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技術封鎖與中國科技進步的那些恩怨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後,西方各國在冷戰的大背景下對社會主義中國大都持敵視態度,用於執行對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國家禁運封鎖的巴黎統籌委員會甚至在1952年專門為中國成立了一個「中國委員會」,用於執行針對中國的禁運和封鎖。雖然八十年代中國與西方經歷了所謂的「蜜月期」,之後又有蘇東劇變這樣重大的歷史變故,巴黎統籌委員會也隨著冷戰結束而於1994年正式解散,但是17個原巴統成員國和其它11個國家隨後於1995年在荷蘭瓦森納召開會議,並於次年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簽署了《瓦森納協定》,宣布基於「自願」的原則限制軍民兩用商品和技術、軍品和技術的擴散,其物項內容大部分繼承自巴統,而中國則被赫然列入了被封鎖的國家名單之中。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協定宣稱各締約國是「自願限制」,但除了如俄羅斯、法國這樣有一定實力的大國之外,大多數締約國是否「自願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它大國的態度;除此之外,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還以中國內部的政治風波為借口加強了對華的各種禁運和封鎖,不僅很多原有物項的封鎖和禁運卻仍未解除,甚至還有新的物項被加入到封鎖的名錄中去,特別是對於涉及國防、航空航天、電子信息、冶金材料等高精尖領域的技術,西方諸國更是守口如瓶,即使在正常的國際技術交流合作中,也對中國人「特殊照顧」,刻意設置重重障礙,生怕中國人接觸到他們的「核心機密」。但又恰恰是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中國在科學技術領域卻能一次又一次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不僅成為了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全部工業大類和小類的國家,還在超級計算機、商業核電站、新能源、航空航天、高速鐵路、軍事工業等領域站上了世界之巔,成了屈指可數的幾個科技強國之一。這其中的風風雨雨、恩恩怨怨,的確引人深思,也值得仔細梳理一番。
1949年以來,先後兩次大規模集中引進外國技術,在討論中國在技術封鎖下發展科技以前,必須承認這兩次大規模的技術引進對中國今天科技成就的重大積極作用。中國第一次大規模集中引進外國技術,主要是指建國初期從蘇聯引進的156個項目以及相關技術,這些項目包括了一個現代國家所需要的大部分工業門類,使中國初步建成了自己的工業生產和科研體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建設這些工業項目的同時,中國還在蘇聯的援助下建立起了學校、研究所等教學和科研機構,這些機構日後大多成長為中國科技進步的強勁引擎,為中國的持續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動力。
中美建交後,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大幅改善,西方出於扶持中國對抗蘇聯的目的,在一些領域放鬆了對中國的技術封鎖,轉而通過成品出口、技術合作等方式向中國輸出工業技術——當時的中國剛剛從頻繁的政治運動中調整過來,國內的各種技術早已遠遠落後,迫切需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加之科研系統的任務從備戰轉為服務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這促使中國與西方在這一時期展開了大量深入的合作,當時的大量合資企業在技術和經濟兩個層面為中國注入了新的活力。除此之外,中國與西方在較為敏感的軍事技術上的貿易與合作也在這一時期得到了發展,一些當時世界一流水平的西方武器裝備進入中國軍隊服役。同時,中國也積極引進西方技術或與西方國家合作對自己的老舊裝備升級改造——儘管之後的國際局勢發生了重大變故,中國與西方的蜜月期戛然而止使得這些軍事技術合作大都無疾而終,一些民用項目也因此受到了影響,但中國在合作中得到了西方科技強國百年積澱的經驗,更深入地理解了西方國家先進的技術理念,在工藝優化、標準化、模塊化以及項目管理等方面更是受益良多。上述領域的進步,為中國師承蘇聯的較為完善的科研和工業體系錦上添花,為中國後來在科技和工業領域的飛速發展奠定了基礎,也造就了中國高科技產品「東西合璧、博採眾長」的風格。除了這兩次大規模的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外,中國在蘇聯解體後也抓住機遇引進了一批原蘇聯的技術資料和人才隊伍,利用這些新的技術、人才填補了一些領域的空白,突破了一些技術瓶頸。
