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 | 壓迫 or 抗爭，美國的黑人運動
原標題：海外 | 壓迫 or 抗爭，美國的黑人運動
作者：謝國榮
1975年8月，湖南省衡東縣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2016年4月，當選2015年度「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學者。
長期以來，美國史學界敘述的是1954—1965年間體制化的民權運動，而把60年代中後期批判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黑人權力」運動排除在外。而已有的論著大多持批判立場，認為「黑人權力」運動分裂了黑人社會，疏遠了白人自由派，導致了民權運動的衰亡。本文認為，在權力機構的監控和破壞下，「黑人權力」未能實現完全由黑人掌控自己事務的目標。然而，「黑人權力」主張重新分配政治權力，重視黑人社區力量，黑人最終以利益集團的方式進入美國政治。「黑人權力」強調種族團結和黑人的群體權利，重塑黑人形象，顛覆白人文化對黑人的偏見論述，讚揚黑人對美國歷史的貢獻。黑人不再遵循同化模式融入美國社會，而是促成了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以平等身份成為美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黑人權力」的提出及其社會背景
「黑人權力」術語最初見於理查德·賴特在1954年出版的研究非洲政治的著作《黑人權力》。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理查德·里克斯在密西西比州的民權鬥爭中使用過它。他極力向主席斯托克利·卡米歇爾推薦這個口號，作為與馬丁·路德·金進行思想意識鬥爭的新武器。1966年6月16日晚，卡米歇爾在向密西西比州進軍的集會上喊出了「黑人權力」。他說，「這是我第27次被捕，我不打算再去監獄!」他指出，「我們一直在說自由，說了6年了，但什麼也沒有得到。我們現在要說的是黑人權力!」集會群眾熱情回應高呼「黑人權力」。
「黑人權力」隨後作為一個政治主張在美國社會中產生了深遠影響。「黑人權力」的核心思想是黑人必須掌控自己的事務，不再重視種族合作原則。它主張重新分配政治和經濟權力，強調黑人意識、種族團結、黑人社區的力量、黑人文化、歷史和制度的價值和意義，把黑人問題的根源歸結為美國的社會制度。
「黑人權力」的提出、民權運動話語的轉變有著深厚的思想基礎。民權領袖馬爾科姆·X在1960年代美國黑人政治思想的轉變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積極在黑人社區中傳播黑人意識，強調黑人控制社區機構的重要性。他認為黑人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壓迫者、剝削者和歧視者」，那就是白人，黑人應在共同對敵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他認為，黑人在追求民權時如遭遇暴力，可採取自衛行動。他自稱是黑人民族主義者。1966年8月5日，卡米歇爾在克利夫蘭的集會上說，「當你談論黑人權力時，你談論的是拿起馬爾科姆·X留下的東西」。
「黑人權力」的主張與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民權鬥爭經歷密不可分。這個組織最初相信體制內的變革，曾與政府密切合作。1961年，它接受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的建議，避免從事容易導致種族衝突的自由乘客運動，改為進行非對抗性的選民登記運動。然而，聯邦政府不遵守保障民權活動家人身安全的承諾，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對此十分憤怒。1964年8月19日，其主席約翰·劉易斯致信約翰遜總統，指出自6月21日密西西比州自由夏季活動開始以來，「這裡至少有60次毆打、8次謀殺、17座教堂被燒毀、13次炸彈襲擊、23次槍擊」，針對的是當地黑人和民權工作者。他要求聯邦政府採取措施充分保障他們的安全。但聯邦政府只重視白人民權工作者的安全，這讓該組織頗為失望。
