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的笑話流傳，孫中山「大夫」的良方

有各種關於上幾個「甲午」的笑話流傳；最廣的是那條關於120年前的掌故。除去首輔的姓氏籍貫恰巧重合外，還有一段挺好玩：

如果有個28歲在香港學醫姓孫的給市長寫信，嚴辦。善待北大圖書館員，加薪慰留。如北大有嫖的陳教授，不能解聘。

讀到此，不得不感嘆，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因為這辭藻，不失為當今的好文學作品了。「一時代之文學」，不僅有文體嬗變的意義，文辭的敏銳也是考量很大的標尺，如今的網路語錄及其「最右」中，便充滿了這種「機智」。這裡調侃孫、陳諸前輩看似無厘頭，其實大有深意我總以為。不過鑒於今天對孫文順帶他兒子孫科的調侃日漸增多，本文的開頭還是要為「孫總理」正名一番的，免得讓讀者覺得輕薄了聖賢；記得總理有一句震天爍地的名言概括一生：

做人最大的事情是什麼呢?就是要知道怎樣愛國。

這位一輩子只知道革命的熱血公民，無論經歷怎麼失敗怎麼痛都不放手；這比起他的同鄉小哥康有為來說不知道純粹多少，就憑這隻知愛國、不顧國愛不愛自己的衝動，還是要鼓勵他好好學醫去的。

以上是個引子，也不過是發笑而已。那些對這個甲午年的「忠告」，讓我不禁回想起百餘年前，若是就遵照如今的「馬後炮」來辦，如果存在所謂的Flashback「閃回」的話，我們這群飽學的無知者們，該怎麼導演這種複雜的歷史。那些倔強的演員自然改不了，但情節和走向，卻有了伸縮進退的選擇。用劉若英的《後來》里的歌詞來提問，應該是這樣的：「如果當時能不那麼倔強」，那現在真的「能不那麼遺憾」么？

這種類似的問題，民國的當時人已經一直有過討論了。記不起是鄧之誠還是陳巨來先生的回憶錄里，提到梁啟超，說在他考上舉人一直閑賦的時候，如果廣東政府給梁某人做個「大挑知縣」，那他就不會跟康有為弄出什麼百日維新，把中國弄得一團糟。梁任公彷彿被看成了哪吒一類的人物，必須要有束縛來捆住才安心，而這個束縛其實並不大，所謂大棒和蘿蔔，其實都不用太豐盛，人們就乖乖的聽話了。這當然是舊日保守派的態度，但放到百年後不失為一種溫和冷靜的聲音。

梁啟超（1873年～1929年）是廣東新會人士，光緒15年（1889）十六歲的梁啟超就中了舉，被目為神童；六年後梁啟超與乃師康有為一起赴京參加會試。當日主考官徐桐等，為清廷中極端保守之漢族官僚，清史列傳說他「惡西學如仇」。所以在他看來，康當然是一個大逆不道的人。傳說徐桐因之告誡閱卷大臣，廣東試卷中有才氣的，定是康有為，前往不能錄取。但所有的試卷都一律「彌封糊名」，要找那個康才子只能從內容猜測。一位考官發現一片才氣橫溢的試卷後，便互相傳閱，閱卷大臣都以為是康的，決定不予錄取，但事實上是梁啟超的試卷。結果康倒是中了進士，和光緒帝攀上近乎——梁啟超只能這麼落地。

此後才華橫溢的梁啟超與其師康有為一起，倡導變法維新，並稱「康梁」；辛亥革命後支持過北洋政府與袁世凱，可袁稱帝後又反過來討袁。張勳輔佐宣統復辟，梁啟超又親自與段祺瑞一起舉兵反對宣統，順便把自己保皇的老師康南海也反了。最後1919年巴黎和會談崩前夕，又是梁啟超與兒女親家林長民將此信息泄露給國內新聞界，結果舉國嘩然，內外局勢一發不可收拾，連北洋政府已經談下來的免除庚子賠款之類的權益一併得而復失；至於引發的五四運動，大家就更熟悉了。陳寅恪先生曾經有兩句詩「舊是龍髯六品臣，後躋馬廠元勛列」，是諷梁啟超的，說他曾經以舉人身份，被賞過大清的六品頂戴，結果張勳復辟後卻反了老東家遜清；而他竟然攻擊曾經的老師康有為「大言不慚之書生」，當時人認為也大可不必。儘管康有為自有其荒謬的地方，可作為學生的梁啟超下手也頗狠了些。

這樣看，鄧之誠氏所說的、要是大清的兩廣總督給梁啟超個「大挑知縣」，未必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非要逼得他進士落地、走投無路，卻沒想，終成為了清朝的掘墓人，似乎是很有些不值得的，他又非黃巢、洪秀全本一無是處之人、不能為朝廷效力的。民國人一直說的清廷「養虎為患」，養的那隻虎是說袁世凱，如今看梁啟超也算得上一個了。

