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的美國「黑人權力」運動及其影響

這是選·美的第933篇文章

本文作者謝國榮。本文原載於《世界歷史》2010年第1期。本文轉載獲作者授權。

長期以來，美國史學界敘述的是1954—65年間體制化的民權運動，而把60年代中後期批判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黑人權力」運動排除在外。已有的論著大多認為「黑人權力」（BlackPower）運動分裂了黑人社會，疏遠了白人自由派，導致了民權運動的衰亡。本文認為，在聯邦政府的監控和破壞下，「黑人權力」未能實現完全由黑人掌控自己事務的目標。然而，「黑人權力」主張重新分配政治權力，重視黑人社區力量，強調種族團結和群體權利，重塑了黑人的社會形象，顛覆了白人文化對黑人的偏見論述，並高度肯定黑人對美國歷史的貢獻。美國黑人不再遵循同化模式融入社會，而是以平等身份成為美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黑人權力」運動在客觀上促進了美國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

一、「黑人權力」的提出及其社會背景

「黑人權力」術語最初見於理查德·賴特（RichardWright）在1954年出版的研究非洲政治的著作《黑人權力》。之後，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tudent NonviolentCoordinating Committee）的威利·里克斯（WillieRicks）在密西西比州的民權鬥爭中使用過它。不久，里克斯極力向該組織的主席斯托克利·卡邁克爾（Stokely Carmichael）推薦這個口號，作為與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進行思想意識鬥爭的新武器。1966年6月16日晚，卡邁克爾在向密西西比州進軍的集會上喊出了「黑人權力」。他說：「這是我第27次被捕，我不打算再去監獄！」他指出，「我們一直在說自由，說了6年，但什麼也沒有得到。我們現在要說的是黑人權力！」集會群眾情緒高漲，予以熱情回應，連續高呼「黑人權力！」

「黑人權力」隨後作為一個政治主張在美國社會中產生了深遠影響。它不再重視種族合作原則，而是強調黑人必須掌控自己的事務，要求重新分配政治和經濟權力。該主張強調黑人意識、種族團結、黑人社區的力量、黑人文化、歷史和制度的價值和意義、黑人的群體權利，把黑人問題的根源歸結為美國的社會制度。

「黑人權力」的提出、民權運動話語的轉變有著深厚的思想基礎。民權領袖馬爾科姆·X（MalcolmX）在60年代黑人政治思想的轉變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積極在黑人社區傳播黑人意識，強調黑人控制社區機構的重要性。他自稱是民族主義者，主張黑人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壓迫者、剝削者和歧視者」，那就是白人，黑人應在共同對敵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他認為，黑人在追求民權時如遭遇暴力，可採取自衛行動。1966年8月5日，卡邁克爾在克利夫蘭的集會上說：「當你談論黑人權力時，你談論的是拿起馬爾科姆·X留下的東西。」

「黑人權力」的主張與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民權鬥爭經歷密不可分。該組織最初相信體制內的變革，曾與聯邦政府密切合作。1961年，它接受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RobertKennedy）的建議，避免從事容易導致種族衝突的自由乘車運動，改為從事非對抗性的選民登記活動。然而，聯邦政府不遵守保障民權活動家人身安全的承諾，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對此十分憤怒。1964年8月19日，其主席約翰·劉易斯（JohnLewis）致信約翰遜總統，指出自6月21日密西西比州自由夏季活動開展以來，「這裡至少有60次毆打、8次謀殺、17座教堂被燒毀、13次炸彈襲擊、23次槍擊」，針對的是當地黑人和民權工作者。劉易斯要求約翰遜政府採取一切措施，充分保障他們的安全。但聯邦政府只重視該項活動中白人民權工作者遇害的情況，這讓該組織頗為失望。

此外，1964年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讓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失去了對民主黨及約翰遜政府的信任。該民權組織認為，真正能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密西西比州的是由黑人組建的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黨，而不是完全由白人種族主義者組成的密西西比州民主黨。而約翰遜總統和民主黨違背與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黨達成的妥協，只給後者兩個有表決權的席位。對此，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執行秘書詹姆士·福曼（James Forman）指出，「我們沒有把民主黨看成是黑人的偉大救星，沒有盲目跟隨它的習慣」。部分黑人民權活動家由此得出結論，黑人應培養獨立的政治力量，這才是黑人在美國社會中的強大政治武器。

