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推薦 訪問童年 殷健靈：最初的圖畫

原載於《上海文學》2018年第4期

最初的圖畫

殷健靈

受訪人：曹紅燕外企高管1975年出生

「那陽光啊，絢爛得幾乎要迷了我的眼睛」

你問我是什麼時候真正告別童年的？唉，很多人是慢慢地不知不覺地和童年作別的，我卻是斷崖式的。那一年，我十一歲。

我有過明晃晃的陽光燦爛的童年。那陽光啊，絢爛得幾乎要迷了我的眼睛。

我的爸爸媽媽都是鄉村教師，我們就住在學校的院子里。生我的時候，媽媽已經四十歲了，我是家裡最小的女兒。大姐整整比我大了十一歲，我出生的時候，二姐也已經上學了，哥哥呢，他比我大三歲，但他自以為是個男子漢了，特別嫌棄我，不愛帶我玩兒。我倆經常打架，爭東西吃，搶著去大人那裡告狀。和哥哥打打鬧鬧的日子也是快樂無比的。

我五歲就上學了，之所以去上學，是因為一個意外。

我們家是一排平房，門前有一口井，井台和地面持平，沒有安井架。一天晚上，那個月夜天色不是很亮，我和鄰居家的小姐姐在井台邊玩，我記不清是故意的還是不小心，突然在井台邊打了一個閃失。站在旁邊的媽媽嚇壞了，一把將我抱在懷裡：「差一點，你就掉進去了，要是掉進去了怎麼辦哦。」她數落著，井台離我們家這麼近，也沒有井架，學校也不管管。許是因為後怕，擔心我一人在家時發生意外，沒過幾天我就被媽媽安排直接插班上學了。

回想起童年時光，我的心裡總是暖暖的，甜甜的。哪怕差點掉進井裡，我記住的也不是驚嚇，而是媽媽綿軟的懷抱。那些時光啊，在今天的我想來，仍然如同香噴噴的剛出爐的白麵包——

天總是很藍，風總是很和煦。媽媽在教室里給學生們上課、寫板書，我蹲在教室門口玩小石子兒，一抬頭，就看見邊上淺淺的溝渠，那裡面養著小魚兒……不知不覺，一節課就過去了，操場中央的鐘「噹噹當」地敲起來，媽媽從教室里走出來，四處找我，我躲在大樹後面捂著嘴巴偷偷地笑……

上了學，我被安排在媽媽的班上。媽媽不但教語文，還教數學。有一天，正上著課，她不停地咳嗽起來，咳得沒法說話。我坐在下面，心裡干著急。忽然，眼前出現了一幅神奇的畫面，我的姥姥出現了，她的手裡端著一杯水，從教室後窗把葯遞給了媽媽。那幅畫面，讓我覺得好溫馨、好安妥，即便是坐在教室里，也像是在家裡一樣……

一年級的時候，媽媽用硬板紙做了一個錶盤，教大家認識鐘錶時間。可那個錶盤對我來說如同天書，完全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為什麼這個就是四點鐘啊，為什麼那樣就是兩點一刻」，我想破腦袋都無法理解。有一次，媽媽跟孩子們做了一個遊戲，她在錶盤上設定好不同的時間，請每個同學上去悄悄在她耳邊說出是幾點，然後就可以回家了。我在下面如坐針氈，因為我根本不知道。輪到我了，我磨磨蹭蹭地走到媽媽身邊，湊近她的耳朵，可是，我什麼都沒說，只是「嘁嘁喳喳」亂說了一氣。媽媽聽了，沒說什麼，還是放我回去了。我灰溜溜地回了家，心裡第一次感到了沉甸甸的內疚，「所有的同學都能告訴媽媽答案，只有你不能」，我的心裡一直響著那個聲音……

