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丹：王古魯先生及其目錄學成就 |【京師學案】

文史 04-18

原標題：翟丹：王古魯先生及其目錄學成就 |【京師學案】

王古魯先生及其目錄學成就

文 | 翟丹

王古魯（1901-1958），名鍾麟，字詠仁、仲廉，號古魯，以號行。江蘇常熟人。1920年赴日留學，次年考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研究科學習，1926年學成歸國。先後就職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金陵大學、北京大學、中央大學、輔仁大學等高校，亦曾任廣西教育廳編譯處處長、河南《新中華日報》編輯。[1]1938至1941年，王古魯先生再次赴日，任日本東京文理科大學講師，並進行古典戲曲小說文獻的搜訪與調查[2]。歸國後，隨周作人任北京圖書館秘書主任，主持日常館務。解放後，擔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直至去世。著有《言語學通論》《最近日人研究中國學術之一斑》《王古魯日本訪書記》；編有《影印明崇禎本英雄譜圖贊》《明代徽調戲曲散出輯佚》《熊龍峰四種小說》；他熟練掌握英文、日文，譯有《一個誠實的賊及其他》《王爾德生活》《莊子考》《西人研究中國學術之沿革》《六國表訂誤及其商榷(附表)》《四人及其他》《目錄學概說》《中國近世戲曲史》《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等。

王古魯先生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一位著名學者。因為其日本留學背景，他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一是對日本政治、經濟、文化及漢學的研究；一是對中國小說、戲曲的研究。[3]他不僅大量翻譯日本文史著作，介紹日本的學術成果，還通過日本訪書，搜羅整理了大批珍貴古籍文獻，並以此為基礎，系統研治古典戲曲小說，在這一領域內取得了的很大成就，尤其在宋元話本、「二拍」及《水滸傳》的研究上。而他學術成就的取得和他紮實的文獻學功底密切相關。其治學尤其重視基本文獻資料的搜集和整理，故王古魯先生在目錄學領域自理論至實踐都有不少成果。本文主要介紹王古魯先生在目錄學方面的成就，希望有助於補充學界對於王古魯先生於通俗文學研究以外學術成就的認識。

一、目錄編撰

《稗海一勺錄》

二十世紀初期海外訪書的熱潮，首先由楊守敬揭開序幕，董康、孫楷第、傅芸子等人則繼踵其後，皆取得重大成果，孫楷第更因赴日查訪小說，撰成《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一書，披露了許多罕為人知的小說文獻史料，讓中國學界更了解日本所藏中國小說的狀況。前人赴日的成果給予王古魯先生極大地刺激，讓他興起了赴日訪書的念頭，而他留日求學的背景讓他得以熟悉日本的學術狀況，正好為他日後訪書帶來很大的便利。在王古魯先生第二次赴日中，得到中日文化協議會資助經費[4]，遂在1940年末開始搜訪、拍攝日藏漢籍。與以往的中國學人相比，王古魯先生在日本尋訪小說、戲曲文獻的範圍更廣，涉及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蓬左文庫、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東京文理科大學、靜嘉堂文庫、尊經閣、無窮會、東京帝國大學支那哲文研究室及大倉男爵、塩谷溫、倉石武四郎等眾多公私藏書機構。[5]他共攝得「海內外孤本小說戲曲全書十種，其他明版小說書影照片一百餘種，抄得《二刻拍案驚奇》、《隋史遺文》各一種，並輯得小說戲曲輯佚一種」[6]，合計照片「七八千張」。[7]王古魯先生言除全書攝影的孤本珍籍外，他對其他所見藏書攝取的部分是有選擇的，主要包括封面扉頁、序文、凡例之類、目錄、插圖之有刻工名者、有關風俗習慣者、本文第一頁及內容有特異之處、本頁之附有刊行年月日者等關鍵頁。[8]它們都有助於對該書內容、版本等特性的了解，這種選擇反映了王古魯先生作為文獻學家的見識和素養。