儘管黑人在60年代中期贏得了《民權法》和《選舉權法》，但也遭遇了夢想的破滅。種族融合是民權運動的主要目標，但即便是號稱進步主義的北卡羅來納州，黑人孩子在白人學校就讀的人數在1960年12月、1964年5月和1965年6月分別是82、1865和4963個，只佔黑人孩子的0.02%、0.537%和1.42%。而亞拉巴馬、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情況更為糟糕。北部白人社會則不滿用公共汽車運送白人和黑人的孩子一起上下學。1964年，紐約市的一名白人對黑人示威者說：「我希望自己是亞拉巴馬州的一名警長，可以合法地殺死黑人。」

可以說，黑人社會的絕望情緒在60年代中期相當普遍。黑人貧民窟的條件鮮有改善，種族之間的工資差距進一步擴大，黑人青年失業率超過25%。這些因素導致都市黑人暴力反抗的興起。而越戰則讓黑人青年對非暴力戰略感到幻滅，他們認為，既然美國可以在越南使用暴力，那麼黑人的暴力革命是合理的。

「黑人權力」運動的出現也有深厚的國際根源。60年代第三世界反對殖民統治、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風起雲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認為這種鬥爭與美國黑人的命運息息相關。他們必須起來爭取「黑人權力」，通過一切必要的手段，從政治、經濟和社會壓迫中解放出來。卡邁克爾等民權領袖把法國左翼思想家弗朗茲·法農（FranzFanon）的《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奉為「聖經」，部分地接受了國際社會中主張暴力革命的激進思想。

到60年代中期，黑人社會認為，過去10年美國有很多機會向黑人證明「人人生而平等」的承諾是真實的，但沒有兌現承諾。即使是比較保守的黑人領袖、全國城市同盟（NationalUrban League）主席惠特尼·楊（WhitneyYoung Jr.）也感嘆，當民權活動家攻擊北部的種族隔離時，北部自由派對黑人民權的支持減少了。黑人社會決定採取新的鬥爭戰略，不再「用愛來回應白人的暴力」，而是「忙於準備戰鬥」。

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認為，既然法律不能給黑人帶來公正，那麼黑人需要「黑人權力」。卡邁克爾說：「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一直關心南部黑人日常生活的根本改變，而不是象徵性變化。」他指出，「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是問題的關鍵，必須成立黑人的政治組織」。因此，該組織把鬥爭的矛頭直指美國的社會制度。1965年5月23日，劉易斯在《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上指出，美國黑人是邪惡的政治制度和壓迫性的經濟制度的受害者。擔任司法部社區關係司司長的黑人政治家羅傑·威爾金斯（Roger Wilkins）在致約翰遜總統的信函中指出，黑人社會意識到，美國體制通常抑制他們的抱負。如果不對社會制度進行變革，那麼黑人的後代仍將在哈萊姆這樣的地方度過一生。經歷了10餘年的民權運動後，美國黑人不再願意在這個體制中「默默地忍受痛苦」。

二、聯邦政府部門對「黑人權力」的醜化

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轉向「黑人權力」，公開批評種族主義壓迫的根源在於整個美國社會。對此，約翰遜政府的一些高層人士認為，該組織的「黑人權力」主張是對美國穩定的最大威脅。司法部社區關係司司長威爾金斯認為，「卡邁克爾在用『黑人權力』口號恐嚇國家」。約翰遜的新聞秘書喬治·里迪（GeorgeReedy）批評「黑人權力」導致「黑人民族主義猖獗」，致使許多黑人青年相信，它將能迫使「白人社會努力改善黑人的條件」。聯邦調查局則宣稱，「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與現存社會秩序相衝撞，成為種族和平的潛在威脅」。