後來，媽媽又教我們學習刻度。我始終搞不明白米、厘米、毫米的區別，媽媽布置了一項家庭作業，讓我們各自回家量身高，第二天報給她。第二天，大家紛紛向媽媽彙報。輪到我了，我站起來，說，「我一厘米。」同學們哄堂大笑。那天回家，從來不責怪我的媽媽批評我了。可對我來說，搞清楚那些距離單位比登天還難，媽媽不了解，五歲的我提前上了學，心智發育遠遠達不到別的孩子的水平……

雖然有委屈、無助和內疚，可是，回想起來，即便是媽媽的責備也那麼珍貴和美好。

媽媽清淡得好像一幅中國水墨，小眼淡眉，留著齊肩的短髮，臉色總是蠟黃蠟黃，高高的個子，單薄得好像紙片。媽媽體質敏感，患有氣管和支氣管炎，經常發哮喘。後來，她不再教課，校長安排她在圖書閱覽室收發報紙和書刊。媽媽的體弱多病，讓我們習以為常。印象中，經常看到爸爸帶著媽媽去醫院，拿葯、煎藥、吃藥。媽媽是家裡的重點保護對象，每天早上，姥姥都會拿一個雞蛋磕在搪瓷缸里，打散，擱入香油和糖，用剛煮沸的開水給媽媽沖雞蛋花喝。姥姥說，雞蛋花補身體。全家人只有媽媽能享用。有時候，姥姥會舀一勺給我嘗嘗，我踮起腳尖看茶缸里的雞蛋花，它們被沖成薄薄的一片片，黃白相間的，好像田野上盛開的醡漿草花……我們家的廚房裡還養著一罐紅茶菌，放點糖，喝起來酸酸甜甜的，據說這東西可以抗氧化。這個也是專門為媽媽準備的。

媽媽有雙巧手，她參考掛曆上的上海時裝，給我親手做了粉紅色的泡泡袖紗裙，還給我織了件鵝黃色的毛衣。老師們輪流把我叫去辦公室，研究媽媽的作品。爸爸在院子的空地里，種上了番茄、豆角、黃瓜和茄子，夏天，我在惺忪的午後醒來，總能看到桌上放著媽媽洗乾淨的黃瓜或者西紅柿，我和哥哥一人分一半，帶著下午書法課的毛筆和硯台，踩著蟬鳴，穿過斑駁的樹影，走向綠蔭掩映的教室……

哦，童年的記憶就是這麼瑣碎又溫馨……

有一天，我們興奮地得知，有一個貴客要來我們家了，那貴客是我的三姥爺，從省城濟南來。這對我們全家來說，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三姥爺剛剛退休，想回家鄉轉一轉，他先是給爸媽寫了封信，表達了來鄉下的願望，爸爸媽媽馬上熱情地回了信，介紹了家裡的情況，還寄去了一包板栗。三姥爺又回信說，吃到板栗了，好甜啊。爸爸鄭重其事地給全家展讀了三姥爺的信，有一種儀式般的莊重感。哦，要來貴客了，得把這個家好好整一整，清理灶台，換洗窗帘，粉刷牆壁，迎接三姥爺的工作幹得熱火朝天。我們的家煥然一新！貴客終於到了，果真是貴客啊，三姥爺說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穿的是襯衣和皮鞋，還帶了一個嬌滴滴的兒媳婦和可愛的小孫孫，那小孫孫抱著變形金剛。他們的到來，讓我們家有了全新的氣象。他們還帶來一旅行箱的好吃的，印象最深的是奶油糖，我們在家吃的不過是水果糖而已，哦，還有一大塊方蛋糕，我們珍惜地小心地一塊一塊切著吃，好香，好鬆軟……

面對文質彬彬的三姥爺，穿著嫩黃襯衫、燙著頭髮的兒媳婦，我們在興奮的同時，還感到了自己的卑微。兒媳婦在發出「這裡居然沒有自來水」的驚呼時，有一種異樣的感覺爬過我的心。面對光鮮的他們，忽然地就對比出了我們的暗淡。雖然，我也曾經以為自己的生活是光鮮無比的。