王古魯先生這次訪書不僅帶回了許多重要且可靠的文獻資料，還對這些新資料進行介紹和出版。這在小說文獻尚且匱乏，而許多學者仍在勤苦搜集、整理的時代中，有其特殊的價值與意義。自1941年至1944年，王古魯先生先後撰寫了多篇文章[9]，公布了他在日本訪查的發現，並擇要介紹了其中最為珍貴精善的若干通俗小說，引起了研究者的極大關注。其中有兩部目錄性質的作品：《稗海一勺錄》《王古魯日本訪書記》。

自1948年6月起，王古魯先生將其在日本訪得的小說、戲曲，勒為一目，取名《稗海一勺錄》，陸續發表於《中央日報》上[10]。 1957年，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由其校注的《初刻拍案驚奇》，他復將《稗海一勺錄》作為附錄重為刊出。[11]《稗海一勺錄》分序和目兩部分，序中介紹他在日本訪書的主要機構及拍攝照片之種種艱辛；目按照「攝得全書者」、「手抄和校錄本」、「舊刻小說書影」分類著錄了他於日本訪得的書。「攝得全書者」著錄圖書11部，是撰有提要的詳目，介紹該書的館藏地、版本、內容等；「手抄和校錄本」著錄有5部，「舊刻小說書影」著錄有109部(不同版本亦計入)，均是只錄入了書名和館藏地簡明目錄[12]。《稗海一勺錄》不僅給中國古典戲曲小說研究界帶來新訊息，也代表著王古魯先生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轉向——由治英國文學、語言學和日本漢學到專攻中國古典戲曲小說。這是王古魯先生涉足這一學術領域的一個良好開端，他的研究成果也奠基在這些豐富的文獻之上。

《王古魯日本訪書記》

《王古魯日本訪書記》就內容而言，實際是一部善本解題目錄。它主要是彙集王古魯先生日本訪書時所作的筆記而成。王古魯先生就《盤古志傳》、《有夏志傳》、《封神演義》等15部小說，「寫出了內容提要，記錄了版本的樣式、特點，考校了各版本的異同優劣，摘抄了部分的序、跋和全部的目錄」[13]。《王古魯日本訪書記》採用了一種融學術研究於目錄編製的方式，這應當和其成書方式、內容來源有關，解題中含有王古魯先生對該小說的一些考證內容，如《開闢衍繹通俗志傳》一書的解題中，王古魯先生就序文的挖補痕迹及署名矛盾，提出此書撰者姓名遭人改篡；又據《八仙傳》作者與之相像的署名方式，推論出《開闢衍繹通俗志傳》的原作者[14]。這一結論得到章培恆先生認可[15]。《王古魯日本訪書記》對古典小說研究者有不小參考價值，對研究王古魯先生的學術成就亦意義重大。

《曲學書目舉要補》與

《曲學書目舉要再補》

《曲學書目舉要補》和《曲學書目舉要再補》是王古魯先生為增補《曲學書目舉要》仿其體例而編成的兩部書目。日本學者青木正兒撰作《中國近世戲曲史》同時，又「列舉余身伴之書名，傍錄所見所聞者」 [16]成一附錄，即《曲學書目舉要》。王古魯先生翻譯了《中國近世戲曲史》一書，在1936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獲得學術界讚譽,吳梅評價說：「古魯……譯成是書，載更寒暑，舉青木君徵引諸籍，無不一一檢校，舟車所至，曾不輟業，書中附載參考各條，是正原文，厥功甚巨。」[17] 商務印書館版後，王古魯先生秉持精益求精態度，對此書進行了多次增補修訂，其補訂內容甚至達全書的三分之一[18]。《曲學書目舉要補》《曲學書目舉要再補》分別是《中國近世戲曲史》1954年中華書局版和1956年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版中以附錄形式出現的增補內容。王古魯先生言：「本書所附《曲學書目舉要》，對於閱讀參考方面頗有幫助」，而「初譯本出版之後，要籍出現和刊行者頗多」，如《古今雜劇》《古本戲曲叢刊》等，故趁重版之際，仿照原書體例就其未收錄「新材料」編成一目，作為原書補充。[19]1958作家出版社版中，又將《曲學書目舉要》《曲學書目舉要補》《曲學書目舉要再補》三種附錄歸併排，命名《曲學書目舉要》，其序言：「青木氏原書附錄《曲學書目》對於讀者頗有幫助。可是後來新資料的陸續發現，新書籍也出版一些，我曾另撰《曲學書目舉要補》及《再補》二，又有讀者來函建議將三種附錄歸併排，便利閱讀參考。茲得出版社同意，由我以青木氏原書自作基礎，按照原書體例，歸併為一個附錄，略有增補。」[20]可見此版中，王古魯先生對書目又有增補。