挑戰現存體制的「黑人權力」運動不為美國政府所容。1966年9月12日，總統秘書哈里·麥克弗森（Harry McPherson）在給約翰遜的備忘錄中說：「民權運動處在十字路口，一條道路是選擇暴力鬥爭，但將受到政府壓制；另一條道路是在美國體制內活動，而不是反對它。」1967年8月1日，美國軍方譴責卡邁克爾和赫伯特·布朗（H. Rap Brown）是無政府主義的煽動者。它強調會採取立即的和強有力的行動來應對「黑人權力」導致的城市騷亂。

實際上，在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提出「黑人權力」之前，城市騷亂從1964年起延續了三個夏季。對來勢洶洶的城市騷亂，約翰遜總統始料未及。其秘書喬·卡利法諾（Joe Califano）回憶說，約翰遜「不能接受瓦茨騷亂（1964年首起城市騷亂），拒絕看來自洛杉磯的電報」。而共和黨則指責約翰遜應對騷亂負責。在這種情況下，約翰遜指示聯邦調查局擴大對該組織一般性民權活動的監控。

自1960年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成立起，聯邦調查局就以防止共產主義滲透為名對該組織實施監控，後轉移到「黑人權力」運動上。聯邦調查局利用各種手段監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領導人卡邁克爾和布朗等人的言行。它指控卡邁克爾的演講是對法律和秩序的傲慢，對暴力的偏好；激起了黑人的暴亂，使得騷亂有可能在美國大城市中再次爆發。它詆毀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黑人權力」主張是一種暴力政策。它宣稱「黑人權力」是在「呼籲黑人武裝起來，準備游擊戰爭，推翻美國的帝國主義政府，破壞美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

聯邦調查局有關「黑人權力」導致了60年代中後期大規模城市騷亂的指控，在多數情況下缺乏事實依據，目的是敗壞「黑人權力」運動。1967年7月26日，聯邦調查局局長鬍佛（John Edgar Hoover）在一份報告中承認：「多數騷亂是因黑人輕微違法遭當地警察逮捕而引發的。喬治亞州的亞特蘭大、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和馬里蘭州的劍橋的情況是例外，卡邁克爾和布朗的煽動性演講觸發了騷亂。」已解密的政府檔案顯示，甚至胡佛言之鑿鑿的劍橋騷亂也是不實指控。當地警察通過線人提前得到了布朗的演講內容。布朗的演講與當地的騷亂沒有什麼關係，騷亂髮生在布朗演講後的第二天晚上。即便是1967年發生了嚴重騷亂事件的底特律市，也只有11%的當地白人認為「黑人權力」意味著騷亂。

聯邦政府完全了解騷亂的根源。1965年8月22日，里迪在給約翰遜的一份備忘錄中指出，「關鍵是解決黑人貧民窟問題」。1966年9月29日，總統秘書路易斯·馬丁（Louis Martin）反映，「黑人青年的失業率高達25%，這是騷亂的主要因素」。1967年10月11日，總統秘書道格拉斯·卡特（Douglass Cater）向約翰遜報告，「過去6年，黑人在收入、教育、工作和住房方面進步顯著，但與白人的差距仍然十分巨大」。

但美國政府機構卻以各種罪名指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領導人，導致他們無法開展正常的民權活動，被迫花費大量來之不易的募集資金用於訴訟和繳納保釋金。與此同時，這些權力部門在民權組織之間製造了大量衝突，破壞它們的互信。例如，聯邦調查局誣陷卡邁克爾動用募集資金在華盛頓特區購買豪宅，使其聲名狼藉。1967年8月25日，聯邦調查局啟動針對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在內的「黑人民族主義仇恨團體」（Black Nationalists-Hate Groups）的「反諜計劃」（CounterIntelligence Program），打擊「激進勢力」，壓制它們的活動。