此外，1964年全國民主黨代表大會讓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失去了對權力機構的信任。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認為，真正能在全國民主黨代表大會上代表密西西比州的是由黑人組建的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黨，而不是由白人種族主義者組成的密西西比州民主黨。而約翰遜總統和民主黨違背協議，只給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黨兩個有表決權的席位。對此，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指出，「我們沒有把民主黨看成是黑人的偉大救星，沒有盲目跟隨它的習慣」。民權活動家由此得出結論，黑人應培養獨立的政治力量，這才是黑人在美國社會中的強大政治武器。
儘管黑人在1960年代中期贏得了《民權法》和《選舉權法》，但也遭遇了夢想的破滅。種族融合是民權運動的主要目標，但即便是進步主義的北卡羅來納州，黑人孩子在白人學校就讀的人數在1960年12月、1964年5月和1965年6月分別是82、1，865和4，963個，只佔黑人孩子的0.02％、0.537％和1.42％。而亞拉巴馬、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情況更為糟糕。北部白人社會則不滿用公共汽車運送白人孩子和黑人孩子一起上下學。1964年，紐約市的一名白人對黑人示威者說：「我希望自己是亞拉巴馬州的一名警長，可以合法地殺死黑人。」
在1960年代中期，美國黑人社會中的絕望情緒相當普遍。當時的黑人失業率比1954年還嚴重，黑人青年失業率一度高達32％，黑人和白人的工資差距進一步擴大。黑人貧民窟的條件也沒有改善。而越戰則讓黑人青年對非暴力戰略感到幻滅，既然美國可以在越南使用暴力，那麼黑人的暴力革命是合理的(16)。
「黑人權力」運動的出現也有深厚的國際根源。當時第三世界反對殖民統治、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風起雲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認為這種鬥爭與美國黑人的命運息息相關。他們必須起來爭取「黑人權力」，通過一切必要的手段，從政治、經濟和社會壓迫中解放出來。「黑人權力」運動深受非裔法國思想家弗朗茲·法農的影響，其書《大地上的受苦者》是卡米歇爾的「聖經」。
到1960年代中期，黑人社會認為，過去10年美國有很多機會向黑人民眾證明「人人生而平等」的承諾是真實的，但沒有兌現承諾。即使是選擇與權力結構合作的黑人民權領袖、全國城市聯盟主席小惠特尼·楊也感嘆，當民權工作者攻擊北部的種族隔離時，北部自由派對民權的支持減少了。黑人社會決定採取新的鬥爭戰略，「人們現在忙於準備戰鬥」，「不會用愛來回應白人的暴力」。
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領導認為，既然法律不能給黑人帶來公正，那麼黑人需要「黑人權力」。卡米歇爾說，「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一直關心南部黑人日常生活的根本改變，而不是象徵性變化」；「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是問題的關鍵，必須成立黑人的政治組織」。該組織把鬥爭矛頭指向美國的社會制度。1965年5月23日，劉易斯在《紐約先驅論壇報》指出，黑人是邪惡的政治制度和壓迫性的經濟制度的受害者。黑人意識到，美國體制通常抑制他們的抱負。如果不對社會制度進行變革，那麼子孫後代仍將在哈萊姆這樣的地方度過一生。經歷了10餘年的民權運動後，美國黑人不再願意在這個體制中「默默地忍受痛苦」(23)。
權力機構對「黑人權力"的醜化