三姥爺們離開後不久，爸爸媽媽在縣城裡找到了新的工作機會，那是一個教師進修學校。我們要從鄉下進縣城了！

搬家的時候，我還抱上了我的小黑貓。它是我的玩伴，我成天抱著它，出去玩，也把它放在帆布包里，露了一個口，帶著它四處遊盪。我帶著它到了新家。但我沒有想到，之後我們相處的日子不會很長了。

我們的新家依然是學校的家屬院。到了新家後，小黑貓命運多舛，我曾經兩次把它從死亡線上救回來。

第一次，它在外面吃了耗子葯，掙扎著回家，躺在房子下面的陰溝里，一動不動。我蹲在陰溝旁邊，夠不著它，只能哭著用小石頭輕輕打它一下，它抽搐了一下，它還活著！門房老頭幫我從陰溝里把小黑貓撈了上來。他說，仙人掌能夠救它的命。正好，牆根里就種了仙人掌，我截了一段，用蒜臼子搗碎了，用手指卡著小黑貓的嘴，把仙人掌汁給它灌進去。奇蹟出現了，沒多久，小黑貓睜開了眼睛，它站了起來，慢慢地踱著步，走到了水井旁一個削平的樹墩子上，蹲在那裡。

後來，它又吃了一次老鼠藥。它在我面前嘔吐，嘔吐物里有小老鼠的腿骨。我又拿仙人掌汁灌它，它再次活過來了。

還有……第三次……那是在我媽媽做完「頭七」的當天晚上，它沒回家。從此，它再也沒有回來。我不知道它去了哪裡，是死了，還是被別人截留了。它留給我一個沒有結尾的結尾，同我的媽媽一起在我的生活里消失了。

可是，我的指尖分明還遺留著卡在它犬齒里的尖銳而溫暖的感覺，還嗅到帶皮的仙人掌汁液略微刺鼻的草腥味兒……

它一直在我的記憶里。它跑出去玩，和別的貓打架，叫春，它在地上曬太陽，把肚皮翻給我看，我抱著它，撫摸它光滑的毛皮……

原諒我拉拉雜雜說了這麼多，它們也許無關緊要，可對於我，每一個片段都很重要，都是那麼五色斑斕。如果你不激活我，它們都沉睡著，可我知道，它們一直在那裡，清晰得彷彿昨天。那些鏡頭不喚自來，像葉子一樣在我的記憶里紛飛。

「那是一個蠟像，那不是我的媽媽！」

我是在十歲那年搬的家，半年以後，轉年的大年初七，我的媽媽就病故了。

當媽媽活著的時候，儘管她體弱多病、弱不禁風，我從來沒有擔心過媽媽會離開我。生病的媽媽，是生活里的常態。常常地，她喘不上氣來了，然後，爸爸用自行車馱著她去醫院看病，每回，她都能好端端地回來。媽媽的病弱是她的標誌，我從沒見過她真正狼狽悲慘的病容，因此也從不會感到緊張和害怕。我十一歲以前的生活里遍布著陽光和歡樂，還從來沒有嘗過發愁和憂傷的滋味。

我掐著指頭盤算，過了年，我就十一歲了，過完這年暑假，就要上初一了。未來的日子正跳躍著朝我奔來。

這是一個和過去一樣普通的喜慶的春節。大年初七，一個和往常一樣的北方響晴的冬日，對聯的紅色還沒褪去，天光亮得晃眼睛，上午九十點鐘的光景，我在衣兜里裝滿了奶油葵瓜子，拿著小籃子和小鏟子出了門。我要去挖野菜！出了家門，就是麥田。冬小麥在暖陽下油油地閃著光，田壟邊已經冒出了一撥新綠，小籃子里不一會兒就裝滿了野薺菜。我找了個牆根坐下，把小籃子擱在一邊，邊嗑瓜子邊曬太陽，順帶想想心事。又過了好一會兒，兜里的瓜子嗑完了，我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鬆土，準備回家。

