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薦書｜西漢皇帝的親密關係網
原標題：周六薦書｜西漢皇帝的親密關係網
撰文：侯旭東
中國古代帝國持續存在的君臣關係可細分為禮儀型與信－任型兩類，後者亦是歷史中「結構性的存在」，圍繞它反覆出現的言行構成歷史中最為活躍與能動的力量。《寵：信-任型君臣關係與西漢歷史的展開》（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以西漢為例，具體到每個皇帝統治考察圍繞此關係產生的建立、維持、廢止與重構的過程，解釋了此關係長存的背景與動因、來源與根基，以及此關係所激發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領西漢歷史。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第四章《媚道？日久生情與傾蓋如故》。
班固指出，西漢一代並非各朝皆有佞幸，不過，深得皇帝信任的臣子無朝不有。成千上萬的臣下中，個別人脫穎而出，成功地與皇帝締結了信－任關係，這種關係又是如何建立，能否持久？聚焦關係的動態過程或可見其彷彿。
1
日久生情
如上所述，長期的共同生活是形成信－任型關係最為常見的途徑，其中最頻繁出現的場合便是家庭生活。劉交能在劉邦即位後一度「常侍上，出入卧內」受到信任（漢36/1921），應與他是劉邦同父少弟，出生後應有相當時間與劉邦共同生活有關。不過，因皇帝對儲君的態度時常游移，諸皇子難免爭奪皇位之心，以及各自生活空間的相對隔絕，乃至長大後分封各地為諸侯王，除了朝見天子時難得一聚外，平時兄弟間相見不易，使得皇帝（太子）與其兄弟之間結成信－任型關係，在劉邦之後變得頗為困難，反倒是太子的母家親屬，根植於幼年以來長期生活在一起，易於形成信任與依賴，進而在太子登基後獲得尊任，甚至居宮中控制朝政，成為兩漢政治中的一大特色。
最明顯的莫過於成帝與其舅王鳳的關係。史稱「上少而親倚鳳」（漢98/4023），永光二年（前42年），王鳳就任衛尉侍中，隨侍在尚為太子的成帝周圍（漢98/4016），成帝生於甘露三年（前51年），此時方10歲。自此至成帝即位，王鳳當與成帝共同生活，並承擔照顧護衛之責，至少歷時9年。成帝對王鳳的信賴，應是基於共同生活鑄造的結果，包括一道面對元帝多次試圖易嗣定陶王所結下的感情。
武帝對田蚡的尊任，應亦是如此。劉徹七歲立為太子，就開始在宮中生活，同時，景帝立其生母王夫人為皇后，母兄王信為蓋侯（漢97上/3946），此時為景帝七年（前150年）。田蚡為王皇后同母異父弟弟，劉徹即位後方封侯，但早在景帝三年（前154年），七國之亂時便到宮中作「諸曹郎」（漢52/2377），恐怕是因為與王夫人的同母姐弟關係。他應該更早就與劉徹相識，劉徹四歲封為膠東王之前可能便認識了田蚡。田蚡在景帝宮中任職十多年，做到「中大夫」，有足夠的時間與劉徹建立親密關係。這種關係在劉徹即位後得到延續，直至田蚡離世。
宣帝即位後重用史高，史高乃是宣帝祖母之姪，當是緣於「宣帝微時依倚史氏」。基於這段相依為命經歷而生的情感，宣帝入承大統後，任史高為侍中，宣帝臨終，復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漢82/3375），將太子（後來的元帝）託付給他。哀帝即位之初，任用外戚丁、傅，當亦是源於長期共同生活而生的信任。
除了太子與母家及其親戚因長期共同生活產生信任感，其他能自幼年時與皇帝或太子長期共同生活的人，亦易於在兩人之間萌生信－任型關係。因經歷不同，這類人來歷不全然一樣，但對於繼體之君而言，有些人是因制度而長期為伴的，萌生信－任型關係並不奇怪：如乳母、侍從與師傅。這裡按時間先後，從劉邦說起。
劉邦與盧綰同里，兩人父親之間關係甚好，史稱「相愛」，兩人又同日降生人間，自幼關係便非同尋常：「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起兵前鄉居時，盧綰就跟隨劉邦，起兵時，「綰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統一天下後，被封為燕王，史稱「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雖然最後盧綰還是因陳狶起兵事，為劉邦所疑，終叛逃入匈奴（漢34/1890-93）。兩人關係以猜疑、背叛終，不免令人感慨。陳狶起兵之前，劉邦對盧綰的信任，源於自幼兩人間長期親密往來產生的感情，史書中稱為「相愛」，據《漢書·高帝紀》注引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1/79），皇甫謐則說「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二」（史8/392），對此爭訟已久，或從臣瓚，或從皇甫謐，或游移不定。即便按照臣瓚說，劉邦出生於秦王政元年（前246年），至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起兵，已38歲。他與盧綰共同生活的年頭極為可觀，用日久生情來描述，一點也不誇張。