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轉向「黑人權力」，公開批評種族主義壓迫的根源在於整個美國社會。對此，約翰遜政府認為，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黑人權力」主張是對美國穩定的最大威脅。司法部社區關係司司長羅傑·威爾金斯指出，「卡米歇爾用黑人權力這個口號第一次恐嚇了這個國家」。約翰遜的新聞秘書喬治·瑞迪批評「黑人權力」導致「黑人民族主義猖獗」。「黑人權力」讓許多黑人青年相信，它會迫使「白人社會努力改善黑人的條件」。聯邦調查局指出，「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與現存社會秩序相衝撞，成為種族和平的潛在威脅。」
挑戰現存體制的「黑人權力」不為美國權力結構所容。1966年9月12日，總統秘書哈里·麥克弗森在備忘錄中指出，「民權運動處在十字路口，一條道路是通向暴力以及導致壓制」；「另一條道路是在美國體制內活動，而不是反對它」。1967年8月1日，美國軍方譴責卡米歇爾和拉普·布朗是無政府主義的煽動者。它強調會採取立即的和強有力的行動來應對「黑人權力」導致的騷亂。
在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提出「黑人權力」之前，城市騷亂從1964年開始延續了三個夏季。對來勢洶洶的城市騷亂，約翰遜總統始料未及。其秘書約瑟夫·卡利法諾回憶說，約翰遜「不能接受瓦茨騷亂（1964年的第一起），拒絕看來自洛杉磯的電報」。而共和黨則指責約翰遜應對騷亂負責。在這種情況下，約翰遜指示聯邦調查局擴大對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一般性民權活動的監控。
自1960年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成立起，聯邦調查局就以防止共產主義滲透為名對這個組織實施監控，後轉移到「黑人權力」運動上。它利用各種手段監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卡米歇爾和布朗的一言一行。它指控卡米歇爾的演講是對法律和秩序的傲慢、對暴力的偏好；激起了黑人的暴亂，使得騷亂有可能在美國大城市中再次爆發。它詆毀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黑人權力」主張是一種暴力政策。「黑人權力」是在「呼籲黑人武裝自己，準備游擊戰爭，推翻美國的帝國主義政府，破壞目前美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
聯邦調查局對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煽動暴力的說法誇大其詞，目的是敗壞「黑人權力」運動。1967年7月26日，埃德加·胡佛局長在給約翰遜的報告中承認，「多數騷亂是因黑人輕微違法遭當地警察逮捕而引發的。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和馬里蘭州的劍橋的情況是例外，卡米歇爾和布朗的煽動性演講觸發了騷亂。」但約翰遜政府的檔案表明，即便是胡佛言之鑿鑿的劍橋騷亂亦是不實指控。當地警察通過線人提前得到了布朗的演講內容。布朗演講與當地騷亂沒有關係，它發生在演講後的第二天晚上。即便是1967年發生嚴重騷亂的底特律市，只有11％的當地白人認為「黑人權力」意味著騷亂。
聯邦政府完全了解騷亂的根源。1965年8月23日，喬治·瑞迪在給約翰遜的備忘錄中指出，「關鍵是解決黑人貧民窟問題」。1966年9月29日，總統秘書路易斯·馬丁反映，「黑人青年的失業率高達25％，這是騷亂的主要因素」。1967年10月11日，總統秘書道格拉斯·卡特向約翰遜報告，「過去6年，黑人在收入、教育、工作和住房方面進步明顯，但與白人的差距仍然巨大」。
美國權力機構以各種罪名指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領袖，導致他們無法開展正常的民權活動，被迫花費大量來之不易的募集資金用於訴訟和繳納保釋金。它在民權組織之間製造了大量衝突，破壞了它們的互信。它誣陷卡米歇爾動用募集資金在華盛頓特區購買豪宅，使其聲名狼藉。1967年8月25日，聯邦調查局啟動針對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在內的「戰鬥性黑人民族主義仇恨團體」的反諜計劃，目的是「暴露、分裂、誤導和損害信用」來壓制它們的活動。
