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西晉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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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ns Court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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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中國四大美男,潘安、蘭陵王、嵇康、衛玠。查百度中國古代十大美男,包括潘安、衛玠、子都、宋文公、宋玉、蘭陵王、嵇康、韓子高、慕容沖、獨孤信,據說都是才貌雙全,文治武功威震華夏。不難發現,美男子多出自魏晉至隋朝士族門閥階段。
從漢獻帝初到八王之亂後裂割據局面,延續了九十年之久,西晉建立以前已有了十幾年順利發展的歷史,西晉統一以後,出現一片繁榮景象,農業生產逐年上升,國家賦稅收入逐年充裕,史稱「太康之治」。民間有「天下無窮人」的民諺。
馬克思從階級矛盾說:「古代國家滅亡的標誌不是生產過剩,而是達到駭人聽聞和荒唐無稽的消費過度和瘋狂消費。」西晉大臣是司馬氏的元勛及其子弟,他們都是世代王侯門閥,奢靡之風的盛行,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尚,西晉普遍貪賄之風,太傅何曾和司徒何劭父子,日食之需達一兩萬錢,官僚貴族還競用極端奢侈的排場彼此炫耀,王愷與石崇鬥富更是被頻頻引用。
西晉立國僅51年,統一36年便分崩離析,階級矛盾引起的農民起義鬥爭轉向民族仇殺,翦伯贊在《中國通史》中,把這性質仍然歸為是階級鬥爭而不是民族鬥爭。結論不論對錯,從同質性與異質性分析,一個多民族國家人民同質性等於或大於異質性才能和平共處。異質性壓倒同質性意味著文化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分崩離析了。
漢朝提倡從講經論理的儒生中選擇人才,士人通過察舉、徵辟出仕。東漢末年官僚士大夫形成了新的政治集團。曹操統一中原後,對官吏重事輕名,唯才是舉,暫時抑制官僚士大夫,曹丕繼為魏王,選拔人才採用九品中正制。到了晉朝,司馬氏是世族地主的政治代表,晉武帝依靠這個貴族集團取代了魏室,因此他也就儘可能滿足士族門閥制度對財富和權勢的要求,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九品中正制在西晉就完全轉化為鞏固門閥勢力的工具,「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門閥士族社會地位高人一等,不與庶族(寒門)聯婚,注意門第。他們壟斷政治,排斥庶族寒門。庶族即使做官以後,依然受到士族的歧視。至於那些不願巴結士族的庶族地主,便一生沉滯,永無晉陞的希望。
曹操對桀驁不馴,譏刺侮慢士人「整齊風俗」,殺掉了最狂妄的名士孔融和以家世文才自傲的楊修,也殺掉了儒生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之後政權更替頻繁,到西晉時期,儒教的倫理綱常,在家行孝,事君盡忠,尤其是忠君思想,已被大大削弱了。陳寅恪先生認為,司馬晉朝無法化解的死結,正是傳統儒家倫理中的忠孝問題,愛國與愛家孰先孰後的問題。司馬家族以曹魏重臣的身份篡奪皇位,對君主的不忠,是對忠誠的踐踏,若提倡忠君愛國之心,那他司馬氏的篡位,就是不忠,就是叛國。司馬晉朝忠與孝是割裂的,孝道被西晉死死抱住不放,提倡孝道高於忠誠。忠君愛國,對封建皇帝和國家的忠誠,是王朝向心力、政權凝聚力的基石。對國家的認同也是同質性的核心,按現代國家的概念主權高於人權。
西晉流行《老子》、《莊子》與《列子》的學說,老子講: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是天地之間存在著客觀規律,這規律是奧妙無窮的,非常難以窺見真容。玄理空談,空洞不能經世致用,以王衍為代表,他才華橫溢,精通擅長玄理,自己比子貢,再加上他的聲譽名氣很大,為世人所傾慕,稱為「一世龍門」,是西晉玄談領袖人物。
《列子》「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且趣當生,奚遑死後」,縱慾、樂生的消極的人生思想,助長了元康之後官僚士族追求奢靡生活的放達之風,生活習俗模仿異族的貴族。門閥士族,鐘鳴鼎食之家,多縱情聲色,蓄養家妓成風,「寵臣群下,亦從風而靡;王侯將相,歌妓填室;鴻商巨賈,舞女成群」。官僚集團與文人漠視民間疾苦,皇帝司馬衷說:「百姓無栗米充饑,何不食肉糜?」,錢穆在《中國文學史》推崇建安文學與太康文學,這時期的文學氣勢恢廓,景物迷離,詞藻華麗,落花水面皆文章。
玄談成風暢談人生哲理是流行的元素,舞台是曲水流觴。門閥士族是儒學代表,一邊用儒學鞏固封建統治秩序,一邊用老莊玄學思想解釋儒家。
西晉興起變態的審美趨向,流行裝酷,門閥士族子弟終日「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小鮮肉與偶像泛濫,西晉男人都是「胡粉飾貌,搔頭弄姿」。小鮮肉普遍女性化,容貌秀麗,肌膚若骨。《情史》有載:魏晉佳人有二,指潘安、周小史。晉張翰《周小史》:「翩翩周生,婉孌幼童。香膚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頤,菡萏芙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煙。轉側綺靡,顧盼便妍」,周小史堪稱美男的巔峰,是一塊沒有瑕疵的寶玉。現在形容奶油小生「貌比潘安」。潘岳周遊於洛陽,女士們往往蜂擁而至,沒有禮法所拘,手拉著手把這個帥小伙圍在中間,向他溫柔地拋擲新鮮水果。晉書中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容貌俊雅,王導的皮膚就非常白皙,手拿白玉柄麈尾,手和玉渾然一體,白皙如「玉人」。前趙將領劉曜攻陷洛陽,羊獻容皇后被劉曜所接收,劉曜問羊獻容:「我比起那司馬家的小子如何?」,羊獻容回答:「這怎麼能相提並論?陛下您是開國聖主,他是亡國的主,臣妾出身高門世家,但自從侍奉您以來,才知道天下真有大丈夫」。男兒當提三尺劍,建不世之功業!羊皇后的話何尚不是對西晉男兒病態美的反諷?
