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南朝「鐘山文化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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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淑芬，中國台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兼任研究員。
六朝時期政治上晦暗混亂，但在文化方面卻璀璨輝耀，大放異彩。此一時期南、北政治分立，文化上也有異途的發展，江左尤有突出的成就，發展出令人追慕神往的「六朝文化」。此一文化主要是由在城市中的貴族締造出來的。東晉初年，由於建康的精華區已住著南方人士，即使最有名望和具有影響力的北方王、謝家族抵達建康，也只能落腳在遠離宮城的秦淮河南岸烏衣巷。此外，他們欲拓殖產業也只能繞過三吳，到遙遠的浙東地區。因此，在南方遂形成以都城為中心的建康文化區和以山陰（今浙江紹興）為中心的浙東文化區。然而，由於政治中心在建康，它自然也成為六朝文化的重心。
六朝文化的重要元素包括儒學、玄學、佛教、文學，以場所來說系指學館、寺院、王侯宅邸和貴裔大臣的園宅，在此活動的主要是皇室、貴族、名士、隱士和僧人。東晉時期，建康城的文化中心在秦淮河南岸的烏衣巷，以及其鄰近地區的佛寺和貴族宅第；劉宋以後，則漸次從秦淮河南岸移到北岸的「鐘山文化區」。此一文化區包括建康的三個區域：（ １ ）介於鐘山往西，經覆舟山、雞籠山這一線以南，和都城北界「潮溝」以北之間的地區。都城北面有玄武湖，它的東南方有覆舟山（今九華山），樂游苑即在此山之南；此湖的西南方有雞籠山（今北極閣），這兩座山是都城東北鐘山余脈的延伸。孫吳建都建業，在此開鑿三條渠道：吳大帝赤烏四年（ ２４１ ），利用天然水道，自鐘山下開鑿一條渠道「青溪」，向南流經都城東面，直抵秦淮河；青溪從北至南有七座橋，最北的一座就在樂游苑東門處，第二座稱為尹橋，從此處又鑿一條渠水道，向西延伸，稱為「潮溝」，成為都城的北塹。另一條渠道是從宮城通往都城外運輸的運瀆。（ ２ ）東晉以後，都城東面有兩個城門—建春門、清明門，此二城門向東、東北延伸至鐘山腳下的地區。（ ３ ）鐘山地區（參見圖 １ ）。上述三個地區分布著學館、王邸、貴族大臣的園宅、寺院，廣義上可統稱為「鐘山文化區」。
本文主要探討東晉以迄梁朝這段期間，建康的文化中心如何從秦淮河南岸移轉到北岸的歷程，以及「鐘山文化區」的形成、內涵及其活動。 「鐘山文化區」所以能夠取代秦淮南岸的烏衣巷與鄰近地區，和以下兩個因素有關：一是東晉、劉宋時期建康城的規劃，以及在鐘山造林的政策，提供此文化區發展的可能性。晉成帝咸和二年（ ３２７ ）蘇峻從歷陽起兵攻入建康，迄咸和四年（ ３２９ ）蘇峻亂平，建康城遭受嚴重的破壞，宮室丘墟，滿目瘡痍，故於咸和五年（ ３３０ ）修造建康城，由丞相王導（ ２７６ — ３３９ ）負責規劃。 原來建康僅在南面開「宣陽門」，此次則增設五個城門，共計六門；其中，東面開設建春門、清明門，對於建康城以東延伸至鐘山之地的開發，有很大的影響。在此之後，建康城東建造了不少宅第和佛寺。再則，東晉在鐘山的造林政策，令諸州、郡官員罷職返回京師時，必須在鐘山種植松樹，一直到劉宋時期都還執行此一政策。由於長期在鐘山造林，隨著年月加深，林木繁茂，劉宋初年，鐘山已是隱士幽棲的佳處，也是僧人禪居修行的靈秀之地。又，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 ４４８ ），在都城北面增設廣莫門，使都城以北的雞籠山一帶發展成王邸聚集的地區。 二是宋、齊在都城以北的地區和鐘山建立學館，直接推動各項文化的發展。劉宋在都城北的雞籠山、鐘山建立玄、儒、文、史四學館，以及在雞籠山建造皇子邸第，自此都城北面從雞籠山，經覆舟山至鐘山的地區，分布著公私學館、皇子和貴族大臣的宅邸和諸多寺院。至齊永明之世，竟陵王蕭子良以其在雞籠山的「西邸」推展各項文化活動。雖然齊世短祚，但承繼其後的梁武帝蕭衍曾游於竟陵王門下，他在位五十年，基本上沿續西邸文化的活動，並且更為發揚光大，經筵法會，時常開講。至於鐘山上則寺院寶剎相望，成為建康的佛教中心，帝主皇子、名流貴胄、學者隱士在此從事宗教、文化活動；又因此山清幽秀麗，也成為建康城居民休憩遊覽的風景區。
一、秦淮南岸的烏衣巷和瓦官寺
據《世說新語》《高僧傳》等相關文獻記載，顯示東晉時期秦淮河南岸的烏衣巷附近的貴族園宅，以及瓦官寺、長干寺是建康文化的中心。
東晉宰相王導和謝安（ ３２０ — ３８５ ）都住在秦淮河南岸烏衣巷，附近有瓦官寺、長干寺。在此之前，孫吳大臣張昭（ １５６ — ２３６ ）的住宅就在瓦官寺對面，雖然此區另有庶民雜居，但這些貴臣的住宅是格外講究的。如協助元帝在江左立國的南方士人紀瞻（ ２５９ — ３２４ ）在烏衣巷的宅第「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玩焉。」這些聚居在烏衣巷及其鄰近地區的南、北上層階級，時或在其居宅集會。如陳郡陽夏謝氏子弟在其宅第聚會宴飲：「（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 。據學者考證，此系東晉安帝義熙（ ４０５ — ４１９ ）初年之事，「文義賞會」或稱「文章賞會」「文酒賞會」，系指世族文士、皇室聚集餐敘，在宴席間賦詩為文、清談玄言、品藻人物。其後，「文義賞會」常和「烏衣之游」相提並論，如梁朝蕭介「介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 這種文義賞會成為貫穿東晉南朝時期最典型、耀目的文化活動，如宋孝武帝時吏部尚書何偃和侍中顏峻「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