從中國引進外國技術的歷史來看,五十年代源自蘇聯的技術雖然涉及到工業體系的方方面面,但大都是基礎重工業和急需的項目,除部分軍事裝備外大多數引進的物項在技術上並不先進,因此僅僅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此外,八十年代與西方的合作項目則明顯地不成體系而呈散點狀分布在各個領域,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承受力不足以全盤引進西方體系,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西方在合作中只是希望扶持中國作為對抗蘇聯的夥伴,而並不是真心實意地幫助中國實現科技進步和現代化。事實上,絕不會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幫助中國這樣一個潛力巨大的國家實現科技進步和現代化。不論是中蘇關係的破裂還是中國與西方「蜜月期」終結之後,外國對中國採取的第一步行動便是嚴厲的技術封鎖。只要外交政策的風向轉變,一切所謂的「契約」不過是一紙空文。對於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說,獨立自主地發展科技事業,既是作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所必須要有的大國姿態,同樣也是現實利弊權衡下的必然抉擇——而對於中國這個從六十多年前廢墟中站起來的國家來說,獨立自主意味著更多的彎路、更大的困難。
中蘇關係破裂時,雙方有不少合作項目都尚未完成,如當時正在引進的米格-21飛機的資料尚未完全交付,蘇聯承諾的原子彈設計資料和樣品也都還沒有落實。在這樣的情況下,蘇聯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召回了全部援華專家——儘管有各種資料顯示有不少蘇聯專家們在回國前竭盡所能地希望多完成一些工作、多給中國學生們留下一點資料,但是更普遍的情況則是緊急地銷毀大量重要技術資料。援華專家撤走後,蘇聯雖然表面上仍然繼續履行對中國的援助,實際上卻故意扣留了部分涉及核心技術的資料,甚至在實際交付的技術資料中,也錯漏百出,使中國在參考這些資料展開科研時走了不少彎路——不知是作為超級大國的蘇聯在細緻程度上真的如此不堪,還是故意修改資料以達到別的什麼目的。
可以想像,對於當時那個科研能力十分薄弱的中國來說,蘇聯人的所作所為給中國造成了多大的困境。但就是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中國依然完成了兩彈一星的研製工作,缺乏資料的米格-21飛機也通過逆向工程手段仿製成功——這些成就主要歸功於老一輩科研工作者的辛勤付出,但也與當時複雜的外部安全局勢密不可分。面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軍事威脅,新生的年輕共和國不得不統籌全國的力量將大量資源投入於國防安全息息相關的科研項目。那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和國家領導人都經歷過新中國之前的動蕩歲月,自然是卯足了勁地「抓革命促生產」:全國的統籌協作、大量的資源投入、科研人員的拼搏努力和堅定的國家意志大大促進了科技的進步,也鞏固了國家的安全。
在完成蘇聯遺留下來的爛尾項目的過程中,中方人員不得不對蘇聯留下的有限的資料作詳盡的分析驗證以補齊缺少的資料、修正錯誤的資料——這個過程雖然繁瑣且痛苦,但卻對中國更深入地消化蘇聯技術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儘可能地減少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問題。與此同時,當時還尚顯稚嫩的中國科技人才隊伍也得到了充分的鍛煉,留學歸來的科技大師們造詣愈發深厚,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也能夠勝任一般性工作——在吃透了蘇聯人留下的大部分技術之後,他們開始嘗試扔掉蘇聯的拐杖,邁向了中國科技進步的新征程。
