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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君子固窮」遇到「富貴淫人」

多金者富,位尊者貴。或富,或貴,或既富且貴,歷來為世人所艷羨所渴求,亦所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致富貴,能看出一個人的志趣能力;處富貴,則能看出一個人的品格境界。當年,景春和孟子討論公孫衍、張儀這種「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的風雲人物算不算「大丈夫」,孟子則提出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條判定標準。三者中,貧賤是富貴的反面,威武則出自強權,強權源於「位」,「位」是因為「貴」。所以,孟子實際上只是在談富貴的正反面對一個人「三觀」的考驗。達標者,才能稱之為「大丈夫」。可見「富貴」是檢驗一個人信仰純度的試金石,它能折射出人性的光輝和人格的魅力。

窮不易操,貴不忘道—信仰的高度。

有一次,孔子在陳國絕了糧,跟隨他的人都餓生病了,病蔫蔫的,連床都爬不起來,一向粗豪的子路怒氣沖沖地來見老師,發脾氣說:「君子亦有窮乎」?是呀!君子也會「窮」得一籌莫展嗎?這個問題想必也是孔門其他弟子的困惑。孔子看著子路,語重心長地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意思是說,君子也會窮困,不過能安於窮困,小人一旦窮困就會鋌而走險,無所不為。君子何以窮而不濫?原因就在於君子有信仰,即其所信奉的「道」,它會產生一種道德自律的力量,匡佑君子在遭遇各種突如其來的困厄時不改變做人的原則。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與道德境界是所謂「孔顏樂處」,其精神內核就是安貧樂道。一個人如果真正「樂道」,必能「安貧」,自然就不會出現「窮斯濫」的無底線行為。

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以賢德著稱,「不遷怒,不貳過」,孔子視其為畏友,愛而敬之。顏回偉大之處即在於身處貧困卻不改風操,所謂「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是「君子固窮」的典型。韓愈說:「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歌頌的就是顏回信仰的高度,這也是孔子積極追求的目標。孔子不是也說過「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的話嗎?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不就是「安貧」嗎?套用孔子的一句話來評論夫子,這叫「吾與回也」。

在孔子看來,富貴不應成為君子的最高追求,「道」才是終極關懷,所謂「君子憂道不憂貧」。不過,如果脫貧致富,卻與「道」無妨,即便是「執鞭之士」這種下等差事,孔子也願意做,說明他並沒有忘情於富貴,關鍵要以「其道得之」。所以「窮不易操,貴不忘道」,是立身處世的根本,糊塗不得。一個真正有理想、有操守的人,絕不會為衣食住行等物質需求沒有得到滿足而煩惱。如果身邊有「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的朋友,我們要敬而遠之。

明武宗正德元年,時年三十七歲的王守仁因反對宦官劉瑾,被廷杖四十,遠貶到貴州龍場做驛丞,相當於做了當地政府招待所的所長,掌管車馬、儀仗、迎送之事,連個品級都沒有。這對於心雄萬夫的王守仁來說,落差是人生的一場重大考驗。但他憑藉堅強的信念,愣是在龍場這個窮荒之地不文之所,創立了思想的豐碑,「龍場悟道」遂為史家所艷稱。其《教條示龍場諸生》,與其說是規勸學生,不如說是困厄中與諸生共勉,他批評當時的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足見立志在任何時代都非易事。既「志於道」,又「恥惡衣惡食」,只能說明其人信仰不夠純粹、道路不夠堅定。因此,也就談不上「不畏浮雲遮望眼」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

實現從惡衣惡食到錦衣玉食完美轉身的朱元璋,也是「貴不忘道」。當了皇帝以後,他一再推薦高級領導幹部要好好讀讀高明的《琵琶記》,說這本書是什麼「山珍海錯,貴富家不可無。」言下之意,《琵琶記》是爾等貴富家的「標配」,缺之不得。其實,他無非是看重了這本書所宣揚的忠孝節烈思想,這就是洪武大帝所標榜的「道」,高明無意間成了帝王教化的木鐸。

見利思義,富而懷仁--富貴的尺度。

追求富貴,是一種價值取向,落地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其間的曲直冷暖,外人不能身受,自然無法感同。不過值得警惕的是,當一個社會普遍以金錢的多寡、權位的高下,即富貴的豐歉,來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的時候,其與大達亦遠矣。所帶來的惡劣影響,必然是人心浮躁、世風日下,孰不知挽回一種風氣比救治萬千肉體要來得艱難,所以富貴的尺度很重要。

孟子說「富貴不能淫」,潛台詞其實是「富貴淫人」,古人這種話你要反著聽。對富貴的艷羨、對權力的膜拜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就像瘟疫一樣,抗體差的人很容易染病上身,貧賤則移,威武必屈,所以孟子才有此一說。那如何「防疫」呢?有一劑藥方是這樣開的:「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成人」這裡指完人,其賴以養成的三標準比孟子所謂的「大丈夫」還高,這支「疫苗」堪稱「溫而厲」了。