美國主流媒體配合聯邦調查局污衊「黑人權力」和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認為「黑人權力」是「反向種族主義」。《亞特蘭大憲章報》主編拉爾夫·麥吉爾誣陷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是黑人三K黨，指控它煽動種族仇恨，導致社會騷亂，目的是破壞西方文明。1967年6月19日，《紐約郵報》的傑瑞·塔爾默捏造「黑人權力」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聳人聽聞地說：「一個幽靈在美國上空徘徊，它就是黑人權力。」 1990年，曾任《時代》通訊記者的阿列·司各特承認，媒體在「黑人權力」問題上「做得過分」，有大量的「消極報道」。
主流媒體的妖魔化報道影響了美國民眾的態度。1966年8月5日，《紐約時報》引用所謂的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內部文件說，「我們把白人看作是1億8000萬種族主義者」。很多白人在讀完這篇文章後表示，不再支持沒有理性、鼓吹暴力和「反向種族主義」的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他們認為「黑人權力」對黑人事業毫無幫助。雖然有的白人同意種族主義的根源在於整個美國社會的觀點，同情黑人的遭遇，理解黑人的憤怒，但不贊同「黑人權力」。他們反對任何含有暴力和種族主義的思想，任何打破舊制度和創造新社會的激進主張。
總之，權力機構的醜化和打壓敗壞了「黑人權力」的聲譽，削弱了民眾對它的支持，使其無法在挑戰美國現存社會制度上走得更遠。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拉普·布朗承認，「黑人覺得公開抵制白人當局沒有效果，毫無意義。」
體制化的民權領袖對「黑人權力」的批判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全國城市聯盟和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及其領袖全面或部分被納入到美國體制軌道。約翰遜政府在1966年召開白宮民權大會時，已對體制內和體制外的民權組織及其領袖作了區分。美國卧車搬運工兄弟聯合會主席菲利普·倫道夫，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執行秘書羅伊·威爾金斯，全國城市聯盟主席小惠特尼·楊，民權運動戰略家、參與領導1963年向華盛頓進軍的巴亞爾·拉斯廷，參議員愛德華·布魯克斯等黑人領袖成為白宮民權大會的座上賓。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提出的「黑人權力」主張則遭到了體制化的民權領袖的批判。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主張通過法律渠道實現黑人的民權鬥爭目標，反對「黑人權力」。早在1966年1月15日和16日，羅伊·威爾金斯受麥克弗森之託，不僅撰文批判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反戰主張，而且指責它蛻變為分離主義的組織。6月4日和5日，威爾金斯再次批評這個組織選擇了黑人種族主義路線，把自己與白人世界分開。同年7月，威爾金斯在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年度大會上譴責「黑人權力」。他說，「無論人們如何解釋黑人權力，這個術語意味著單獨行動，意味著分離主義，意味著反白人的權力」，是反過來歧視白人。
1966年，小惠特尼·楊宣布全國城市同盟將譴責任何「採納黑人權力主張」的組織。對他而言，「黑人權力」意味著「黑人種族主義」。他指出，「黑人權力」的口號不利於美國把注意力放在貧困和種族歧視的問題上。人們不會僅僅因為他們是白人或者是黑人，而獲得驕傲、尊嚴或者權力。小惠特尼·楊強調，只有通過動員有相似思想和主張的團體一起工作，才能實現這些目的。
巴亞爾·拉斯廷指出，「黑人權力不僅對民權運動沒有任何真正的價值，而且它的宣傳是絕對有害的」；「它孤立了黑人社區，導致了反黑人力量的增長。」他認為，「黑人權力」根據黑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來選舉黑人擔任官職的做法並不現實。因為黑人只佔10％，不能改變權力結構。黑人必須團結其他群體才能獲得足夠的權力。他指出，黑人種族的驕傲、自信和新的認同不是通過以黑人為榮和攻擊白人來獲得的，只能依靠有意義的直接行動。拉斯廷表示，「黑人權力」給約翰遜總統和赫伯特·漢弗萊副總統提供了借口，他們在演講中稱黑人是「反向的種族主義者」，而不是提出處理黑人失業、住房和教育問題的計劃。
