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李新及其組織編寫三部著作的情況

原標題：回憶李新及其組織編寫三部著作的情況

百年潮2018,03,53-56

李新是我走上歷史研究道路的引路人, 儘管已經離世14年了, 他的音容笑貌卻依舊時常在我腦海中浮現, 在其100周年誕辰之際, 感佩、敬仰之情更是油然而生。

李新1918年生於四川榮昌 (今屬重慶) 。他的青年時期正值中華民族危亡之際,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四省 (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 後, 又染指華北, 中國的大好河山行將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面對此情此景, 李新積极參加救亡圖存的愛國學生運動, 並被推為重慶學生聯合會主席。1936年, 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 徒步投奔延安, 進入陝北公學學習。隨後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北方局、晉冀魯豫中央局等部門工作, 參加抗日鬥爭。抗戰勝利後, 作為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人員參加了對國民黨的鬥爭, 隨後還在河北永年參加了解放戰爭。1948年, 李新主動要求改做教育工作, 任弼時支持了他的想法。李新由此「棄武從文」, 走上了學術研究的道路。同年秋, 他擔任剛剛組建的華北大學第一研究部副主任, 後又成為該校正定分校主任。新中國成立後, 李新參與籌辦中國人民大學, 曾任校黨委副書記……

李新的學術成就很多, 我認為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組織編寫了三個大部頭著作——《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 (共4卷, 1960年至1962年出版) 、《中華民國史》 (共12卷, 1981年至2011年出版) 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 (共12卷, 1991年至1997年出版) 。我極為有幸地參與了這三部著作的寫作, 下面就簡單地回憶一下相關情況。

1956年, 高教部決定由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的李新組織編寫中國現代史教材。在人民大學彭明的協助下, 李新首先擬出大綱, 然後由高教部出面召開座談會, 寫作提綱獲得與會者贊成後, 正式組織隊伍開始編寫。他請來了復旦大學的蔡尚思、華東師範大學的陳旭麓、山東大學的孫思白, 再加上彭明, 組成編寫組。工作地點先是在如今的「段祺瑞執政府舊址」 (原來叫「鐵獅子衚衕」) 人民大學辦公室, 後遷入東廠衚衕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當時叫「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的八角亭。1961年, 我正在吉林大學任教, 當年暑假, 來到這個編寫組學習、工作。

編寫《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的過程中, 每個星期都要召開一次座談會, 彙報、交流寫作進度以及遇到的問題。座談會的最後一個環節是李新講話, 他除了解答大家提出的問題之外, 還評述學術界動態, 勉勵大家以范老 (范文瀾) 為榜樣, 樹立實事求是的學風, 甘坐冷板凳, 不講假話, 不放空炮。在他的帶動下, 編寫組成了培養青年人才的學校, 不僅出了學術成果, 也出了人才。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共有四卷, 我來到編寫組時, 前三卷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第四卷的書稿也交給出版社了, 手頭的工作主要是修訂前三卷, 以便由人民出版社再版。作為一名大學老師, 我深切地感到, 這部書的出版解決了大學歷史教學的燃眉之急, 也填補了中國現代史研究的一項空白。白壽彝總主編的《中國通史》指出:「這是第一部關於現代中國的通史。」

「文化大革命」中, 李新受到衝擊, 不但被抄了家, 還被關進「牛棚」。1972年, 復出後擔任近代史所副所長的李新開始組織本所研究人員編寫《中華民國史》。我是1980年調入近代史所工作的, 隨即參加了這部書的編寫。

即便「文革」已經結束, 研究民國史仍然要面臨很大的壓力。有人認定寫民國史是「歌頌」蔣介石, 搞「兩個中國」。1983年春節前, 社科院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迎春茶話會, 我和李新等同志就座的位置在中間過道旁邊, 一位宣傳部門的領導路過這裡時, 半開玩笑似的對李新說:「李新, 你搞民國史, 不怕說你是給蔣介石樹碑立傳啊?」李新沒有在壓力面前退縮, 在姜克夫、孫思白等同志協助下, 堅持民國史的研究和寫作。

到了80年代後期, 民國史研究的處境大為改觀, 甚至成為熱門學科, 各地 (特別是南京) 紛紛開展相關研究。李新主編的《中華民國史》實有開創之功。民國史研究專家張憲文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自1971年周恩來再次提出編修民國史的號召後,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李新主持下, 率先開進這一領域, 大力開展。」

《中華民國史》甚至引起了海峽對岸學者的關注, 因為當時台灣還沒有完整、系統的民國史著作。1987年, 時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負責人的李雲漢來北京訪問時, 執意到北京醫院病房探望李新, 以表達敬佩之情。