此後諸帝則大不相同。除了宣帝經歷特殊外，餘下均是久居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與其頻繁日常接觸的人大致不過以下數類：乳母、宦者、侍從與師傅，他們均有可能通過長期交往而建立密切，乃至更為親昵的關係。當然，因雙方年齡、輩分關係而呈現出不同狀態，年齡相近的則偏重於共同戲謔游逸，年高輩長的則多是倚重與尊任。
漢文帝時郎中令張武、衛將軍宋昌便是他所倚重的親信。二人乃是劉恆為代王時的侍從與臣子，張武為郎中令，宋昌是中尉，前者屬於王之侍衛近臣，後者則是王國中備盜賊，掌軍吏的武職，兩人與劉恆關係近密，陳平、周勃等遣人迎立劉恆入長安承襲大統，劉恆猶豫不決時，要和此二人為代表的群臣商議。最終定計後，赴長安時，則是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行至長安東北的高陵後，又派宋昌入長安觀察形勢。劉恆即帝位後，入未央宮，當晚便「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等不到次日白天，足見劉恆緊張的心理以及對兩人的倚重。我們知道，漢初王國官中僅丞相由漢廷選任，其餘均由諸侯王自行除任。劉恆高祖十一年（前196年）春立為代王，至高後死（前180年），已立為代王16年，兩人與劉恆共處的年頭一定不會短，不然不可能做到郎中令與中尉這樣的要職。
景帝時的周仁與晁錯亦是如此。景帝為太子時，兩人便隨侍左右，周仁為太子舍人，晁錯做到太子家令，即位後因才能不同，職任有差，均受信任，但結局全然不同：一以善終；一是做了漢廷與諸侯國鬥爭的替罪羊，東市問斬，前文已述及。
武帝朝則乳母侯氏、韓嫣、張湯、霍光、金日磾均是因長期相處而產生信賴，乃至得到寵幸。其乳母「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感情深厚，武帝成年後「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史126/3204褚先生曰）。韓嫣自小與武帝一起長大，「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武帝封王時不過四歲，七歲為皇太子，兩人的關係一直持續到韓嫣被王太后下令處死，時在江都王死（元光六年，前129年，漢53/2414）至王太后死(元朔三年，前126年)之間，兩人的關係一直持續了20多年，這亦應歸於幼年共同生活所結成的感情。張湯雖是武帝即位後經田蚡推薦而任御史，到武帝身邊工作，經治陳皇后獄事而獲武帝賞識，此間已有數年交集的鋪墊，此後至其自殺，在武帝側近先後近二十年，武帝對張湯的信任，除了個別事件的考驗外，更多的應是平素長期共處而生的信賴。霍、金兩人則在武帝身邊擔任從官，時間超過20年，一向小心謹慎，信賴日積月累而成。金日磾復在處理莽何羅謀逆武帝上忠誠無畏，深得進入遲暮之年的武帝信任，將幼子託付給包括兩人在內的輔政大臣。
昭帝朝先有霍光、上官桀等輔政，控制大權，後霍光消滅上官桀與桑弘羊，獨攬國器，昭帝幾乎成為傀儡。不過，亦有個別與昭帝總角相伴的密友見於記載。金日磾兩子金賞與金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金賞得嗣父為侯，金建無預，昭帝還曾要霍光封金建為侯，遭霍光拒絕（漢68/2962）。因有霍光在，兩人在朝政上作為無多。班固眼裡，金賞算不上寵臣（漢93/3721），但之間相互信任，應不錯。
宣帝朝因長期相處而與宣帝結成信－任關係的則有戴長樂與張彭祖。戴長樂「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神爵元年（前61年）任太僕，曾代宣帝到宗廟學習威儀（漢66/2890-91），此事發生當在五鳳元年（前57年），恐怕也只有信任之人才能擔當此任。太僕一職雖掌全國馬政，同時大駕出行時要親自為皇帝駕車，與皇帝同乘。職任此者，非親信莫屬。神爵元年上距即位已十二年，宣帝接觸到的朝臣無數，依然重用戴長樂，少時相知之深，信任之篤，亦可知也。
