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教授魏傑說：文化經濟的落後原因是「思想約束」。你是否感受得到？
近日，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魏傑在面對媒體採訪時指出：「目前中國文化經濟之所以落後，原因在於，社會所需要的、時代所需要的作品，我們做不出來。實際上有些思想在約束著我們，這種約束既包括經濟文化的約束，也包括傳統文化的約束，所以沒法使現代精神體現為文藝作品來滿足人們的需要。」
應該說，熟稔實證、精於量化分析的學者，去分析文化問題，總有獨特的角度。魏傑整篇訪談談到了文化在經濟學視角下的複合概念：文化經濟、經濟文化和中國現代文化。其最能體現經濟學特色的分析，大概就是供需關係。
應該說，文化和物質產品的生產相比，它太特殊了。在經濟領域，基本上是需求決定供給。市場上出現一種需求，逐利而動的商人馬上會動員社會資源，形成有效的供給，並實現盈利。也就是說，在一般商品和服務上，只要商人能理解了需求，都可以生產或提供出來。
而文化不行。即便，你非常清楚大眾的需求是什麼，你可能也生產不出來。需求是抽象的，約束也是抽象的，而生產又必須是具體的和標準的。供需之間的鴻溝，總在不確定的狀態，使人難以跨越。
如果要稍微清楚地描述那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思想約束」，王堂堂認為，這種約束是：取悅庸眾+政治正確的複合。
曾國藩說過，謀可寡而不可眾。意思是，做重大決策可以由少數明智的人決定，而不可以交由眾人謀劃策略。不論是組織金字塔式的科層結構，還是二八定律下的資源配置，都決定了：具有戰略眼光的人，一定是少數；能站在全面看清事物全貌的位置上的人，一定是少數。抬頭看路的人不需要太多，低頭拉車的人更應該專註於腳下。如果要求全員抬頭看路，不僅方向不能明確，動能也會降低。一個組織中少數戰略家的眼光和許可權，決定了一個組織的上限和發展的天花板。
山東電視台為什麼能淪為村炮電視台？就是因為他們把取悅庸眾當成了法寶。不可否認，中國目前仍是農業大國，三農問題依然是社會經濟領域的基礎性問題。但是，當文化失去了前瞻性，以貼近大眾為名義，追求所謂大俗，最終卻會流失在俗的漩渦。
永遠不要低估人民，也不要低估文化市場的精品效應。有人說山東電視台「聰明」，意思是，山東電視台也能做出高大上的節目，它的領導和從業人員也非常聰明，他們是刻意削減了自己的智商，讓自己創作的文化產品朝著鄉土氣息一路飛馳。就好比，一個博導從事學前教育，就只有刻意跟小孩子說一些童真之語，飯飯、狗狗個沒完。
可惜事實並非如此。實踐決定認識。你一直在做什麼檔次的節目，你漸漸就會向這個檔次靠攏。做精品節目的能力是無法收藏的，它是在實踐中磨練出來的，是在組織運行中形成高水平效能的。我們看到，山東電視台的綜藝節目已經全面淪陷。除了「快樂向前沖」和「我是大明星」，它不會做別的。它的人員習慣了、它的組織習慣了、它的品味習慣了。放到全國性的競爭平台上，你見誰在點播山東台的綜藝？可怕的是，「魯劇」這塊招牌，最近兩年也沒有那麼突出了。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國家寶藏》沒有朝低門檻的方向去做，《舌尖上的中國（第一季）》（需要強調第一季！）沒有用低水準的鏡頭和故事構建方法。好東西永遠是高估觀眾的，優秀的製作人員永遠是眼睛向上的。你的節目有多low，你就有多low。不要為低劣的創作水平尋找任何借口。
國產電影何嘗不是如此。總以為看電影的人群是低齡的、女性主導的、拒絕深刻的，所以當你去迎合，卻只能製造出垃圾。那些敢於去觸碰人類最核心的精神追求的，敢於去向人性的悲憫挖掘的，敢於揭示生命本質的作品，反而成為經典，久久流傳。我們在《活著》《霸王別姬》《讓子彈飛》之後，還剩下什麼？
反映到文化單位，越是「水淺王八多」的單位越沒法征服市場，沒法提供有傳播力的供給，當決策和行動的，都是庸眾，那將把任何天才的創意扼殺在搖籃里。文化經濟的「馬太效應」決定了，沒有人會為看上去還行，但在「有用」「有趣」兩個方面沒有突出貢獻的文化作品買單。
不論是決策還是定位，取悅庸眾的，會被大眾拋棄，這就是辯證法。
如果一個組織充滿了看似和諧的、以關係開路而且專註於營造關係網的、慣於墨守成規的、喜歡槍打出頭鳥的文化，拒絕第一眼看上去有撕裂感的創意，無法與庸眾和諧共處的人和觀念都會遭到排擠，稍有一點複雜的推論和專業性就被庸眾當成陰謀，那庸眾的漩渦永遠是向下運行的，沉淪將不可避免。
事實上，我們的無奈就在於，好像大多數的決策和定位，都是在「廣泛徵求意見」基礎上，在輔以政治正確的校準，出台一個個盡量不惹事的方案、工程，處處充滿了在政治正確的馴服之下的，一點點聰明得體的小花樣、小概念、小悅耳的政治辭彙。一旦觀念被一次次拉入這種約束的勢力範圍，拒絕向更深、更遠、更新的方位發展，我們終於發現，自己脫離了大眾，供給脫離了需求。不敢面向世界，就無法主導世界，甚至會被世界作為文化的孤島隔絕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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