走到校門口，遠遠看見我爸爸騎著二十八英寸的自行車穿過學校的操場，后座上坐著媽媽。「帶你媽媽去看病！」爸爸說。我沖他們抬起小籃子，驕傲地說，「媽媽，你看！」媽媽說：「嗯，好孩子！」一切如常，我和他們擦肩而過。我想，過不了多久，爸爸又會帶著媽媽回家，我們可以一起吃中飯。早晨姥姥說啦，中午吃烙餅，我要在烙餅里卷上加了薺菜的小豆腐。這麼想著，我歡天喜地地回了家。

但是我和姥姥左等右等，都沒有等到媽媽和爸爸回家。

當天發生的事情，是後來爸爸斷斷續續講述的——

大年初七，醫院裡冷冷清清的。值班醫生給媽媽做了青黴素皮試，媽媽並不知道自己青黴素過敏，不多會兒，呼吸就急促起來，媽媽捂著胸口叫爸爸的名字，喘著氣說：「我不行了。」爸爸慌了，樓上樓下找醫生，但是醫院大樓空蕩蕩，找不到任何可以救命的醫生。就這樣，前後不過二十分鐘，爸爸眼睜睜地看著媽媽在他面前斷了氣。

這是一次醫療事故。

那天的白天好像特別長，哥哥姐姐們不知去了哪兒，只有我跟姥姥在家。到了下午四五點鐘光景，學校領導來了，他們避開我，跟姥姥說：「庄老師……在醫院裡不太好，正在搶救。」他們說得很婉轉。

「媽媽在搶救哦，媽媽的病一定好嚴重，我該怎麼辦呢！」我趴在沙發上哭，眼淚把沙發的皮革打濕了，連晚飯也沒有心思吃了。

天很黑了，我和姥姥一直沒有等到最後的消息，也不見姐姐和哥哥回來。於是我想，爸爸、姐姐和哥哥一定都在醫院裡陪著媽媽，媽媽徹夜在搶救。

約莫到了八九點，我哭得有些累了，迷迷糊糊地睡著了。矇矓中，聽見床頭有人說話，原來是舅舅和表哥。他們的表情沉重又嚴肅，默默地看著我穿好衣服，然後，帶著姥姥和我坐上了一輛車。

我上了車還在想，媽媽的病好嚴重，媽媽在搶救。大概只坐了十分鐘的車，可我覺得那十分鐘好漫長、好難捱。大人們都不說話，車裡的空氣重得像石頭。

可是，車並沒有開到醫院，而是把我們拉到了舅舅家。一進家門，發現裡頭坐滿了家族的長輩。見我們到了，最年長的舅姥爺上前對姥姥說：「這個，維華啊，早就熄了。」他用了「熄」這個字。這是他說的第一句話，之前我沒聽過這個字，但我立刻就聽懂了。舅姥爺的神態，姥姥的哭聲，所有人的表情，都讓我立刻懂了。可是之前，我一直在想的是，「媽媽正在搶救」，媽媽怎麼就「熄」了呢。我一下子覺得無法應對了。

這是真的嗎？之前，媽媽也無數次地喘不上氣來，無數次跟爸爸交代後事，但每次她都變得好好的。我還記得，有一回，我放學回到家，看見媽媽躺在床上休息，她的臉色白得像紙。我搬個小板凳，坐在她面前，說，我給您唱首歌吧。我唱的是剛學會的朱曉琳的《媽媽的吻》。媽媽聽著聽著，把臉轉了過去。媽媽哭了。

我現在四十多歲了，媽媽去世時是五十歲。我到了這個年齡，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才能想見媽媽在那個年齡離開，該有多少不舍和遺憾。可是那天，媽媽一句話也沒有留下，就永遠離開了我。