張彭祖為張安世小子，後過繼給喪子的安世之兄張賀，賀因衛太子案下蠶室，後官至掖庭令，曾精心照顧年幼的宣帝，「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彭祖則「又少與（宣）帝微時同席研書」，宣帝即位後，「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雖班固認為他不能算寵臣（漢93/3721），兩人成年後的信任關係應源於少時共同成長的經歷。
元帝朝除了為太子時的近侍宮官外，還首次出現了太子的師傅，均因長期接觸而產生信任。前者有王商，他雖是宣帝舅子，屬於外戚，但對元帝而言，親屬關係已遠，不過，他「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漢82/3369）；此外還有史丹與金敞。史丹之父史高為宣帝祖母之姪，丹與元帝之間親緣已疏，但是：
自元帝為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
基於此，元帝即位後，便「甚有寵」且「親信之」，最後元帝臨終，將成帝託付給他（漢82/3376-77）。開篇提到的金敞：
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有寵，（元）帝即位，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漢68/2963）
金敞以「世名忠孝」，元帝死後太后下詔留侍成帝。因任元帝師傅而受信任的則有蕭望之與周堪，兩人曾分任太子太傅與太子少傅，宣帝臨終時委任兩人與史高一道輔政元帝。望之任太傅在五鳳二年（前56年）（漢19下/807-08），周堪任職時間無考。望之在太子身邊的時間有七年，即位後對兩人「甚見尊任」、「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漢78/3283、81/3332），其基礎應是多年的師生交誼。
成帝朝因長期共同生活而產生信任的例子，恐怕僅史丹一人勉強可算。史丹和成帝之間的姻親關係已遠，元帝「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漢82/3376），成帝免於被廢之運，史丹出力頗多。元帝令史丹護太子家的年代，史無明文，但《史丹傳》敘述完「護太子家」便雲「是時，傅昭儀子定陶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成帝紀》則曰「幸酒，樂燕樂」。定陶王立於永光三年（前41年），此時太子11歲，史丹護太子家，或始於此時。若此不誤，成帝即位前，兩人相處的時間也有七、八年光景。
哀帝時董賢與王去疾均曾在其為太子時作過舍人與庶子，不過，哀帝綏和元年（前8年）二月立為太子（漢10/328），至次年四月即位僅一年多，為時甚短，太子宮中的從官尚難與他建立深厚的感情，僅王去疾勉強可算一個，董賢不過是認識而已。另外，還有哀帝的乳母，但史書僅一見，詳情難曉了。
漢承秦制，採用「任子」的辦法讓二千石及以上的官員子弟為郎、太子侍從等（基本屬於無俸祿的「宦皇帝者」），一些外戚子弟亦循此入宮或進入太子側近，漢代有過此經歷的官員數量不少。這等於為他們接近皇帝或太子提供了制度化渠道，當然，在眾多皇帝或太子侍從中，哪些人能脫穎而出，實際獲得皇帝或儲君的信賴乃至寵信，任子入侍者與其他因貲選等入侍者，基本擁有相同的機率。因任侍從數年後往往要外出為吏，從結果看，僅田蚡、霍光與董賢可算是由此或獲信任者，不可謂多。任子制的存在與實施，無非為高官、外戚子弟創造了更多親近皇帝或太子的機會，能否實現立制初衷，全看雙方實際相處，淳于長便是在黃門郎任上「未進幸」，後來靠侍候其舅王鳳才攀上了成帝（漢93/3730）。
長期共同生活與信任關係間的關係，古人似無明確的認識，不過，史書敘述中在論及兩人間的信任關係時多會提到之前往來，恐怕史家已朦朧感覺到兩者間的關聯。儒生反覆強調親賢人，遠小人，其前提亦應是注意到接觸日久而相互影響，乃至萌生感情。其中的道理，古人只有感覺而難以明言，不妨利用今人對信任的研究，幫助我們認清其中的道理。如學者在對現代中國人關係研究的反思中所歸納的「相同地理位置中的持久性交往是中國人結成關係的首要原則」，這實際與上文歸納的是一致的。學者還指出「中國人關係的生成命題有三: 第一持久並缺乏選擇性, 我稱之為捆綁性的紐帶(bundled tie)」，具體而言「捆綁性的關係催生了感情關係的建立和信任的不證自明, 儘管這點未必成立, 但卻是中國人關係的一種假定。這種感情不來自互動雙方的吸引或喜歡,而來自中國人所說的日久生情。……而由時間引發的感情才能經得起考驗。因此不是感情促使關係得以穩固, 而是穩固的關係培養了感情：或者說不是感情決定關係, 而是關係決定感情」。這些雖是對現代中國人的觀察與分析，對照一下兩千年前的古人，實際亦頗為契合。