魏晉以降，儒學衰落，玄學代之而興，玄學清言系包含儒家、道家和佛典三種內容。其時儒家仍是基本的教養，道家學者以道家思想解釋儒家經典，並且融入佛教的義理。 如張融（ ４４４ — ４９７ ）遺命入斂時執儒、釋、道的典籍，「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 ，反映其時多數名士的觀念。東晉社會上享有名望者多長於玄學清談，在《世說新語》中所見的貴族、名士和高僧即是其中具體的顯現，即使帝王也傾心於此。 宋文帝年少即愛好玄言清談，元嘉二十三年（ ４４６ ），他在給臣下的詔書中稱：「吾少覽篇籍，頗愛文義，游玄玩采，未能息卷。」 從東晉以來，名士清談手不離麈尾，僧人講經亦手持麈尾，顯示了其時講論佛義和清談的關係。如東晉成帝時，西域人康法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庾亮（ ２８９ — ３４０ ，字元規）問康法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常在也。』」 持麈尾也成為講說佛義的代名詞，蕭齊靈基寺釋智林致書周顒稱：「貧道捉麈尾以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此途，白黑無一人得者。」 麈尾也成為僧人付法的表徵，名僧法寵臨終之前，以麈尾付囑法恭。它甚至成為僧人的象徵之一，如僧人曇諦未生時，「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為母，寄一麈尾並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俱存，因而懷孕生諦。」劉宋冶城寺釋慧通長於講經，「每麈尾一振，輒軒蓋盈衢。」
雖然「烏衣之游」風雅流譽，但系在私宅中的活動，東晉真正的文化中心其實是在秦淮南岸的瓦官寺、長干寺。 在王、謝等大族的宅第中進行的文義賞會，參加者僅限於家族成員；謝安之孫謝混（？ — ４１２ ）詩中就說得很明白：「昔為烏衣游，戚戚皆親侄」，其他高流時譽的名士也不敢登門造訪。由於寺院是公共空間，故可提供不同身份背景者交流的場所而成為文化中心。瓦官寺是建康最著名的寺院和講經的場所，名僧抵達建康多居住在此寺，並在此講說佛典。東晉初年擅長《放光般若經》和《道行般若經》僧人竺僧敷避亂南來， 「止京師瓦官寺盛開講席，建鄴舊僧莫不推服。」另有一位不知名的北方僧人也在此寺講《道行般若經》，當時最負盛名的名僧支遁（ ３１４ — ３６６ ）、竺法深及詩文俱佳的孫綽（ ３１４ — ３７１ ，字興公）都來聽講。支遁字道林，多以字稱「支道林」，或稱「支公」，也稱「林公」，他從會稽來到建康，住在東安寺；竺法深出身第一高門琅琊王氏，系宰相王敦（ ２６６ — ３２４ ）之弟，深受元帝、宰相王導、大臣庾亮等敬重。從這些講會中，可知瓦官寺聚集了來自建康其他寺院的名僧，也有不少貴族大臣與會。咸安年間（ ３７１ — ３７３ ），竺法汰（ ３２０ — ３８７ ）從北方來到建康，住在瓦官寺，王導之子王洽（ ３２３ — ３５８ ）及其子東亭侯王珣（ ３４９ — ４００ ）、太傅謝安都對他「欽敬無極」。此外，簡文帝請他講經，並且親臨講會，王公大臣全都前往聽講，不僅建康士民參與此會，也吸引數千三吳地區的人士前來：
（法）汰下都止瓦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女成群。及咨稟門徒，以次駢席，三吳負袠至者千數。
另如，三吳僧人釋道祖（ ３４８ — ４１９ ）也曾在瓦官寺講說，桓玄任揚州刺史時（ ３６９ — ４０４ ）每往觀聽。
寺院不僅是講說佛經教理的場所，它也是貴胄名士談論文義之地。 東晉南朝的學術之中，佛教是重要的元素，佛教義理成為上自帝王、貴族、大臣、隱士學養中的一部分，也是清談的內容之一。因此，貴族名士不僅讀佛經，如名士殷浩（？ — ３５６ ）讀《維摩詰經》《道行般若經》（稱「小品」）。他們亦常前往寺院聽講，並且禮敬名僧，支持佛典漢譯的活動。海西公太和元年（ ３６６ ），吳地僧人竺道壹來到建康，住在瓦官寺，深受住在鄰近的王珣及其弟王珉（ ３５１ — ３８８ ）禮重敬事。王氏兄弟有時也延請僧人至其宅第講經。安帝隆安元年（ ３９７ ），罽賓僧人僧伽提婆抵達京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王珣更延請他到其宅第講《阿毘曇論》。此外，王珣還召集建康僧人慧持等四十餘人，請僧伽提婆重譯《中阿含經》等經。
住在烏衣巷一帶的南、北大族，不僅在自家宅第中討論文義，也參與鄰近的瓦官寺的講經說法，有時亦和僧人、名士在寺院進行佛經義理之外的討論，使得寺院不僅是一個宗教場域，也成為文化中心。如東晉丹陽尹劉真長、名士王蒙（ ３０９ — ３４７ ）、桓伊（？ — ３９１ ）曾在瓦官寺會集，一同品評西晉和東晉人物。 釋僧意在瓦官寺和負有才華盛名的王修（王蒙之子，字苟子）討論文義。僧意是靈味寺的僧人，可見瓦官寺的講經活動也吸引建康其他寺院僧人、貴胄名士齊集此地，使得寺院成為清談論義的據點。除了瓦官寺之外，秦淮河南岸的長干寺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東晉成帝咸和中，長干寺中有傳為阿育王所造的佛像，簡文帝在此寺造三層塔；其後又出土傳為阿育王所造的佛塔，又在其旁樹塔安置舍利，孝武帝太元十三年（ ３８８ ）更加為三層。
劉宋前期，建康主要的文化活動仍然集中於南岸的寺院。元嘉十年（ ４３３ ）抵達建康的天竺僧人僧伽跋摩，住在平陸寺（後來改為「奉誠寺」，不詳所在）。彭城王劉義康（ ４０９ — ４５１ ）崇敬他精於戒律，遂在秦淮河南岸的長干寺招集學士，請他將已譯出但未繕寫的《雜阿毘曇心論》記錄下來。為謹慎之故，由寶雲譯語，慧觀筆受。又，長干寺釋曇穎擅長唱導，受到會稽太守張暢、江夏王劉義恭的讚賞欽重。宋孝武帝征請釋僧導到京師來，住在中興寺，親往寺院致意，敕令他在瓦官寺開講《維摩詰經》，講會中「帝親臨幸，公卿必集」。