1967年7月11日，黑人參議員愛德華·布魯克斯在波士頓召開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年會上發表演講，批判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黑人權力」主張。他說，「黑人權力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回應」，「任何排除美國白人的做法都是黑人種族主義，會使民權運動遭遇背叛」。他認為，「白人社會的合作、積極的支持和良好的意願，對結束種族歧視、對民權運動取得成功是必要的。」
馬丁·路德·金一方面批評「黑人權力」這一口號，理由是它有反白人的因素；另一方面，當其他民權領袖發表聲明譴責「黑人權力」時，他拒絕署名。1966年6月，他在向密西西比州進軍運動中試圖說服卡米歇爾放棄使用「黑人權力」口號。他說，這個口號「不僅會讓我們的盟友困惑，而且會讓黑人社會孤立，給許多因種族偏見而覺得羞恥的白人很好的借口來為種族歧視辯護」。
在批判「黑人權力」時，馬丁·路德·金不像其他民權領袖那樣激烈，但表達了對它的懷疑。馬丁·路德·金承認，「對美國黑人來說，爭取獲得權力是必要的」，但「黑人權力這個術語是不幸的，因為它給人黑人民族主義的印象。我們從不為黑人爭取任何排他性權力，而是與白人分享權力」。對馬丁·路德·金而言，「黑人權力」意味著「一種專制代替另一種專制」。「黑人種族優越論一樣是邪惡的，與白人種族優越論並無二致」。與白人權力機構不同，馬丁·路德·金不反對「黑人權力」的戰鬥性。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中，他亦批判美國的虛偽性。但他贊同的是戰鬥性的非暴力鬥爭。他說：「當他們叫喊黑人權力的時候，我看到的是暴力的出現。不管是否是這樣，它聽起來像是反向的種族主義。」
體制化的民權領袖反對「黑人權力」，一方面是這個主張與他們的民權鬥爭理念相悖，另一方面是受美國權力機構施壓或迎合其要求。1966年1月，羅伊·威爾金斯和小惠特尼·楊向漢弗萊建議，政府不要對所有民權組織的領袖一視同仁。1967年2月1日，漢弗萊與21名黑人政府高官舉行早餐會，動員他們去做黑人群眾工作。7月26日，麥克弗森向約翰遜建議，要求在美國體制內取得成功的黑人領袖對民眾施加影響，勸說他們用法律手段來實現合法的目的。
體制化的民權領袖並不代表整個黑人社會，尤其在黑人青年中缺乏影響，美國政府高層對此憂心忡忡。總統秘書麥克弗森承認，體制化的民權領袖如倫道夫和威爾金斯年事已高。小惠特尼·楊和馬丁·路德·金在年輕的黑人戰鬥者眼中屬於「守舊派」，缺乏吸引力。更為年輕的一代黑人批評這些體制化的民權領袖是「湯姆叔叔」，思考和反映的是自人的態度與方法，而不是黑人的。
「黑人權力」受人詬病的是它激進的語言，含有暴力革命成分，不再像過去那樣以依靠白人、團結白人為共同的目標一起戰鬥。權力機構和體制化民權領袖對「黑人權力」的批判，甚至是詆毀和破壞，使它無法建立一個與白人分離的黑人社會，無法實現黑人種族自治。但無論是體制化民權領袖對「黑人權力」的批判，還是權力機構對「黑人權力」的醜化，並不能消除它在黑人青年中的影響。這說明「黑人權力」的思想存在著合理的內核，能在黑人青年中引起共鳴。
「黑人權力」的實質
「黑人權力」取代「現在自由」（Freedom Now）成為1960年代中後期最具吸引力和戰鬥性的口號，但它遭到權力機構的污衊和民權領袖的批判。大多數的白人表示不再在道義和財政上支持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黑人民眾反應不一。當時的社會學家和後來的歷史學家對它的解釋亦是眾說紛紜。它的實質究竟是什麼？從卡米歇爾等人的演講、訪談、文章和著作入手，可以進一步釐清它的真義。
1966年6月16日晚，卡米歇爾喊出了「黑人權力」口號，但沒有闡釋它的含義。6月19日，他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採訪時解答了人們對「黑人權力」的疑問。卡米歇爾說，他沒有鼓吹暴力來推翻現政權，實現「黑人權力」。在朗茲縣，黑人根據民主程序，通過選舉掌握權力機構，獲得「黑人權力」。黑人如果在正常的民主程序中落選了，那麼將心平氣和地接受它。但如果是受選舉欺騙而落敗，那麼黑人必須採取其他方式來獲得權力。卡米歇爾表示，黑人遵循多數統治原則，從未說在黑人不佔多數的地方使用暴力來獲得「黑人權力」。
