到今天,它的回聲還在空中飄蕩,你仍可以感受到它傳遞出的深遠迴響。

它就是《飛越瘋人院》。

每個人,一生中都應該看一下這部電影。

第一次通過小屏幕看它時,我正在甘南郎木寺一帶旅行。盛夏時節,旅館都住滿了,我棲居在一間狹小的地下室內,沒有窗戶,密不透風,悶熱無比。

電影結束,正是黑夜時分。影片最後,當「酋長」消失在濃霧中,當那段極其詭異空靈、鬼靈鬼幻的配樂聲響起,不禁有毛骨悚然之感,一身雞皮疙瘩,我躺在床上竟久久起不來身。

《飛越瘋人院》,講的是一群「精神病人」關在瘋人院里的故事。所謂「精神病人」,其實是一群不能被主流社會接納的「邊緣人」「疏離人」。他們有正常人的情感和思考,時時想出去釋放天性呼吸自由空氣,卻又被權威和規則重重彈壓動彈不得。

而所謂「精神病院」,正如福柯所言,隱喻一種「現代文明社會的重要權力結構」。

全片最主要的是三個人物。

麥克·墨菲,男主,由偉大的傑克·尼科爾森飾演,一個瀟洒風流、放蕩不羈、充滿血性的壞小子,被關進精神病院,成為「瘋子」中的領袖人物。時刻想逃離,時刻想反叛,當宋江,率領一眾瘋哥們兒逃將出去,到外面的世界闖蕩開來,一快天性。

他時時刻刻都在挑戰規則,挑戰權威。

他堅持要看棒球比賽電視直播;他把病友偷偷帶出去,集體乘船出海釣魚作樂;他把女人帶進病院,唱歌跳舞喝酒縱情聲色,還讓年輕病友比利享受到人生中唯一一次魚水之歡。

最終,在大鬧精神病院、率眾逃離未果後,他被割除了腦葉。

最終,他被成功的逃離者、摯友「酋長」用枕頭悶死,實現了解脫。

麥克·墨菲是一個不經意闖進瘋人院的正常人。他熱愛自由,不喜歡被任何東西約束,這使他既不能被瘋人院里的既定秩序容忍,也不能被外面的主流世界接納。他屢次質疑、嘲笑並挑戰不合理的規則,在屢教不改又屢次未果後,等來的是一個註定的結局。

帶頭造反、以身試法者,第一個受到懲罰。

某種意義上,他為了他所追求的自由,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酋長」,高大無比的印第安人,病友里的另類,影片最奇特的角色。

他總是目光獃滯,沉默不語,病友嬉鬧的時候他靜靜打掃院舍,墨菲大鬧瘋人院的時候他從旁冷眼旁觀。在別人眼裡,他是啞巴,不說話,沒有慾望,不會交流,不是常人,完全沒有存在感。

但他,是最正常不過的正常人。

影片最後,劇情遽然反轉,「酋長」成了真正的主角。他用枕頭捂死了飽受摧殘的反叛者麥克·墨菲,這並非殘忍,而是他知道,幫助好友解脫是解救他的唯一辦法。凌晨時分,病友還在睡夢之中,他悄悄起身,搬動精神病院的巨大洗漱台,砸爛窗戶,在濃霧中逃離。晨曦漸起,這個巨型的出逃者,一路奔向遙遙無知的遠方。

一個最被忽視的人,卻最終成為唯一一個成功逃離者。

其實,《飛越瘋人院》透視了這樣一種異形關係:一群「精神病人」,一方面極度怨恨令人窒息的環境,恨不得砸爛它、迅速逃離;一方面心理上精神上又極度依賴和依附體制,扭捏著,恐懼著,不敢走出第一步。正如電影里一句台詞所說:「你們一直抱怨這個地方,只是你們一直沒有勇氣走出去。」

說實話,剛看這部電影時,大部分人會被麥克·墨菲吸引。這個人有血性、敢愛敢恨,充滿反叛精神和個人魅力。但再看時,你可能會更加喜愛「酋長」這個角色。他總是躲在一邊,沉默、隱忍,觀察、思考,等待時機。他一直清醒,而一旦時機成熟,就立刻打破緘默,敏捷行動。

