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多少錢都可以，只要孩子成績能提上去」

（2017年6月7日，在合肥世界外國語學校考點外，一位家長在等待中為孩子祈福）

芥末堆 田園 4月4日 報道

芥末堆：「感覺孩子需要減負嗎？」

胡國強：「習慣了，家長也怕成績差。」

芥末堆：「寫多點作業，對孩子學習真的有幫助嗎？」

胡國強：「不清楚。」

胡國強：「估計大多數家庭都是這情況吧？」

這是芥末堆和山西省平定縣一名普通家長之間的對話，相信這應該是目前中國大部分家庭的常態。因為大部分孩子都要參加國內中高考的人才選拔，但殘酷的是，每年有近1500萬人參加中考，各省市（普通高中）錄取率卻只有40%-70%，每年有近1000萬人參加高考，本科錄取率卻只有30%左右。

人人都想做最強王者，可「遊戲」設計之初，就已經設定好大多數人只能處於「青銅」或「白銀」段位。因此，人們在呼喊著「優勝劣汰」「打破階級固化」的同時，不知從何時起，大家都生活在一種競爭的恐慌和焦慮下。而每個孩子在出生時，都好像帶著先天使命——成為「競爭中的強者」。家長為之付出時間、金錢、心血，在孩子的前18年里一路「通關打怪」，可謂是「家長都是孫悟空，保護孩子攀高峰」。

今年，從中央到地方，減負政策不斷湧出。可作為家長，他們真的敢給孩子減負嗎？芥末堆了解到，不少家長的內心充滿著無奈、焦慮與糾結，而考試壓力給孩子帶來的負擔也是多種多樣，如睡眠不足、學習興趣下降、身心健康、交友情況受影響等。

人多競爭大，不敢讓孩子「減負」

山西省平定縣，一個人口近32萬的小城，群山環繞，溝壑縱橫。今年40歲的胡國強是縣電視台的一名編導，工作已有14年，算的上是部門裡的一把手。兒子胡飛今年12歲，在縣裡讀小學六年級。

像牆上規律運動的時鐘一樣，每天早上6點半，胡飛都會把前一天晚上背誦的內容再溫習一遍。早上7點鐘，胡國強準時送兒子上學。下午5點，胡飛和同學一起結伴回家。吃過晚飯，稍玩一會兒，6點開始寫作業。

「數語英寫得多，每晚都背誦，別的顧不上。」胡國強說，兒子五年級之前，還會去上課外輔導班，但上了六年級，每晚寫作業寫到21點已是常態，就顧不上輔導班了。但雷打不動的是，像他習慣了兒子的作業量一樣，兒子也習慣了早起背誦。

「成績不怎麼好，算是中等，競爭大。」胡國強嘆了口氣，停頓了好一會兒，又說到，「中國國情決定的，人多，竟爭大，（家長）都望子成龍」。

「平定縣每年大約有3600名小升初學生，要想考上高中，排名在前2000以內才有可能；要想考入重點大學，就必須考入前200名才有可能。」這是近期胡國強做節目時，和學校老師分析的不同學段升學人數的大致比例。也許是更加清晰地知道兒子未來要迎接的挑戰， 說完這些，胡國強又倒吸了一口氣。

升學的壓力在這座小城裡，悄無聲息地蔓延著，雖沒有一線城市那般猛烈，卻也壓得許多父母喘不過氣來。

「00後是幸福的一代，卻要承受這個時代的罪。」胡國強回憶，「小時候，我到處結交夥伴，上山下鄉，沒有參加輔導，但一樣學習，一樣志趣高昂，有夢想，成績也不錯。可現在的孩子哪有那麼多時間玩，生怕步入社會不如人。」

其實很多家長都像胡國強一樣，糾結、無奈、焦慮，他們知道應該給孩子「減負」，但在升學的眼壓力下，他們不敢為之。

「要是聽素質教育那些雞湯，（孩子）就會完蛋！」小美媽媽張華的態度似乎更加鮮明。張華告訴芥末堆，小美現在在寧波讀小學一年級，每晚做完作業後，她都會要求小美把語數英3科再學一遍，然後再閱讀2個小時左右的文學作品。

