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到隋朝前，期間四百年的戰亂全都源於這個集團
過去可以在馬背上打天下，現在怎能還在馬上治天下呢——漢高祖劉邦
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政府，差不多始終是軍閥政府。曹魏、司馬晉，都是軍閥起家。晉武帝司馬炎平吳之後，實行「封建制度」，諸王都給以兵權，釀成「八王之亂」的大禍。中央政府瓦解，各地方的權力迅速擴張。這時候，北方五胡的勢力漸強，無法抵擋，西晉最終滅亡。至於南方，離五胡的勢力較遠，長江一帶尚能自保，東晉和南朝紛紛在此建立。當時從長江下游，只要扼住采石磯、京口兩處津要，想要渡江而南下是很困難的。然而長江的中游荊、襄地區如果無法保全，沿長江順流而下，下游地區容易被攻陷。所以立國於南方，沒有不以荊、襄為命脈。三國時期吳國要力爭荊州，就是這個道理。然而吳國的行為為人所不齒，呂蒙毫無借口的偷襲關羽，有悖於國際信義，在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東晉自元帝司馬睿南渡之後，荊、襄地區不得不屯駐重兵，以御北方，形成荊州地區強於揚州地區的局面。東晉之所以能立足於南方全倚仗於荊州方面兵力的強勢，因此中央政府常受到荊州方面的脅迫也源於此。在劉裕滅掉桓玄以前，這種形勢始終沒有改變。劉裕以「北府兵」之力盡滅其餘的武將，然而宿將悉數被除，造成後來掌兵的皆是庸才，抵禦外敵力有不逮。因此對於北方的抵禦還是只能依靠外兵，外兵越來越兵驕將傲，中央政府仍免不了受其壓迫，齊、梁、陳三朝的崛起都是如此。
自公元189年董卓入住洛陽以後，到公元589年隋朝統一天下以前，四百年間的漢族政府，可以說全是由軍閥盤踞。東晉時期，以當時荊州的兵力，可以替國家捍禦外敵，然而若非荊、揚二州互相猜疑，東晉恢復北方的機會本可以更多。如果桓溫沒有下游揚州勢力的掣肘，劉裕沒有內奪皇位的後顧之憂，恢復北方的事業未嘗不可成功。內外離心離德，乃是立國的大忌，軍閥之間的相互猜忌對於國家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驕橫的軍閥，往往只能對內，並不能對外。到國內失勢之後，把別國兵引進來同樣在所不惜。公元936年，石敬瑭起兵造反，後唐軍兵圍太原，石敬瑭向契丹求援，割讓幽雲十六州，並甘做「兒皇帝」。無恥之極可見一斑。對內軍閥政府的罪惡更大。軍閥政府大抵不知政治為何事，無法制定出一套好的政治治理國家，並且原有的好政策也因軍人的目無法紀而敗壞。
《南史·齊本紀》對齊東昏侯蕭寶卷有如下記錄：「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蕭寶卷為太子時，不喜歡讀書。「在宮嘗夜捕鼠達旦，以為笑樂，性訥澀少言，不與朝士接」，頑劣異常，不喜朝政。「教黃門五六十人為騎客，又選營署無賴小人善走者為逐馬鷹犬，左右數百人，常以自隨；奔走往來，略不暇息。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招搖過市，政治荒廢。「漸出遊走，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惟置空宅而已。是時率一月二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應旦出，夜便驅逐」，毫無仁政愛民之心。
宋的前後廢帝，齊的鬱林王，陳的後主，都是這一路貨色。一國的文化，還沒有達到普及於全社會裡的各階級的地步。這種只知道聲色犬馬的人，往往都是沉沒在社會的底層。誠然歷朝開國的君主都是這一種人，然而立國之後，總要偃武修文，力求政治清明，傳位至一兩代後，這種性質就會變掉。唯獨南北朝時代，政府始終是軍閥政府，無法改掉軍閥的性質，由此可見武人當權的弊端。
打江山易，守江山難。戰亂紛爭，百姓最不願捲入其中。新的王朝的建立往往是一種希望，給百姓注入一針「強心劑」。人民需要的是和平、穩定、政治清明，這往往需要君王體恤民情，給社會以休養生息。所以說「過去可以在馬背上打天下，現在怎能還在馬上治天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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