當夜，我和姥姥睡在一張床上。姥姥整晚都沒睡，一直在抽泣，我也一夜昏昏沉沉。第二天一早，我們去醫院太平間，和媽媽做最後的告別。舅媽給我梳了一個奇怪的髮型，死了媽媽的小孩，都要扎一高一下兩個辮子，還在辮子上纏了白布。我被大人領著，穿過醫院的走廊，走向太平間。來了很多人，他們看到我就哭了，我聽見他們說，庄老師還有個這麼小的孩子呢。太平間里簡陋至極，面前一張一人寬的水泥台，上面還有可能是車禍死去的人殘留的血跡，我的媽媽躺在上面，穿了一身臨時置辦的灰套裝，穿著黑棉鞋，還戴了一頂毛絨絨的帽子，臉色蠟黃蠟黃。

我無法接受眼前的媽媽。那是一個蠟像，那不是我的媽媽！那時候，如果只有我一個人和她相處，我一定是不哭的，一定是高度懷疑的。是的，我不相信，不相信不認可就不會有悲傷。因為那不是我的媽媽！可是那一刻，我被周圍的哭聲包裹和挾持了，我只能用撕心裂肺的哭泣來表達所謂的「正常反應」，但我在哭的時候，仍在懷疑：不對！這一切都是幻覺，是在演戲！媽媽馬上就會坐起來跟我說話！

我後來知道，悲傷的情緒其實是來自心理上的認同。只有接受了現實才會真的哭泣，各種夜不成眠、淚濕枕頭，那才是悲痛的表現，因為你接受了。

在媽媽的葬禮上，我只知道自己應該哭，但我的內心不接受。我誇張地跑上去，抱住媽媽。但所有人都拉住我，「不能抱！」他們喝止我，觸摸死去的人在葬禮上是忌諱的，我無法觸摸到媽媽，我連最後親近她的機會都沒有。我好想用自己的臉貼一貼媽媽的臉，可一旦靠近了，馬上被人拖走，我掙扎著，揮舞著雙手，我的手帶倒了守靈的香燭……哦，這是最大的遺憾。我被套路化了，配合著各種符合葬禮的禮儀，十一歲的我就是這樣想的。

接下來是火化。漫長而艱難的等待，終於等到哥哥抱著骨灰盒低著頭走出來。我迎上去，哥哥和我說了一句話：「妹妹，媽媽從此就沒了。」他從來不叫我妹妹，這次卻破天荒叫了我一聲。調皮搗蛋的哥哥瞬間長大了。

我們埋葬了媽媽。下葬那天正下著大雨，滿地泥濘，世界末日一般，我穿著白色的孝服，跟著送葬的隊伍，走在深一腳淺一腳的泥地里。隊伍前面的爸爸回過身來，我看見他的臉色蠟黃蠟黃，抬起頭，灰黃的雲伴著雨絲從天空飄過……

「我們讓繼母有了自己的家，但我的爸爸卻失去了我們。」

我的童年徹底結束了，沒有緩坡，沒有過渡，斷崖一般，戛然而止。

從此以後，姥姥留在了舅舅家，再也沒回到我們家。除了媽媽的去世，沒有了一直在身邊照顧我的姥姥，也是我的童年結束的原因之一。

出於照顧，組織上安排大姐進了縣城的學校教書，還讓正在讀高二的二姐輟學頂替了我媽媽的工作。我佩戴著孝布回到校園，一切都變了。

媽媽去世第一年的中秋節，家裡冷冷清清，愁雲慘霧。這時候，我二叔來了，二叔是個逗趣的角兒，他說他來陪我們過中秋。說著，他拿出一根棒子粗的胡蘿蔔，將中間挖空了，倒上油，插上一根燈芯，用火柴點亮了。這個慘淡的家頓時被胡蘿蔔燈照亮了，照暖了。大姐站起來，高興地說：「我來和面，蒸饅頭吃！」凝滯的空氣活泛起來，大姐在客廳的桌子上揉面，二叔在和爸爸聊天，胡蘿蔔燈的火光映在天花板上，一跳一跳。我在心裡默想：我數五十下，媽媽就會突然進來。媽媽沒有扔下我們，奇蹟就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我閉上眼睛，一直默數著……但是，睜開眼睛，媽媽沒有出現，奇蹟沒有發生……

