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羅馬到梵蒂岡
中午時分抵達羅馬，七丘之城，好似重慶的感覺。歐洲幾乎所有的古老建築，要麼與宗教有關，要麼與戰爭有關，彰顯這個地域獨特的歷史構造，羅馬也不例外。
教權與皇/王權的關係大體經歷三個過程：皇權利用/包容教權，教權凌駕與支配王權，王權以及事後的民族國家實現權力反轉，充分自主。
今天參觀聖彼得教堂（羅馬教廷中樞），恰見證了這一歷史變遷。
君士坦丁大帝《米蘭赦令》，標誌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壓制轉變為扶持與利用，當為第一次轉折（半個多世紀後，狄奧多西罷黜百家，獨尊耶教，更是頂峰）。聖彼得教堂便為此時應景之作。
一千兩百年後，1506年，羅馬帝國早已瓦解，教權勢力在大漲之後，開始腐朽，因無錢重修該教堂，便開始以兜售「贖罪券」方式募款。
此等以金錢定宗教身份的做法，引發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進而影響事後的整個世界。路德將拉丁文寫就的《聖經》譯成德文（當今德語的起源），主張無需教士中介與解釋，信眾直接可與上帝溝通，即所謂的「justification by faith」。
這無疑從根本上否定了天主教的等級制體系，以及高級教士對《聖經》詮釋的壟斷權。正因如此，當在歐洲旅行時，天主教與基督新教的最大直觀區別，便是看其間是否設有懺悔室。
宗教改革引發了隨後的三十年宗教戰爭，歐洲許多國家捲入（恰如當下中東什葉派國家與遜尼派國家的對峙），結果以新興王權國家的勝利而告終。
1648年《威尼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教隨國定」原則，大體將內國教權收歸王權支配之下，從此民族國家作為新的政治主體登上歷史舞台，西方意義上的國際關係也至此拉開序幕。
隨後，參觀羅馬萬神殿（類似我國中山陵或毛澤東紀念堂）。其間安葬三人：意國開國君主伊曼努爾二世，其子二任國王以及偉大的拉斐爾。
1870年，正是這位國父強硬接收了教皇國的大片王圖（僅剩區區0.44平方公里的區域，不足故宮的五分之三），最終統一義大利。
自此，歷任教皇仇視羅馬世俗政權，直到墨索里尼上台。為充實政權的正當性，老墨主動示好，於1929年與教皇庇護十一世簽訂聞名的《拉特蘭協約》，成就相互承認，共存雙贏的結局。
教皇承認義大利政府，並放棄對意國領土的聲索，而義大利則承認梵蒂岡為主權國，並為其提供國防等公共設施。這一協約奠定了今日梵蒂岡作為世界最小國家的特殊地位。
「中華民國」在歐洲的唯一建交國就是梵蒂岡，因為我國未與其建交。除了如何看待殖民主義遺產外（所謂的「封聖」問題），根本分歧還在於主權與教權誰是老大的問題，即中國教區的主教是否需要獲得中國政府的認可（與香港特首選舉糾紛類似）。
圍繞此事，「鬥爭」了許多年。然念及教權日趨的本土化與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日趨全球化，對此，梵蒂岡高層近期已有鬆動跡象，未來當可作樂觀之預判。
（2016年2月3日）
備註：魏磊傑，法學博士，廈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荷蘭蒂爾堡大學（2009-2010）、比利時根特大學（2015-2016）訪問學者，研究興趣為轉型中國的政治與法律、比較法律文化。迄今在法學、政治學刊物上發表論／譯文40餘篇，出版專著1部，出版譯著10餘部，代表作有《新的歐洲法律文化》（2010）、《轉型時期的法律變革與法律文化》（2011）、《比較法的認識論與方法論》（2012）、《復仇與法律》（2013）、《法窗夜話》（2015）及《法律東方主義》（2016）等。感謝作者授權，配圖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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