上世紀60年代以後,世界軍事科技在冷戰的催化下進入了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此時的中國面臨的安全形勢卻極為嚴峻。為了不被美蘇等強國甩下,中國不得不在多個領域奮起直追。然而,由於基礎科研能力依然薄弱,加之東西方兩大陣營都對中國實施嚴格的技術封鎖和六七十年代冒進狂熱的氛圍,這一時期的很多項目最終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無疾而終,即使有少量得以完成,其性能也十分堪憂,實際應用價值十分有限。如WZ-122坦克項目,開始時十分冒進地採用了「三液」(液壓懸掛、液壓傳動、液壓操縱)配置,這樣的配置即使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都是過於冒進的,當然也就逃不脫失敗下馬的命運。「三液坦克」失敗後,科研思路又趨向於過於保守的「三機坦克」(機械扭桿懸掛、機械傳動、機械操縱),這型坦克雖然研製過程比較順利,但較上一代坦克卻沒有顯著的性能提升,因此最終也沒有繼續發展。又比如,中國自主設計的殲-8戰鬥機,實際性能大大落後於當時的世界主流水平,可靠性也不能令人滿意,雖然研製成功裝備部隊,但卻難以改變「殲-6萬歲」的局面。
儘管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科研工作因為走了不少彎路,但卻是中國科研能力躍升的最關鍵一步。在受到全面的技術封鎖的情況下,除了極少的來自「特殊渠道」的外國技術和設備之外,幾乎所有工作都只能由中國人自己來完成。大到整個系統架構的設計,小到一個螺絲釘的加工——這種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全系統的研製過程所涉及的知識量,跟對著樣品、資料仿製別國產品完全不可同日而語。走完一個項目的研製全過程,意味著中國的科研人員對這個項目的每一個技術細節都瞭然於心,了解在研製過程中的利弊得失。即使某個項目最終下馬,但是其中的子系統或單項技術仍然有很大可能被應用到下一個項目上去,其中的經驗教訓和研發思路也可以更好地指導下一個項目的研製。除了科研項目本身之外,與之相配套的其它學科也會從中受益,例如中國的電子計算機技術就是在兩彈一星的催化下成長起來的,與計算機類似的還有我國的材料科學、測控測繪技術、核物理、力學等學科,它們大都是在重大科研項目的帶動下發展起來,最終又反哺到科研項目上去的。
今天人們所熟知的大量值得驕傲的成果,有不少都能在那個困難的年代找到淵源。中國研製高性能渦扇發動機的歷史可以追溯到60年代立項的渦扇6,雖然項目最終在80年代下馬,但卻為今天渦扇10(太行)的成功做好了積澱。上海飛機製造廠研發的運-10雖然無疾而終,但從上海飛機製造廠發展而來中國商飛卻造出中國自己的大飛機C919了。殲-9項目由於技術過於超前難以實現而不得不下馬,但是繼承了殲-9部分技術特點的殲-10如今已成了中國空軍的主力機型。曾幾何時,091型核潛艇被諷刺為「在大洋里敲鼓」,可是新一代的093、094核潛艇卻已經能擔大任。「三液坦克」、「三機坦克」以及其它一系列的坦克項目雖然沒有改變三十多年來「59萬歲」的局面,但卻為新一代99和96式坦克的成功做足了技術鋪墊。甚至連聽起來有些科幻色彩的反衛星、反導武器,老一輩科技工作者也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為今天的成就埋下了伏筆。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電子計算機領域的成就,從1959年中國研製成功第一台電子計算機之後,先後研製成功了每秒5萬次、11萬次、100萬次級別的計算機,使中國在這一領域長期保持了較高的水平,不僅滿足了當時科研工作的迫切需求,更為後來的銀河、天河等超級計算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雖然在1980-90年代中國的半導體產業走過一些彎路,但以前的技術積累和科研能力依然還在,現在的中國實際上已經憑藉「申威」系列處理器而具備了獨立研製包括核心部件中央處理器(CPU)和操作系統在內的全部計算機軟硬體的能力。與龍芯、海思等高調的商用處理器不同,申威處理器是由軍方為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而在2003年專門立項的科研項目,之後又被列入國家「核高基項目」,是名副其實的國字型大小科研工程。申威處理器基於性能驚艷卻因為商業原因而被雪藏多年的Alpha21164指令集開發出了自主的指令集,由於該指令集的專利大都已經到期,而申威又是唯一使用這一技術的處理器,因而具備了自主指令擴展和決定發展路線的條件。2006年,申威的第一款130nm製程工藝、主頻900MHz的單核心晶元「申威1」誕生——這款晶元的數據絕對算不上好看,但是對於國家安全領域來說,卻是十分重要的突破,可以滿足一些軍用設備的迫切需求。
