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唐玄宗兩度肯定，公文高手杜甫卻為何當不了高官？

杜甫雕像。（新華社記者 魯鵬/圖）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唐代詩人杜甫不僅是寫詩聖手，公文寫作也出手不凡，他的公文，生前曾經獲得唐玄宗的兩度肯定。

或許不少人會質問：既然杜甫公文寫作很牛，為什麼他不是宰相級別的中書令？甚至連正三品的侍中，都不是？最高職務僅僅是搖搖欲墜的左拾遺。但是，當官和作文，完全是兩碼事。 杜甫的仕途功名，多靠公文贏得，而非詩歌。

天寶十年（公元751年）正月，唐玄宗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39歲的杜甫，抓住了這個機會。他在天寶九年冬天，提前給天子預獻《三大禮賦》，（即《進〈三大禮賦〉表》里的《朝獻太清宮賦》、《朝享太廟賦》、《有事於南郊賦》），這三篇才華橫溢的公文很快得到唐玄宗的賞識，批示杜甫待制在集賢院「參列選序」，等候分配，可惜因主試者是妒忌賢能的宰相李林甫，最終卻並沒有得到一官半職。

屢試不得志的詩人並沒有放棄致仕的夢想。天寶十三年，43歲的杜甫再次獻賦請封西嶽華山，其《進〈封西嶽賦〉表》云：「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明時，退嘗困於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罪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由此可見，杜甫這次用字極費斟酌，頗為誠懇。他的公文才情再次讓唐玄宗刮目相看，又恰逢李林甫過世不久，朝廷漸漸露出有才者志可成的氣象。於是唐玄宗這次封西嶽華山不久，杜甫就於天寶十四年（755年）被授予人生第一個官職：河西尉。

儘管杜甫一生有志於「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但是河西尉這種必須拜迎上司才能苟且生存的小官，讓他心寒。後來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的杜甫，專門寫了一首調侃自己也調侃時事的詩，叫《官定後戲贈》，留下名句 「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之所以自我解嘲，甚至不得不接受兵曹參軍這類僅僅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鎖的低級閑官，是因為杜甫懷才不遇，此前多次參加科舉考試均未及第，不得已而牢騷感慨。畢竟已經44歲了，他在長安十年求官艱難，向多個權貴投詩求職無望，甚至多次流落街頭自製草藥賣葯度日。

755年11月，杜甫出長安探望暫居奉先縣的家人，剛剛走進家門就遭遇到一個殘酷的現實，小兒子餓死了。他悲痛不已，難以平靜。此時，他在朝廷做官的父親杜閑英年早逝，家庭失去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優越生活資助，已過不惑的杜甫哪堪一個苦字了得？

這一年，杜甫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此次回家探親的沿途見聞，寫出著名的長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名垂千古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出自此詩。包括之後爆發安史之亂，逃難路上被困長安而作的另一首名詩《春望》里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以及再後來的不朽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都可看成杜甫用戰地記者的筆觸和現實主義詩人的詩心，為統治階級寫的「血淚控訴公文」。

在755年之後，杜甫還經歷了三個重要官職，分別是左拾遺、華州司功參軍、檢校工部員外郎。

至今，人們提起杜甫，仍然還常稱「杜拾遺」或「杜工部」。

從字面意義上講，左拾遺是撿起（皇上）遺漏的東西（政策決策失誤），隸屬諫諍機構。簡單地說，是言官，就是魏徵那樣敢於跟李世民拍桌子摔杯子大聲說不的言官，相當於監察機構官員，乾的是得罪人的差事，而且主要負責得罪天子。當然，左拾遺這個高處不勝寒的小官，因是皇帝身邊的近臣，隸屬於門下省，儘管只是八品官員，也比一年難見皇帝一次的七品縣令看上去美許多，甚至是縣令們巴結的對象。

從安史之亂爆發到對唐玄宗統治階層的失望，杜甫再度重燃「致君堯舜上」的夢想，則跟另一個皇帝有關，那就是在首都長安之外逃難路上臨危登基的唐肅宗。杜甫從安史叛軍逃離，投奔唐肅宗得到的獎賞，正是至德元年（756年）五月十六日獲封的左拾遺。百廢待興、急用人才的唐肅宗，這一天重用杜甫既是招攬人心，也是看好他的才華。杜甫因為這個知遇之恩而創作的《述懷》，還留下名句：「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可見杜甫投奔唐肅宗一路上的艱辛與忠誠。而唐肅宗顯然用「左拾遺」這個官職點燃了杜甫的仕途夢。

可是給天子挑漏洞，杜甫沒有魏徵那麼順暢和幸運。天子一怒，言官無路。加上唐肅宗領導的唐軍和安史叛軍經常交戰，有勝有敗，開心時說什麼都開心，失敗時說什麼都失敗，因為給打了敗仗的時任宰相房琯進諫求情，杜甫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沒被充軍或被殺頭，也算不幸中的萬幸了。

在唐朝，於府稱功曹參軍，州稱司功參軍，縣稱司功佐。主要掌管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等事。杜甫所任的華州（今陝西華縣）司功參軍，就是縣級參軍這麼一個小官，也是離戰火最近的小參軍。到華州後，苦悶的杜甫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瘦馬行》等詩排憂解悶，抒發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儘管仕途坎坷，杜甫仍然心系蒼生，寫了兩篇傳世公文：《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

杜甫最後一個官職，則是他從秦州、同谷一路避亂挨餓到達成都之後。廣德二年（764年）春，他的好友嚴武再次鎮蜀，擔任劍南西川節度使，相當於四川省委書記兼省軍區司令員。在閬州（今四川閬中）給房琯奔喪也躲避戰亂的杜甫，得知這個喜訊，立即重返成都草堂，回到成都不久因拗不過好友的勸說，被嚴武表薦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嚴武一直對杜甫的公文讚不絕口，這次邀約做幕府參謀，後人因此又稱杜甫為「杜工部」。可是這個蜀官也當得不長久。由於杜甫在做嚴武參謀期間一直飽受幕僚排擠，不久杜甫便又堅決辭職為民，自己了斷了「致君堯舜上」的為官夢。

不過，寫詩也好，寫公文也好，杜甫一生都在踐行自己的傳世名句「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即使在當今公文中，杜甫的詩歌也常被引用。比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不少見於扶貧類工作的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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