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搞貿易戰是因為畏懼競爭！

托馬斯·薩金特在英國發表演講。

【環球時報駐英國特約記者 孫微】北京大學英國校區啟動儀式暨北京大學120周年校慶海外慶典日前在英國牛津郡舉辦。在海外慶典的英國研討會舉辦期間，因「對宏觀經濟中因果的實證研究」獲得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紐約大學教授托馬斯·薩金特，發表了題為「政府為什麼應該支付他們的債務？」的演講。他回顧了兩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所面臨的債務問題及其應對策略，並探討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債務償付問題上的關係及責任。其實，薩金特教授也是北大一員。2017年6月，他與其他7位海內外知名學者加盟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他成立了「薩金特數量經濟與金融研究所」並擔任所長。在演講結束後，薩金特教授接受了《環球時報》記者的專訪。

我至今仍不完全明白中國是如何做到的

環球時報：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您認為中國在過去的40年中有哪些發展經驗和啟示？

薩金特：我是一個局外人，但如果你和我年齡相當，你會認為中國所做的就是奇蹟，這是眾所周知的。眼看其他國家變得富裕起來，鄧小平想做一些事情。鄧小平和他的追隨者們所做的事情是：他們擴大了市場的作用，削弱了政府在決定如何生產、誰來生產、人們如何獲得報酬等方面的作用。如此，他們釋放了市場力量，重新定義了「共產主義」，將其稱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重新定義意味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不必拘泥於蘇聯的經濟體系。這一切不是基於理論，而是基於實踐。鄧小平是一位天才。

對於現在的中國人來說，創業和賺錢是件好事，但在20世紀50年代，人們很難做到這一點。在如此短的時間之內讓數億人擺脫貧困成為中產階層，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從未發生過的。

這場偉大實踐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很多人只能讚美它。至今我仍不完全明白中國是如何做到的，我仍在學習的過程中。我一直在觀察、學習和傾聽，這是作為來自另一個國家的人所能做的，這個過程非常吸引人。

環球時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提出，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會有隆重的紀念，而最好的紀念是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開放舉措。您期待的中國更開放的舉措是什麼？

薩金特：對我而言，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情是，中國國家主席一年前在達沃斯發表的關於全球化的演講，這是我希望美國總統能夠給予的演講。全球化將繼續進行，中國將成為其領導者。回顧歷史你會發現，二戰後最想開拓市場的國家是美國。我們做了很多事情，我們想要自由貿易，我們認為美國可以與任何人競爭。我們希望開放市場，並推出一系列關於降低關稅的政策，特別是針對英國開放市場的措施。英國設置了各種貿易壁壘，而我們試圖把它們打倒，我們成功了。我們當時這樣做是因為我們認為自己不會害怕與任何人競爭。時間推移到達沃斯，中國國家主席就如何開放市場發表演講。中國正在成為進一步推動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尤其是「一帶一路」更是為全球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希望美國關稅政策被逆轉

環球時報：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備忘錄，將對從中國進口的價值500 億美元的商品課以高關稅，中國則強硬表示將堅決回擊美國的貿易關稅懲罰。您如何看待美國的這一舉動？

薩金特：沒有人會在貿易戰中獲勝。經濟學家所知道的基本原則是：第一，自由貿易往往會使絕大多數人受益。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會在更長時間內獲益。自由貿易能促進競爭，而競爭能降低成本並帶來新的創意，所以有競爭的市場範圍越大越好。

第二個原則是，競爭在每個時刻都不會讓所有人受益，因為這是一個篩選贏家和輸家的過程。即使在大多數人獲勝的情況下，也會有失敗者。失敗者或受到威脅的人就會提出貿易限制。這很適宜解釋現在的情況。一些位於我們國家特定地區的少數人，他們認為自己會因為自由貿易而受到損失，他們相信如果關稅能夠在有限的競爭形式下實施，他們的利益將受到保護，儘管代價是傷害其他許多美國人。現在美國總統正在聽從這些人的意見，但事實上光是在總統自己的政黨內部就有很多反對者。大多數經濟學家也都和我一樣提倡自由貿易，希望這些關稅政策能被逆轉。

環球時報：中國人口正出現拐點式的變化，勞動人口比例正在下降。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以及未富先老？

薩金特：從某種標準而言，中國已經富有了。老齡化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它有解決方案。其中一個方案是改變社會對人們工作時間的預期。人口問題的本質往往是更少的年輕人需要支持更多不工作的老年人。 如果你從歷史角度來看，人類歷史上只是到了最近這些年才有「退休」這一概念。 如果你在19世紀就會知道，美國聯邦政府沒有任何關於退休的說法，因為那時候，人們通常從事比較苦的體力勞動，平均壽命也比較短，大概60歲左右，所以基本上沒有退休的概念。這段歷史並不遙遠。如今人們可以工作更長時間，尤其是在有價值的工作上，這對於年長者很有意義，能讓人們保持思考，保持靈敏，而且我們的工作也在變得越來越有價值。

鼓勵人們冒險，但應自己承擔風險

環球時報：中國的債務在過去十年里急劇上升。美國國際金融研究所2017年估計，中國的債務總額將超過GDP的300%。您認為中國正面臨債務危機嗎？如何在減少債務的同時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

薩金特：經濟增長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國政府擁有比其他國家更強大的工具，而且有跡象表明他們已經使用過這些工具。部分原因是中國還沒有完全放開市場，所以政府仍然有一些強大的工具。中國的經濟學家和決策者都已經仔細研究過美國和英國的例子及經驗教訓。我看到他們正在做的事情可能是想逐漸放開，這些很不容易做到。

至於300%的債務與GDP的比率，我需要仔細審視並了解債務包含哪些方面，不包含哪些方面，要知道，債務和GDP的比率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進行衡量。美國官方報告的債務與GDP比率數字接近100%，但實際數量要遠遠大於這一數字。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有中國沒有的債務。我們有社會保障和醫療保健制度，我們對此有一系列承諾。但我們的債務已遠超出我們的負擔能力，我們並沒有額外的收入來支持這些債務，也沒有人知道如何支付。

我認為，解決債務問題的基本原則是：鼓勵人們冒險，但希望他們自己承擔風險。也就是說，如果我用自己的錢而非別人的錢去冒險，那麼風險是可控的。但如果讓我用別人的錢去冒險，可能就會發生過大的風險。中國銀行的人員非常了解這些原則， 問題在於省級政府貸款和債務，他們舉債卻想依靠中央政府支付，這便違反了上述基本原則。我認為中國人意識到了這一點。

環球時報：中國應如何權衡管控風險與進一步放寬金融管制之間的關係？中國資本項目開放適宜怎樣的路線圖？

薩金特：這些是非常重要的技術問題。我知道中國中央銀行和政府里有很多懂技術、非常聰明老練的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雖然我並不認識他們，但我知道他們謹慎地平衡著開放與風險。例如，當2015年股市泡沫破裂時，中國做了一些反擊，據我觀察，有人對造成泡沫的原因以及導致泡沫破裂的原因進行了非常縝密的研究，並且做了一些非常聰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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