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懷特：被遺忘的標籤——反諷論者

終其一生，懷特實踐著一位文化批判者和社會批判者的職責，不論是在史學理論還是文學理論中，他的批判都力圖針對它們的根基性問題，為的是把學術行為奠基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之上，要促成人們認識到歷史寫作是介入日常生活或社會生活的一種方式。

原文：《海登·懷特：後現代馬克思主義的開拓者》

作者：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新

被遺忘的標籤：「結構主義者」

在過去一個多月之中，人們給懷特貼了不少蓋棺定論的標籤，按學科分，有「歷史學家」、「文學批評家」、「文化評論家」、「史學理論家或歷史哲學家」；按思潮分，如「後現代主義者」、「新歷史主義者」。懷特過去常給自己貼過的標籤卻被遺忘了。

懷特在很長的時期內自稱是個「結構主義者」。他在1973年出版的《元史學》中實實在在地給讀者提供了一個4行3列的歷史文本分析的理論框架。情節化模式、論證模式、意識形態蘊涵模式分別對應內容、形式、立場各為1列，每列之下另有4類。這無疑是結構主義的，也是許多人視為懷特思想的招牌之一。對此，學界引述頗多。有意思的是，這位1973年的結構主義者在激蕩的學術潮流中實際上有點落伍。從1966年開始，結構主義在大洋彼岸的法國就進入了被解構的過程中。著名的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把人文學科帶入了語言的嬉戲，並在次年向結構主義猛擊三拳，出版了《寫作與差異》、《聲音與現象》、《論文字學》；同在1967年，法國結構主義者羅蘭·巴特也發表了《作者之死》、《歷史的話語》等重要論文；他們為結構主義的「結構」注入了時間性與解釋學的靈魂，而被視為解構主義或後結構主義的開端。此時的懷特關注的論題是《歷史的重負》（1966）、《什麼是歷史體系？》（1967）、《思想史的任務》（1969）、《歷史敘事的結構》（1971）。

這一批文章是寫給史學界讀的，討論涉及當代科學和藝術的思想何以能豐富史學認知。當時的歷史學界理論思維之落後，正如懷特在《歷史的重負》中所言，現時代為什麼科學家和藝術家都鄙視歷史學，恰恰是因為歷史學家們在用拙劣的科學方法與藝術方法來研究過去。《歷史的重負》一文發表在《歷史與理論》雜誌上，這是一份創刊才7年的刊物。1950年以來迅速增加的有關歷史哲學的討論主要圍繞著三個主題進行：亨佩爾的覆蓋率模型、柯林武德的歷史哲學，以及分析哲學中有關敘事語句的分析。這股熱潮催生了《歷史與理論》，而有能力寫作此類文章的多數是哲學家。不可否認，史學家們對理論的關注正在升溫，尤其那些在左派學生運動中畢業的歷史學博士們，但絕大多數史學家遠遠沒有達到能夠深入理解結構主義思潮的地步。懷特此時相信，結構主義已經成為人文與科學思維中的共同模式。作為研究歐洲思想史的年輕一代、作為「我們歷史學家」（懷特在文中常用「We historians」）中的一員，懷特寫作《歷史的重負》如同發表一篇面向陳舊歷史學思想的檄文，他不是要打倒歷史學，而是要「我們歷史學家」拋棄不思進取的立場，卸下歷史的重負，在積極進取的知識界中找回自尊。《什麼是歷史體系？》討論社會文化體系與生物學體系之間的差異，而該討論的由來則與皮亞傑主導的發生認識論思潮興盛相關。認知結構主義者皮亞傑的總結性作品《生物學與認識》（1967）、《發生認識論》（1968）出版前，他已經在兒童認識論方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影響如日中天，呂西安·戈德曼就是其信徒之一。懷特在《思想史的任務》中，直接號召「我們歷史學家」來學習科學哲學家庫恩、藝術哲學家貢布里奇以及發生結構主義者呂西安·戈德曼的思想。《歷史敘事的結構》則是《元史學》出版的先聲，討論敘事的本質；討論不同的敘事史中故事、情節與論證之間的關係；討論將一組事件按不同的方式情節化會產生怎樣的不同。這篇文章可與《元史學》歸為一類，它們都沒有跨出結構主義的邊界。

《元史學》出版時的懷特的確是位結構主義者。然而，解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中的時間性和歷史性，在歷史學家尤其是思想史家懷特的研究中並不匱乏。1958年，布羅代爾在《歷史與社會科學：長時段》中就宣言式地提出，歷史學家因為對時間的多元理解而可以為整個社會科學提供獨特的貢獻。這些要素在懷特研究的維柯、黑格爾、克羅齊、柯林武德的思想里也有豐富的蘊含，甚至更為深刻，它們被裝在了歷史主義這個酒瓶里。要將歷史主義從一個被研究的對象轉化成一種研究的思維方式，這對懷特並非難事，事實上，1970年代之後，他就是這樣做的，這也是他走向後現代主義合乎邏輯的道路。