美國主流媒體配合聯邦調查局污衊「黑人權力」和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認為「黑人權力」是「逆向種族主義」。《亞特蘭大憲章報》（AtlantaConstitution）主編拉爾夫·麥吉爾（RalphMcGill）誣陷該組織與「三K黨」類似，指控其煽動種族仇恨，導致社會騷亂，目的是破壞西方文明。1967年6月19日，《紐約郵報》（NewYork Post）的傑瑞·塔爾默（Jerry Talmer）捏造「黑人權力」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聳人聽聞地說「一個幽靈在美國上空徘徊，它就是黑人權力。」1990年，曾任《時代》（Time）通訊記者的阿列·沙爾特（ArlieSchardt）承認，媒體在「黑人權力」問題上「做得過分」，有大量的「消極報道」。

主流媒體的妖魔化報道影響了美國民眾的態度。1966年8月5日，《紐約時報》引用所謂的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內部文件說：「我們把白人看作是1億8000萬種族主義者。」白人約翰·貝利（John Bailey）在讀完這篇文章後表示，不再支持沒有理性、鼓吹暴力和「逆向種族主義」的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許多支持民權運動的白人認為，「黑人權力」對黑人事業毫無幫助。雖然有白人同意種族主義的根源在於整個美國社會的觀點，同情黑人的遭遇，理解黑人的憤怒，但不贊同「黑人權力」。白人社會反對任何含有暴力和「逆向種族主義」的思想，任何打破舊制度和創造新社會的激進主張。

總之，聯邦政府部門的醜化和打壓敗壞了「黑人權力」的聲譽，削弱了民眾對它的支持，使其無法在挑戰美國現存社會制度上走得更遠。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布朗承認，「黑人覺得公開抵制白人當局沒有效果，毫無意義」。

三、體制化的民權領袖對「黑人權力」的批判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全國城市同盟（NationalUrban League）和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Southern ChristianLeadership Conference）及其領袖全面或部分被納入到美國體制軌道。約翰遜政府在1966年召開白宮民權大會時，已對不同的民權組織及其領袖作了區隔。美國卧車列車員兄弟會（Brotherhoodof Sleeping Car Porters）主席菲利普·倫道夫（Philip Randolph）、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執行秘書羅伊·威爾金斯（RoyWilkins）、全國城市同盟主席楊等黑人領袖成為白宮民權大會的座上賓。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提出的「黑人權力」主張則遭到了體制化的民權領袖的批判。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主張通過法律渠道實現黑人的民權鬥爭目標，反對「黑人權力」。受麥克弗森之託，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執行秘書威爾金斯在1966年1月16日和23日兩次撰文，指責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蛻變成分離主義的組織。6月4日和5日，威爾金斯再次批評該組織選擇了黑人種族主義路線，把自己與白人世界分開。同年7月，威爾金斯在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年度大會上譴責「黑人權力」。他說：「無論人們如何解釋黑人權力，這個術語意味著單獨行動，意味著分離主義，意味著反白人的權力。」「黑人權力」是對白人的逆向歧視。全國城市同盟主席楊也宣布，譴責任何「採納黑人權力主張」的組織。

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首席顧問貝亞爾·拉斯廷（Bayard Rustin）指出，「黑人權力不僅對民權運動沒有任何真正的價值，而且它的宣傳是絕對有害的」；「它孤立了黑人社區，導致了反黑人力量的增長」。他認為，「黑人權力」根據黑人在美國人口中的比例來選舉黑人擔任官職的做法並不現實，因為黑人只佔全國人口的10%，不能改變美國的權力結構。黑人必須團結其他群體才能獲得權力。他指出，黑人種族的驕傲、自信和新的認同不是通過以黑人為榮和攻擊白人來獲得的，只能依靠有意義的直接行動。拉斯廷不無擔憂地說，「黑人權力」給約翰遜總統和赫伯特·漢弗萊副總統提供了借口，他們在演講中稱呼黑人是「逆向種族主義者」，而不是提出處理黑人失業、住房和教育問題的計劃。

1967年7月11日，黑人參議員愛德華·布魯克（EdwardBrooke）在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年會上發表演講，批判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黑人權力」主張。他說：「黑人權力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回應」，「任何排除美國白人的做法都是黑人種族主義，會使民權運動遭遇背叛。」他認為，「白人社會的合作、積極的支持和良好的意願，對結束種族歧視、對民權運動取得成功是必要的」。