二、劉宋的學館與王邸———
鐘山文化區的初肇
從鐘山往西，經覆舟山、雞籠山這一線以南，和潮溝以北之間的地區，是鐘山文化區最先形成的一部分（以下簡稱「都城北面」）。劉宋時在此建立學館、王邸，使得它成為「鐘山文化區」最早形成的一部分。又，潮溝以北、青溪一帶，也是甲族貴臣的園宅匯聚之地，使得都城北面成為名流貴胄、皇帝后妃、學者隱士從事宗教、文化活動的主要地區，漸次取代了秦淮河南岸文化的地位。五代廣陵徐鉉（ ９１６ — ９９１ ）《龍山泉銘》一文，記建康城北面雞籠山東麓之泉，有以下的敘述：「建康城北有雞籠山焉，傍帶潮溝，卻臨後湖。宋元嘉中改為龍山，湖曰玄武，紀瑞也。雷次宗之儒學，蕭子良之西邸，遺蹤可識，爽氣長留。東麓有泉，至清而甘，水旱不增減。」簡要地描述了宋、齊都城北區的地形和文化風貌。
（一） 私學和學館所在地
宋文帝在都城北面的雞籠山設玄、儒、文、史「四學」館，又在雞籠山建造王邸，其後此區即分布不少王府皇邸、甲族貴臣的園宅。
雖然東晉、宋、齊數度開置國學，但無講授之實，形同具文，皆不及十年就廢除了。因此，此一時期的教育的重心在私學，而非官學。從東漢末年以降，政治動蕩混亂，崇儒之士不願仕於新朝，傾心道家者則採取否定政治，更重視個人的安心立命，因此選擇避世棲隱。晉朝建立不久，北方又陷於分裂和戰亂，在王朝更迭中，上述的隱者常受到社會上高度的敬重。劉宋建國者武帝因非出身高門，故以「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為出發點，迎請隱士周續之（ ３７７ — ４２３ ）至建康，為他「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講授。周續之在東郭外學館確切的地址不詳，有可能在建春門、清明門以東的地區；其後周續之因患風痹之疾，更移至鐘山養病。 至文帝時，設玄、儒、文、史四學館，可能也受到上述武帝為隱者設私人學館的啟發。
元嘉十五年（ ４３８ ），遂有四學館的設立：
元嘉十五年，征（雷）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
根據許嵩《六朝宮苑記》的記載，儒學館在鐘山下，玄學、史學、文學館都在建康城北的雞籠山一帶：「儒學在鐘山之麓，時人呼為『北學』，今草堂是也。玄學在雞籠山東，今棲元寺側。史學、文學並在耆闍寺側。」依《景定建康志》，耆闍寺在雞籠山之西、紗市旁，陳朝張正見《陪衡陽王游耆闍寺詩》有「甘棠聽訟罷，福宇試登臨。兔苑移飛蓋，王城列玳簪」之句，顯示耆闍寺離宮城很近。由此可知，玄、文、史三學分居雞籠山東、西。文學和史學二館在耆闍寺側，可能和文帝建國時得到佛教讖言和僧人之助有關。根據塚本善隆的研究，東晉末年劉裕北伐時，僧人慧義（ ３７０ — ４４２ ）、慧嚴（ ３６３ — ４４３ ）、僧導有襄助之功；又，劉裕在建國過程中亦涉及佛教的符讖，頗有利於劉宋建國後佛教的發展與隆興。其後，宋文帝北伐時，甚至請釋慧嚴同行，慧嚴原系北方僧人，出身豫州范氏，出家後至長安從鳩摩羅什習法。其後南下建康，居於東安寺——建康重要的譯經場所和義學講經之寺。他對劉宋初年的佛教界有很大的影響力，京師流傳著「斗場禪窟寺，東安談義林」的諺語，就是因為慧嚴、慧議這兩名僧人住在東安寺之故。
被稱為「北學」的「儒學館」最初位於雞籠山麓，後來遷移至鐘山。元嘉十五年，宋文帝徵召廬山隱士雷次宗（ ３８６ — ４４８ ）至建康，為他在雞籠山建立學館教授，他的學識和德行備受尊崇，及雷次宗辭返廬山時，「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其後，文帝又再度征雷次宗至京師，可能為了讓他可以享有近於廬山的清幽環境，遂在鐘山西岩下為他建造居宅，稱為「招隱」，命他為皇太子講「喪服經」，也意味著都城北面文化區向鐘山的延伸。至於鐘山儒學館所以有「北學」之稱，系對應著先前何尚之所建立的私人學館而言。元嘉十三年（ ４３６ ）丹陽尹何尚之（ ３８２ — ４６０ ）在南郭外住宅所開設學館：「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 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 其後，宋文帝立四學館，即由何尚之負責玄學館。
元嘉十五年所設的四學館何時停廢，不得而知；以儒學館而言，它系因雷次宗而設置的，元嘉二十五年（ ４４８ ）雷次宗辭世，未知此館是否就停廢了？ 據《續高僧傳》的記載，齊世周顒在鐘山儒學館舊址建「草堂寺」，清慧約法師（ ４５９ — ５４２ ）主其事：「齊中書郎汝南周顒為剡令，欽服道素，側席加禮，於鐘山雷次宗舊館造『草堂寺』，亦號『山茨』，屈知寺任。」按：周顒系在宋蒼梧王元徽（ ４７３ — ４７７ ）初年出為剡令，可知在此之前儒學館就停廢了。不過，鐘山的儒學並未因此斷絕，齊明帝的侄子始安王蕭遙光（ ４６８ — ４９９ ）、右衛將軍江祏二人，在鐘山為長於儒學的隱士吳苞建立學館。
泰始六年（ ４７０ ），宋明帝沿續了文帝置四學館的前例，置「總明觀」，分玄、儒、文、史四科，每科置學士十人，正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干一人、門吏一人、典觀吏二人。此觀可視為將宋文帝的四學統整為一。此外，它也延續了東漢「東觀」的精神。事實上，它又名「東觀」，主其事者就稱為「東觀祭酒」：「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 「東觀」是東漢國家的藏書機構，從職能性質、學術活動來看，它已經具有初步的館閣形態，因此總明觀也收藏大量的書籍。齊武帝永明三年（ ４８５ ），因建立國學，省總明觀，下令在國子祭酒王儉（ ４５２ — ４８９ ）的私宅中開學士館，將總明觀所藏的「四部書」送至其家。此四部書應系晉朝秘書監將圖書分類調整為甲、乙、丙、丁四部（即後來經、史、子、集的前身），胡三省認為其內容應分屬儒、道、文、史。
