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歷史︱太平軍何以速興速亡

太平天國運動作為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戰爭，其興也勃，其亡也速，引發了百年來不少革命家為之扼腕感嘆。毛澤東同志曾對太平天國的興亡很感興趣，他在1944年11月致信郭沫若說：「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可惜因種種原因，直至改革開放後，國內史學界才能客觀地總結其經驗教訓，使前車之覆能成為後車之鑒。

1851年1月，原來不為多少人所知的「拜上帝會」在廣西偏僻的金田村一呼而起，很快有上百萬人聞風響應，兵鋒席捲半個中國。1853年春，太平黃旗插上國內第二大城金陵，這堪稱繼大澤鄉、黃巾起義後的又一場歷史性民間起義。

大規模起義的興起需要廣泛的社會基礎。鴉片戰爭後的國內階級壓迫和盤剝加重，外國商品大量輸入和五口通商又造成南方眾多人口失業。原在粵桂兩地間搞長途販運的楊秀清被迫到山區燒炭，在廣東考不上秀才的私塾教師洪秀全到那裡宣傳「原道救世」和「天下一家」的理念，短時間內就組織起有上萬人參加的「拜上帝會」。洪秀全打著基督教的旗號，強調造反是「奉天誅妖」，然後就能建立「新天朝」，達到「世上之人皆兄弟」的「均平」。這實際是古代平均主義即「均貧富」的新版本。太平軍在數千里轉戰途中，將前來投奔的大批饑民、流民組織成軍，規定「人人不受私」，財物都歸「聖庫」，向他們許諾日後可共享富貴，並在軍中實行男女分居的禁慾生活。這樣一來，無牽無掛的造反者能夠捨身拚命，相比之下只知謀錢保命的清軍官兵自然不是對手。

然而歷史事實卻證實，「均平」對饑寒者而言能在短期內起到興奮劑的作用，但平均主義最終只能是無法實現的烏托邦，禁欲主義也只能作為專註於生死搏殺的戰鬥隊伍的臨時舉措。一旦環境穩定政權建立，在有限財富和人們無限私慾的作用下，只可能均貧而不可能均富。表面上講平均，事實上只有上層少數人享受特權，下層則共同受窮。在「平均主義」的口號下，濫用權力的現象反而日益加劇，而權力的濫用又從根本上摧毀了平均主義。

1853年春，太平軍定都天京後，對於下層軍民仍嚴禁喝酒抽煙、剪髮刮面、夫妻同宿及私藏財物，違者「斬首不留」，特權階層卻更為縱慾享樂。洪秀全在新建的天王府內所納嬪妃多達88人（還有一說108人），東王、北王乃至翼王也效仿其大修府邸。太平軍中的普通官兵只能吃大鍋鈑，糧食供應不足時要「合城食粥」，上陣衝鋒者才「准吃飯」。如此差距懸殊的待遇，真是對《天朝田畝制度》中「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辛辣諷刺。雖然後來有觀點認為太平天國是「農民政權」，但實際上它在進城後就變為封建政權了。

在封建體制下，作威作福的關鍵是掌握權力，對權力的爭奪又會導致自相殘殺，這也成為舊式農民政權難以逃脫的規律。定都天京僅3年，太平天國就出現了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之間的血腥內訌，導致「人心冷淡，士氣減半」，軍民原有的幻想在宗教狂熱冷卻後完全破滅，一時盛傳「天父殺天兄，江山打不通」的歌謠。太平軍初期能夠以少勝多，後期擴兵至百萬眾卻敵不過總數不足20萬的湘淮軍，且屢屢有數以萬計的官兵集體投降，最終在湘軍圍攻下於1864年夏天覆滅。

太平天國悲劇產生的根源在於，洪秀全等人成長於落後的封建社會，思想上跳不出小農意識，掌權後迅速腐敗墮落。防治腐敗、限制特權，不能依靠舊式農民起義所提出的宗教虛言和烏托邦幻想。只有通過徹底的社會革命，推翻幾千年封建專制，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才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國家繁榮富強的根本途徑。這是我們回顧太平天國的教訓後應當得到的感悟。

作者：徐焰；來源：解放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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