金一方面批評「黑人權力」口號，理由是它有反白人的因素；另一方面，當其他民權領袖發表聲明譴責「黑人權力」時，他拒絕署名。1966年6月，金在向密西西比州進軍運動中試圖說服卡邁克爾放棄使用「黑人權力」口號。他說：「黑人權力口號不僅會讓我們的盟友困惑，而且會讓黑人社會孤立，給許多因種族偏見而覺得羞愧的白人很好的借口來為種族歧視辯護。」

在批判「黑人權力」時，金沒有其他民權領袖那樣激烈，但表達了對它的懷疑。金承認，「對美國黑人來說，爭取獲得權力是必要的」，但「黑人權力這個術語是不幸的，因為它給人黑人民族主義的印象。我們從不為黑人爭取任何排他性權力，而是與白人分享權力」。對金而言，「黑人權力」意味著「一種專制代替另一種專制」，「黑人種族優越論與白人種族優越論並無二致，都是邪惡的」。金雖然不反對「黑人權力」的戰鬥性，但他贊同的是非暴力鬥爭，後才才取具有真正的戰鬥性的力量。他說：「當他們叫喊黑人權力的時候，我看到的是暴力的出現。不管是否是這樣，黑人權力聽起來像是逆向種族主義。」

體制化的民權領袖反對「黑人權力」。一方面是該主張與他們的民權鬥爭理念相悖；另一方面是受美國政府部門施壓或為了爭取政府的支持。1966年1月，羅伊·威爾金斯和楊向漢弗萊建議，約翰遜政府不要對所有民權組織的領袖一視同仁。1967年2月1日，漢弗萊與21名黑人政府高官舉行早餐會，動員他們去做黑人群眾工作。7月26日，麥克弗森向約翰遜建議，要求在美國體制內取得成功的黑人領袖對民眾施加影響，勸說他們用法律手段來實現合法的目的。

體制化的民權領袖並不代表整個黑人社會，他們尤其是在黑人青年中缺乏影響。美國政府高層對此憂心忡忡。麥克弗森承認，體制化的民權領袖如倫道夫和威爾金斯年事已高，楊和金在具有戰鬥精神的黑人活動家眼中屬於「守舊派」，缺乏吸引力。年輕的一代黑人批評這些體制化的民權領袖是「湯姆叔叔」，思考的和反映的是美國白人的態度與方法，而不是美國黑人的。

「黑人權力」受人詬病的是它激進的語言，含有暴力革命成分，不再像過去那樣依靠白人、團結白人為共同的目標一起戰鬥。政府部門和體制化民權領袖對「黑人權力」的批判，甚至是詆毀和破壞，使得它無法建立一個與白人分離的黑人社會，無法實現黑人種族自治。但無論是體制化民權領袖對「黑人權力」的批判，還是政府機構對「黑人權力」的醜化，並不能消除它在黑人青年中的影響。這說明「黑人權力」的思想存在著合理的內核，能在黑人青年中引起共鳴。

四、「黑人權力」 的實質

「黑人權力」取代「現在自由」（FreedomNow）成為60年代中後期最具吸引力和戰鬥性的口號，但遭到政府機構的污衊和民權領袖的批判。多數白人表示不再在道義和財政上支持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黑人民眾則是反應不一。當時的社會學家和後來的史學家對「黑人權力」的解釋亦是眾說紛紜。其實質究竟是什麼？若從卡邁克爾等人的演講、訪談和著述入手，可進一步釐清它的真義。

1966年6月16日晚，卡邁克爾喊出了「黑人權力」口號，但沒有闡釋它的含義。6月19日，他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採訪時回答了人們對「黑人權力」的質疑。他否認通過暴力革命推翻現政權，實現「黑人權力」。他說，在朗茲縣，黑人根據民主程序，通過選舉掌握政府部門，獲得「黑人權力」。黑人如果在正常的民主程序中落選了，那麼將心平氣和地接受它。但如果是受選舉欺騙而落敗，那麼黑人必須採取其他方式來獲得權力。卡邁克爾表示，黑人遵循多數統治原則，從未說在黑人不佔多數的地方使用暴力來獲得「黑人權力」。