法國陣風戰鬥機機載計算機就採用了一款主頻900MHz的單核晶元作為中央處理器,對大多數軍用晶元來說,不一定要有很高的性能,但是必須做到安全、可靠。2008年,130nm製程工藝、主頻1.4GHz、單核心的「申威2」誕生;2010年,申威的技術出現了一個大的飛躍,研製成功了65nm製程工藝、16核、主頻1.1GHz的「申威1600」,這款晶元的性能已經基本堪用,因此被應用在了2012年建成的「神威藍光」1,000萬億次超級計算機上,配合神威睿思操作系統,實現了從硬體到軟體100%的全國產化。同年,申威晶元的型譜中又增加了40nm製程工藝、16核、1.6GHz主頻的「申威1610」和40nm製程工藝、4核、1.6GHz主頻的「申威410」,前者用於伺服器,後者用於個人計算機,支持中標麒麟操作系統——儘管由於性能、價格、軟體兼容性等問題而在民用市場上沒有什麼競爭力,但卻滿足了涉密部門對於國產設備的迫切需求。2014年底,最新的「申威5」成功流片,根據公開資料推測,該處理器很可能是具有4個管理核心、256個運算核心的高性能眾核處理器。此外,新一代「神威藍光」超級計算機的系統軟體也正在調試中,預計今年年底公布整機系統計劃,在2017-2018年建成,設計運算能力達十億億次每秒,遠遠超越此前的天河二號5.4億億次每秒的計算速度,有望成為世界第一超算。除此之外,申威晶元還在並行機領域有所建樹,並在多個行業和學科的科研工作中有所應用。申威晶元的應用涵蓋了從超級計算機到個人電腦的幾乎全部計算機產品門類,配合海思等用於通訊設備的晶元,中國芯對鞏固國家信息安全和掌握進口其它晶元時的主動權有著重要作用。2015年初《華爾街日報》曾報道的美國打算通過禁止向中國輸出晶元以限制中國超級計算機發展的想法恐怕要因此落空了,相反的,在這一領域後來居上的中國反而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而在8月開始對高性能計算機實施出口管制了。
由此可見,不論是上世紀80年代來自西方的技術,還是蘇聯解體後抄底得來的技術,對中國今天所取得的科研成就起到的作用主要都是「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對於一個本身就具備了基礎科研能力的國家來說,技術瓶頸只是一層窗戶紙,一旦捅破了,就能立刻一通百通。積極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和人才,是為了中國科研能少走彎路、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即使沒有了這些引進的技術和人才,對中國來說,也無非是多走一些彎路、多費一些時間、多花一些資源罷了。
對於國家安全和發展迫切需要的技術,只要拿出「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的氣魄,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科研攻關,一點一點地啃,一點一點地推進,總會有出成果的一天。人海戰術也是戰術,只要能出成果,總比被人卡脖子好。比如獲得今年諾貝爾醫學與生理學獎的青蒿素,就是在援越戰場上的軍事醫療需求推動下,由全國性的科研攻關取得的成果。科研是有風險的,因為遇到了難以突破的技術瓶頸而無法出成果的項目也屢見不鮮,然而此前大量的研究工作也絕非無用功,它足以積累起大量的資料,只需要突破瓶頸的臨門一腳就能大功告成。這個臨門一腳,有時候要靠外國技術的啟發,有時候則是自己的靈機一動另闢蹊徑,有時候甚至要擱置下來留給後人去研究。
如果我們因為封鎖而無法站在外國巨人的肩上,那麼我們就必須把自己變成能讓後繼者站在肩上的巨人。當然也會有更樂觀的情況,通過另闢蹊徑突破技術瓶頸,開闢出中國獨有的技術路徑——這在歷史上也是有先例的。中國在研製氫彈時,並不清楚氫彈設計的基本構型,當時掌握這一技術的美蘇英三國自然對中國嚴密封鎖。蘇聯和英國的技術實際上都源自通過正當或特殊渠道得到的美國「泰勒—烏拉姆構型」,而中國核物理大師于敏則另闢蹊徑,提出了完全獨立自主的氫彈基本構型,被稱為「于敏構型」。「于敏構型」在技術上要優於「泰勒-烏拉姆構型」,尤其是在氫彈小型化方面意義重大,因此,中國的第一枚氫彈就是一枚可以用於實戰的空投氫彈,遠非美國在1951年爆破的那個重達62噸的「核聚變爆炸裝置」可比。至於通過「特殊渠道」參考外國技術,也並非什麼可恥的事情。沒有深厚的技術實力,恐怕理解外國技術都成問題,何況特殊渠道而來的信息往往趨於碎片化,如何消化吸收並補齊缺少的部分,最終還要融會貫通應用到自己的項目上去,都是對一個國家科研能力的巨大考驗。憑藉一張照片、一段文獻、一件樣品就能「山寨」出來,也是一種能力。君不見,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不僅有全部技術資料和成套組件,還有俄國顧問駐廠指導,可也沒見它組裝出幾架像樣的蘇-30。組裝尚且如此,印軍自研的LCA更是命途多舛——這還是在外部環境緩和,大量子系統依賴進口的情況下。印軍的軍事科研與號稱「看一看懷孕,摸一摸白菜」的中國同行比起來,豈不高下立判?