二叔的胡蘿蔔燈卻留在了我的記憶里，永遠的。大姐事後跟我說，那天晚上，她所有的眼淚都流在和的面里了。

就這樣，我和姐姐、哥哥們互相支撐著，故作老成懂事，聽著別人的同情和議論，我學會了面不改色。每個人都有意無意地維持著生活應該有的正常樣子。晚上雖然以淚洗面，但不會夜不能寐，我的身上依然保存著屬於孩子的玩心。

可是，爸爸卻迅速衰老，那個永遠坐在桌前寫寫畫畫、研製土法教具的爸爸不見了，現在的爸爸總是神思恍惚、萎靡不振。於是，爸爸的同事們走馬燈似的給他介紹各種對象，喪偶的、離異的、未婚的，但總是不成。「日子還得過！」他們這麼勸爸爸。

但是爸爸總遇不上合適的。好幾次，學校領導張羅著給爸爸相親，在我們家大宴賓客。兩個姐姐在廚房裡炒菜，我衝進去說：「爸爸為什麼要找新媽媽呢？我們現在這樣過不是挺好嗎？」大姐心平氣和地回我說：「我們幾個總有離開的時候，爸爸需要有個人照顧他呀。」

三年後，繼母終於來到我們家，她比我爸爸年輕了二十歲。

那是一位性格、樣貌和我媽媽迥然相異的女性，她出身農村，性格潑辣，目不識丁，很年輕時就單身闖關東，在那裡結婚、生子。後來，她的丈夫出工傷事故死了，她帶著一個八歲男孩，不想在東北再嫁，一心想回老家。於是找到了我爸——一個鬱鬱寡歡中年喪偶的老教師。

當確定這個陌生人即將「入侵」我們家時，我當著所有人的面大鬧了一場。「我不願意，爸爸，人們都說，有了後媽就有……」我哭著說。爸爸看了一眼年輕的繼母，喝止了我。「有了後媽就有後爹。」後媽接上我的話，接著說，「我來你們這個家，也是擔子很重的，你們都沒成家，我不是來享福的。」爸爸在一邊打哈哈，對繼母說：「紅燕還小，還不懂事。」我反駁說：「我怎麼不懂事，我們這麼過不是很好嘛？」

兩個姐姐和哥哥保持沉默。我後來想，爸爸也許已經和他們溝通過了，但不知為什麼，他沒有和我溝通，也許因為我是家裡最小的孩子？因為我個性強烈？不管出於什麼原因，那一天，我讓爸爸手足無措。民間所有關於繼母的傳說都令我感到恐怖，我本能地抵抗著這個年輕陌生的入侵者。

然而，大鬧一場後，事態並未改變。後來，繼母評價我說，紅燕小小年紀，脾氣那麼大，性格那麼烈。

以抵禦姿態進入的關係，必定充滿了疙瘩、磕絆，即便稱得上片刻愉快的時光，那也是被粉飾了的愉快。我們讓出了我們的爸爸，讓出了家庭里所有的決策權。我們讓繼母有了自己的家，但我的爸爸卻失去了我們。

爸爸五十三歲，繼母三十三歲，我十四歲。這是一個危機四伏、隨時可能發生衝撞的家。我向大姐和二姐抱怨，爸爸為了再造家庭的融合，卻犧牲了我們。從那時起，我和哥哥開始住校，周末才回家。從此，我開始了漫長的寄宿生涯，爸爸維持著我們最低水平的學費和生活費，兩個姐姐成了代理媽媽，我事無巨細都去麻煩她們，而想不到尋求爸爸的幫助。大姐、二姐、哥哥和我，我們四個孩子明明有自己的家，卻變相地被拋棄了，飄零了。我二姐有一次和爸爸發生爭吵，憤怒地控訴他：「你真的沒有必要為了你自己的家庭拋棄四個還不能自立的孩子，你把我們拋棄得太快了！」

