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還有多高？小部門年收文件3831份

隨著中央八項規定持續發力,各地「文山會海」現象得到明顯改觀。但在個別地方,不注重工作實效、片面強調「重視不重視,會議來檢視；工作好不好,文件少不了」的情況,仍在一定層面較為突出。

科級單位一年收文3831份,發文642件

近日,《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在西部一個國家級貧困縣採訪時,縣上一個科級部門的幹部反映,去年一年,他們單位共收到市級部門和縣裡幾大班子的文件3831份,經過整合修改,該局全年向鄉鎮發文642份。如此算來,一個科級單位,每天要接收處理十幾份文件,要制定下發兩份文件。

連篇累牘的文件像雪花般在各部門間飄來散去,但究竟有多少是可發可不發的文件,有多少工作內容真正落到了實處,不少幹部群眾對此提出質疑。

這名幹部說,這些文件大多是上級機關和縣裡安排的各項工作,比如農資打假怎麼做、質量監督如何搞、消費維權怎樣開展等。而下發到鄉鎮的文件,也是根據上級文件精神結合本縣情況制定的,「工作千頭萬緒,都要靠文件來推動」。

無獨有偶。秦巴山區一個僅有430多戶村民的貧困村,連村裡一些日常工作安排,也會制定出專門方案,以村黨支部紅頭文件形式下發給各村民小組。村支書說,本就不大的村子,原本召集村民小組長開個會,幾句話就能安排妥當的事,卻為制定、修改這個文件花費了兩天時間。

「工作做沒做如何證明?上級來檢查指導,首先就是要看有沒有發文件。沒發文就是不重視,出了問題,問責會更嚴重。」這名村支書一語道破「玄機」。前述科級單位的幹部也說,下發文件既是安排工作,也是為了明確責任劃分。「文件發了,有了痕迹,出了事就是我們督促落實不到位。但如果沒有發文件,性質就變成了沒有開展工作,出了問題要被追究全責。」

基層幹部既是「文山會海」受害者,又是製造者

制定文件、下發文件,是開展和部署工作的遵循依據與有效方式,該發的文件一定要發。但在一些地方,本是用來推動工作的文件,卻在「文來文往」中走形變味。

比如,一些地方要求文件不能層層轉發,就有少數基層幹部挖空心思在文字表述上做文章,「變個說法」「造個新詞」,將上級文件「改頭換面」一發了之；有的地方要求所有工作都要用文件「留痕」,一些原本該撲下身子搞調研的幹部,不得不花大量時間在辦公室埋頭起草文件,「工作不夠,文件來湊」。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在採訪中還曾遇到過這樣的情形:在一個地方,領導幹部說起開展了哪些工作,張口閉口都是談論制定了多少文件、出台了多少「辦法」。但被問及具體的工作成績,卻語焉不詳,連忙翻看文件「找成效」。

令人不解的是,儘管基層幹部對「文山會海」頗有意見,但很多人似乎已經習慣了「用文件落實文件」的工作方式,自己就成了「文山會海」的製造者。採訪中就有幹部說,「沒有文件,下面怎麼知道要幹什麼,怎麼干?」

凡事無論工作性質如何,都要用文件留痕,留下的是文字,甩出去的是責任。個別部門和幹部拿制定、下發文件當免責的「護身符」,甘當工作「二傳手」,是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變種抬頭的突出表現。而只知用文件推動工作,不開會、不發文就不知道工作如何開展,則折射出新形勢下少數幹部的本領恐慌。

如何讓基層幹部從「文山會海」中解脫

客觀而言,近年來各地在削減「文山會海」方面,下的力氣不可謂不大。但基層仍有凡此問題種種,凸顯出一些部門和幹部的責任觀、政績觀出了問題。

「你開會來我開會,你發文來我發文,橫批:誰來落實?」群眾中流傳的一副對聯,就是對一些地方「文山會海」現象的辛辣諷刺。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過多、過濫的文件滿天飛,擠占的是政府部門的公共資源,不僅群眾反映強烈,也極大影響了基層幹部下鄉調研、落實政策的時間和精力,助長了少數幹部只會「文來文往」的歪風。

要給「文山會海」瘦身,需要基層黨委和政府特別是主要負責人真正撲下身子,在調查研究中發現問題,在傾聽民聲民意中尋求「藥方」,學會做「減法」,切實砍掉不切實際、可發可不發的文件。

這樣一來,研究出的對策才能真正符合基層實際,才能讓幹部有時間和精力將真正有利於工作的文件精神落實到位。

文風背後是作風,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

削減「文山會海」,還需要以正確的政績觀、責任觀為依據,科學合理地完善考核機制,明確各級、各部門間的權責劃分,堅決扭轉「靠發文件免責任」的扭曲觀念。真正到群眾中去,用群眾的口碑、百姓的喜樂作為檢驗工作成效的根本依據,而不是用「開了多少會、有無下發文件」作為幹部履職盡責的評判標準。

如此一來,才能真正將基層幹部從「文山會海」中解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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