李新組織編寫的第三部力作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1978年, 時任社科院院長的胡喬木提出編寫三部著作, 以迎接新中國成立35周年, 清除「四人幫」在歷史領域的流毒, 其中就有《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 (另兩部是《毛澤東生平思想》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為了編寫好三部著作, 社科院成立了專門的寫作機構 (現代史研究室) , 還特意調撥了一筆款項。胡喬木親自帶黎澍、李新到中共中央黨校, 向主持黨校工作的馮文彬借房子 (當時黨校學員不多, 有許多空房) , 安排編寫人員食宿。

李新運用編寫民主革命通史、民國史的經驗, 廣泛延攬人才, 組織編寫力量。先後借調來的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王琪、李樾, 北京大學的周承恩、張注洪, 清華大學的劉桂生、丁士堃、錢遜, 中國人民大學的李良志, 北京師範學院的高軍, 北京醫科大學的時光, 北京化工學院的姜華宣, 北京農業大學的傅元朔、劉敏言, 中央美術學院的李流華, 軍事科學院的陳昊蘇, 解放軍軍事學院的馮建輝、周子信, 解放軍政治學院的肖甡、胡慶雲, 解放軍後勤學院的邵維正, 西北師範學院的徐世華, 四川美術學院的喬毅民, 吉林大學的曹仲彬, 等等。我作為近代史所的一員, 也參加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的編寫工作, 並擔任第六卷《從內戰到抗戰》的主編。

編寫開始前, 李新向大家傳達胡喬木的要求:要以《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史》為藍本, 寫出一部長篇著作。《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的編寫很有意義, 可以為革命史研究和教學提供參考, 也可以為文藝創作提供資料;但是困難也很多, 例如檔案不全, 許多領導人沒有留下回憶錄, 報紙雜誌分散各地, 等等。李新再次號召大家向范老學習, 寫出真史、信史, 寫成一部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著作。五六十年代編書時每周召開一次編寫組會議的做法, 也得到了延續。由於有了好的氛圍、好的做法, 再加上李新等老一輩歷史學家的言傳身教, 許多編寫組成員在編寫這部著作的過程中, 逐步成長為近現代史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

為了掌握重要史料, 在好幾年時間裡, 編寫人員堅持到中央檔案館、軍委檔案館、第二歷史檔案館查閱檔案, 到圖書館查閱報紙雜誌, 還走訪了很多歷史見證人, 例如許德珩、於樹德、張申府、包惠僧、劉仁靜、易禮容、王會悟、蕭勁光等, 收集到許多從未公開的材料。

萬事開頭難, 我們首先集中力量編寫第一卷《偉大的開端》。我本人也是執筆者之一。經過三年努力, 初稿完成, 提交給李新審讀定稿。當時他身兼多職, 除主持民國史、革命史兩套著作的編寫, 還兼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此外, 他想寫《朱德傳》, 我曾陪同他去河北、山西搜集朱德在太行山抗日的事迹。他還一度參與了人民大學的復校工作……儘管如此, 李新還是認真審閱了《偉大的開端》一書, 同時徵得黎澍同意, 這一卷的主編增加了當時在國史組工作的陳鐵健。

從1991年第一、二卷出版, 到1997年最後三卷出齊,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詳盡地展示了現代中國革命的整個過程, 是一部有較高質量的通史類著作。

除了上述三部著作, 李新還組織人員與中國革命博物館合作編寫了《圖說近代中國》 (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年版) 以及《「一大」前後》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二大」和「三大」》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 資料叢書。陳鐵健著《瞿秋白傳》、劉明逵編《中國工人階級歷史狀況》等著作, 陳鐵健《論西路軍——讀徐向前〈歷史的回顧〉札記》、邵維正《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肖甡和姜華宣《第一次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形成》、李玉貞《關於參加共產國際第一、二次代表大會的中國代表》、我的《少年中國學會內部的鬥爭》等學術論文, 也是在編寫革命史過程中湧現出的學術成果。

李新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他一生勤勤懇懇, 任勞任怨, 埋頭苦幹。在政治上, 忠於黨的路線方針, 堅持實事求是原則, 不為錯誤思潮干擾;在生活中, 嚴於律己, 關心群眾疾苦。三年困難時期, 他把絕大部分編書所得稿酬用來改善群眾生活, 保證編書組成員身體健康。作為一名黨的高級幹部, 李新始終保持平民本色, 受到周圍群眾一致稱讚。我認為, 這也是他能夠吸引大批人才, 組織完成三部重要著作編寫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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