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王朝對抗游牧入侵，喜歡把社會搞得很簡單

與大多數從事中古軍事史研究的青年學者不同，在新疆大學歷史系任教的李碩走遍了中國西北部邊疆。

獨特的經歷讓他在研究游牧族群與華夏政權的對峙和戰爭時可以更加客觀，「既不是老的『華夏中心論』，也不會矯枉過正、跳到『蠻夷中心論』裡邊去」。上周末，李碩遊歷到成都武侯祠附近一條藏人居多的街區，談到新書《南北戰爭三百年》時說。

這本新作脫胎於李碩在清華大學歷史系讀博士時的畢業論文。1977年出生的他在京津冀軍事重鎮保定長大，對古代軍事的最早接觸可以追溯到小時候從收音機里聽評書《三國演義》《水滸傳》：兩軍對陣，先是各出一員大將，陣前「大戰三百合」，待一方被「挑落馬下」，這邊全軍將士便乘機「掩殺過去」……不管是小說還是評書，冷兵器時代的作戰模式描述得都非常程式化。至於武俠小說里經常寫到的打鬥，比如《神鵰俠侶》中黃藥師面對蒙古大軍圍城，用來指揮軍隊的「二十八星宿陣」，在他看來更是有點「巫術」的意味。

中國古代歷史典籍浩如煙海，但關於戰爭的敘述歷來很模糊。譬如楚漢之間著名的「垓下之戰」，雙方投入兵力多少？各自陣列多長、多寬？是不是和挖出來的秦陵兵馬俑一樣？交戰過程如何？類似戰爭情況在《史記》里看不到任何記錄。李碩說，這也不能全怪史官們，古代承平時期的將領們也弄不清真正的仗應該怎麼打；亂世那些打過仗、有經驗的武將，又大都沒文化，戰爭的戰術和過程自然沒法記載下來。中國古人裡面，唯一寫書記錄過打仗的，是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

對比之下，從古希臘人希羅多德記錄希波戰爭的《歷史》開始，到《遠征記》《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亞歷山大遠征記》《高盧戰記》《內戰記》，歐洲一直有非常詳盡的戰史記載，近現代以來歐美戰史著作更是大量湧現，英國首相丘吉爾還憑兩次世界大戰的回憶錄，在195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中國古代歷史上軍事記錄的「留白」，引發了李碩的研究興趣。尤其是大分裂的南北朝時期，北方游牧政權和南方華夏政權發生了大規模戰爭，雙方內部也頻頻上演殘酷的吞併和滅國。他決定從文獻典籍「挖」出與戰爭相關的零散記錄，試圖像拼圖一樣重現南北朝時期的戰爭，及其對社會和政權結構演變的影響。

2005年從北大中文系畢業後，李碩做了5年記者。這段經歷也影響了他研究中古軍事史的方式——在密集查閱文獻資料之外，輔以大量實地走訪。從京口（鎮江）到建康（南京），他看了南朝劉裕當年的行軍道路後，感嘆不光是「英雄無覓」，連長江也不是當年的長江了。在山西省晉城市高平的長平古戰場遺址，看著地下挖出來的累累白骨和鄰近的箭頭村，一下對長平之戰有了不同的理解——他認為趙括並非史書中貶斥的志大才疏，而是做出了最冒險但可能也是最高明的決策，「導致他失敗的，是趙軍內部的背叛」。寫完博士論文後，李碩還去了甘肅南部的白龍江流域，那裡有南北朝時期連接南方梁朝與西域諸國之間馬匹輸送的「吐谷渾道」。沿著白龍江溯流而上，一直走到甘肅和四川交界的小鎮郎木寺，眼前突然出現草原、帳篷和氂牛群，李碩說，當時一下感覺走到了游牧和農耕、古代和現代的結合點，由此對廣袤的中國西部世界產生濃厚興趣。

2013年，李碩從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畢業後，主動選擇到新疆大學工作。他說，當時主要是想通過「切換」，更深入地了解游牧生活和游牧文明，把中國史研究做得更深。李碩的學術楷模之一是《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作者、美國著名藏學家戈爾斯坦，他治學中立、客觀、冷靜，不偏袒任何當事方，這樣的歷史書寫立場與李碩做新聞記者時接受的職業訓練一致。與深度接觸了西藏社會的戈爾斯坦一樣，李碩也利用寒暑假和節假日，走遍了中國西部邊疆省份，不管是藏族、蒙古族還是哈薩克族，都有他的牧民朋友，住在他們家中，吃拌糌粑、速食麵。為了便於在草原上從一個部落到另一個部落，李碩還學會了騎馬。

