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都會發現「地方」
這是一個被塑料大棚籠罩的密閉空間，裡面種滿藤蔓植物。我硬著頭皮站在其中，脊柱僵直，雙腿發抖，手心冒汗。這是一個研發昆蟲處理垃圾技術的實驗場，實驗培養的對象是一種以垃圾為食的昆蟲——黑水虻。其幼蟲是黑色的軟體蠕蟲，成蟲則羽化成蛾，在這個封閉空間里密集地迴旋飛舞。對於恐懼昆蟲的我來說，簡直是難熬的酷刑。站在我身旁的，是研究這種昆蟲的科學家。我本應抓住機會好好訪談他，卻在驚嚇中語無倫次。為了調查廢棄物的環境治理與環保行動，這樣的實驗場所，就成為了我田野的重要調研點。
帶著足以支撐一年生活的行李箱，以及一份幾經修改、針對環境治理的研究計劃，我來到廣州，進行田野調查。研究者需要長期參與社區生活，在理解當地文化語境與生活節律的基礎上展開調查。不過，我的研究並非像經典的人類學那樣，針對一個邊界相對封閉的社區，研究其「地方文化」。我的田野是廣州這樣的邊界開放、現代化的，甚至是國際化的大都會。在這樣的田野當中，「地方文化」是否仍然具有重要意義呢？研究自己的社會，又是大都市，我是否依然保有那種人類學者特有的、捕捉地方文化的敏感性呢？身處如此廣闊又多元的空間，應該如何整合收集到的海量、繁雜的資料，使之在地方文化的背景中產生有意義的關聯呢？
我試圖進行多點（multi-sited）民族志研究——穿梭於城市中不同的社區、空間、設施、場景與場域，觀察和訪談不同的群體，以此來「追蹤一種物」（follow the thing），即廢棄物，從而理解其污染、治理以及相應的環保行動。我在寫字樓、居民樓「盤踞」，親眼觀察人們如何丟棄垃圾、談論垃圾；觀察在狹窄的大廈電梯里，城市白領、清潔工人、環保者、人類學者如何與一袋垃圾不期而遇。和廢棄物設備企業家喝茶，和清潔工人聚餐，和環保組織共享簡潔又美味的AA制工作餐，我在閑談間收集各個群體對垃圾的認知和理解。我走訪大型公共設施，在填埋場垃圾海洋的視覺震撼和味覺衝擊當中，重新感受城市的排泄物——垃圾；我在看似高效、潔凈、環保的垃圾焚燒廠，觀看廢棄物的意義如何被科技重新界定，「垃圾」「環保」的概念如何同時被環保者和科技爭奪；我不斷走訪一個有機垃圾堆肥設施，在生產線旁邊和工程師坐下來聊，廚餘發酵的氣味和山風的清香輪番襲來，我嘗試透過這個最終遭遇挫敗的市政項目，再一次反思廢棄物的治理困局。我還有幸參加環保組織的一個垃圾分類項目，有一兩個月，作為志願者每天「站桶」，站在樓道垃圾桶旁邊，勸說來丟垃圾的人對垃圾進行分類。如此近距離的互動乃至碰撞，我從最微觀的角度觀察人們為什麼就是不願意做垃圾分類。我還參加不同層級的政府部門的大小會議、研討，聆聽管理者、專家探討垃圾治理，從更加宏觀的視角看待廢棄物治理的市政系統工程。
如此，我在大都市追溯廢棄物，不斷整合、鏈接、編繪著廢棄物的意義之網。關於當地廢棄物治理的圖景日益完善、清晰。而這張圖的點睛之筆，來自一次與「地方」相關的對話。一天，我和我的導師林舟（美國人），站在一張「廣州垃圾組份」的餅圖前，聆聽專家們熱情地介紹，他們是如何連續數年在臭氣熏天的垃圾場採樣，分析廣州垃圾的成分。「廚餘垃圾比例高。我們不像你們老外」，工程師對林舟點點頭，「你們只吃牛排、漢堡，我們廣州的飲食文化豐富，廚餘垃圾的內容就多！」林舟立刻皺了皺鼻子，笑了起來，微微搖頭表示抗議，意思是，「我們『老外』可不是只吃牛排、漢堡！」他當然不同意這一說法——不僅僅他們的食物要豐富得多，「他們老外」也根本不是同一群人！這個意外的碰撞對我來說極富啟示。我注意到，即使是科學家，也無時無刻不處於一種對「當地」的文化想像當中。而正是這種想像，這種對於「我們」和「他們」差異的比較，這種對於地方建構（place-making）的持續努力，構成了其科學實踐的語境。隨後的田野中，我不斷地遭遇這種對於地方的構想。我注意到，人們在探討一個好的環境治理、好的環境技術，實際上討論的是「適合於當地的」方案。而每一個環境抗議、技術爭論，總是暗含著對於「我們廣州」的理解和再建構。環境行動總是發生在當地的意義之網上。也只有在當地的意義之網上，廢棄物及其治理問題才可以被真正深刻地理解。
一般來說，人類學研究「異文化」，藉助的正是一種「距離感」和「陌生感」，通過觀察他文化，反思自己所處之文化，乃至人類的文化。我在廣州做田野，我研究的是「自己的社會」，好像是一種「家鄉人類學」，田野又是看似千篇一律的大都市，我因此喪失了文化敏感嗎？是，也不是。對於我的報告人，環保者和專家，我不認為我們都是中國人、城市人、廣義上的中間階層，就共享著同「一種」文化。廣州本地環保者，社會階層高、受教育水平高，和媒體、學界打交道多，國際經驗比我還豐富。說起來，他們作為廣州人，比我這個西北人，捲入現代化更早、程度更深。而我也不是一個來自文化中心的學者，探察當地土著的某種「地方性知識」。環保者和技術專家們，有著國際化的環境文化、專業性的科學知識。我觀察像昆蟲研究基地之類的實驗場，這樣的場所既是高科技的，也是地方的；這裡生產的知識既是科學知識，同時又是地方性知識。因此，這絕對不是那種「現代」對「前現代」的探究、「中心」對「地方」的觀看。我更願意用「多元相遇」來形容我和報告人在田野的互動。 我喪失了以往針對農村社區、底層群體調研的那種習以為常的程式化和控制感。我們之間有疏離、有緊張。而正是這種張力和尷尬，使得我保有一種敏銳和警覺。對於田野中多元互動的反思，啟發了我對於「地方」與「全球化」之間、「文化」與「科學」之間的動態關係（dynamics）的再思考。這正是大都會帶來的靈感與機遇。
市政垃圾生態循環園，垃圾堆肥，種植蔬菜飼養動物
堆肥廠內，廚餘垃圾被製作成肥料
作者參加垃圾分類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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