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國：中國人到了一個客觀研究美國社會的時候

原標題：伍國：中國人到了一個客觀研究美國社會的時候

作者：伍國，美國阿勒根尼自由文理學院（Allegheny College）歷史系副教授

來源：愛思想網（www.aisixiang.com）

在我有限的觀察中，中國國內的文化氛圍是明顯兩極分化的，一方面是自豪感爆棚，民族主義狂熱，一方面卻有相當人一部分人是不容忍任何人說美國不好。仔細看來，也並不矛盾，因為反美民族主義針對的是政治和國際關係中的「美國」，而中國人暗中崇拜的是社會和文化意義上的「美國」。

問題在於，前者--政治美國--是中國人接觸到最多的「美國」。這個美國頻繁地出現在電台電視台，報章雜誌，人們看到的是總統選舉，政黨政治，戰爭，反恐，中美關係。這個「美國」是咄咄逼人的霸主形象，而且在國際上欺侮和遏制中國，霸凌他國，所以中國人有理由「反美」。另一個美國，在中國人的想像中是社會，人文，自然的美國，這個美國人人彬彬有禮，樂於助人，沒有心機，真誠坦率，草地松鼠，天是明朗的天。

所以，中國人罵完前一個美國，又把孩子送到後一個美國了。這種看似分裂的行為的背後是一個早已分裂的關於美國的想像，因此自身倒是邏輯自洽的。

很多人沒有想過，這完全是同一個很複雜的交織在一起的美國。發動戰爭，稱霸世界的，或者支持這些行為的，本來就是那些在社會和私人層面「真誠坦率」的人。對後一個美國，或者廣義上的西方世界的美好幻想的一個後果，就是直接和間接導致了美國章瑩穎案，德國李洋潔案，加拿大柳乾案。

看來已經是不了了之的章瑩穎在美國遇害案說明：中國女性訪問學者根本想不到，在美國這個人人「真誠坦率」的國家，陌生人的車是不能上的，陌生人是必須防範的；在李洋潔案中，受害者前幾天還在描述天是如何藍，人是如何善良，根本不知道陌生人的家是絕不能隨便進去的；柳乾案中，父母和留學生本人都沒有想過，公寓的隔壁住著單身男人有沒有危險，因為他們的潛意識裡早已過度美化了第二個美國（西方）。

真實的美國社會，是值得中國人像當年西方傳教士，記者，學者那樣不斷解剖，分析，研究的。可惜的是，在過去的一百年中，都是西方人在分析中國社會，然後中國人對照檢查--這一條正確，我們反省，這一條不對，這是殖民主義，這不是殖民主義。

在另一種情況下，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到美國求學，訪問，內心的潛意識裡都是仰視對方，相信能「學到很多東西」，不斷地批判自己，要求自己去適應，去模仿。在這個過程中，很少有人想到：「批判性思維」不僅是中國人應該借鑒的一種思維方式和教育理念，也是可以被中國人放在美國社會身上去尋求理性的研究和評價，以獲得客觀的知識和至少是接近真實的觀念的。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中國人無論身處哪個國家，都非常積極地關注中國本身，而不太去解剖和分析自己身處的這個社會。這可以說是龍應台多年前就發現的，中國人內心的結，那個無論何時何地都「盛滿了『中國』的盒子。」

美國社會和美國人因為歷史上的迅速城市化，商業化，工商化，具有契約精神和法制觀念，但與此相伴的是無處不在的精明算計，自我保護。美國人很少給別人提出建議，因為害怕承擔責任，但如果你自己說出來了，他會馬上附和，原則就是自己不必負責任。所以，和美國人進行一般交往，時間長了，中國人會覺得極少聽到真正發自內心的想法，說的都是冠冕堂皇，滴水不漏的話，非常圓滑。很多美國人在回答問題的時候都會轉著眼珠，well,well, 琢磨怎樣說話才四平八穩，不被抓住把柄。這一點，如果多和其他同樣在美國的外國人交流一下，就會感到其他在美國的亞洲，歐洲同事比本土美國人更容易直率表達自己。可惜，很多中國人至今還想像著「單純，直率」的美國人。