就史學領域的讀者而言，他們對懷特寫作的文本在形式上體現的結構主義所獲得的感知，遠不如他們對這些文本在內容上揭示的歷史真實與歷史意義體現的不確定性來得容易；再說，懷特明言文本深層的言辭結構中存在著普遍的詩性特質，進而直接將歷史文本視為一種文學製品而與神話、虛構等量齊觀，這極大地衝擊和瓦解了歷史學家們近代以來自詡的真實性代言人的身份。在懷特的敘事主義時期，不只是文本建構與理解中的時間性/歷史性問題，更是以之為基礎而在討論中得出的歷史文本表現中的虛構性問題，逐漸令讀者在心目中塑形出懷特的後現代主義形象。

可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當人們給懷特冠名後現代主義歷史哲學家或史學家時，他並沒有欣然接受這個稱謂。在這個社會文化體系中，大多數高舉歷史真實不言自明和歷史客觀性不容置疑的史學家們在使用「後現代主義者」這個詞時，帶著明顯的貶義，就好象那是「不負責任」、「沒有立場」、「張口胡說」的代名詞。以懷特在許多文章中對「我們歷史學家」強烈的自我批判精神而言，他不會在意那些缺少自我認知的抨擊，但他有可能是以另一種方式，覺得自己尚不配被稱為後現代主義者。

懷特是位虔誠的學習者，多年後他對埃娃·多曼斯卡談到羅蘭·巴特、德里達和羅蒂這些人所共知的後現代主義先鋒時，他說：「我聽到巴特去世的消息時非常悲傷。因為我認識到，我一直在期待著他寫的新東西。我總是可以確信，那是原創性的，獨闢蹊徑……像巴特那樣的人物在寫一篇小文章《歷史的話語》時，恍然間就揭示了我整本書都沒有能夠令人信服地表述出來的東西。」德里達「最終向我們表明如何去分析所有我們在將各種關係概念化時認之為當然的二元對立……我喜歡德里達，還因為他有意識地做了法國知識界的局外人。」「我喜歡羅蒂的，是他決定性地復活了美國式的實用主義。（多曼斯卡編：《邂逅：後現代主義之後的歷史哲學》，彭剛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當這些大師級的學者被人們稱為後現代主義者時，懷特還在堅持稱自己是結構主義者，直到2000年前後，他才逐漸開始以後現代主義者自稱。

一直自擁的標籤：「我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

還有一個標籤是懷特一直自擁的，他在許多場合公開聲稱「我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

懷特的《元史學》以19世紀歐洲思想史為主要分析對象，其中有一章專門分析馬克思文本中的歷史哲學思想。懷特可能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絕不是因為馬克思及其思想曾是他研究的題材。他的工人階級出身可以提供一個非常重要的解釋。懷特的父親遷到美國產業工人最為聚集的底特律之後，從事的是汽車行業的工會組織工作。海登·懷特在自己的口述史中曾說道，他在7年級時喜歡上歷史，父親的工會工作，工會組織罷工與資方（福特、通用汽車公司）反罷工之間的血腥鬥爭，令他對「社會研究」有了興趣。他高中時便開始閱讀馬克思，由此認識到學習歷史可以解答心中困惑。懷特的青少年時期身處一個失業率在30%的資本主義工業城市之中，他很快就有了階級意識，理解了階級鬥爭。（卡梅倫·范德科夫：《海登·懷特口述史：UCSC的意識邊疆》）我們絕不能說馬克思主義者就一定要出產在資本主義社會，但有著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親身體驗再閱讀馬克思的著作，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可能會有更堅定的立場。

懷特學習的榜樣戈德曼是馬克思主義者，後現代主義代表福柯曾加入法國共產黨，德里達不斷強調馬克思對解構思想的意義，和懷特在一條戰壕中的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家詹明信也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雖然他們統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不被許多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認可，但馬克思主義卻顯然地是後現代主義思潮的策源地之一。懷特兩次訪問中國時，都聲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人們一哂了之，他不是到了中國後要和馬克思主義史家們套近乎，而是帶著自己一生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表達自己的心跡。不知道懷特是不是能夠想明白，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那裡，歷史是客觀的存在，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堅持歷史解釋的多元取向，必定會延伸至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多元闡釋，在這個意義上，不能承認後現代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相互具有一定程度的兼容性就有其來由了。如果先放下有關馬克思主義可否獲得多元闡釋這個爭論，懷特和諸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有一個共同的觀點，即認為實踐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核心。

