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國幀：我的治學經歷
我是一個愚笨的人，做起事來粗枝大葉，錯誤百出，雖然讀了點書，都是浮光掠影，不求甚解；縱然也寫了些不成熟的文章，徒負虛名，不過是抄撮成文，徒見笑於通人。所以時光虛度，從小到老以至於皓首無成。要是說在明清史和版本目錄學上尚有一知半解的話，也是承良師益友的啟示和幫助，自己也是不敢自居其功的。
我出身於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由於受到大家庭中內部矛盾的排擠，僅在私塾中念過幾年書，不過是「子曰學而」那一套陳腐的東西而已。連英文、算術等科，都毫無門徑。到了十八九歲的時候，我就從河南的安陽到北京來投考學校，這時兩眼烏黑，什麼也不知道，只有到高等補習學校去讀書。連年投考北京大學，連考三年都沒錄取。眼看著年歲長大，沒有就學的機會了，只好託人情去謀個小差事，混一輩子而已。我每次走過北京大學的時候，只有望紅樓而興嘆，見沙灘而增悲，感到研究學問這件事「此生未卜他生休了」。
到了1925年，在彷徨歧路的時候，碰巧考取了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當時的導師為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諸位先生。那時我學費都繳不起，衣食無著，只有教私館為生，混過了肄業的期間。結業以後，就承梁啟超先生叫我到天津他的家飲冰室去教他的子女（梁思永的弟弟妹妹思達、思懿等），並為中華文化基金會請梁先生主編的《中國圖書大辭典》充當助手。
從此以後，我走上了研究歷史科學的征途。
梁啟超先生在清末戊戌政變中，起過一定的推動作用；可是到後來，他仍主張君主立憲，還組織了憲政會和進步黨。梁先生曾說過：「要以今日之我，來責伐昨日之我。」這話是說得不錯的。可惜的是，他不能實行其諾言，終究是一位改良主義者。但是當他政治生涯失敗之後，轉而以其誨人不倦的態度創辦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來教誨後一代，卻培養了一批人才，這是值得肯定的。
當時我還年輕，要教育兒童，從事科研編纂的工作，真是慄慄畏懼，不知從何處下手才好。可是梁先生性情豪爽，對待學生如子侄一般，和易近人。
茶餘飯後，他最喜歡談天，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使人聽了忘倦。那時我的腹中，一無所有，面對這位大學問家的老師，我是這樣做的：第一是不怕羞，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不強裝知道。第二是心勤，手勤，筆勤，聽見老師說的我馬上拿小本記下來。我和梁啟超朝夕相聚，同桌吃飯，飯後他常為我們談文人逸事的故事。他談到蘇東坡南貶儋耳（海南島）和如何渡海的事迹。「九死南荒吾不恨，此游奇絕快平生」的詩句，記敘了蘇東坡當時的心境。可憐，那時候我連東坡南遷渡海的故事也不知道，我馬上問先生，他並不以為我淺薄無知，而加以恥笑。他連忙給我講宋代元祐黨爭的事迹，這樣我就知道這回事情了。
有一天，梁先生高興，他要我和他的子女，即我的學生圍坐在一張長桌子旁，他為我們講漢朝賈誼的《治安策》。他一面吸著紙煙，一面走著；一面背誦一面講解。我很驚訝。等他講完之後，我問他：「先生背的這樣熟？」
梁先生笑著對我說：「我不能背《治安策》，又怎樣能上《萬言書》呢！」
還記得這年夏天，有一次吃過晚飯以後，在院中乘涼，在樓前的林蔭當中，呈現了一鉤小月，清風徐來，先生興緻怡然。在坐的有同學吳其昌、梁廷燦諸君，我率然而問他戊戌政變的經過。梁先生非常高興，他從容地為我們講他少年時在萬木草堂從康有為先生讀書，由戊戌政變一直講到蔡鍔在雲南起義，一口氣講完，望眼一看東方已現出魚肚白了。我稍睡片刻，醒來後就寫了一篇《梁啟超先生少年逸事》，登在《益世報》上。