在美國這個自我保護，個人主義的社會中，由於缺少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對隱私的高度保護，以及制度性的同事之間互相背靠背揭發，美國人精神容易高度緊張。很多成年美國人依賴抗抑鬱葯維持外表的熱情和禮貌，很多人患有躁狂抑鬱雙向精神紊亂，不得不依賴藥物和心理治療。底層美國人大量吸毒，酗酒，暴飲暴食，把自身的不順利遷怒於全球化和移民。普通中國人，留學生的父母，最不了解的，就是這個美國，甚至容易誤認為，黑人危險，白人不危險（這又和中國人本身的種族歧視有關）。可惜，柳乾，李洋潔，章瑩穎三個案子都和黑人無關。

當然，美國人是需要偽裝的，因為歐洲文化遺產中精緻的一面，長期較高的生活水平都需要他們維持一個體面的中產階級的外表。這個外表當然有比沒有好，但中國人需要認識到，在這些外表的後面，很可能隱藏著一個高度抑鬱，病態，暴力，凌虐的靈魂。也就是說，對那些懷著美好憧憬來到美國，加拿大，德國留學的學生和他們的父母來說，了解這個黑暗靈魂的普遍存在，比迷戀「熱情友好」，「單純可愛」要現實得多，有用得多，也準確得多。

美國人的面子觀念很強。長期的世界霸主地位，讓美國人習慣萬邦來朝的美國中心主義，所以美國人也很在意別人的評價，他們也不願意外國人認為美國危險，不適合居住，為什麼南加州大學不向學生解釋周邊環境並不安全？原因就在這裡。他們不願意嚇跑國際學生，因此無論如何也不願意提醒留學生和他們的父母很多大學的周圍都有人身安全隱患。

以為在美國生命受到珍視的人會發現，死個人在美國真的不算什麼。對待意外死亡，槍擊致死，美國人已經有一套圓熟的儀式：獻花，燭光晚會，教堂祈禱，然後所有參與者的良心都由此獲得了解脫，受到精神衝擊的人可以尋求專業的心理諮詢，但是在實質意義上能做什麼去改變，沒有人問，也沒有人回答。

美國的文化和法制實踐中，也沒有中國那種一定要為死者討回公道的心理，更傾向於在潛意識裡認為，死了就死了，不值得為一個已經死去的人去懲罰一個活著的罪犯。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往往會覺得美國的命案輕判，而霸凌，騷擾這類行為反而受到重判。

這種過於謙遜的「學習的態度」已經導致了一個後果，就是雖然中國人中「學（過）英語」的人數，不論是絕對人數還是人口比例，都大大高於美國人中「學（過）中文」的人數，有過在美國系統學習經歷的人數也遠高於美國在中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但是中國人中，稱得上深入了解美國的方方面面的「美國通」，數量卻遠小於美國大學，研究機構，智庫，政府中的「中國通。」

《紐約時報》2018年4月12日的一篇文章已經注意到了中國領導層對美國的現狀，特朗普政權的訴求，及其個人的目標和風格處於迷茫狀態： "at a loss". 為了解決這種迷茫，中國領導人尋求直接會見美國的一些老牌政客，商界領袖，以及一些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

事實上，通過美國人中的「中國問題專家」，而不是中國自己的「美國問題專家」來了解美國，本身就說明了中美兩國間相互認知，知識累積以及人才儲備的嚴重不對等，中國對美國的深入的批判性了解和客觀研究嚴重匱乏。我們不妨問一個問題---僅在過去的二十年里，有多少美國的人類學家已經對中國的邊疆和民族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多少成果，而多少中國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對美國的種族問題，族群問題，底層問題，進行過深入和有影響的研究（後者即使有，也多半涉及華人移民，也即，還是那個「盛滿中國的盒子」）？有多少新聞性的關於美國的寫作都在以西方主義的態度誇美國？

被待為上賓的美國人中的「中國問題專家」 雖然不排除好心提點建議，但在根本立場上，有幾個人會真正從中國的角度看問題，為中國著想。美國文化，乃至整個西方文化心理中對自我和他者的根深蒂固的區隔，可能不是一般中國人所能想像。而對美國商界精英領袖的諮詢也恰恰進入了我前面提到的誤區——就是不可避免的精英化和商業化視角，而嚴重缺少對美國中下層和底層群體生存狀態和訴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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