在《思想史的任務》一文中，懷特強調了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那段著名言論：「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懷特認為這句話也可以用來批評諸多歷史學家們，從而推動馬克思主義歷史編纂，即歷史研究與歷史寫作就是一種社會實踐。這種觀點成為了懷特學術一生遵循的原則。察其言，觀其行，除了文本作為行動之外，懷特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隨時都在實踐著馬克思主義中蘊涵的社會批判性力量。 他用自己在青年時期養成的階級意識來批判大學教育的保守；他以《資本論》的邏輯來分析美國教育體制的資本主義化與文憑化；他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時以教授身份單挑洛杉磯警察局長愛德華·戴維斯在大學校園進行秘密情報搜集，勝訴並留下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一個著名案例；他在復旦大學演講開場就批判美國第二次海灣戰爭的帝國主義行徑；他批判自己欣賞的羅蒂有著男性沙文主義；他面對馬克思主義史家如雲的場合指出自己是在場唯一的馬克思主義者。終其一生，懷特實踐著一位文化批判者和社會批判者的職責，至於其在學術領域內，不論是史學理論還是文學理論中，他的批判都力圖針對它們的根基性問題，為的是把學術行為奠基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之上，要促成人們認識到歷史寫作是介入日常生活或社會生活的一種方式。

多元化、多元立場是他的志趣所在

事實上，懷特還可以有一個標籤——反諷論者。真正的後現代主義者幾乎都配得上這個稱謂。這種反諷源於批判，源於反思的習性，源於對自我有限性的領悟，也源於對生活的敬畏和真誠。因為前述來源而造成的學力上的優勢，反諷論者通常把反諷當作激活執念和刺激保守思想的工具。自然，這種智力優勢有時也是判斷受眾接受能力時的劣勢，往往在一些人心中落下浮躁而不夠真誠、只會破壞不懂建設的名聲。懷特在《元史學》中討論反諷，同時也把自己書寫成一位反諷論者，對這個看法筆者曾有過論證；在2004年布達佩斯的史學理論會議上，當聽眾質疑他對馬克思的理解只限於其文章中引用過的幾本馬克思主義文選時，懷特策略性地引導質疑者將問題深入後，現場如數家珍似地精確引用馬克思各種著作進行論證以示批評；當荷蘭史家洛倫茲指責懷特混淆了歷史研究與歷史寫作時，懷特說道「其實你不到開始寫作之時，是不知道自己要寫些什麼的。」歷史研究與歷史寫作的同一，是因為這個行為與歷史學家的創造性和想像力相關，如果人們期待著一種沒有想像力的歷史學，這不僅是讀者的悲哀，也是歷史學家造成的悲哀。

1978年，懷特入職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UCSC)，執掌意識史博士生研究項目（History of Consciousness簡稱Histcon ）。意識史，這在當時的美國是一個含糊不清的領域。但在這個名下，歐盟後來在義大利和比利時設立類似機構來構建歐洲認同；德國著名歷史哲學家耶爾恩·呂森也通過歷史教育從事類似研究。懷特遷徙到聖克魯茲之前，一直不滿於大學各學科的職業教育界限明確，從而導致大學教育重專業技能輕創新思維的弊病。很快，他在這個項目中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打破一切藩籬，學生們可以在「意識史」的名下做任何他們感興趣的研究。人類的知識生產與傳播有什麼是和意識及其形成是無關的呢？對懷特而言，意識史研究早已跨出了史學理論或文學理論原本面向的歷史學或文學學科領域，思考者們完全可以將對於意識形成的認識，運用到反思人文與科學一切領域的群體認知及轉化之中。懷特曾經在口述史中頗為得意的表達，UCSC的「意識史」成了全美人文學科中最炙手可熱的項目。如今UCSC單列有意識史系，其涉及的研究領域包括人種與種族、性別與性徵、哲學與理論、政治經濟學與社會運動、媒介、美學和詩學等等。

多元化、多元立場從來都是懷特的志趣所在，不僅在學術觀點上是如此，在學術人才的培養上，在社會文化的實踐中，懷特都將多元化視為自己追求的目標。這一點與後現代主義思潮倡導的尊重差異相吻合，在這個意義上，稱懷特為後現代主義者，他是實至名歸。

後現代主義者說，文本完成之後，作者死了，讀者誕生。對於海登·懷特的作品而言，這回作者真的死了，有多少讀者誕生了呢？作為一篇紀念文章，再多的文字也沒有準備要去闡釋完懷特深邃的學術思想和深情的社會關懷，它的些微價值，無非是等待有緣的讀者獲取一個思想的入口，從而通過懷特的文本進入新生的世界，其實，那才是作者獲得永恆的機緣。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04期第6版，轉載請註明出處，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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