西晉是一個自由而男風熾盛的年代,謳歌孌童和俊男,同性戀成為時尚,同性戀文學大量的湧現,阮藉有一首《詠懷詩》,裡面深情的讚頌了同性之間的愛情:「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馨折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夙昔同衾裳,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丹青著名誓,永世不相忘」。《世說新語》載山濤的妻子在晚間窺視客居她家的稽康和阮籍同床共睡的同性性愛行為。嵇康、慕容沖、周小史都是同性戀中的代表。門閥士族時代,寒門出貴子出人頭地,要生就一身好皮囊,即使才華橫溢也要依附於門閥士族,如左思、潘安之人。那是一個自由的年代,也是個瘋狂的年代,也是個光怪陸離的年代。文明的第一要義是傳承,是同質性,同性戀為異質性。
曹魏將國家控制的人口編製成郡縣民、屯田戶、兵家三部分,實施屯田,分別為軍屯和民屯,各有獨立的領轄系統和單獨的戶籍。兵家是職業,自然要受到軍紀軍法的嚴格約束。為了保持軍隊的士氣和戰鬥力,朝廷又規定了不少優待兵士的具體政策,身份高於縣民,比如「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
西晉頒行占田制和戶調製,目的在於通過田租、戶調的調整,儘可能加強對農民的控制,防止他們繼續脫籍逃亡,但是西晉時期門閥勢力強大,封建剝削嚴重,西晉政權既無力嚴格控制農民的戶籍,也無法掌握確實的墾田畝數,西晉加強對兵家的剝削。「官得七八分,士得二三分」,還強迫田兵盲目擴大種植面積,兵家戶籍和身份降到縣民之下,想要出兵籍要麼投靠門閥成為私人佃客,要麼花錢行賄脫兵籍,同時大量民田被侵吞,強募屯田民為兵。到晉惠帝時,就出現了「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晉書.趙志》中趙志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志感母言,自恥士伍,改名浚,詣師受業以求顯達,後師從嵇康,以流民身份與家庭切割走上仕途,最終只做了個小史,聞母早死,哀嚎痛哭,嘔血而死。寒門難出貴子,也說明兵家戶籍身份低下。剝削和賦稅的不公平,勢必引起負擔重的階層民眾向負擔較輕的那個階層流動,打亂人口編製,破壞統治秩序。賦稅不公曆來是封建王朝動亂的根源,門閥士族掌控著最多的土地和資產,卻沒有賦稅的義務,勞動力創造的價值在門閥這台抽水機面前,源源不斷的供向門閥的錢袋子,放大了賦稅不公的異質性。
西晉是民族鬥爭和民族融合的年代,西晉時把匈奴部帥改為都尉,加強了對匈奴的控制。除了舊有的幾萬落匈奴以外,西晉時期塞外匈奴、「雜胡」又源源入塞,前後共達二十餘萬人。羯、羯族在西晉時入塞,他們原來役屬於匈奴,所以被稱作「匈奴別部」。各族部落愈是遠離自己原來的住地而進入漢人地區,它們的成員就愈是容易脫離原道德和原體制的約束,遷移新地後受本族貴族的壓迫剝削,還要受魏晉統治者和門閥士族的奴役。各族人民都受到官府和地主的虐待,都對西晉統治不滿,甚至「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西晉末年的起義鬥爭,有漢、蠻、氐、羌、匈奴、羯等許多民族的群眾,階級壓迫暫時突破了民族界線,共同進行鬥爭。西晉王朝瓦解以後,起義鬥爭轉向民族仇殺。從此以後,北方人民的階級鬥爭就以反對民族壓迫鬥爭的形式出現了,民族的異質性超越了階級的同質性。民族融合也要建立在同質性之上,強行引入不同質的民族,新的民族脫離原部落羈絆,也不能植根於新地,極易形成流民。導致民族壓迫鬥爭和民族仇殺。現代文明社會塑造認同的同質性,不能無限放大民族矛盾、階層矛盾。
穩定的國家和朝代要有生存的共同體形態,人的心智水平、思維能力與思維習慣有差異,個體接觸到的有限範圍註定對共同體的認知是靠「媒體」和「文化」建立的,「媒體」與「文化」解決道德的同質性,引導構建什麼樣的審美與政治生態。西晉的玄談風和變態的審美說明傳媒的重要性。
與西晉相似的是民國時代,評選出民國四大美男,家族勢力等同於西晉門閥,兵源靠拉壯丁,民國大師們熱衷於吃喝玩樂玄談,民生疾苦視若不見。人若是精神頹廢沒落,縱有萬貫家財,也會敗得精光。石崇被處死時,才嘆息道:「小人們看中了我的家財。」武士們譏諷道:「你既然知道財富給你帶來禍害,為什麼不趁早把財富散掉呢?」。國家若是道德腐朽,即便曾經風光無限,也會陷於積貧積弱之深淵。王衍臨死時,看著別人說:「唉!我們即使不如古人,平時如果不崇尚浮華虛誕,勉力來匡扶天下,也不至於到今天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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