卡米歇爾認為，非暴力只是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一種策略，從來不是一種生活方式。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沒有圍繞暴力或非暴力進行組織。卡米歇爾聲明沒有組織騷亂，但不拒絕使用暴力。非暴力和暴力問題與他無關，完全是由黑人民眾來決定。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組織黑人爭取體面的住房、工作和學校，讓黑人有權參與影響其生活的決策。黑人將努力使用一切合法手段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東西。如果美國對黑人這種合理、合法的訴求不作出回應，那麼暴力會作為黑人最後的訴求策略。這取決於美國抵制黑人合理訴求的堅決程度。卡米歇爾說，「燒毀」這樣的激進語言只是人們慣用的口語，不是真正去煽動燒毀。
為達到有效動員的目的，卡米歇爾難免會在演講中使用一些激進的語言。1966年8月5日，他在克利夫蘭的演講成為人們批判「黑人權力」的把柄。「當你談論黑人權力時，你談論的是讓這個國家屈服。當你談論黑人權力時，你談論的是粉碎西方文明所創造的一切東西」。8月21日，他在《會見新聞界》這檔新聞節目中澄清，「只是當美國用暴力對付黑人時，黑人權力的含義才是讓這個國家屈服」。10月30日，他指責媒體斷章取義。他說：「我的意思是西方文明產生了種族主義和壓迫，為了黑人生存，我們必須要粉碎種族主義和壓迫。」
儘管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在1966年8月19日作出決定，不再定義「黑人權力」，但面對「黑人權力」被詆毀，卡米歇爾於9月22日投書《紐約書評》。他在《我們需要什麼？》中詳細地闡述了「黑人權力」哲學。他指出，民權運動的語言是說給白人自由派聽的。沒有一個民權領袖走進發生騷亂的黑人社區聽取民眾的聲音。他們只是動員黑人遊行示威、接受白人毆打，沒有提供任何幫助。「黑人權力」是站在黑人立場說話，不是說白人喜歡聽的話。它說出了黑人的心聲，為黑人工作，不管媒體如何把它與黑人種族主義和分離主義聯繫起來。
卡米歇爾指出，「黑人權力」的含義不難界定。美國黑人有兩個問題，一是貧窮問題，二是膚色問題。任何消滅種族主義的計劃都要關注這兩個問題。「黑人權力」是多年來黑人社區組織抗議的結果。在黑人佔80％的亞拉巴馬州的朗茲縣，「黑人權力意味著如果黑人當選為徵稅官，那麼他將公平徵稅，為黑人建設更好的道路和學校。如果黑人當選為治安官，那麼他可以結束警察暴力」。黑人將通過施壓改變州或全國的壓迫模式。「黑人權力在政治上意味著黑人聯合起來選舉代表，促使他們為黑人說話。它並不意味著一定是選舉黑人擔當官職。」
「黑人權力」不是分離主義。它不提倡種族融合，因為種族融合是建立在黑人社會沒有任何價值、黑人民眾不可能創造出任何價值的基礎上。種族融合的目標不利於消除種族優越論。為了得到體面住房或優質教育，黑人必須住在白人社區或把孩子送到白人學校。這無疑在黑人和白人中強化了「白人」是更好的，而「黑人」是低人一等的觀念。美國社會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少數進入白人學校的黑人孩子身上，而忽視了94％的仍在沒有絲毫改善的黑人學校上學的孩子。此外，「種族融合只說出了黑人問題中的膚色問題，沒有說出貧困問題」。
1967年，卡米歇爾和查爾斯·漢密爾頓合寫了《黑人權力和美國的解放政治》，反駁了「黑人權力」是「反向種族主義」的言論，認為這種指控是「故意的、愚蠢的謊言」。「黑人權力」把白人排除在外只是提倡黑人自決和文化認同。白人種族主義是讓黑人處於社會底層，但「黑人權力」不是種族主義，它是讓黑人充分參與到那些影響其生活的決策過程中。實際上，「黑人權力」是為了喚醒黑人的種族意識，為政治力量提供基礎，實現黑人對自己事務的控制。「黑人權力並不意味著對白人的排斥」，而是「黑人自己有權決定誰是真正的朋友」。