他是內心充滿信念的行動派,他是真正有能力覺醒的力量,他所追求的東西,實質更上了一個層次。

拉奇德,女主,不苟言笑、恪守規則的護士長,永遠一張撲克牌臉,精神病人的實際「統治者」。

順便說下,好萊塢電影的女主大多清新亮麗、美好善良,正面角色居多,而路易斯·弗萊徹飾演的護士長是好萊塢影史上最經典的女反派,這個角色也為她贏得當年奧斯卡影后桂冠。今年奧斯卡頒獎禮,最佳女主頒獎前有一個「致敬」環節,懷舊視頻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大反派」拉奇德,可見這個角色歷經久遠仍深入人心。

但簡單稱她「反派」,其實有點言過於實。

影片中,拉奇德的一切都跟麥克·墨菲對立。墨菲嬉皮笑臉,拉奇德端謹威嚴;墨菲自由奔放,拉奇德拘束刻板;墨菲擁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慾,拉奇德的任務則是澆滅病人的所有慾望,而手段方法不近人情到殘酷冷血;墨菲的使命是挑戰規則,拉奇德的使命就是捍衛秩序。

由於她的冷酷無情,比利受辱割腕自殺,拉奇德因此差點被暴怒的墨菲掐死。但是,最終死亡的卻是麥克·墨菲。

影片中有一幕,拉奇德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必是嚴嚴實實穿上護士服,端端正正戴上護士帽,還不忘對著鏡子仔細整理職業衣裝。當她用別針箍緊護士帽的那一刻,她也就鑽進了一個殼,那是她為自己量身定做的社會人設,是她認為理所當然的職業化人格和角色化生存之道。作為秩序的維護者,她唯一的職責就是——照章辦事。

她把時間表細緻規划到每一分鐘,她把規章制度運用得駕輕就熟。她不用太多思考,不需要考慮病人的心理和感受,不需要浪費任何情感代價,因為規則是現成的,一切只要照規矩來,最簡單,一切都不會亂,自己都在掌控之中。如果有人超出了規矩和允許的範圍,她還有權處罰。她努力、嚴謹、敬業,在底下絕對是正常人,甚至是個還不錯的人。

她把職業規則、人格操守、人生信條,連同這個體制緊緊綁定在了一起。她所做的一切,很難上升到人格的敗壞。

拼盡全力捍衛秩序和規則,這有什麼錯嗎?

《飛越瘋人院》上映後的第14年,柏林牆轟然倒塌,冷戰走向終結。關於柏林牆有一個著名的故事:「為什麼不能把槍口抬高一厘米?」

拉奇德的錯在於,她完全有權在不違背職業規則和身份約束的前提下把槍口抬高一厘米,但,她沒有做。

也就是說,人性的溫度,早已從她的人生辭典中抹掉。

她不「壞」,就是沒有人味兒。

寫到這裡,天下君想到了一部飽受讚譽的德國電影《竊聽風暴》。同樣是冷戰背景,主角同樣是刻板拘束的套中人——東德國家安全局竊聽員維斯勒,同樣是執行使命,但維斯勒選擇了抬高槍口一厘米。電影中,他袒護了被監聽者,最終葬送了自己。

當然,據後來的德國檔案館人員說,那都是電影,整個冷戰時代,在東德,像維斯勒那樣的人物——一個也沒有!

最後,回到剛剛逝去的《飛越瘋人院》導演福爾曼。

他最大的特質在於,來自東歐。

福爾曼1932年生於布拉格,大學攻讀電影專業,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成為「捷克新浪潮」電影的標誌人物之一,強調真實,講求自然的人性。1968年,「布拉格之春」遭到蘇聯武裝干涉和嚴酷鎮壓,福爾曼逃往法國,後又輾轉來到美國,1975年拍攝了《飛越瘋人院》。

那一代來自東歐的導演,包括經歷過大屠殺、執導過《苔絲》《鋼琴師》《殺戮》的波蘭人羅曼·波蘭斯基等等,電影作品風格各異,但他們的影像表達背後都隱含著一個相似的基調——憂傷,一絲融合了國家、民族、個人於一身的淡淡傷感。

他們背負太重,很難釋去,就像他們那百轉千回、飽經滄桑的祖國一樣。

導演走了,電影永遠留下。

關於《飛越瘋人院》,我看到過一句影評,「被囚禁過的人最知自由的珍貴」。

電影上映已經40餘年了。不要說它離我們很遠,直到今天,瘋人院和護士長依然化妝成各種奇形怪狀,潛伏在我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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