事實上,中國的領導者在科技發展的問題上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特別是始終堅持著獨立自主的道路。即使是在經濟最困難而西方又大拋媚眼的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領導者依然沒有安於當「買辦」,更沒有把現代化的寶全押在西方的援助上,而是在放棄一部分沒有前途或實在無力支持的科研項目的同時咬牙堅持進行了包括太行發動機、殲十戰鬥機、潛射導彈、固體燃料洲際導彈、第三代主戰坦克等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項目的研製工作。這可能與中國革命歷史中的一些傳統有關,這種傳統既包括了中國革命中抵禦外侮的民族主義因素,又包括了中國共產黨本身的「南泥灣精神」和革命樂觀主義因素。從某些方面看,中國面臨技術封鎖的現狀與當時面臨物資封鎖的情況十分相似,只不過封鎖的物項從物資變成了科技——而當時邊區的領導者與今天中國的領導者所做的應對也十分相似——都是採取了「自己動手」的辦法。從這個層面上說,中國的科技界正在不自覺地踐行著當代的、活著的「南泥灣精神」。
除此之外,中國在科技發展道路上選擇了「多試少造,逐步改進,小步快跑」的策略。對於科技水平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的國家來說,追趕之路十分漫長,如果每一個項目都堅持規規矩矩地走完「研製—生產—裝備—再研製」的周期,無疑將會在裝備的更新換代的周期上耗費大量時間;加之基礎技術條件薄弱所導致的各種技術瓶頸,按部就班地發展不但難以實現趕超,反而有可能被科技強國越甩越遠。同時,對於四十多年前甚至十多年前的中國來說,國家的經濟狀況都遠不如最近的十年來這樣寬裕,的確沒有能力在支持各個科技領域的研發工作的同時去將新的科研成果變成新的技術裝備,因此大多數成果只能少量的、局部地應用到現有裝備的改進型號上,或是小批量地製造以供試用檢驗。例如海軍的051型驅逐艦和053型護衛艦,作為我國第一代水面艦艇的典型,在80年代接受了各種改裝試驗,為海紅旗-7(法制「海響尾蛇」)艦空導彈系統、鷹擊-8反艦導彈、艦載直升機、指揮控制系統、全艦封閉空調等新系統的應用進行了探索試驗,用比建造新艦艇小得多的代價提高了海軍的技術水平,也為二代艦的發展做好了準備。中國的第二代水面艦艇以90年代研製的052型驅逐艦、053H2G和053H3型護衛艦為代表,技術水平大致相當於西方強國80年代初期水平,仍然略顯落後,因此052型艦僅造2艘、053H2G型艦僅造4艘,053H3型艦雖然因為國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而建造了10艘,但對於中國海軍的換代需求來說也不算多,它們依然只是勉強堪用而已,並不足以打動海軍大批量替換老舊的053型艦。
海軍裝備換代的轉折點大約在2003年至2004年間,這期間海軍試驗性地建成了兩艘052B型驅逐艦和兩艘054型護衛艦用於驗證下一代水面艦艇的關鍵技術。在2005年至2006年,中國海軍又建成了兩艘052C型驅逐艦和兩艘054A型護衛艦——這兩型艦在技術上已經與除美國海軍之外的世界主要海軍強國的現役艦艇不相伯仲,即使與美軍比起來,也不落後太多。此時中國的經濟狀況已經大大好轉,海軍開始如「下餃子」般大量建造054A型艦,從2008年首艦服役至今已經建成或在建22。而052C型艦則略顯坎坷,據稱是由於雷達、燃氣輪機等子系統仍不可靠且價格昂貴,海軍對其不甚滿意,因此在建造兩艘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再無下文,讓人一度以為它將步052型艦的後塵,不過在2010年之後,第二批的四艘052C型艦又先後出現在了船台上,這標誌著052C型艦經過幾年的試驗改進,已經可以作為主戰裝備大批量裝備部隊了,「多試少造」的時代走到了尾聲,而下餃子的時代似乎就要到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這4艘艦艇最終成了052C型艦的絕唱——2012年,一種基於052C但更先進的052D型艦出現在了世人面前,這型艦已經披露和完成的建造計劃就多達4艘。或許在傳說中的055大驅出現之前還會繼續建造,但它終究也只是一種過渡,是小步快跑的一個步驟,是中國海軍裝備金字塔封頂前的最後一塊石頭。