李碩寫了很多遊歷西北邊疆的文章，貼在豆瓣上，其中有部分內容是對少數民族牧民做的口述史整理。他說，現在學術界大多數年輕學者都在城市環境長大，和傳統農牧區沒有聯繫，他的口述史不僅是為了記錄傳統和變遷，更是試圖用一個較為便捷的形式，給城市精英們「補補課」，讓他們多了解一下中國廣闊的基層社會，普通民眾是怎樣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更好規劃未來」。

對話李碩：

馬鐙使北方民族獲得了對中原軍隊的壓倒性優勢

第一財經：你在書中很強調戰術發展對政權結構的影響。古代東方、西方都有步兵方陣，步兵戰術也都得到發展，但為何後來東西方政權結構卻完全不同了？這是否與兵源構成不同有關——古希臘士兵來源於城邦公民，春秋戰國時士兵出自底層？

李碩：中國沒有過城邦民主制的階段，較早的春秋列國都是貴族政治，主流是用戰車作戰，因為只有貴族階層才能裝備和熟練運用戰車。其實步兵比戰車成本更低，對地形的適應性更強，但貴族戰爭「重規則」，所以春秋戰爭里步兵一般是配角。當集權的君主制興起，列國間戰爭變得更殘酷，貴族階層就和戰車一起淡出歷史了。

在相似的歷史條件下，在古希臘、羅馬城邦里，貴族從未像春秋時代那樣獲得獨大的地位，平民在政治、軍事上的作用較大，所以在古希臘、羅馬的戰爭里，戰車從來不是重要因素。他們還有一點騎兵因素，貴族往往充當騎兵，但在戰爭里的作用很有限，這和當時的騎兵裝備、戰術水平有關。更早的荷馬史詩時代，戰車和貴族的作用更大些，但史料渺茫，就不好討論了。

再到後來，隨著古希臘、羅馬城邦的兼并擴張，國家規模變大，貴族和平民的衝突越來越激烈，獨裁君主應運而生，貴族因素更加被削弱，戰爭還是以步兵為主。

到所謂「中世紀」，騎兵的裝備和戰術發展起來，才成為壓倒步兵的主角。歐洲中世紀的重騎兵和貴族政治有直接關係，類似春秋貴族和戰車。但同一時期的中國，貴族制並沒有復興，騎兵仍被結合在專制政治模式中。比如，漢代以後中原農業開發、人口增長，已經沒有太多養馬的空間了，這可能也是中原軍事政治格局裡，軍事貴族因素難以死灰復燃的原因之一。所以此後中國歷史里，只有北方民族入主，才能帶來一點軍事貴族因素，同時他們也保留著從北方輸入戰馬的渠道。

第一財經：你認為馬鐙的出現使得中國北方民族獲得了對中原軍隊的壓倒性優勢，他們藉助騎兵入主中原，由此開啟了南北朝歷史。但也有一種觀點認為，馬鐙的作用被拔高了，低估了游牧民族從小馬背上長大養成的平衡能力。沒有馬鐙的時代，西方歷史上也出現過戰鬥力很強的騎兵，比如馬薩革特騎兵打敗波斯人。具體到中國歷史，你怎麼看待馬鐙發展的影響？

李碩：軍事技術的發展是個大的脈絡，具體到每一場戰爭則充滿了不確定和偶然因素。在沒有馬鐙的時代，游牧族騎兵也許能擊敗農業王朝的步兵，但要靠一些特殊因素，比如誘敵深入，把農業步兵軍隊拖到後勤斷絕、軍心離散，再予以殲滅。

但總的來說，在馬鐙和騎兵衝擊戰術普及之前，游牧族很難攻佔大面積農業地區，因為那時的騎兵很難擊敗集團步兵，這個大的規律性現象是存在的。漢代以來，中原為對抗游牧族的騎射騎兵而開創了騎兵衝擊戰，這種戰術隨著4世紀時馬鐙出現而完全發展成熟，北方民族獲得了對中原軍隊的壓倒性優勢，他們藉助騎兵入主中原，由此開啟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歷史。