2
傾蓋如故
進一步分析，信－任型君臣關係若僅產生於長期的日常生活交往中，歷史將會變得毫無懸念而乏味單調。實際上，無論古今，一見傾心，因緣際會反覆上演，由此而獲得信任乃至寵幸代不乏人，也為無數當時的男男女女提供了成功的榜樣與想像的空間，激發了他/她的種種行動，這些都匯入歷史中，使之豐富多彩且變幻難料，同時也將決定論送入墳墓。
因緣際會而得君寵的臣下，首位見於記載的是文帝朝的鄧通。起因是文帝夢中上天，有黃頭郎從後面推其上天，夢醒後看到鄧通衣著與夢中人相符，且姓名亦暗合，大悅，於是「尊幸之日異」（史125/3192）。
武帝時東方朔則是因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武帝）偉之」，而得「待詔公車」，爾後又不斷利用各種機會展示自己的機智與敏捷，以求博得武帝青睞，得「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後又在與幸倡郭舍人的射覆與隱語比賽中勝出，「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漢65/2841-45）。會稽人嚴助亦是舉賢良對策的百餘人中「武帝善助對，由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置在左右，名列「其尤親幸者」，為武帝出謀劃策（漢64/2775）。上官桀乃是因任未央廄令上，一次回答武帝怒中質問博得好感，「上以為忠，由是親近」，逐步升遷至太僕，武帝臨終前遺詔與霍光一道輔佐年幼的昭帝（漢97上/3957）。
宣帝時梁丘賀則是因為某年八月祠昭帝廟，出現異常，馬驚，令賀卜筮，結果「有兵謀，不吉」，宣帝還，使有司侍祠，果真在昭帝廟的寢郎隊伍中發現了謀逆者，「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先是任太中大夫、給事中，最後官拜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漢88/3600）。因一次今天看來偶然的卜筮有驗，梁丘賀贏得了宣帝的信任。
成帝時的寵臣張放雖是元帝妹妹之子，與成帝為姨表兄弟，亦非自小相識，而是「（成帝）與近臣游宴，（張）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在游逸歡宴中相識進而獲得寵幸，從此一路獲寵，持續到成帝死（漢59/2654-56）。
哀帝時董賢獲寵，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一見傾心，此前兩人相識，但如前所云，相處時間甚短，且並不熟悉。
相較上述男性寵臣，有漢一代，靠短暫機遇獲得君寵最為頻繁的，則是皇帝或太子的后妃們，隨著她們得寵，父兄等亦雞犬升天，享盡榮華與權勢，炙手可熱。最早憑藉此上位的是高祖的戚夫人，隨後最出名的莫過武帝的皇后衛子夫，隨著她的得寵，其弟衛青、外甥霍去病、連襟公孫賀均沾恩澤，得君寵，儘管衛、霍伐匈奴戰功赫赫，未被史遷與班固列入「佞幸」。此後又有李夫人，澤及其兄李延年與李廣利。元帝時傅昭儀一度寵擅六宮。成帝時則有趙飛燕姐妹。這些都為讀者所熟知，無需辭費。
此外，還有個別寵臣是經其他受信任者引薦到皇帝身邊，而得到信任。宣帝生活在掖庭時與杜佗「相愛善」，加上杜佗之父杜延年勸霍光、張安世立宣帝，進而宣帝「任信」杜延年，「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漢60/2665）。元帝初年，劉向受到重用與信任，便是因元帝師傅蕭望之與周堪的推薦（漢36/1929）。成帝時淳于長得親近皇帝，成為班固眼中的「佞幸」，仰賴帝舅王鳳的託付和自己看準機會的鑽營（漢93/3730）。
文獻所見，能夠與皇帝結成信－任型關係的方式不外以上兩種，餘下者史書敘述簡略，途徑不詳。
3
關係的廢止
相較於持續存在的禮儀型君臣關係，信－任型君臣關係則不斷經歷考驗，亦需隨時加以經營與維護，尤其是居於臣下的一方。畢竟，這不是一種平等的關係。一旦雙方中一方死亡，關係就基本結束，「園郎故事」可以說就是針對皇帝臨終前身邊近臣與嗣君近臣間的強制性熔斷/更新機制。除非皇帝臨終遺詔託付或太后特詔，這種關係很難延續到嗣君與臣下。這種情形亦偶有所見，如武帝臨終以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與田千秋輔政，便將他與諸人間的信任關係延伸到他們與年幼的昭帝之間。宣帝即位時，實際也不得不接受他與霍光間的信任關係格局。宣帝與元帝臨終前實際都安排了輔政大臣，亦是將自己與個別大臣間的信任關係延伸到嗣君與大臣間，來保證統治的順利維繫。不過，更多見的是嗣君帶來的關係中止。