「見利思義」是孔子富貴觀的核心,他有一句長期霸屏的口號叫「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孔子不反對升官發財,還鼓勵弟子出來做官,以為「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但前提是要走「正路」。何謂「正路」?孟子說:「義,人之正路也。」正路,沒有人慾的邪曲,自然就沒有入歧途的後顧之憂,有的只是天理之當行,這樣得來的富貴才安心。與其歪門邪道賺來富貴,戰戰兢兢地過日子,還不如餓肚子窮開心,此亦所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面對富貴的誘惑,孔子主張「義然後取」,這是謀求富貴的正確打開方式。

舉頭三尺有神明,追求富貴要心存敬畏,「義」字當頭,而不是利令智昏。「不義而富且貴」,就像頭頂上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富貴隨時都可能煙消雲散,你還贏不得世人一絲的憐憫。孔子說「放於利而行,多怨。」「放於利而行」,就是唯利是圖的意思,這樣只會招來怨恨。摯虞《庫居銘》中說:「有財無義,恆家之殃」,說的也是這個道理。是故浮榮不足貴奢華亦非福。與其濁富,不如清貧,中間有個「義」的權衡。

在儒家那裡,「義」又總是與「仁」連在一起,仁者安仁,可以「久處約」,可「長處樂」,這既是安於貧賤,也是善處富貴。孔子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君子修身,連一頓飯的功夫都離不開仁,追求富貴當然也須臾離不開仁,為富不仁是要遭人詛咒的。一個人發跡變泰了,要貴不忘道,富而懷仁,待人一視同仁,不能有傲慢與偏見。一個人潦倒落魄了,不要「好勇疾貧」,而生自卑與覥顏。

君子素其位而行—做人的風度

如果有一天,我們如願以償地富貴了;或者一番奮鬥之後,我們脫貧致富的願望落空了,今後的生活何去何從?是「富貴還鄉」,在父老鄉親面前擺闊炫富?還是富了哭窮,做個偽君子?是兜里沒錢,卻「打腫臉充胖子」裝富?還是苦大仇深,遇見富人分外眼紅?這很能考驗做人的風度。《中庸》里說:「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這個「位」可以指實體的職位,即「在其位謀其政」的「位」;也可以是今天所謂的信仰或職業操守。這句話提醒世人:處富貴之實,就當行富貴之事,要富不學奢,富而好禮。處貧賤之位,就要做力所能及之事,不慕富貴之虛,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簡單地說,真誠務本是做人的風度,也是我們要努力追求的高度。莊子說聖人「法天貴真」,「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我們普通人也應該有這種覺悟才是。

富貴能轉移風氣,清人吳喬說:「事之關係功名富貴者,人肯用心。」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一部《儒林外史》,識者以為「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我們也因此看到了一幅幅活色生香的知識分子「變形記」,這是利欲熏心、道義蒙塵的緣故,知識分子斯文掃地,何談做人的風度?充其量是附庸風雅。「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才是他們應該思考的命題,這是「務本」。而那個時常受老師批評的子路呢,「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宛如濁世中的一股清流,狠狠地鄙視了一把這些後世的不肖子孫。

《孔叢子》中說:「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這種觀念,同世俗對富貴的認知大不相同,有點哲學的意味,也有點精神勝利法的意思,我很喜歡。君子素其位而行,做好自己的事,盡量不勞頓別人,少欲則寡求,寡求自少辱,無欲則剛是做人的一種風度,也是一種別緻的富貴。《聊齋志異》中說「受人求者常驕人,求人者常畏人」,這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經常幫助別人的人,多少會有一些心理優勢;而經常接受別人幫助的人,對施與者多懷有一種畏懼的心理,後者自然難言富貴,儘管他事實上可能以俗世的富貴者存在。

貧富貴賤,能考驗一個人的定力。「君子固窮」,「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是一種高度,值得提倡;「富貴不能淫」,「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是一種風度,也應該表彰。貧賤能自娛自樂,富貴多助人為樂。貧賤不生巴結心,富貴不長勢利眼。貧不忘儉,富不作秀。窮而思進,富而周急。這樣,再多的卑微也不會換來世人的鄙夷與嘲謔,再多的富貴也不會換來世人的仇視與不平。

貧富貴賤,和幸福之間也不存在必然的聯繫。富貴不等於高貴,財大不代表福大。有了富貴,卻沒了自由,不是人們所渴望的。貧賤夫妻也未必百事盡哀,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囊中羞澀的生活照樣可以有滋有味,「吾心安處」即是幸福,殊途卻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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