「黑人權力」是黑人社會使用自己的話語，表達黑人的利益訴求。它針對的是白人權力結構，要求改變種族主義的社會制度。它反對由白人社會來安排和支配黑人社會的命運，主張由黑人控制黑人社區的事務。它顛覆白人社會對黑人形象、歷史和文化的論述。它建構新的黑人社會和群體身份，重新書寫黑人的歷史、文化和制度，培育黑人驕傲和自信。它喚醒黑人的政治意識，主張黑人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自決，把黑人從民權鬥爭帶入到追求政治和經濟權力的鬥爭。
「黑人權力"運動的影響
「黑人權力」運動是一場思想變革運動，它以一種特殊的辯論方式進行。一方是美國權力機構和體制化的民權領袖，以各種方式批判「黑人權力」。另一方是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其主要領袖以演講和著書立說傳播「黑人權力」，為它辯護。儘管權力機構詆毀「黑人權力」的聲譽，但「黑人權力」的基本主張在經過美國體制的過濾後進入主流社會，成為大眾接受的基本價值。1968年，美國社會以不同方式詮釋「黑人權力」，甚至最保守的黑人民眾也贊同它。一項對15個主要城市的民意調查顯示，54％的白人認為要「更努力地改善黑人條件」。
就約翰遜政府而言，它期望民權組織和活動家通過正常的政治渠道來實現黑人的鬥爭目標。約翰遜政府努力把民權運動轉向政黨政治，把社會運動的力量納入到選舉政治中來。為了應對「黑人權力」，權力結構作出一定妥協。它歡迎黑人政治從民權到政治選舉的轉變。到1968年，大多數的政治精英、黑人官員、民權領袖和有巨大影響力的媒體開始接受查爾斯·漢密爾頓對「黑人權力」的解釋，把它放到傳統的美國族群利益政治的框架內。約翰遜政府任命黑人擔任高級職務，甚至接受一些「黑人權力」組織，給它們注資，讓其進行政治活動。一些大城市的民眾選舉和接受黑人擔任市長。美國體制開始把黑人納入其中。
「黑人權力」顛覆了美國社會對黑人形象的偏見論述，為黑人構建一種積極的形象。它拒絕白人社會對黑人的「Negro」稱呼，自稱是「非裔美國人」。白人社會長期把黑人描述成是「懶惰」、「愚蠢」和「無能」的。這種奴役黑人心靈的教育使黑人「看不起自己的種族和文化，產生極度自卑的心理」。「黑人權力」則以「精力充沛」、「智慧」、「美麗」和「熱愛和平」的辭彙來形容黑人。「黑人權力」反映了「黑人心理上的巨大進步」，「免於心理奴役」。巴亞爾·拉斯廷承認，「黑人權力」是黑人社會在心理上對白人種族優越論的拒絕。
「黑人權力」發展了黑人種族意識和對黑人的欣賞。黑人的厚嘴唇、寬鼻子和卷頭髮不再是種族醜陋的象徵，而是像其他種族和族裔的外在特徵一樣美麗。有的黑人給卡米歇爾寫信說，「現在我們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我們是黑色的、美麗的和驕傲的。」有的黑人則稱讚「卡米歇爾正在做一項偉大的工作，帶來種族驕傲。這會導致黑人經濟的獨立和實現黑人民眾的其他目標」。因此，「黑人權力」是思想意識的革命，是致力於黑人解放、致力於真正的種族驕傲。
「黑人權力」的核心價值包括爭取美國社會對黑人歷史、文化、傳統和制度的尊重。通過「黑人權力」運動，越來越多的美國黑人意識到他們有自己的歷史和傳統，這是以往美國歷史教科書不曾書寫的。白人社會教育黑人，他們在來北美為奴前沒有自己的文化和傳統，應該對白人順從。但「黑人權力」積極尋找黑人文化的非洲根源，強調黑人在非洲大陸上有悠久的歷史。這對黑人民眾是重要的，他們知道了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根，尊重自己的文化遺產。「黑人權力」主張保持「黑人社區的種族和文化個性」，穿戴非洲黑人的民族服裝，要求在學校開設黑人歷史課程，強調黑人種族的成就，開展多元文化主義的追求。
「黑人權力」是對「美國化」政策的否定，「黑人權力」不是邁向「同化」，而是走向自我肯定。在「黑人權力」的影響下，黑人社會認為「同化」只會抑制黑人的自我和自尊。黑人社會沒有必要採取白人社會的文化形式和價值。「黑人權力」不是反白人的運動，它肯定的是黑人的傳統和價值。正因如此，曾猛烈批評「黑人權力」的小惠特尼·楊在1968年宣布，全國城市聯盟支持「黑人權力強調黑人自決、自尊和控制自己社區事務的思想」。馬丁·路德·金也肯定「黑人權力」促進了黑人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地位方面的提高。