景帝即位後，鄧通很快被免，「家居」，不久便被人告發而「下吏驗問」，財產沒收，最後的下場是「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鄧通落得此下場，與文帝在世時為文帝吸膿，而太子（景帝）吸時則面有難色，遭太子忌恨有關（漢93/3723-24），是否如此，無從查考。成帝即位後，石顯迅即從中書令的要職上遷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官秩提高不少，卻脫離了控制皇帝文書往來的樞紐。對成帝而言，在維護其太子地位上，石顯「頗有力」，主觀上並無意懲處石顯，但在大臣眼中，「勢」與「職」緊密相關，調離要津無疑是失勢的信號。當時中書令一職並未罷除，那是四年後的建始四年（前29年）春才出現的。眼見石顯不再任中書令，無法控制文書上傳下達，原先畏葸阿附他的丞相匡衡與御史大夫張譚不久便開始「條奏（石）顯舊惡」，結果石顯本人與黨羽一道被免官，徙歸故郡，鬱悶死於途中（漢93/3729-30）。實際上，成帝的處理，相當克制，免官相當於對考課落第與嚴重職務犯罪的處罰，絕無置石顯死地之意。確如時人感嘆的「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牆倒眾人推，被逼入死境。董賢早就成為眾矢之的，哀帝一死，很快就被王莽收拾。
只有景帝所信任的周仁是個例外，武帝即位後「為先帝臣重之」，雖因「老病」不再擔任郎中令，離開宮中，卻得以「食二千石祿」善終，這在西漢前期實乃十分罕見的優待，應與他不求權勢，不受賂遺的低調作風（漢19下/760-61、46/2203）直接有關。
皇帝在位期間以善終的寵臣，如田蚡、衛青、霍去病、霍光、韓增、梁丘賀、史丹等，很少能將自己與皇帝間的信任關係延續到子孫與皇帝之間，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寵臣後代不幸早夭，如霍去病之子霍嬗，「上（武帝）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希望能繼承父業，結果在從封泰山的元封元年（前110年）死，且無子而國除（漢55/2489，18/687）。金日磾的兩個幼子「皆愛，為帝（武帝）弄兒，常在旁側」，後因弄兒長大後在宮中「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所殺乃其長子（漢68/2960）。另外，則有其子孫失寵而謀反的，如霍光之子侄。更多的恐怕是寵臣的子侄即便通過「任子」或「為郎」入宮在皇帝側近，沒能在接觸往來中贏得皇帝的另眼與寵信，可見長期相處未必就能形成信任。
西漢一代，僅金日磾與張安世兩家，世代為從官，以忠孝著稱，前後數朝皇帝任用其子孫。如《漢書·張安世傳》所言：「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59/2657）。從結果的角度、以家族為單位比較觀察不難得出班固的結論，具體而言，兩家人數代贏得皇帝信任的因緣卻並不相同，上文已有論及，但有一共同點，即均在皇帝身邊任職或即位前與其往來密切。
曾經的皇帝信任之臣，一旦失去信任，不僅自己會下獄乃至身死，其親屬及故吏亦會受到牽連。宣帝時，權臣霍光死後便是如此：
乃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勛，次婿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婿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群孫婿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勛。及光中女婿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漢68/2952-53）
宣帝分次將霍氏在宮中的親屬清除出宮，逐步剝奪了兵權，並用自己外家子弟替代。未央衛尉與長樂衛尉分別負責皇帝與太后居住的宮禁安全，中郎將與羽林監統領宿衛皇帝的郎官及武帝以後增設的羽林孤兒，給事中則是可以出入宮禁的加官。從官職上看，霍家諸婿當時均在宮中活動，很多人甚至統率皇帝貼身的保衛，難怪宣帝寢食難安，迅速解除兵權，驅逐出宮。王商更是如此。《漢書·王商傳》，成帝時，商被譖免相而死，「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82/3375）。隱含其後的處理邏輯依然不出正常不過「家」中的血緣與姻親，波及官府中的「故吏」與推薦的官員，恐怕也是注意到其間的親密關係。