由於我讀過梁先生著的《清代學術概論》、《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及清江藩《漢學師承記》，因之我曾研究過顧炎武、黃宗羲的學術思想。在這個基礎上，梁先生又給我講明末清初的遺事，我之所以喜歡研究明末清初的歷史，就導源於此。
時間過的很快，我在梁家教館，也不過一年，到了第二年夏天，梁先生就把他的子女送到南開中學去上學；又把我介紹到南開高中去教書，不久又叫我到北京圖書館去服務。臨行的時候，梁先生送給我他收藏的影印本《淳化閣帖》，並寫有題字，以作紀念。此外還送給我他仿效秦權所寫的長條，以及余紹宋畫竹梁先生題字的橫幅。這個橫幅後來被我的好友鄭振鐸先生拿去，一直掛在他的書齋之中，作為西諦書齋中的長物。不久梁先生就歸道山，至今想起來，還為之黯然。
我服務於北京圖書館差不多十年，其初是編輯館藏叢書的目錄，後來就在梁啟超先生紀念室里整理館藏金石碑版和做我的明清史研究工作。我每當休息的時候，依扶著北海玉石欄杆遙望瓊島的春蔭和太液的秋波，同時又緬想著江南的煙景。回到館閣式的圖書館裡，在梁先生所用的書案上，寫成了《晚明史籍考》、《清開國史料》以及《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明末奴變考》、《疊石名家張南垣父子事輯》等篇，絡續問行於世。為了研究這些問題，做專題論文，搜集了一些人舍我取的冷僻資料。我之有收藏野史筆記的嗜好，就開始於此。我記得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時候有助教趙萬里，同學有劉盼遂、吳其昌、王庸、劉節、陳守實、王力、徐中舒、王靜如、戴家祥、蔣天樞等。在北京圖書館工作期間，徐森玉先生是領導，同事中有趙萬里、劉國鉤、王重民、孫楷第、胡文玉、向達、賀昌群，稍後有譚其驤、張秀民諸位先生，都是埋首從事於所專長的研究工作。
解放以後，承黨的感召和范文瀾同志的照顧，叫我到華北大學政治研究所去學習，初步學了一些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試圖著用新的觀點來指導科研工作，寫出新的論著。文化大革命發生後，我被打成「牛鬼蛇神」，編入「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之列。在這場疾風暴雨的衝擊下，我的老同學劉盼遂先生被迫害投水自盡了；孫楷第先生把他所藏的小說秘籍和他親筆批的書籍以及手稿，用七分錢一斤，都賣掉了。我一想起來就很難過。在「靠邊審查」期間，我和我的難友同坐於一室之內，我想這是我讀書的大好機會到了。
於是就讀《魯迅全集》、《朝華夕拾》、《故事新編》以及《吶喊》、《彷徨》、《且介亭雜文》等書，讀起來是很有意思的，對研究明清時代的野史筆記很有啟發。我把兩漢史跡最基本的書籍，如《史記》、《前漢書》、《後漢書》、《東觀漢紀》、《七家後漢書》、《西京雜記》、《三輔黃圖》等都拿來通讀了一遍，記載新出土的文物雜誌，我也拿來看。凡我要知道和要解決的問題，都分門別類的做了卡片。在這期間，我把以前所搜輯的明清野史筆記的資料，編成《明代社會經濟資料選編》、《明代農民起義資料選編》。
又把新出土的漢代文物用史料記載來證明，並試圖闡述當時勞動人民是如何不斷改進衣食住行的，試圖編著成《兩漢社會生活概述》一書。及至1972年春天，從河南明港幹校回到北京，得以重理舊業。我曾經以樂觀的情緒，寫成了《明港雜事詩》二卷。
我從二十五歲一直到年垂八十，風裡來，雨里去，不怕跌跟頭，頭上跌了包，撫摩著傷痕，爬起來再往前走。這就是我的治學經歷。假若有同志問我怎樣學習明清史的，我就只能這樣的答覆。魯迅先生說：「弄文學的人，只要（一）堅忍，（二）認真，（三）韌長，就可以了。不必因為有人改變，就悲觀的。」我覺得研究歷史的人尤其是應該這樣，我們應該效法魯迅先生。
1980年3月10日燈下寫完，時年七十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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