（二） 都城北面的王邸
宋文帝所設的玄、文、史三學館，分居雞籠山東、西，使得雞籠山一帶成為人文薈聚之地。元嘉二十一年（ ４４４ ），文帝更為他最鍾愛的七子建平王劉宏（ ４３４ — ４５８ ）「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 劉宋皇室出身寒門，在學養上和高門清談玄學之士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武帝劉裕特別注重皇室教育，父子皆仰慕當時名士風流，第三子文帝劉義隆即「頗愛文義，游玄玩采」。文帝在雞籠山為劉宏建造王邸，不惟因此地有山水之美，也意欲皇子更易親近玄、文、史三個學館。在都城北面雞籠山、覆舟山一帶，其後成為南朝諸王宅邸集中的地區之一。又在此也建了一些寺院，或是由皇帝建造，或由皇子舍第所建，如東晉恭帝褚皇后立「青園寺」，宋司徒何尚之建「法輪寺」。由於其所處的位置在宮城之北，非一般人隨便可以進入，故類似皇家寺院區。
三、蕭齊的「西邸」與「東田」
齊武帝永明初年，長子文惠太子蕭長懋（ ４５８ — ４９３ ）在都城東面的「東田」建園苑，他素來「禮接文士」。其後貴族大臣也多在東田建園宅，促成都城東面以東，及向東北延伸至鐘山山腳下這塊地區的發展。永明五年（ ４８７ ），武帝次子竟陵王蕭子良（ ４６０ — ４９４ ）在雞籠山建王邸稱「西邸」，招集文學才俊、高僧名尼，講學說法，清言玄談，從事各項文化活動，進一步深化劉宋以來都城北面文化的發展，至此「鐘山文化區」儼然成形。
關於「東田」「西邸」之稱，必須從建康城的走向來理解。張學鋒認為建康城的坐向和長江的流向有關，長江從九江以下開始東北流，蕪湖到南京段更是幾近北流，過了南京西北的八卦洲，轉而向東流。秦漢時期將長江的東南方稱為「江東」，或稱為「江左」；將江東的對岸稱為「江西」，或稱為「江右」。又因建康城東的青溪是從鐘山向西南流入秦淮河，成為建康城東的天然屏障，故建康城的的方位是傾斜的。此說很具啟發性，亦可以文獻證之，梁元帝《丹陽尹傳序》敘述建康形勢云：
東以赤山為成皋，南以長淮為伊洛，北以鐘山為芒阜，西以大江為黃河，既變淮海為神州，亦即丹陽為京尹。
由此亦可理解在雞籠山下的竟陵王邸稱為「西邸」之故，而建康城東面以迄於鐘山腳下的有一塊區域，稱為「東田」之故，即文惠太子園邸所在地。
竟陵王子良移居雞籠山有兩個原因，一是從劉宋開始，此地成為皇子的園邸區；二則蕭子良雅好文學、玄言、佛理，他追慕宋文帝在此設玄、文、史學館的前蹤，意欲延續其光輝。 蕭子良在雞籠山「西邸」所舉辦的活動包括：編纂類書、講經法集、詩文創作、製作佛教儀式音樂，使得此地成為南方文化的重鎮。《南齊書》對他以西邸為中心所推展的文化和宗教活動有精簡的敘述，並且推崇他將南方推向文化的高峰：「移居雞籠山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 招致名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 從魏晉以降，王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永明元年，竟陵王表請置友、文學官，以何昌 為竟陵王文學。永明五年遷至西邸的「招文學」，非王國文學之官，而系招攬文學之士，以相游處論學。《梁書》稱：「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 ４４１ — ５１３ ）、謝 緿 （ ４６４ — ４９９ ）、王融（ ４６６ — ４９３ ）、蕭琛（ ４７８ —５２９ ）、范雲（ ４５１ — ５０３ ）、任 窻 （ ４６０ — ５０８ ）、陸 翺 （ ４７０ — ５２６ ）等並游焉，號曰『八友』。」 「八友」之名頗有漢魏以降標榜名士之意，如「八龍」「七賢」之類。 「西邸文學」中另有謝 瞡 、王僧儒、徐羨之等人。游於西邸的文士貴族亦多能清談：「京邑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劉）繪為後進領袖，機悟多能。」
竟陵王又「精信釋教」，他的宗教活動包括抄經、舉行講經會，以及改良創作佛教音樂。西邸內經常舉辦講經活動，而此講會是經過精心規畫的，竟陵王請徐孝嗣（ ４５３ — ４９９ ）和何胤（ ４４６ — ５３１ ）規畫講經齋會、安排參與講會的僧眾；至於邀請名僧的工作則委由釋智秀負責。講會通常是在西邸之內的法雲寺舉行，永明二年（ ４８４ ）二月八日，招集京邑名僧在此講經，沈約《齊竟陵王發講疏並頌》有「置講席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之句。參與西邸講經盛會的僧人包括：宣武寺沙門釋法寵、建元寺沙門釋法護等人。又他曾請釋法護（ ４３９ — ５０７ ）在此寺講解佛義：「齊竟陵王總校玄釋，定其虛實，仍於法雲寺建豎義齋，以護為標領，解釋膠結。」竟陵王的宗教活動範圍不限於西邸，更延伸到鐘山地區；永明七年（ ４８９ ）十二月，他請鐘山定林上寺釋僧柔、小莊嚴寺釋慧次等，於普弘寺抄《成實論》。同年，他也招集京師著名的梵唄僧人龍光寺普智、新安寺道興、多寶寺慧忍、天保寺超勝、及安樂寺僧辯等，至西邸製作新樂。 「竟陵八友」皆富於文采學識，同時皆篤敬事佛，常與高僧周旋游處。 齊明帝建武末年，上定林寺法獻法師圓寂，弟子僧祐（ ４４５ — ５１８ ）在其墓側建碑，由沈約撰寫碑文。又，沈約和鐘山草堂寺慧約情誼尤為深厚，出都入省，常帶著他同行；他出任東陽太守，請慧約同行，及沈約回到建康任官時，慧約也返回都城草堂寺。梁武帝天監元年（ ５０２ ），沈約為尚書僕射，上書請允許慧約同住尚書省。此外，謝朓（ ４６６ — ４９９ ）和莊嚴寺僧旻（ ４６７ — ５２７ ）交誼深篤，太子中庶子陸倕亦禮敬僧旻，相互器重。陸倕為多位名僧撰寫碑銘，如寶志（ ４１８ — ５１４ ）墓銘、延賢寺慧勝碑。王融和光宅寺法雲（ ４６７ — ５２９ ）為莫逆之交，並且尊禮敬事上定林寺法獻。