卡邁克爾認為，非暴力只是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一種策略，不是一種生活方式。他聲明沒有組織騷亂，但不拒絕使用暴力，非暴力和暴力問題與他無關，完全由黑人民眾決定。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組織黑人爭取體面的住房、工作和學校，讓黑人有權參與影響其生活的決策。黑人將使用一切合法手段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東西。如果美國對黑人這種合理、合法的訴求不作出回應，那麼暴力會作為黑人最後的訴求策略。這取決於美國抵制黑人合理訴求的堅決程度。卡邁克爾說，「燒毀」這樣的激進語言只是人們慣用的口語，不是真正去煽動燒毀。

為達到有效動員的目的，卡邁克爾難免會在演講中使用一些過激的語言。1966年8月5日，他在克利夫蘭的演講成為人們批判「黑人權力」的把柄。卡邁克爾說：「當你談論黑人權力時，你談論的是讓這個國家屈服。當你談論黑人權力時，你談論的是粉碎西方文明所創造的一切東西」。8月21日，他在《會見新聞界》（Meet The Press）這檔新聞欄目中解釋說：「只有當美國政府用暴力對付黑人時，黑人權力的含義才是使用暴力迫使它向黑人妥協。」10月30日，卡邁克爾指責媒體斷章取義，曲解「黑人權力」。他說：「我的意思是西方文明產生了種族主義和壓迫。為了生存，我們必須要粉碎種族主義和壓迫」。

儘管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在1966年8月19日作出決定，不再定義「黑人權力」，但面對「黑人權力」被詆毀，卡邁克爾於9月22日投書《紐約書評》。他在《我們需要什麼？》一文中詳細闡述了「黑人權力」哲學。他指出，民權運動的語言是說給白人自由派聽的。沒有一個民權領袖走進發生騷亂的黑人社區聽取民眾的聲音，他們只是動員黑人遊行示威、接受白人毆打，沒有提供任何幫助。「黑人權力」是站在黑人立場說話，不是說白人喜歡聽的話。它說出了黑人的心聲，為黑人工作，不管媒體如何把它與黑人種族主義和分離主義聯繫起來。

卡邁克爾指出，「黑人權力」的含義不難界定。在他看來，美國黑人面臨兩大問題：一是貧窮問題，二是膚色問題，任何消滅種族主義的計劃均需對此予以重視。「黑人權力」是多年來黑人社區組織抗議的結果。在黑人人口佔80%的亞拉巴馬州的朗茲縣，「黑人權力意味著如果黑人當選為徵稅官，那麼他將公平徵稅，為黑人建設更好的道路和學校。如果黑人當選為治安官，那麼他可以結束警察暴力」。「黑人權力」將改變美國的種族壓迫，它「意味著黑人聯合起來選舉代表，促使他們為黑人說話。它並不意味著一定是選舉黑人擔當官職」。

「黑人權力」不提倡種族融合。在卡邁克爾等人看來，種族融合是建立在黑人社會沒有任何價值，黑人不可能創造出任何價值的基礎上。與此同時，種族融合不利於消除種族優越論。為得到體面住房或優質教育，黑人必須住在白人社區或把孩子送到白人學校，這會在美國社會中進一步強化「白人」是優越的、「黑人」是低劣的觀念。美國社會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少數進入白人學校的黑人孩子身上，而忽視了94%仍在沒有絲毫改善的黑人學校上學的孩子。此外，卡邁克爾認為，「種族融合只說出了黑人問題中的膚色問題，而沒有說出貧困問題」。

1967年，卡邁克爾和查爾斯·漢密爾頓（Charles Hamilton）合寫了《黑人權力和美國的解放政治》，反駁了「黑人權力」是「逆向種族主義」的言論，批評這種指控是「故意的和愚蠢的謊言」。他們認為，「黑人權力」把白人排除在外，只是為了提倡黑人自決和文化認同。但「黑人權力」不是種族主義，它是讓黑人充分參與到那些影響其生活的決策中。實際上，「黑人權力」是為了喚醒黑人的種族意識，為政治力量提供基礎，實現黑人對自己事務的控制。「黑人權力並不意味著對白人的排斥，而是「黑人自己有權決定誰是真正的朋友」。