《曲學書目舉要》著錄分六大類：叢刊、戲曲翻譯及解題、曲譜及曲韻、曲目及解題、評論及輯錄、演劇及俳優。王古魯先生即仿照該體例收錄曲學文獻，尤其是國內新發現新出版的，令國人查考相關書籍更為便利。王古魯先生增補《曲學書目舉要》很難說沒有受到編撰《稗海一勺錄》的啟發。對《中國近世戲曲史》，他沒有僅僅停留在翻譯原文上，而是思考了如何讓它「更為有用」[21]，而編撰《稗海一勺錄》的經驗讓他認識到目錄的實用，所以《曲學書目舉要補》《曲學書目舉要再補》問世是很自然的事情。

學術的起步和發展，是以史料的收集與整理為基礎，必須首先具備目錄學的根基。這些目錄的編撰和刊布，不論是對王古魯先生個人的學術還是古典戲曲小說研究界都意義重大。而從《稗海一勺錄》到《曲學書目舉要再補》可以看到王古魯先生在目錄編撰方面的進步，從簡單的圖書登記簿到對收錄書籍有篩選、編目有明確目的的更實用目錄。

二、目錄收藏

王古魯先生除自編目錄外，還留意對目錄文獻的收藏。目錄的收藏顯示了王古魯先生對目錄功用和價值的重視。

《奢摩他室藏曲待價目》

曲學大家吳梅先生所藏戲曲文獻豐富，「歷三十年，積數百種」。其《奢摩他室曲叢》三集於商務印書館印行時，「一·二八事變」爆發，「舊藏涵芬樓諸傳奇為《奢摩他室曲叢》印行記者，焚熸至三十種左右，先生恫焉。因取所存各曲總錄一目，將盡讓於人。」[22]這一總目即《奢摩他室藏曲待價目》。因是售書目錄，所以著錄簡單，僅有版本、冊數等項。王古魯先生曾從趙萬里處抄得[23]。他對這一收藏的目錄還做了認真的核對，「近日在舊資料中發見此目，並曾數次赴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將此目和已捐獻的曲目對核一遍」[24]，並將之作為附錄隨《中國近世戲曲史》一起出版。

《缺名戲曲小說目錄》

2005年10月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套《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彙刊》，收有《王古魯藏書目錄》。經台灣學者羅景文考訂，此書抄錄自著錄馬廉藏書的《缺名戲曲小說目錄》[25]，僅著錄卷數、版本、冊數、書價四項內容。此目雖與王古魯先生的藏書無關，但曾為王古魯先生所藏，其上鈐有他兩枚藏章：「古魯」和「王鍾麟印」。

上述是目前已知的王古魯先生收藏目錄書的情況。可以發現，王古魯先生所編和所藏目錄都是和古典戲曲小說相關的，這和他的學術著力點有關。而且這些目錄多是簡目，這背後實際反映的是王古魯先生對目錄學的定位——工具性質，即由目尋書，因書究學。王古魯先生刊行所編所藏目錄供更多學者利用印證了這一點。王古魯先生以目錄學為指示治學的門徑，輔助其在古典戲曲小說領域開展進一步研究。目錄學可以說是其學術研究的重要起點。