齊陶季直《京都記》記載：「典午時，京師鼎族，多在青溪左及潮溝北。」此情況一直沿續至南朝末年。由於學者對潮溝的位置有不同的意見，因此有必要說明潮溝為都城之北塹。 根據《建康實錄》的記載，黃龍元年（ ２２９ ）十月，吳大帝孫權以昔日其兄孫策在建業的府第建「太初宮」，長子孫登（宣明太子）則在宮城之西建園苑「西苑」，其中有倉城，日後東晉即以此苑城為宮城，並且畫定建業都城的二十里一十九步的範圍。因此，潮溝為都城北塹應無疑義。又，《陳書》記載梁敬帝太平元年（ ５５６ ）六月北齊入寇建康戰事，也反映了潮溝系在都城北緣：
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鐘山龍尾。 丁未，進至莫府山……庚戌，齊軍踰鐘山，高祖眾軍分頓樂游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據北郊壇。 眾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 其夜大雨震電，暴風拔木，平地水丈余，齊軍晝夜坐立泥中，懸鬲以爨，而台中及潮溝北水退路燥，官軍每得番易。
齊兵越過鐘山，陳霸先等人的軍隊分別部署在覆舟山北和山南的樂游苑（在玄武湖之南），斷其衝要。其後齊軍又從幕府山南、玄武湖西北，擬攻據位於覆舟山南、白石村東的北郊壇，從梁朝軍隊防堵齊軍攻北郊壇的部署是「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可知北郊應在玄武湖之北方或東北。在玄武湖以北另有蠡湖、塘分布，因此這一帶大都是「卑下泥濕」之地。當晚突降下大雷雨，平地積水一丈余，齊軍所據地勢低，晝夜坐泥中，師疲人倦，而梁軍在「台中及潮溝北，水退路燥」，即指北郊台和潮溝以北、覆舟山以南之地，勢高爽塏，得以和屯據郊壇北的將士輪休，以逸待勞，天明陳霸先遂率眾軍大敗齊軍。
從劉宋在雞籠山一帶建學館、王邸之後，都城北面除了上述太子貴室大臣在其園宅從事文義賞會之外，也有一些私人學館，講學不輟。如梁武帝天監初年，伏挺（ ４８４ — ５４８ ）「宅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 另，天監四年（ ５０５ ），立五館，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嚴植之的學館在潮溝，每開講時，五館生徒齊集，聽者千餘人。
東晉以迄南朝末年，都城北面和建康城東面是貴族大臣園宅聚集的地區。 劉宋名將沈慶之（ ３８６ — ４６５ ）四所住宅都在清明門外， 宋明帝劉彧未登基前的舊邸、徐勉（ ４６６ — ５３５ ）和江總（ ５１９ — ５９４ ）的住宅也都位於此門以東。梁初呂僧珍（ ４５３ — ５１１ ）、南康郡太守宋季雅的居宅則在建陽門東邊。 在建康城東、離城稍遠鐘山腳下的郊區，稱為「東田」，有不少貴族大臣在此建造園宅別墅；此地稍離都城的喧囂，可享田園山林之清景。 從東晉以來，王導賜田八十畝在鐘山下，為其家代代相傳的園墅。 沈約在此建宅，矚望郊阜，賞游其間，寫了著名的《郊居賦》。謝朓的莊園在鐘山東，有《游東田詩》。徐勉也在東田有小園，自述「中年聊於東田間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 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其中稱東田「郊際閑曠」，可知離城稍遠。 朱異（ ４８３ — ５４９ ）亦在此建宅，他在《還東田宅贈朋離詩》稱其環境離俗出塵，「雖有遨遊美……兼以隔囂紛」 。又，齊文惠太子蕭長懋、豫章文獻王蕭嶷（ ４４４ — ４９２ ）也在東田建造園邸，其中以文惠太子的園苑館宇最為豪麗。
由於此一時期帝室皇族、貴族大臣大皆虔敬事佛，因此建春門、清明門以東——包括東田，以迄鐘山的地區，從東晉以來建造不少佛寺，如竟陵王子良在清明門外為釋法鏡建造「齊隆寺」，梁天監七年（ ５０８ ）法鏡圓寂，釋法寵即居此寺，梁武帝為其長兄宣武王蕭懿（？ — ５００ ）修繕莊嚴此寺，改稱為「宣武寺」。徐勉的住宅就在其側，他在晚年時分割其住宅的西邊，捐施給宣武寺。東晉末年王導的玄孫王恢為釋智嚴在東郊建造枳園寺。豫章王蕭嶷在其東田宅第之東，為比丘尼慧緒建造「福田寺」。沈約《郊居賦》也提到他居於東田園宅，有機會親近佛寺：「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翱翔。棲余志於凈國，歸餘心於道場。」史稱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兄弟「俱好釋法」，在僧傳也經常見到「竟陵王子良和文惠太子崇仰尊事某位僧人」近乎制式化的敘述，可知他們在宋、齊佛教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依《高僧傳》《續高僧傳》《比丘尼傳》所述，竟陵王子良支持供養齊梁間的高僧有二十八人以上，比丘尼十一人。關於竟陵王子良和佛教的關係，以及鐘山的寺院和佛教信仰詳情，將以另文討論。
雞籠山下的西邸和建康城東的「東田」一帶的貴室大臣園宅相互輝映，兩者也有相當程度的互動，如游於西邸「竟陵八友」中的謝 緿 、沈約的園宅都在東田，因此，從都城北面雞籠山到東田應有一方便的交通線。又，兩個集團隱然也有相較長短的意味，如王僧孺先是游於竟陵王西邸，文惠太子聞其名，召他入東宮，更擬任命他為東宮官僚，此事因文惠太子辭世而未成。明帝建武元年（ ４９４ ），竟陵王子良辭世，文華光輝的西邸之游遂告雲散，不久朝代更迭，梁朝的建國者即「八友」之一的蕭衍，承繼了竟陵王的佛教和文化事業，因此西邸的文化網路並未受到破壞，並且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四、鐘山的文化活動內涵