「黑人權力」是黑人社會使用自己的話語，表達黑人的利益訴求。它針對的是白人權力結構，要求改變種族主義的社會制度。它反對由白人社會來安排和支配黑人社會的命運，主張由黑人控制黑人社區的事務。它顛覆白人社會對黑人形象、歷史和文化的論述。它建構新的黑人社會和群體身份，重新書寫黑人的歷史、文化和制度，培育黑人驕傲和自信。它喚醒黑人的政治意識，主張黑人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自決，把黑人從民權鬥爭帶入到追求政治和經濟權力的鬥爭。

五、「黑人權力」運動的影響

「黑人權力」是一場思想變革運動，它以一種特殊的辯論方式進行。一方是美國政府部門和體制化的民權領袖，以各種方式批判「黑人權力」。另一方是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其主要領袖以演講和著書立說傳播「黑人權力」，為它辯護。儘管政府部門詆毀「黑人權力」的聲譽，但「黑人權力」的基本主張在經過美國體制的過濾後進入主流社會，成為大眾接受的基本價值。1968年，美國社會以不同方式詮釋「黑人權力」，甚至最保守的黑人民眾也贊同它。一項對15個主要城市的民意調查顯示，54%的白人認為要「更努力地改善黑人條件」。

就約翰遜政府而言，它期望民權組織和活動家通過正常的政治渠道來實現黑人的鬥爭目標。美國政府努力把民權運動轉向政黨政治，把社會運動的力量納入到選舉政治中來。為了應對「黑人權力」，約翰遜政府作出一定妥協，歡迎黑人政治從民權到政治選舉的轉變。到1968年，大多數的政治精英、黑人官員、民權領袖和有巨大影響力的媒體開始接受漢密爾頓對「黑人權力」的解釋，把它放到傳統的美國族群利益政治的框架內。約翰遜政府任命黑人擔任高級職務，甚至接受一些「黑人權力」組織，給它們提供活動資金，讓其進行政治活動。一些大城市的民眾選舉和接受黑人擔任市長。美國體制開始把黑人納入其中。

「黑人權力」顛覆了美國社會對黑人形象的偏見論述，為黑人構建一種積極的形象。它拒絕白人社會對黑人的「Negro」稱呼，自稱是「非裔美國人」。白人社會長期把黑人描述成是「懶惰」、「愚蠢」和「無能」的。這種奴役黑人心靈的教育使黑人「看不起自己的種族和文化，產生極度自卑的心理」。「黑人權力」則以「精力充沛」、「智慧」、「美麗」和「熱愛和平」的辭彙來形容黑人。「黑人權力」反映了「黑人心理上的巨大進步」，「免於心理奴役」。拉斯廷承認，「黑人權力」是黑人社會在心理上對白人種族優越論的拒絕。

「黑人權力」發展了黑人種族意識和對黑人的欣賞。黑人的厚嘴唇、寬鼻子和卷頭髮不再是種族醜陋的象徵，而是像其他種族和族裔的外在特徵一樣美麗。一位黑人寫信給卡邁克爾說：「現在我們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我們是黑色的、美麗的和驕傲的。」有的黑人則稱讚卡邁克爾「正在做一項偉大的工作，帶來種族驕傲。這將導致黑人經濟的獨立和實現黑人鬥爭的其他目標」。因此，「黑人權力」是思想意識的革命，是致力於黑人解放、致力於真正的種族驕傲。

「黑人權力」的核心價值包括爭取美國社會對黑人歷史、文化、傳統和制度的尊重。通過「黑人權力」運動，越來越多的美國黑人意識到他們有自己的歷史和傳統，這是以往美國歷史教科書不曾書寫的。白人社會對黑人進行奴化教育，說黑人在來北美為奴前沒有自己的文化和傳統，應該對白人順從。而「黑人權力」則積極尋找黑人文化的非洲根源，強調黑人在非洲大陸有悠久的歷史。這對黑人民眾是重要的，他們知道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根，尊重自己的文化遺產。「黑人權力」主張保持「黑人社區的種族和文化個性」，穿戴非洲的民族服裝，要求在學校開設黑人歷史課程，強調黑人種族的成就，開展多元文化主義的追求。