第一財經：你認為，游牧民族在學習中原騎兵和步兵技戰術的過程中，擺脫原有部落聯盟的鬆散政體，建立集權政體，最終得以實現入主中原、建立十六國和北朝政權，這也是後來元、清帝國興起的軍事背景。但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巴菲爾德在《危險的邊疆》中提出草原王朝的權力周期，認為游牧帝國的出現，與草原部落試圖聯合起來對華夏王朝進行「敲詐行動」有關。你怎麼看待這種關於北方游牧帝國起源之間的不同觀點？

李碩：漢地和草原，王朝崛起的「同步性」，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普遍規律，有各種特例和例外。比如東漢時期，中原王朝長期穩定，但北方就沒有出現強大而統一的游牧王朝，再到三國兩晉也沒有。下一個強大的游牧王朝是柔然，和北魏基本同步。所以「草原影子王朝」的說法，有一定解釋力，但做不到嚴絲合縫。因為人類社會太複雜，各種互相影響的變數太多，做不到數學公式那樣簡潔、整齊。這也許正是歷史的魅力所在。

被草原征服者打斷的南方「產業化」

第一財經：你在書中論述了戰爭導致北方游牧民族政治制度的變化，那在你看來，戰爭對華夏政權的政治制度又產生了哪些影響？

李碩：中國政治結構的最大變化，就是從春秋變到戰國，從貴族社會到集權政體。基本自秦漢以後，中國面臨的最大軍事壓力就是北方民族。中原地區分裂、內戰的時候不太多，而且也多夾雜有北方民族入主的因素。

在這漫長的古代歷史中，游牧族入主中原，或者漢人王朝為了防範游牧族的入侵，都要把社會搞得相對簡單，便于軍事動員，這導致漢地尤其是江南的商業化、產業分工沒能發展起來，遲遲沒能自己發展到近代社會、工業時代。比如元朝給全國人都安上固定的世襲身份，你做裁縫，兒子孫子就永遠做裁縫，其他類推，這就是拿草原那套思維來管農業地區，只能拖累南方的發展。這不是說蒙古人不喜歡錢，游牧族的習慣是對高價值的小東西更感興趣，比如金銀珠寶，因為搬家帶著方便，他們不想出現太複雜的社會。

漢族建立的王朝其實也類似，因為要對抗北方民族強大的壓力，就需要把社會搞得很簡單，統計人口容易，徵兵容易，隋唐強搞均田制、租庸調製，就是為了故意維持一個簡單社會，明朝朱元璋的制度建設也是。其實南北朝時南方從來不搞均田，收稅都是按財產計算，那才是代表歷史發展趨勢的，所以到唐朝中期，又承認均田制不行了，重新改稅制適應複雜社會那一套，史學上稱之為唐代經濟和財政的「南朝化」。

第一財經：說到唐朝「南朝化」，陳寅恪等學者認為與關隴軍事集團解體、南朝和北齊的文化風尚又佔領了唐的官僚機器有關。你在書中的觀點也和前輩學人相似。但關於唐朝「南朝化」，還有人認為與隋唐後中國經濟重心開始南移、南方經濟影響越來越大有關，文武分途只是其中一個原因。對於唐朝「南朝化」，是否應該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談，而不是僅僅從軍事角度分析？

李碩：對，南方發展的經濟角度也很重要。但也像我前面說的，南方經濟再怎麼發展，也沒自行發展到近代化、工業化，很大程度上還是被來自北方的軍事壓力給拖住了，或者被來自草原的征服者打斷了。

從簡單的農業社會，到複雜的商業、近代社會，是個很脆弱的「過渡期」，因為社會分工細密了，不怕死的尚武精神少了，專門能打仗的軍事貴族階層也沒了，就更打不過北方民族了，中國漢族王朝一直在重複這個循環。西歐後來為啥能成功，就因為那兒偏，游牧族不容易注意到，趁機造出火藥槍炮，誰來也不怕了，而且還要征服全球。

在邊疆體會到漢文化的某些可貴之處

第一財經：從軍事角度重新打量歷史，為歷史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視角。你在書中關於諸葛亮的「差評」也令人印象深刻。

