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霍費爾：從卓越學者到謀刺希特勒的烈士（中）
原標題：朋霍費爾：從卓越學者到謀刺希特勒的烈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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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朋霍費爾接受紐約協和神學院的博士後研究崗位邀請前往美國。在那裡，他閱讀了幾乎全部的威廉·詹姆斯著作，以及杜威、羅素、懷特海、桑塔亞那等人的主要著作。但影響他最大的還是可能正在寫作自己的名著《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的萊因霍爾德·尼布爾。
後來在1939年夏天，當朋霍費爾發現自己處於命運十字路口的時候，也正是尼布爾邀請他到紐約避難。有意思的是，這個擁有兩個博士學位的柏林人，在當代思想資源上受到的最大影響，卻是來自兩個沒有獲得博士學位的人，一個是尼布爾，另一個則是瑞士神學家巴特。
但是，隨著30年代初期希特勒的崛起，社會掀起了狂潮。朋霍費爾的生命開始進入一個與希特勒相衝突的軌道。1933年1月，柏林的大學生們在午夜時分跑到廣場，用排山倒海的「希特勒萬歲！」向這位新任帝國總理致敬。
5月10日，夏季學期開學的頭一天，學生和教授們加入歌劇廣場舉辦的篝火晚會。集會者將數百本從圖書館、猶太會堂和教會沒收來的書投入大火。年青的大學生們卻充當了愚昧和野蠻的先鋒。
到1933年底，柏林大學神學系90%以上的學生都加入了國家社會主義黨。朋霍費爾的大多數同事都在翻領上別了銅質的納粹徽章。系主任希伯格——他的博士論文《聖徒相通》的導師的兒子——在林登路這座灰色城堡的前門掛上了一面卐字旗。黨員身份和對黨的忠誠成為在神學系獲得教職的決定性標準。德國大學裡一些很少數的反對者被剝奪了教席。
極權主義就等於獨裁者和大眾的結合。有鑒於此，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朋霍費爾在1943年入獄前寫下的「十年以後」一文中那樣推崇品質而不是數量。但他的反戰和反納粹的思想的發展的確也有一個過程。他年青的時候也說過讚許德國民族愛國主義和戰爭的話。他在巴塞羅那擔任助理牧師時，還曾熱情洋溢地談到鮮血、土地、祖國，以及向舊式日耳曼戰神效忠等等。
甚至在1936年柏林奧運會期間，儘管他厭惡政府明顯操縱形象的做法，也還是忍不住對奧運會本身感到發自內心的激動。即便到了他的反納粹立場和反戰思想確定之後，他也有過猶豫和動搖。比如他沒有應一個猶太基督徒之邀去主持葬禮，這一拒絕帶來的羞愧和內疚感一直持續到他死的時候。他也明確地表示，任何想要驅除猶太基督徒的人，也就是想要驅除基督。比巴特更進一步，他甚至主張和與納粹合作的德國國家教會完全決裂。
客觀上或許是一個緩衝。1933年9月，朋霍費爾到倫敦東郊工作了一年半，擔任這裡的兩個德國教會的主任牧師，並致力於推進普世教會的工作。但之後他又回到了德國，在柏林西北一百公里處的芬肯沃德主持一間不與納粹合作的小型神學院，過一種緊密的團契的生活，寫下了《做門徒的代價》和《團契生活》。朋霍費爾後來告訴家人說，這個共同體生活的實驗是他一生中最快樂和豐富的時間。
時局日趨嚴酷，這家神學院後來也被解散。隨著認信教會運動的被禁，朋霍費爾試圖進入到一個新的行動領域，他與柏林抵抗組織的成員會面，將他行動主義的重點從以教會為基礎的反對轉向極為世俗性的抵抗運動。而當戰爭陰雲密布，朋霍費爾可能在一年內被徵召入伍，而拒絕應徵者則將被監禁和處決。尼布爾認定朋霍費爾避免牢獄之災的唯一希望就是立即飛到美國，他為朋霍費爾找到了工作的機會和居留的許可。
於是，1939年6月，朋霍費爾第二次來到美國。但他在美國期間很難將思緒轉離德國。在反覆焦慮之後，他認定：「德國的基督徒將會面臨一種可怕的選擇，要麼情願自己的國家戰敗，這樣基督教文明可以存活，要麼選擇國家的勝利，這樣就摧毀我們的文明」，而在這樣一個寧願自己的祖國戰敗的極其艱難的時刻，他必須和德國人在一起。這樣，他又離開美國回到了德國。
回國之後，朋霍費爾為了逃避徵兵，利用他與軍隊上層人士的關係，以及蓋世太保與國防軍之間的對立，通過迂迴的途徑最終被授予一個軍事情報機構的職位。在這一職位的掩護下，他卻參與了刺殺希特勒的密謀活動。同時，他還在緊張地構思和寫作他的《倫理學》一書。
尤其是在1942年的整個夏季，無論是在住處、辦公室，還是在火車和飛機上，或者在酒店房間里、在各種隱修處，朋霍費爾都在撰寫《倫理學》。儘管他為自己定下了一條警語：「一名倫理學家不能成為一個在關於應該做什麼和怎樣做的問題上永遠比別人知道得更多的人」。他還是覺得這本書像是「一次決定性的突破，我覺得今後的某個時候，基督教將僅僅存在於少數已經無話可說的人之中」。
正如傳記作者所指出的：《倫理學》標誌著朋霍費爾思想的一個轉折點。它既大膽又深刻，思考了最困難和最緊急的問題。比如在特殊環境和例外情況下，在道德上有責任的人是否需要採取「極端的行動」？為什麼相比基督徒，有更多的人文主義者和無神論者加入了抵抗者的行列？
面對剝奪人性的技術，要如何保存人的正直？這部三百多頁的著作，在每一個方面都是朋霍費爾最成熟的作品，並且也在每一個方面帶著時代的傷痕。《倫理學》是一部帶著複雜雄心的作品，最重要和直接的就是為抵抗組織中的人們提供神學資源。
1943年4月4日晚上，朋霍費爾終於被捕，系獄兩年之後，1945年4月9日，朋霍費爾被匆忙判決處死，走上了絞刑架。他臨終的遺言是：「這並不是我的終點；這是生命的開端。」
和17世紀法國的一位聖徒似的人物帕斯卡爾相比較（他們都只活了39歲）：雖然帕斯卡爾傾心的教派也受到迫害，但沒有如此艱難的政治選擇。帕斯卡爾是處在歐洲文化上升的時代；而朋霍費爾所處的時代卻可能是歐洲文化開始由盛轉衰的時代，且一切都轉向政治、集中於政治。
而我們還可以注意的是：儘管現代思想的主要傾向是無神論的，有神論者仍然有力地參與了現代世界的塑造。他們依然保持著一種深度使現代世界不那麼膚淺自大；保持著一種高度使現代世界不那麼沉溺於功利；保持著一種深刻的疑問和反省使現代世界不那麼志得意滿；或者說，他們依然保持著一種古典的精神傳統而使現代世界不那麼「現代」。
（本文來自《新華文摘》2016年第3期。《陌生的榮耀——朋霍費爾的一生》，[美]查爾斯·馬什著，徐震宇譯，上海文藝出版社即將出版。本文為該書中文版序言，發表時略有刪改，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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