「黑人權力」是對「美國化」政策的否定。「黑人權力」不是邁向「同化」，而是走向自我肯定。而「同化」只會抑制黑人的自我和自尊。，黑人社會沒有必要採取白人社會的文化形式和價值。「黑人權力」不是反白人的運動，它肯定的是黑人的傳統和價值。正因如此，儘管楊曾猛烈批評「黑人權力」，但他在1968年宣布，全國城市同盟支持「黑人權力強調黑人自決、自尊和控制自己社區事務的思想」。金也肯定「黑人權力」促進了黑人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提高。

「黑人權力」力圖改變美國的政治基礎和權力結構。它除了喚醒黑人社區的黑人意識，還給黑人社區帶來一種參與政治的意識。「黑人權力」呼籲黑人圍繞選舉組織政治力量，鼓勵黑人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權力集團，作為一個整體來行動。「黑人權力」要求重新分配政治和經濟權力，認為這是美國黑人日常生活發生根本變化的關鍵。它主張組建由黑人控制的政治組織，要求在黑人人口占多數的地方掌握權力，在人口不佔多數的地方適當地分享政治和經濟權力。

「黑人權力」號召黑人種族保持團結，以黑人社區為基礎進行鬥爭，爭取種族的群體權利。來自於非洲的美國黑人，不同於來自歐洲的族群，缺乏社群團結。研究1950—60年代黑人社區的學者指出，黑人不是一個種族群體，沒有傳統的社區和感情。然而，「黑人權力」促進了種族群體意識，刺激了黑人利益團體的形成，推動黑人進入多元的政治舞台。卡邁克爾和漢密爾頓指出，「黑人權力喚醒了黑人民眾，讓他們認識到自己的傳統，培養了一種社區感」。「黑人權力」要求「黑人民眾制定自己的目標，組織起黑人和領導黑人組織」。它呼籲「黑人種族作為一個群體團結起來，有效地運作，在多元的社會中討價還價」。由「黑人權力」引發的群體性權利受到美國社會肯定，成為多元文化主義的核心價值。

美國政府不允許任何暴力革命，也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分離主義，甚至是黑人種族自治的主張。在政府有關部門的打壓和體制化民權領袖的牽制下，黑人社區最終轉變為種族利益集團參與美國政治生活。卡邁克爾多次以朗茲縣為例，指出黑人根據這個國家的民主程序，努力控制權力結構。「黑人權力」不是以黑人分離主義為目標，而是在美國政治的正常秩序中運作。它不再依靠白人來爭取黑人的政治解放，而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來實現。「黑人權力」改變了以往體制化的民權組織只從事傳統的民權活動，而不是努力參與美國政府決策過程的做法。

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是1962年至1964年選民登記運動的主導力量，發起了1964年自由夏季運動，先後成立了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黨和黑豹黨。該組織鼓勵黑人爭取選舉權利，利用1965年的《選舉權法》參與美國政治生活。這部分地改變了美國地方和聯邦的權力結構。1970年，美國有1469名黑人當選為不同級別的官員，其中聯邦和州議會的黑人官員有179名。到2000年，各層次的黑人當選官員高達9001名，其中聯邦和州會議的黑人官員達到621名。

總之，「黑人權力」運動對美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其核心思想成為日後美國多元文化主義的主要內容。「黑人權力」要求承認黑人種族的文化與其他少數種族、族裔的文化以及白人文化之間的平等。它打破了白人主流文化對話語的壟斷，顛覆了白人文化對黑人等少數種族的偏見論述，重塑了黑人的形象、歷史、文化、傳統和價值。「黑人權力」運動重視黑人文化的價值，肯定其對美國歷史的貢獻、在美國社會中的重要性。它促進了多元文化主義在美國社會的興起，對美國從白人種族主義社會轉變為多元文化主義社會作出了重要貢獻。

本文略去相關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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