李碩：我還沒從政治史的角度寫過三國，只是從軍事的角度總結了一下諸葛亮不成功的地方，就是他缺乏戰略和戰役層面的謀略，持重而不敢冒險，不會用「出人意料」的打法。這種角色，在戰爭裡面不適合當主帥，適合當參謀長，負責些具體的軍隊日常管理、戰役後勤調度等工作。可以說，歷史上的諸葛亮，和《三國演義》中那個半人半仙的諸葛亮完全不同。

第一財經：你在新疆大學工作，又利用假期在甘青蒙川藏區周遊，這些經歷在研究南北朝戰爭中的北方游牧民族時，是否可以跳出「華夏中心論」提供新的視角？

李碩：先說「中心論」。任何人類群體，其實都是自我中心的，覺得只要「非我族類」的，都不如自己。對於傳統時代的這些心態，沒必要過於苛責。

我寫歷史，或者在邊疆生活遊歷，心態還都比較超脫，既不是老的「華夏中心論」，也不會矯枉過正、跳到「蠻夷中心論」裡邊去。我當初去新疆的心態，是覺得中原漢地的歷史、文化我已經了解得差不多了，該去看看別的東西了，至於能不能找到有價值的，那時心裡還沒底。但這幾年下來，感覺找到一些了。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我又體會到了漢文化的某些可貴之處，這可能是一直生活在漢地難以察覺的。

現在學術界好像清算「華夏中心論」的呼聲很高，還有些海外的學派遙相唱和。有人號稱要撥亂反正，改變成「草原本位」、「內亞視角」，但這不是喊兩句口號就能「轉換」的，那是在書齋里臆想，在咖啡館和文字里吹牛，沒有去過怎麼可能了解真正的草原和內亞。要超脫這種或那種「中心論」，既不故步自封也不矯枉過正，只能靠走進現實，多看看老百姓的生活和心態，那些凌空高蹈的不實際想法就少點了。

第一財經：去古戰場實地考察，對你的軍事史研究起了什麼幫助？

李碩：其實從研究戰爭史的角度，該去的地方太多太多了，主要還是在中原，胡煥庸線以東。比如梁武帝為了防禦北魏南下，在淮河上修築了一條攔河大壩，把上游數百里都淹成了水鄉。那時還沒意識到預留泄洪口，後來到雨季就被衝垮了，又把下游給淹了。這應該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江大河截流工程，極為壯觀，史無前例。史書關於此事的記載，讓我有一種「體驗極限」的震撼。

我還一直想去北魏和後燕決戰的參合陂古戰場。史書對此戰有些環境、時間描寫，看著衛星地圖，我能把這些文字變成腦子裡的畫面：隆冬荒原上，清晨，結冰的湖泊旁邊，慕容氏燕軍在宿營地收拾營帳，準備東歸；然後，東方的高地上，逆著初升太陽的光暈，拓跋騎兵的影子出現在了地平線上……

第一財經：你是怎樣對古代軍事史研究產生興趣的？

李碩：我最早是從明清演義小說「了解」古代戰爭的，最初是聽收音機里的評書，《三國》《水滸》等等，上學識字多了才能看原著。後來看了電視劇，那時開始覺得演義小說中對戰爭的描述有點不靠譜了。

我從小喜歡軍事，跟家庭也有點關係。那時我父親在鄉鎮武裝部上班，工作有徵兵、訓練民兵等。關於軍隊的隊列移動複雜、指揮需要經驗，是從父親那裡聽說的，這種經驗之談，似乎還沒人用直觀感性的方式寫下來過。但我在寫書的時候，從古史里找到對應的記載了，就是西晉皇帝圍獵那次，衛兵的隊列完全亂了，誰都指揮不好，最後找了個有經驗的老將才能整好。

我對現代軍事關注也多。現在網上軍事愛好者很多，有各種「大戰」的推演。我覺得以後大國打仗，就是太空里的衛星戰，大氣層內的陸海空軍都是其次。你的衛星要先沒了，就該趕緊求和了，識時務者為俊傑。

戰爭不是好東西。我們生當太平時代，能在文獻里復原它，在影視劇里欣賞它，在電子遊戲里參與它，就是最好的滿足。我永遠不想親眼見到它，所以我更珍視我眼下的工作。

《南北戰爭三百年：中國4—6世紀的軍事與政權》

李碩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18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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