「一年級就這樣學習會不會很累？」

張華反問芥末堆：「上了小學，要麼買學區房，要麼參加考試，孩子又不是天才，不就得靠時間積累（來提高成績）嗎？」緊接著，她又說到，「我也想讓孩子快樂學習，但快樂成長是需要物質條件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別說什麼減負，沒有小孩就沒有發言權！」

張華說，其實她並不想逼迫孩子學習，自己非常希望可以像以前一樣「子承父業」，這樣就不必擔憂孩子的未來了。可如今的階層固化越來越嚴重，作為家長，她要的是孩子足夠努力的學習過程，至於最後結果如何，只能聽天由命。

為了孩子成績，家長願意花錢補習

似乎中國的孩子在0-3歲時，是相對自由和幸福的，可以隨意玩耍。一旦上了小學，考試和升學壓力便會隨之而來，自此延伸至初中、高中。

一博是山西省陽泉市初二學生，爸爸媽媽都是做生意白手起家。2016年，雖然正是生意紅火時，但為了照看一博讀初中，母親劉文英還是選擇了放棄工作，當起了全職媽媽。

劉文英和丈夫文化水平都不高，所以把教育的希望都寄托在一博身上，想盡辦法，讓他在市裡最好的初中讀書。但一博的成績總是不讓人滿意，考試常常不及格，劉文英唯一能想到的解決辦法，就是通過課外補習提孩子高成績。

「（一博）現在補數學和英語，物理正在計劃中，預計下周開補。」劉文英說，陽泉市的大街小巷都貼滿了課外輔導的小廣告，教育市場非常火爆，雖然家長知道一些機構的老師是專科學生，但還會一股腦的把孩子送過去。

為了保證補習效果，劉文英試聽了很多家機構。最後，數學找的是學校的退休教師進行1對1輔導，收費是2個小時260元；英語選擇的是同步英語線下班課，8-9名學生一個小班，每節課2個小時，收費是每月2000元-2200元；每天放學後，一博會去另外一家輔導機構寫作業，每天寫2個小時，每月600元，主要是有老師講解不會做的習題，會做的部分留著回家寫。

和大部分學生一樣，寒暑假補習更是必然的。劉文英告訴芥末堆，去年暑假，一博補習了一個月的英語和數學，雖然每天只補習2個小時，卻花了3萬元。

「花多少錢都可以，只要成績能提上去。」這是劉文英對一博的唯一要求，這也是中國父母的心聲，「不求報得三春暉，只願考取雙一流」。

「我是一個失敗的家長，但是我沒辦法」

「成績至上」理論無所不在地浸透在中國家長的教育觀里，似乎其他問題都可以被克服，包括孩子的睡眠質量、學習興趣、身心健康、心情等等。

「每天都很累，身心都累，真的。」帶著黑眼圈的一博告訴芥末堆，學校要求早上7點到校，他每天早上6點就得起床，因為路上得花費30-40分鐘。中午12點放學，然後回家吃午飯。

「吃完飯，過10分鐘就得走。」一博一臉苦笑地說，「每天都沒時間睡午覺，我也是人，不是神！」據了解，前不久，一博班主任給劉文英打電話，批評他上課打瞌睡，上課不認真。

每晚18點半放學後，一博會直接去培訓機構寫作業。從19點開始，一直寫到21點半，然後再回家吃晚飯。吃完飯後，再繼續寫作業，如果有語文背誦，有時會一直到凌晨。「寫完作業，全身難受，躺下就能睡著。」說著說著，一博突然問芥末堆，「不是天天說減負，怎麼沒少呀？」

課外補習、家庭作業、睡眠不足、交通上的時間浪費、學習興趣降低……這些問題都是一博的負擔，且作用於他的成績。作為家長，劉文英知道這些問題，但覺得「堅持一下就過去了。」隨後，她愧疚地說，「我是一個失敗的家長，但是我沒辦法。」

在父母的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子女是他們理想自我再來一次的機會。於是在家長教育子女的過程中，無形強加了很多東西，選擇性忘記了每個孩子都是獨立的「人」。

回歸家長內心最初對孩子的期待，應該都是孩子可以健康快樂地成長，但在社會「優勝劣汰」「打破階層固化」的渲染下，家長往往患有「平凡恐懼症」和「成就焦慮症」。

在這種無奈之下，也許正如多數家長所說，「等孩子考上大學後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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