爸爸再婚的後遺症是，成年後的我總是想不起聯繫他。爸爸抱怨我，你怎麼連個電話都不打？我在心裡無奈地嘆息。我不知道現在的爸爸過得是否幸福，爸爸的幸福豈是我能左右的呢？

哦，再說說姥姥，曾經像媽媽一樣溫暖過我、寵愛我的姥姥。她留在舅舅家以後，和舅媽相處得並不好。我幾乎每周都會去看她，每回去，姥姥都會笑眯眯地拉開抽屜，把留了一個星期的零食塞給我……可是，大二那年暑假，忙著戀愛的我心被裝得滿滿的，沒顧得上去看姥姥，就匆忙返校了。就在這年的秋末，姥姥去世了。夏天的時候，她一定盼著我去看她，她的門前有一個石階，她總是扶著門框站著，那兒都被她扶黑了……姥姥去世，舅舅竟然沒有告訴我。事後我才知道，年過九旬的姥姥身體衰竭了，送到醫院後，她執意要出院，回老家。到了老家，姥姥默默地躺在床上，整整七天滴水不進，她是故意生生把自己餓死的……哦，我的姥姥……

作者札記

生命初始最美的圖畫

有時候，我們害怕回憶，卻總是陷入往事。不管在什麼時刻、面對什麼樣的人，我們會強調自己是個大大咧咧、不藏心事的人。倘若聊到童年的話題，也許會說，小時候的事情不記得了。我們沒有撒謊，因為我們是在努力忘卻，因為，那也許是一些灰暗的記憶，可是，越想忘卻，卻記得越清晰。

人的一生是否能真正獲得幸福感，從心底里接納和認可自己，跟小時候的經歷有很大關係，不管你長大後變得多強大，童年陰影仍會藏在陰暗處，在你的孤獨時分令你虛汗淋漓。

榮格說：「一個人畢其一生的努力就是在整合他自童年時代起就已形成的性格」；羅曼·羅蘭在《約翰·克利斯朵夫》里寫道：「有些兒童的愛與恨的高潮是大家想不到的，而那種極端的愛與恨就在侵蝕兒童的心。這是他童年最兇險的難關。過了這一關，他的童年結束了，意志受過鍛煉了，可是也險些兒給完全摧毀掉。」余華則這樣說：「一個人的童年是決定他一生的，世界給我們的最初圖像就是在這時候出現。每個人其實都一樣，童年會左右他的人生，雖然他長大以後可能會做這樣或那樣的工作，但無論他做什麼，世界的圖像是不可能更改的，充其量只是做了一些修改而已。只不過有些人修改得多一點，有些人修改得少一點。決定命運的最好時機就是童年。」

當寫下曹紅燕的故事，距離當時的傾聽已有一些時日，但我仍舊又一次淚濕眼眶。那個夜晚，當我與她告別時，我對她說：「感謝上蒼，至少在十一歲以前你擁有難得的明媚與幸福，那是你人生最初的圖畫，足可以享用一生。」十一歲以前的時光啊，五彩斑斕，溫暖絢爛，滿溢的幸福給日子塗上了蜜糖。如果說，生活總是充滿了無奈與遺憾，我們仍要感謝命運，曾經給予這個女孩兒滿足和幸福，那幅生命初始的美妙圖畫鋪就了一條通往未來的金毯，它足夠堅實，也足夠明亮，它能提供我們惠及一生的護佑。從這個意義上說，曹紅燕擁有著他人沒有的幸運。

（文內圖片若未標明均來自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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