鐘山位於建康城東北方，是建康文化的佛教中心，「都城北面」和「都城東面」向東、北延伸，完成「鐘山文化區」的最後一塊拼圖。
東晉在鐘山的造林政策，使得此山崖壁幽僻，林木蓊鬱，成為隱士避世棲居之所，也是僧人嚮往的修禪佳處。因此，劉宋以後鐘山寺院數目增加得很快，至梁朝鐘山已有七十所佛寺，道宣稱「鐘山帝里，寶剎相望」。其中，上定林寺居於最重要的地位。皇室貴族如蕭子良、梁武帝不僅是文化界的領袖，同時也是鐘山寺院的主要贊助者；由於僧尼在建康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竟陵王子良甚至在鐘山規畫了「名僧墓地」區。鐘山除了寺院的講經法會，時人在前往聽講習法之餘，也游賞鐘山的勝景。
（一） 隱士和名僧風範相互輝映
劉宋以後，靈秀的鐘山成為隱士、禪僧偏好偃息居住之地。如宋文帝時天竺僧人僧伽羅多抵達建康，就看中了鐘山作為修行的處所，並且建造寺院：「元嘉十年卜居鍾阜之陽，剪棘開榛，造立精舍，即宋熙寺是也。」同年，罽賓僧人曇摩蜜多（ ３５６ — ４４２ ）抵達建康，以為「鐘山鎮岳，埒美嵩華」，住在鐘山定林下寺，因下寺基址鄰近溪澗，因此尋覓高爽之地，於元嘉十二年（ ４３５ ）另建定林上寺。齊高帝建元年間（ ４７９ — ４８３ ），釋僧副從北方來到建康，居於定林下寺「美其林藪，得棲心之勝壤也」。
從宋世以降，鐘山也成為隱士棲居之地，或官員避靜之所。 前面提及周續之晚年隱於鐘山養病，又齊世任中書舍人的孔嗣之去官後即隱於此山。齊建元初年，周顒擔任始興王前軍咨議，直侍殿省，他在鐘山西立隱舍，不當職時即居於此。宋熙寺一帶是隱士或貴族官員棲隱避靜之地，如梁王規「於鐘山宋熙寺築室居焉」，由於宋熙寺地近開善寺，也便於前往參加法會聽講，阮孝緒（ ４７９ — ５３６ ）、劉吁、劉歊三人高行隱居，共同在宋熙寺東澗築室居住，不結交當世權貴，都城人稱之為「三隱」。劉吁善玄言，又精於釋典，常和劉歊至鐘山諸寺聽講經談義。鐘山諸寺也是居於都城的僧人避喧之所，如齊釋智欣善講說、精通文義，因文惠太子屢次前往東田園苑。智欣「不交當世」，恐受干擾，因此謝病鐘山，居宋熙寺，不與富貴游往，「行不苟合，交不委親。」天監五年他在寺中圓寂，就葬在此地。由於高僧薈集，原系僧人習靜修行的鐘山諸寺，卻吸引皇室名士大臣前往禮敬、請益佛法，使得此山佛寺成為政治、文化上層階級齊集之地。如博學通識、兼善佛理的處士何胤（ ４４６ — ５３１ ）、阮孝緒每入鐘山聽內典。又如名僧釋僧遠（ ４１４ — ４８４ ）居於上定林寺，文惠太子、竟陵王皆以為師，數度前往參禮致敬；名士張融、周顒，隱士何點、明僧紹（？ — ４８３ ）也向他請益佛法，即僧傳所稱「山居逸跡之賓，傲世陵雲之士，莫不崇踵山門，展敬禪室。」
（二） 上定林寺——鐘山的佛教中心
劉宋以降，上定林寺就漸成為建康佛教的中心之一，名僧在此譯經傳法。 孝武帝孝建二年（ ４５５ ），北涼王族安陽侯沮渠京聲（？ — ４６４ ）以居士身份在此寺譯出《佛母般泥洹經》。至齊時永明七年十二月，竟陵王蕭子良召集上定林寺釋僧柔（ ４３１ — ４９４ ）、小莊嚴寺釋慧次（ ４３４ — ４９０ ）等五百餘人，在普弘寺抄《成實論》。當時佛教界的領導人物如道場寺釋慧觀等人皆參與此集.其中僧柔法師的影響力尤大，他的弟子聞名者有七人，梁朝三大法師法雲、智藏（ ５４８ — ５２２ ）、僧旻都出自其門， 各有關於《成實論》的著作。 其中法雲撰《成實論義疏》，僧旻著《成實論義疏》十卷，智藏撰《成實論義疏》十四卷，合稱「成實論三疏」。
梁朝時，上定林寺、華林園寶雲經藏和建初寺是建康三大佛教經藏收藏所。僧祐《出三藏記集》中有《定林上寺建般若台大雲邑造經藏記》《定林上寺太尉臨川王造鎮經藏記》《建初寺立波若台經藏記》之目。大內文雄認為，定林寺經藏和僧祐、文學理論家劉勰（約 ４６５ — ５２０ ）有關。此一經藏系臨川王蕭宏（ ４７３ —５２６ ，武帝的異母弟）所造，他和南平王蕭偉（ ４７６ — ５３３ ）、永康公主蕭玉環、丁貴嬪等皇族都以僧祐律師為戒師。僧祐傳稱他「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及修繕諸寺，並建無遮大集、捨身齋等，及造立經藏搜校捲軸。」由上可知，秦淮河南岸建初寺經藏的建立也和僧祐有關。永明十年（ ４９２ ），竟陵王子良請僧祐至三吳講律，其後他回到建康，移住建初寺，天監七年（ ５１８ ）圓寂於此，葬在定林寺前的名僧墓區。至於劉勰和上定林寺經藏的關聯，則因他早年即追隨僧祐，並且長期居住在定林寺。他雖曾仕宦，但居官時大都從事和佛典經藏有關事務，而且大都和定林寺相涉。天監初年，劉勰初仕為奉朝請，其後轉任臨川王記事，定林寺的經藏系臨川王蕭宏所造。天監七年（ ５０８ ）十一月，梁武帝下令在上定林寺編集《眾經要抄》，選道俗三十人包括釋僧智、僧晃、臨川王記事劉勰等人，以莊嚴寺僧旻主導此事，天監八年（ ５０９ ）四月完成。至於華林園寶雲經藏在皇宮園苑區，它的整備和僧祐的弟子寶唱有關。
幽僻的定林寺有時也會應皇族貴人之請，舉行法會。如沈約發願造「千僧會」———供養一千名僧人齋會，但因財力不足，難以一次籌建如此大規模的法會，故分成十次做「百僧會」。此十次齋會舉行的地點就涵蓋了東半部的鐘山文化區，在慧約法師所住的鐘山草堂寺舉行八次，在上定林寺舉辦一次，以僧祐法師為法主。第十次則是在沈約東田的郊園。