三、目錄學著作的翻譯

王古魯先生憑藉自身外語上的優勢，翻譯過不少日本、俄國等國家的文學及學術著作，日本近代著名漢學家服部宇之吉的《目錄學概說》是其翻譯作品之一。《目錄學概說》實由服部宇之吉應慶應義塾望月基金支那研究會之邀發表的演講撰成。該研究會是慶應大學課外研究中國問題的團體，慶應大學於大正十五年（1926）接受實業家望月軍四郎捐款，雙方約定：「昭和二年（1927）起，每年春秋二季特設課外講座向學生灌輸關於中國問題的知識」並「出版刊物」[26]服部宇之吉的這篇演講稿被收入岩波書店1930年刊行的望月基金支那研究會所編的《支那研究》上。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書目的學術引進和編纂活動極為頻繁[27]，以改良和發展傳統書目學。外國目錄學作品的譯介，給當時的中國目錄學界注入了新鮮的活力。王古魯先生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選擇了《目錄學概說》這一翻譯對象。此文發表於1934年第8卷第1期的《圖書館學季刊》上。王古魯先生於篇首言明翻譯此文的緣由：「此文雖有若干點似有語病，但就大體而言，此文確對於目錄之研究，指示另一途徑，譯出供國人參考。」[28]該文分為「目錄之意義、目錄之起源、目錄之變遷、目錄之功用、著錄之範圍、結論」等6 個部分，著重介紹了自西漢劉向父子以來的古代目錄分類沿革，並舉多例說明了目錄在學術研究中的作用。服部宇之吉認為「所謂目錄，並非單以書籍的分類為已盡能事，而且依據比較研究，對吾人告知學術變遷發達之跡的」[29]，王古魯先生所言此文點出了目錄研究「另一途徑」當指此。

《目錄學概說》是服部宇之吉研究中國古代目錄學的成果，王古魯先生有意識的將其譯入中國，是他對當時國內正熱的傳統目錄學總結及改良潮的應和，也反映了他對目錄學理論的關注。他於篇首所言的翻譯緣由反映出王古魯先生對目錄的認識沒有簡單停留在便人便己翻檢的功用上，認識到了其考察學術源流演變的作用。王古魯先生對目錄學理論著作的譯介展現了他對目錄學更深層次的關注和思考。

注釋

[1]《本期撰述人略歷》，《金陵學報》，1936，6（2）

[2] 常熟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99頁

[3]苗懷明，《王古魯及其小說戲曲研究》，《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3):158-168.

[4] 王古魯，《攝取日本所藏中國舊刻小說書影經過志略》，《中日文化》，1941. 1(5)：157-163

[5] 王古魯，《稗海一勺錄》，《初刻拍案驚奇》，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740-743頁

[6] 倪青原，《影印明崇禎本＜英雄譜圖贊＞跋》，《影印明崇禎本英雄譜圖贊》，東西文化學社、金陵大學文學院， 1949 年刊印

[7] 1950年，王古魯將所攝孤本《水滸》及《列國志傳評話》照片數千張捐獻國家，文化部特予褒揚。

[8] 王古魯，《稗海一勺錄》，《初刻拍案驚奇》，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749頁

[9] 攝取日本所藏中國舊刻小說書影經過志略，中日文化月刊，1941，1（5）：157-163；日本所藏的中國舊刻小說戲曲，華北作家報，1943，（8）：40-43；日光訪書記，風雨談，1944年（9）：88-98

[10] 載於《中央日報》1948年6月28日第7 版、7月12日、22日、26日第7 版。

[11] （明）凌濛初著,章培恆整理，王古魯注釋，《初刻拍案驚奇》, 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第7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