簡言之，臣下與皇帝建立信－任型君臣關係，除了取決於時君外，君主死後，能否善終，受制於與儲君和大臣關係的狀態，同樣深嵌關係網路中。只有小心翼翼、注意維持多方關係者方可保得全身而終，現實中真正做到的寥寥無幾。雙方中一方身亡，關係即結束，若皇帝先故去，為臣者幾乎都是以悲劇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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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道？謀求進入信－任型君臣關係的諸方式
君寵既風光又危險，是個矛盾的存在，即便如此，時人心目中，君寵仍受萬眾追捧，無論男女，許多人想方設法接近皇帝，冀望一日得寵。效仿成功先例是最為常見的途徑，具體到不同時期，因個人情況、模仿對象不同而表現不一。高祖、惠帝時籍孺與閎孺得寵，因此「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史125/3191），模仿兩人的服飾裝束。當是希望藉此吸引皇帝注意而收穫君寵。
漢人好歌舞，後宮中因此獲寵幸者當不少，可惜，早期的事例不存，這些當為時人所知，一些家庭不惜自小訓練女兒歌舞技能，長大後尋找機會送進宮中，至少是諸侯王的後宮中，希冀某日得到君主寵幸，全家受益。《史記·貨殖列傳》：
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椎殺人而剽掠之。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
司馬遷將此地風俗追溯到商代，是否屬實，已難查考。漢代這裡乃歌舞之鄉，確是實情。不僅中山如此，臨近的趙地、鄭地亦然：
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史129/3263、3271）
《趙記》亦曰：「(趙)女子盛飾冶容，習絲竹長袖，傾絕諸侯」。當時甚至已經出現了專門培訓女性從事歌舞的人家，太子家亦會遣人到此挑選中意的年輕女性，趙地的這種傳統甚至可以上溯到戰國時期。
進獻女子的例子見《漢書·張湯附張放傳》。成帝時寵臣張放「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59/2655），這是丞相與御史大夫上奏中羅列的張放罪狀之一，應屬其「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表現之一，當是欲將李游君進獻給成帝的女子中途截留歸己，未果，遂打傷其家人。又，《漢書·景十三王·江都易王傳》：易王劉非之子劉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乃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53/2414）。梁蚡便是邯鄲人，江都王治故吳國，此地後為廣陵郡，治在今揚州市，距離邯鄲頗遠。這兩例均是因正常獻女入宮受干擾被治罪而保存下來的記錄，正常的獻女當更為多見。
不僅普通人家如此，即便貴為公主亦希望通過貢獻女色的方式贏得皇帝的青睞。武帝的姐姐平陽公主為此便下足了功夫，儲備了十多位良家女，希望獻給武帝，能為武帝生下皇子。遺憾的是，這些女性武帝都沒看上，反而相中了唱歌的衛子夫，當場更衣時便臨幸，武帝大悅，公主也立即將子夫送入宮中，臨行前的叮囑頗有意思：「行矣！強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史49/1978、漢97/3949）衛子夫最終沒有辜負公主的期望，一番曲折，終為武帝育下三女一子，尊為皇后，子劉據亦立為太子，可惜三十多年後，因巫蠱之禍，兩人雙雙命喪黃泉，太子未能繼承皇位。平陽公主不但奉獻了衛子夫，隨後受寵的李夫人亦是她告知的武帝，從而得召見，因「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併產下一男，後立為昌邑王（漢97上/3951）。
有時，大臣亦會通過獻女入宮來謀求改變處境。成帝時皇太后曾詔問丞相王商，想將其女備成帝的後宮，當時此女生病，王商亦不太樂意，便回復稱女病，而沒有入宮，後王商遭到王鳳打壓，惶怖「（商）更欲內女為援」，結果還未實施就遭到小人譖言，終被免職，嘔血而死。據王章所上密奏（封事），王鳳亦曾將其小婦的妹妹張氏送入成帝後宮，聲稱她「宜子」，欲為成帝產子，此人得封為美人（漢98/4020）。