鐘山寺院主要倚賴皇帝和皇室——包括皇子、后妃、公主，以及大臣貴族財物的支持和供養，其宗教活動主要以禪修和講經為主。如宋元嘉十一年臨川公主在鐘山之陽的蔣陵里建竹園寺（尼寺），此寺有三名比丘尼得到皇族貴戚的供養，宋宰江夏王義恭對於慧浚尼（ ３９２ — ４６４ ）「常給衣葯，四時無爽」，齊文帝欽禮凈淵尼（ ４３６ — ５０６ ）「四事供養，信驛重沓」，竟陵王子良則推敬凈行尼（ ４４４ — ５０９ ）「厚加資給」。這三名尼師的修持偏重習禪、講說義理，都契合貴族品味，如慧濬「深禪秘觀……禪味之樂，老而不衰」。宋孝武帝孝建二年（ ４５５ ），她曾聽聞流亡到建康的北涼王族安陽侯沮渠京聲諷誦禪經，請其寫出此經，即是《治禪病秘要法》。凈行尼長講說經義，「及請講說，聽眾數百人，官第尼寺，法事連續，當時先達，無能屈者。」 又，朝臣也有在鐘山建造寺院者，如天監六年（ ５０７ ），梁朝後合舍人王曇朗在鐘山造明慶寺，到溉（ ４７７ — ５４８ ）家族在蔣山建立延賢寺，他和其弟到洽皆虔心釋氏，在其弟去世後，將二人所居的齋室舍為寺院，他的俸祿都用以供養這兩所家寺。鐘山有數十所寺院，有些寺院並未得到這樣的奧援，也有因其地處偏郊，不易舉行大規模的齋會，僧人無法得到信眾的 闡 施。齊世道慧（ ４５１ — ４８１ ）原來住在鐘山靈曜寺，此寺以禪修為主，少有講會法集，嚫施有限；道慧為了奉養老母，而想移居莊嚴寺，其母體諒他的心志，自己也出家為道。
（三） 名僧墓地
建康僧尼人數甚為龐大，可能接近建康人口的十分之一。 梁朝郭祖深稱「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 又《金陵記》稱：「梁都之時，戶二十八萬。」以一戶五人計，約一百四十萬，僧尼大約佔了建康居民十分之一左右。雖然其時政治上南北分立，但無礙於僧人的南來北往，因此建寺的僧尼除了來自東晉南朝各地，也有一些是來自北方和外國僧人。其中，名僧的地位尊崇，和王室貴族官員游處習道，是形塑建康文化的重要成分。竟陵王蕭子良特別在鐘山規畫一個區域，作為高行德望僧人的墓葬區，稱為「名德葬地」，又稱「名僧墓地」。
「名僧墓地」的起源，系竟陵王子良為他所崇仰的釋僧遠規畫的，只有高僧、名尼方得以葬於此地。永明二年，在上定林寺隱跡修行「蔬食五十餘年，澗飲二十餘載」的僧遠遷化，弟子竟陵王子良景仰其志節清高，不希望將他和一般僧人同葬，故另規畫葬所，以資表彰其高行懿德：
竟陵文宣王又書曰：「遠法師一代名德……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跡，雜處眾僧墓中。得別卜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剎表奇，刻石銘德矣。」即為營墳于山南，立碑頌德，太尉琅琊王儉制文。
蕭子良將僧遠葬在上定林寺之南，此地後來遂成為名僧特定的墓葬區。《比丘尼傳》敘述華嚴寺妙智尼葬於定林寺，有以下的敘述：「齊竟陵文宣王疆界鐘山，集葬名德。年六十四，建武二年卒，葬於定林寺。」
竟陵王篤事釋教，他在鐘山規畫「名僧葬地」，可能受到罽賓國安葬僧人區分凡、聖的影響。《高僧傳》記載建康枳園寺釋智嚴西行求法，在罽賓國圓寂，得以葬在聖僧墓地之事。出身西涼州的智嚴一生中兩度西行訪法，第一次至罽賓，遇佛馱跋陀羅禪師，即請他至關中傳法。智嚴晚年因戒律方面有所疑慮，因此再度赴天竺請教大德高僧，回程抵達罽賓國時無疾而終。當地僧人火化處有凡僧和聖僧之分，原先將智嚴遺體移向凡僧墓地時，其棺木異常沉重，無法抬起；而轉向聖墓時，則輕而易舉。智嚴的兩名隨行弟子智羽、智遠，特地回到建康，報導上述瑞應之事，其後再返回罽賓。《高僧傳·智嚴傳》更據此稱智嚴是超凡入聖的得道者：「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間若深淺耳。」
鐘山的「名僧墓區」位於開善寺和上定林寺之間，僧祐即「窆於開善路西、定林之舊墓」 。梁世建初寺釋明徹「窆於定林寺之舊墓」 ，莊嚴寺釋僧旻去世「窆於鐘山之開善墓所」 。普通三年（ ５２２ ）梁武帝的家僧建初寺釋明徹「窆於定林寺之舊墓」 ，普通七年（ ５２６ ），天竺寺法超去世，武帝「令有司葬鐘山開善寺墓」。陳後主至德元年（ ５８３ ），耆闍寺的釋安廩圓寂，「窆於開善寺之西山」 。按：梁武帝在聖僧寶志葬地起塔，稱「志公塔」，又在其地建開善寺。開善寺位於隱士鍾愛的宋熙寺之東，它的東面依次是下定林寺和上定林寺，上述諸寺位置由西至東為宋熙寺—志公塔—下定林寺—上定林寺。 此一特定墓葬區從梁朝一直延續至南朝末年，至德二年（ ５８４ ），大彭城寺釋寶瓊遷化，「窆於鐘山之陽名僧舊墓」 。
從僧傳可知，受到帝室尊崇敬事，或戒行名德方得以入葬「名僧墓地」，為僧人身後的殊榮，且大都得以在墓所建碑。此一墓區的墓主以比丘居多，但也有少數比丘尼。如齊華嚴寺妙智尼「建武二年卒，葬於定林寺南，齊侍中琅琊王倫妻江氏為著石贊文序，立於墓左」。丹陽樂遵舍宅為比丘尼僧敬建造崇聖寺，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亦經常致送嚫施供養。永明四年，僧敬尼圓寂，葬於鐘山，弟子建碑於墓所，中書侍郎沈約撰文。天監八年（ ５０９ ）竹園寺凈行尼（ ４４４ — ５０９ ）辭世，葬於鐘山。值得注意的是，凈行尼有一位姐姐也出家，法名凈淵，亦住在竹園寺，天監五年（ ５０６ ）辭世，未註記其葬地。姐妹二人出俗同居於竹園寺，凈行尼為義解僧，受到竟陵王、梁武帝和當代名僧的敬重，經常受邀到寺院，乃至於官員邸宅講經說法，及其圓寂後入葬鐘山名僧墓地。又，建福寺的比丘尼智勝（ ４２７ — ７９２ ）受齊文惠太子豐厚供養，曾舍衣缽為宋、齊七帝在攝山造石像，永明十年辭世，喪事由官方供給，葬在鐘山。閑居寺比丘尼僧述曾受齊文惠太子、竟陵王禮遇供養，並為之修繕寺院。 她於天監十四年（ ５１５ ）圓寂，也葬於鐘山之陽。葬在「名僧墓地」的比丘尼人數極少，應和其社會關係不如僧人廣泛活絡，以及有些比丘尼修習小乘教法有關。