「黑人權力」力圖改變美國的政治基礎和權力結構。它除了喚醒黑人社區的黑人意識，還給黑人社區帶來一種政治意識。「黑人權力」呼籲黑人圍繞選舉組織政治力量，鼓勵黑人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權力集團，作為一個整體來行動。「黑人權力」要求重新分配政治和經濟權力，認為這是美國黑人日常生活發生根本性變化的關鍵。它主張組建由黑人控制的政治組織，要求在黑人人口占多數的地方掌握權力，在不佔多數的地方適當地分享政治和經濟權力。
「黑人權力」主張黑人種族團結，以黑人社區為基礎進行鬥爭，爭取種族的群體權利。來自非洲的美國黑人，不同於來自歐洲的族群，缺乏社群團結。研究1950—1960年代黑人社區的學者指出，黑人不是一個種族群體，沒有傳統的社區和感情。然而，「黑人權力」促進了種族群體意識，刺激了黑人利益團體的形成，推動黑人進入多元的政治舞台。卡米歇爾和漢密爾頓指出，「黑人權力呼籲黑人民眾團結起來，認識到自己的傳統，培養一種社區感。」它呼籲「黑人民眾制定自己的目標，組織起黑人和領導黑人組織」。它要求「黑人種族作為一個群體團結起來，有效地運作，在多元的社會中討價還價」。由「黑人權力」引發的群體性權利受到美國社會肯定，成為多元文化主義的核心價值。
美國權力結構不允許暴力革命，也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分離主義，甚至是黑人種族自治的主張。在權力機構的打壓和體制化民權領袖的牽制下，黑人社區最終轉變為種族利益集團參與美國政治生活。卡米歇爾多次以朗茲縣為例，指出黑人根據這個國家的民主程序，努力控制權力結構。它不是以黑人分離主義為目標，而是在美國政治的正常秩序中運作。它不再依靠白人來爭取黑人的政治解放，而是根據自己的努力來實現。「黑人權力」改變了以往體制化的民權組織只從事傳統的民權活動，而不是努力參與到聯邦政府政策決策過程的做法。
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是1962—1964年選民登記運動的主導力量，發起了1964年自由夏季運動，先後成立了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黨和黑豹黨。它鼓勵黑人爭取選舉權利，利用1965年的《選舉權法》參與美國政治生活。這部分地改變了美國州和聯邦的權力結構。1970年，美國有1,469名黑人當選為不同級別的官員，其中聯邦和州議會的黑人官員有179名。到2000年，各層次的黑人當選官員高達9,001名，其中聯邦和州會議的黑人官員達到621名。
總之，「黑人權力」運動對美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其核心思想成為日後美國多元文化主義的主要內容。「黑人權力」要求承認黑人種族的文化與其他少數種族、族裔的文化以及白人文化之間的平等。它打破了白人主流文化對話語的壟斷，顛覆了白人文化對黑人等少數種族的偏見論述，重塑了黑人的形象、歷史、文化、傳統和價值。「黑人權力」運動重視黑人文化的價值，肯定其對美國歷史的貢獻、在美國社會中的重要性。它促進了多元文化主義在美國社會的興起，對美國從白人種族主義社會轉變為多元文化主義社會作出了重要貢獻。
謝國榮，1975年8月，湖南省衡東縣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1993年9月至1997年7月，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學位。1997年9月至2000年7月，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獲歷史學碩士學位。2000年9月至2003年7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獲歷史學博士學位。2003年9月至2005年7月，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後。2007年9月至2008年8月，哈佛大學歷史系訪問學者。
2016年4月，當選2015年度「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學者。
來源：《世界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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