無論百姓、官員還是公主樂此不疲，當是因此前有進獻女子入宮而獲君寵，進而雞犬升天的先例，衛子夫是最知名的一例，李夫人亦是一位成功者，儘管她早卒。其兄弟還是深得武帝寵幸。據統計,《漢書· 外戚傳》共為 25 人立傳, 提到的後宮女性有 53位，其中可以確定籍貫的燕趙籍后妃有15位，比例超過四分之一。此外，還有4位燕趙籍的諸侯王妃，史遷所云「入後宮，徧諸侯」確非妄言，時人所了解到的一定更多。這些都可以說是成功者，她們的家人因此沾溉皇恩，享受榮華，成為他人效仿的對象，鼓舞更多的追隨者，欣然將女兒送進宮中，冀求皇帝臨幸而獲利，儘管實際上後宮佳麗無數，能贏得君寵者寥寥，絕大多數都是競爭中的落敗者。
除了獻女，甚至為士人所鄙視的入宮作宦者，亦成為一些人謀求接近皇帝，獲得君寵的途徑。昭帝時鹽鐵會議上討論到治國禮法先後時，文學指出：
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今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恆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創未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由得受奉祿，食大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況眾庶乎？夫何恥之有！（《鹽鐵論?周秦》584頁）
認為當時有無行之人身陷囹圄，寧願下蠶室受宮刑而苟生，意在入宮宿衛人主，享受俸祿與太官飲食賞賜，而提升身價，妻子隨之獲益，更有甚者能升至卿相，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文學所言在當時恐怕也只是一些極端情況，御史在辯論中不曾否認，說明事非罕見。文獻所見呂后時有宦者張釋、文帝時有宦者趙談、北宮伯子深受寵幸；武帝時有李延年；更晚的元帝時則有弘恭、石顯。司馬遷受宮刑，自視為奇恥大辱，然據班固所言，「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崇任職」（漢62/2725），當非後人臆斷，時人眼中反而成為接近人主良機。他之所以要寫《報任安書》，一訴衷腸，恐與此有關。當時靠服侍人主而獲尊寵的宦官應有不少，使得一些成人犯罪後甘願受刑入宮，期望獲得君寵，自高身價，盡享富貴。
上述幾種途徑與方式僅適用於少數人，一般儒生士人，甚至百姓，則通過上書言事，期冀引起皇帝垂青，或在對策中以言辭打動君主，獲得君寵，乃是最為切實可行的途徑。主父偃、嚴助、東方朔以及朱買臣，乃至董仲舒都可謂這方面的成功者，雖然後來各自的經歷不同，有些甚至被處死，但亦激勵了更多儒生利用這種辦法尋求引起皇帝的注目。
文帝以後，皇帝不時下詔求賢良等，此外儒生亦可隨時上書，兩者構成接近皇帝的可能捷徑，後者亦有學者歸為一種仕進的方式：自衒鬻。武帝初即位，「征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結果「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東方朔便是在這次活動中通過「文辭不遜，高自稱譽」，吸引武帝眼球，雖然沒有見面，卻已是「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很久之後，朔又採取計謀，吸引武帝注意，得以逐步親近（漢65/2841-43）。朱買臣亦是希望以此種方式引起武帝的垂青，不過，沒有東方朔那麼順利，他從會稽吳縣到長安，「詣闕上書」，結果「書久不報」，只好「待詔公車」，以至糧用匱乏，最後還是找到了已得武帝信任的同鄉嚴助，經他推薦，見到了武帝，「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為中大夫，步入仕途（漢64上/2791-92）。朱買臣雖經曲折，終獲成功，受武帝重用。《漢書》卷六四所錄各位傳主，以及元帝時的賈捐之、哀帝時的息夫躬，均是循此而成功者，不贅述。最成功的當屬武帝朝的末任丞相田千秋，因「上急變訟太子冤」，打動了武帝，從高廟的寢郎直接拜為大鴻臚，數月後升任丞相，封侯，以致班固在本傳中且挖苦且艷羨地說「千秋無它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曾有也」，甚至還借匈奴單于之口諷刺武帝所為（漢66/2883-84），亦見此事傳播之廣、印象之深。