「闖將」陳獨秀，也是攪得近代史翻雲覆雨的人物，不過就像梁啟超一樣，陳獨秀後來那些衝動，本也可以消弭掉、不至於那麼地激烈的。

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人，所謂的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又是我黨的創始人和早期最高領導人；他的小老鄉陳紹禹之前，我黨一直唯仲甫公是瞻。可他曾經可以單純的作一位大教授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而不去做那麼轟轟烈烈的事情。可惜請他進北大時不惜為其造假文憑、假履歷的蔡元培先生，最後又不得不親手送他離開，就是因為這位「新青年」的領軍人物，經常出入於當時的「紅燈區」八大胡同，又弄出了「抓傷下體」的事，讓北大好不尷尬——如今看來，其實又何妨？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等，集會討論陳獨秀嫖娼案而引發的風波，經過媒體渲染，陳案比之如今教授性醜聞的影響更大。最終，就任北大文科學長不到三年的陳獨秀被北大「放逐」。

此後，失去了北大教授圈的《新青年》，也迅速左轉蘇化。胡適在十幾年後說了句未必是正確、但也未必是全錯的話：「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陳獨秀成了煽動左禍的那扇蝴蝶翅膀了。這一夜是否對於中國歷史有如此之神奇，就算到了百年後的今天也不敢下結論，但是對陳獨秀本人倒是影響不小，大學教職丟了也罷，很快在五四風潮之下、因散發傳單而第二次入獄；草創新興黨派卻又與一群更年輕的海歸革命者抵牾頗深，最後鬱鬱而終，而星星之火則呈燎原之勢，這點，胡適是沒說錯的。陳獨秀這點私生活的經歷，該不該讓他丟飯碗，實在是一筆吵不清的帳，但蔡先生既然知道「仲甫兄」的能耐、認他是「最能打開局面的人」，那怎麼會忘了陳翻雲覆雨的後果呢。陳獨秀的遭遇，倒像鄙母校里的幾位先生，不過也有些不同。他們或有嫖賭被抓的，或有與下屬暗昧被菜刀追殺的，但畢竟不是陳獨秀，沒有陳的魅力；所以離開似乎也無妨，只不過徒添茶餘的談資——不是每個嫖者都能像陳仲甫。

孫中山、那時還是叫孫日新的時候，自述曾在1894年甲午，給當時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上書要求「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改革主張，但未被接受；爾後他就從上海去檀香山，組織了興中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的誓詞，自述間，又是一顆受傷的心，被逼著走向另一個極端。

不過那年最為人熟知的是中日的海戰，且以中國大敗而告終。這麼看，孫中山的自述似乎也有攀附的嫌疑。他到底有沒有給當日主戰派李鴻章上過一道他自己也未必在行、而李鴻章肯定沒見過的改革疏命，估計要成為千古疑案了。不過如果歷史有「閃回」，讓李中堂不巧看到孫文的奏疏，我們也不妨可以想像那個充滿可疑與期待的時代，會怎樣跟著改變。或許孫文就是想要李中堂的一個回復呢，他就想變成了一代名醫不問政治；或許正因為孫大夫的良方，中日在十九世紀末賭國運時，中國就贏了？

反正李中堂要是點擊回復一下孫逸仙博士，或許就沒有那個酷愛革命一輩子攪得南洋、東北不安寧的孫文了。徐克的電影裡面，讓一個也是一個三十歲不到的年輕人，為孫文完成願望，對李鴻章說了一次：

以小民之見，我們不只要練武強身，以抗外敵，更重要的是廣開民智，智武合一，那才是國富民強之道，區區一個牌子，能否改變國運，還望大人三思，這金牌，送給您作紀念吧。

結果李鴻章念了他的名字以示回復，那人就回去寶芝林繼續賣葯。那個人是「黃飛鴻」，歷史上倒真是一個醫生。

那些得不到「大挑知縣」而不得不把天下攪得翻天覆地的人，某種意義上還是可惜的。因為他們曾經希望的並不多，可你就是不給；他一時得不到後，就偏要的更多，扭曲到我沒有你們也別要的地步。比如我只是要找個妹紙過日子，不被同意，結果只能暗暗奮鬥，賺了錢有了地位，天天換對象、出入風月場所、學陳教授，反而不想好好過日子了。就是這些人，倒不如早早的遂了他的心。情感上如此，政治上當然也如此，「大挑知縣」就是一個不大不小剛剛好的天地，可是不知道有識之士能不能成全了。

現如今，還有一塊地方像當日「大挑知縣」這樣的一畝三分水土，就是「學術界」。聽說很多胸懷經天緯地之才的人物，被自願困在了這個圈子裡，再也不去扮演王安石、張居正了，也倒是「學術界」這個地方的功德所在。聽橘園兄說起，滬上東北某高校有位爺，本有些翻江倒海的志氣，兼為九流三教中人，卻一入得「學術界」的地限，也規矩地翻起了古今舊書，立志發些古人的微言大義才好。我聽了也不以為然，或許還過於抬高了些吧。我倒是近日聽得一位「學術界」里的新人、人稱「著作等身的九零後」；案頭有他的幾本新書與新發表的文字，頗有些頤指如意的氣概，從王公海寧到陳公義寧，再到今日的余公潛山的事迹，他都能瞭然於胸，並借之闡發一二，至於與學界諸長的交遊也是圈內的談資。我與橘園兄說，聞此公出身亦大不凡，肯委身「學術界」，未嘗不算青年任公得一「大挑知縣」了，你說他要是不讀讀書做做學問，能量會有多大。橘園顧左右而言他。

轉載在南來

梁啟超

陳獨秀

學醫時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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