東晉南朝因有禁碑令，若要立碑需得皇帝准許。然而，名僧不僅得以葬在特定的「名德墓地」，還經常得以立碑紀德，由高門士族或著名文士撰寫碑文。僧人的墓碑有的樹立在其駐錫的寺院或墓側，也有在寺院、墓側皆建碑者，甚至有一個碑是陰、陽面各刻著由兩位文人所撰寫的碑文。如釋僧旻辭世後建有三碑，二碑立於墓側，另在其所住的莊嚴寺立碑樹德：「隱士陳留、阮孝緒為著墓誌，弟子智學、慧慶等建立三碑。其二碑，皇太子、湘東王並為制文，樹於墓側。徵士何胤著文，立於本寺。」至於釋智藏圓寂後，在其所住的開善寺和墓地各立一碑：「墳所寺內各一，新安太守蕭機制文，湘東王繹制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為立墓誌。」光宅寺法雲葬在定林寺側，墓地樹立二碑，「太子中庶琅琊王筠為作銘志，弟子周長胤等有猶子之慕，創造二碑立於墓所，湘東王蕭繹各為制文。」 又，釋寶志的墓室內有墓銘，另在其駐錫的開善寺門前立碑：「陸倕制銘辭於冢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
（四） 宗教場所兼游賞之地
鐘山翠色幽景遠離建康城的喧囂，又有數十所寺院隱匿在山林之間，從劉宋初年就成為建康居民游賞之地，他們前往鐘山不僅可賞游青蔥蘢翠的景物，同時也享受宗教人文的理致情懷。
前往鐘山游賞的帝王、大臣文士欣游之餘，時或賦詩作記。元嘉二十四年（ ４４７ ）左衛將軍蕭思話（ ４００ —４５５ ）侍從宋文帝登鐘山，途中有盤石清泉，文帝欣然悅意：「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山石泉水、美酒琴聲，展現幽情雅意的貴族品味。沈約也曾陪西陽王劉子尚（ ４５１ — ４６６ ）同游，有《鐘山詩應西陽王教》的詩作。 梁武帝在鐘山建大愛敬寺，常帶領群臣前往觀游，賦《游鐘山大愛敬寺》詩，昭明太子蕭統（ ５０１ — ５３３ ）亦作詩唱和；陳朝徐伯陽亦有《游鐘山開善寺》詩。梁天監六年後合舍人王曇朗在鐘山造明慶寺，頗有一些官員前往游觀參訪。姚察（ ５３３ — ６０６ ）幼年時曾從此寺尚禪師受菩薩戒，蕭子顯、王褒、江總皆有游此寺的詩作。住在建康城的僧人偶亦專程前往鐘山訪幽探靜，陳文帝天嘉初年時，釋洪偃在宣武寺講經「每因講隙，游鐘山之開善、定林，息心宴坐。」
六朝游鐘山詩中，大都提及寺院的講經法集。在佛教僧人安居期間（每年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僧眾皆不離寺外出，在寺中修習講經。齊、梁皇室有時也請僧眾至其園宅安居講經，齊文惠太子曾請僧眾至東宮「玄圃園」安居，沈約撰《南齊皇太子解講疏》中稱：「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僧於玄圃園安居。寶池禁苑，皆充供具；珍台綺榭，施佛及僧……暨七月既望，乃敬舍寶軀，爰及輿冕，自纓以降凡九十九物……願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華之固，蒼黔享仁壽之福……」 皇室有時或帶領大臣到鐘山的寺院聽講，如昭明太子蕭統有《鐘山解講》詩，陸倕、蕭子顯、劉孝綽、劉孝儀等人皆有奉和之作。
鐘山除了前述佛寺及其相關的文化活動，另有近於巫祝或道教的蔣子文信仰。漢朝末年，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戰死於此山，孫權為他立廟。孫吳時鐘山改稱「蔣山」，宋代以前多以為此系因蔣子文之祖名「鍾」的緣故，其實孫權的祖父諱「鍾」才是此山改名的原因。胡三省為了改正此說之誤，注《資治通鑒》時，乃不厭其煩，四度標記改名乃因「孫權祖亦諱鍾，當因是改也。」 關於蔣子文信仰及其祠廟，學者已有一些重要研究，宮川尚志認為它原來是建康下層民眾和巫者的信仰，孫吳建康數有災異，孫權封他為侯，並且為立廟以攘災。東晉南朝戰亂頻仍，蔣子文一直受到帝王和將領的信奉，東晉蘇峻之亂後，加封蔣侯為相國，東晉孝武帝晉封為「蔣王」；蕭齊崔慧景亂平後，更晉陞「蔣帝」，成為戰神和建康的守護神。南唐以金陵為都城，追謚「庄武帝」，更修新廟，命徐鉉（ ９１６ — ９９１ ）撰寫冊文和廟碑。一直到明清時期，蔣子文信仰對於統治階層或平民百姓，都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五、余言
東晉時期，建康秦淮河南岸———江左甲族王、謝居處的烏衣巷及其附近的瓦官寺，是高僧和名士貴胄談玄並論佛法大義之地，「烏衣之游」一詞不僅描述其時政治文化的特色，也反映都城的文化中心在南岸。劉宋以後，建康的文化中心逐漸從秦淮河南岸轉移到北岸的「鐘山文化區」。東晉咸和中重建的建康城在東面規建清明、建春二門，宋文帝在都城北方開設廣莫門，便利了從城內到都城北方和都城以東迄鐘山之地的交通，也促進了這兩個區域的發展。劉宋文帝在都城北面的雞籠山建文、史、玄學館，以及建造王邸；另外在鐘山建儒學館，此「四學」所在地初步標示出「鐘山文化區」的範圍。東晉在鐘山造林的政策，將此山美化成建康近郊的優山美地，吸引逐幽而居的隱士和僧人，漸次增建佛寺，名僧聚集，帝室貴人瞻禮，成為建康的佛教中心。其後，齊竟陵王蕭子良在雞籠山建「西邸」，推動多項文化的發展；文惠太子蕭長懋在都城東郊「東田」一帶建園邸，從都城東面以迄鐘山山腳下這塊地區成為王府皇邸、貴族大臣園宅分布之地。西邸和東田的宗教、文化活動深化了此區的文化色彩。鐘山文化區形成始於劉宋元嘉治世，經蕭齊永明（ ４８３ — ４９４ ）之世，延續至梁武帝時達到高峰。
晚唐杜牧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反映了唐人對於六朝建康文化的記憶和懷想。然而，此詩的迷濛空靈卻難以描繪建康文化的具體樣貌。上文嘗試以史書、文集、僧傳中零星的資料，勾勒鐘山文化區的輪廓。 佛教是此一文化區重要的元素，由陸路傳來的大乘佛教和經海路傳來的小乘佛教在此彙集，在鐘山也發展新的迦毗羅神信仰，並且向外擴散，凡此皆顯示建康佛教的特色，凡此俟以他文再作進一步的討論。
文章刊登於《南京曉庄學院學報》2018年 第1期 第31—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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