實際上，更多的則是努力過卻失敗者，那些聚集在公車的「待詔」絕大部分就屬此類。正如學者所指出的，「待詔雖為預備官員，但宦途無限，一旦得到皇帝寵信，便可大用」，的確，朱買臣家貧而好讀書，其妻不堪貧困而離去，他後隨上計吏到長安，最終輾轉見到武帝，受到賞識，獲職，後拜為會稽太守，不僅長安郡邸中的眾人大感意外，他衣錦還鄉亦使棄他而去的前妻自殺而死（漢64上/2791-93），充滿戲劇性的結局通過各種渠道擴散開去，不知聳動了多少時人。眾人正是懷揣著這種希望以及自己對國家的各種設想，從各地匯聚到長安的闕下與公車署等，向皇帝上書獻計，冀獲人主青睞，雖然成功的機會極少，只要不時有一二位僥倖成功，便會持續吸引後來者樂此而不疲。
這些不過是傳世文獻中有跡可尋的幾種方式，通向君寵之路不止這些，時人還會想方設法創造新的機會與可能。諸途不外乎個人的外貌、才藝與能力，再加機遇，充滿了偶然與戲劇性，正因此，才魅力無窮，讓無數男女為之傾心奮鬥，也構成了歷史中貌似變化難測，實則不離其宗的矛盾畫面。
無論面見皇帝還是通過文字，如何博得君寵，無論男女，文獻最常見提法是依靠「媚」或「媚道」取幸，史家眼中這是一個充滿貶義的描述：
（籍孺、閎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史125/3191、漢93/3721）
（鄧通）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史125/3192、漢93/3723）
（衛青）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漢55/2488）
（董賢）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漢93/3733）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亦用此來描述為武帝效勞：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漢62/2729）
東漢初年明德馬皇后看得透闢，說的一針見血：「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後漢10/411）。前朝如此，後宮中更是如此。那些失寵、無子的女性為了爭寵，不惜採取被斥為「邪術」的厭魅方術——媚道。武帝即位之初的十多年中，陳皇后「擅寵驕貴」，後因衛子夫新寵，後來居上而失寵，於是「又挾婦人媚道」，應該是種巫術，結果被發現，由張湯徹底追查，皇后被廢，前後株連了三百多人（漢97上/3948）。成帝許皇后失寵後，其姊等為媚道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王鳳等，事發覺，其姊誅死，許後被廢。誣發此事的據說就是趙飛燕，一同被告的還有班倢伃（漢97下/3982、3984），此事背後自然有諸女爭寵的背景，媚道則成為攻擊對手的利器。如學者所言，案例中使用媚道的，多是失寵或無子的婦人，但並不能排除得寵者亦使用此術的可能，畢竟馬王堆西漢貴族墓出土的醫方《雜禁方》中記載了很多媚葯與技術，以求相互吸引，其中既有男用的，更多的則是女用的。史家將「媚」字用到男性寵臣與皇帝之間，或取自媚道男女兼用，以及通過某些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秘術贏得君寵之意，當然，是帶有極大的貶義。
值得注意的是，西漢末年儒生桓譚說：「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後漢28上/956），無論「要君」還是「求主」，對象與目的實無不同，只是男性士人與女性採取方式與手段不同。他的話充滿性別歧視，自不待言，但將兩者並置，則暗示了其間的相似。對於男性寵臣與佞幸，史家亦稱為「媚」，或「幸」與「寵」，與針對女性的辭彙相同。正如班固在《佞幸傳》贊中所言：「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93/3741），他在《外戚傳》贊中亦說：「外戚後庭色寵者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後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後、許恭哀後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呼！」史家看來，無論性別，寵臣的表現都是一樣需要鞭撻的，他們「鮮克有終」的下場亦證明了此點。這恰為超越性別區分的觀察提供了一個內在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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