不論是科研還是生產裝備,都離不開資源的投入,歸根到底就是一個錢字。中國近些年來在科技領域的井噴式發展,與國家財力的大幅提升是密不可分的。越來越多的投入使科研條件大幅改善,儀器設備更加先進,人員待遇更加優厚,鼓勵科技創新的政策能夠在充裕的物質條件下得以落實,科研人員和科技企業(不論是大型國企還是小型民企)能夠通過出售產品來獲取利潤以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並將一部分盈利投入到再生產、再科研中去。這種自我造血、自我發展的閉環一旦形成,就將成為科技進步的強勁引擎,從而帶動整個國家科技能力的躍升。四五十年前中國還是「氣多鋼少」的時候,尚且能憑著「兩彈一星精神」搞出大量重大科技成果;如今國家更加富強——鋼多了,從新時期的「載人航天精神」看來——氣也還在。在這種情況下,真是想不出成果都難。
最後一個不得不提的原因是,隨著中國科技能力和經濟水平不斷提升,對國際科技人才和企業的吸引力也在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和外國企業願意與中國展開合作,即使這些合作項目實際上可能並不符合《瓦森納協定》的規定,但是他們依然會「自願無視協定的限制」來同中國合作,例如中國與歐洲(主要是法國)在直升機領域展開的合作,就明顯不符合《瓦森納協定》和歐盟關於對華封鎖的政策。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市場,蘊含著巨額的利潤,資本家為了利潤連絞死他們自己的繩子都能賣,何況是一點受限制的技術呢?但更重要的方面是,他們清楚地認識到了對華技術封鎖在大多數時候是徒勞無用的,中國完全有能力花一點時間獨立研究出他們不想提供的技術,然後再秋後算賬地把那些曾經固執地執行對華技術封鎖政策的企業拒之門外。要想讓所有精於算計的資本家為了那個虛無的意識形態上的敵對政策而放棄真金白銀的利益,那真是痴心妄想。
對於中國來說,基礎科研能力的存在就意味著有了與外國人討價還價的籌碼,可以迫使外國企業在與中國的合作中找對自己的位置,讓他們不敢追求暴利轉而進行相對公平的交易——獨立自主是中國科技發展不可動搖的主線,但這絕不是說中國要閉關鎖國拒絕國際合作,在國際合作中充分利用外國先進技術使自己少走彎路,也是一個不錯的辦法。即使一些合作最終可能會因為各種經濟的、政治的原因而半途而廢,但相信在合作的過程中,中國的科技工作者們總能與外國同行互通有無,有所裨益。就如前文中所說的,「對於有基礎科研能力的國家來說,技術有時候就是一層窗戶紙」——如果花點錢就可以讓外國人幫我們捅破這層窗戶紙,那麼為什麼還要自己去勞心費力呢?
軍用技術的突破,也絕非是單純的賠本買賣,大多數高新技術都具有軍民兩用的性質,例如核技術既可以用於核武器、核動力艦船,也可以用於核電站;航天技術不光廣泛用于軍事活動,也用於農作物估產、氣象預報、災害預警、國土監測、通信導航等民用領域;前文中提到的青蒿素,如今也在世界各地大量用於治療瘧疾;甚至小到女士胸衣上的金屬絲、嬰兒尿不濕,也都是來源於軍事科技。在終國軍工行業最為困難的80年代,大批軍工企業通過轉產民品維持生存,例如各種摩托車、汽車,甚至還有軍工工藝生產的剪刀、菜刀。這是一段艱辛的往事,但在客觀上也促進了軍工企業市場意識的萌發,使它們從僅靠國家投入的「兵工廠」,變成了能夠盈利的現代企業,不僅減輕了國家的財政負擔,還為滿足改革開放後中國人民迅速增長的物質需求作出了貢獻。在新的時期,高新技術的軍民兩用特性將更加顯著,特別是在航空航天、電子信息、數控加工、船舶海洋等關鍵領域,往往會牽涉到國家安全和經濟建設兩個方面的關切,這也就對自主科技的進步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需求。為了應對這個新趨勢,中國的領導者高瞻遠矚地提出了軍民融合發展的戰略,不僅在過去的實踐中取得了不小的成果,而且還將在未來的「十三五」規劃中更加全面、深入地推進,使中國的高技術成果不僅能用於國防安全上的自衛和經濟建設上的自給,還將用於國際市場上的競爭,為中國企業賺取更多的利潤,為中國製造塑造更高端的形象。
作者: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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