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道德、集體道德與群體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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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道德、集體道德與群體性政治
在世界文化中，宗教信仰一直是歷朝歷代都無法避開的問題。然而無論是佛教還是基督教，抑或是伊斯蘭教，都極力推崇個人道德的重要性，並意圖指導人們通過個人道德來解決人類群體生活中的各種問題，濃厚的道德主義視個人修養為政治的基礎，極力推崇德治。
那麼個人道德究竟能否作為政治制度的建構基礎，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如果能夠建構，那麼個人道德在何種程度上是良性運行？如果不能，那麼個人道德又將何去何從呢？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極力主張用「公意」替代個人真實的道德意志，並用道德原則來構建社會基礎。但是這種道德原則忽視了個人的需求，將道德凌駕於政治之上，因此，隨著國家民族興起，個人被裹挾於國家機器的運轉之中，以往由宗教糅雜成的世界觀被強大的國家認同所粉碎，其次，理性主義抬頭，世俗主義興起，工業時代來臨，現代社會複雜的功能分化讓傳統社會的架構模式失去了用武之地，道德信仰被驅逐到私人領域之中，被用來維繫生命與歸屬感的缺失，難以與社會再有什麼聯繫，更罔顧政治生活的參與。
那麼，尼布爾洞察到了道德的更深層的意義，即個人道德與群體道德之間有的嚴格的區別，用個人道德去規範群體性行為或用群體道德來要求個人，都將導致道德的淪喪。從近代政治發展歷程來看，法國大革命無疑是道德畸變的肇始。作為革命領導人的羅伯斯比爾之所以把大革命引向恐怖政治，是因為羅伯斯比爾被底層社會的窮苦所深深打動，並對受苦者產生了強烈的悲憫情懷。比爾本人並沒有把悲憫的感情轉化為尋求正義的動力，而是將這種情懷直接帶進了政治實踐。這種集體道德要求革命者必須具有大公無私的高尚道德，於是政治革命轉變為了道德革命，任何不符合集體道德的事情都被終結。結果導致革命者與普通民眾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公開展示出個人內在純潔理想。因此，人的虛偽道德與道德雙重人格就誕生了，一場意圖拯救法國的革命徹底淪變為血淋淋的恐怖政治。因此，尼布爾站在歷史的基礎上，客觀敏銳的指出：個人道德與群體道德存在區別——道德無法完全解決政治問題——道德的不足使得正義成為必須——民主制度可以成為正義的載體——現實主義政治態度可以促成正義的實現。傳統觀點認為，如果大多數人擁有良好的道德，群體就是道德的；如果集體中大多數人是不道德的，那麼群體道德必然是底下的。後一句話無疑是正確的，任何一個健康社會的運轉都必須擁有一定的個人道德作為支撐，但是前半句話，就令人質疑了。這種正相關性在上面說到的法國大革命中就體現了出來，即個人道德與集體道德之間存在不一致性，換句話說，道德的人也會構成不道德的社會，至於亞里士多德與盧梭而言的集體道德，只針對於少部分人構成的單一結構的社會，在現代社會根本就是行不通的。
既然個人道德與集體道德存在著不一致性，那麼道德與政治中是否也存在著這樣的關係呢？一般說來，道德與政治之間存在以下兩種關係；其一，是政治驅使道德，道德成為政治的附屬品，道德主體被政治力量所扭曲，成為統治者的工具。其二，是道德的美感滲透進政治權力的運行，將複雜的政治問題轉化為簡單的道德動機和道德行為，政治正義被替換為道德情感，政治失去了原則性和規範性。從現代社會的需求來看，這兩種傳統觀點都無法站住腳跟。奧古斯丁的在《上帝之城》中闡發了一種這樣的觀點：提出古典國家論中的正義成分，將國家視為維持外在秩序的工具，國家因此失去了神性。這種觀點在現在看來是正確的，道德不應凌駕於國家之上，一旦國家被道德捆綁，那麼我們就回到了文藝復興之前的教廷統治。那麼國家就可以操縱道德嗎，歷史依然給出了答案。二戰結束後的蘇聯，在馬克思主義風潮的影響下，國家工業化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人民道德達到了空前的水平，但是斯大林卻在這時採取了大清洗，用政治權力隨意踐踏道德準則，結果導致了蘇聯解體。因此，道德與政治存在著一種平衡，正是這種平衡維繫著現代社會機制的正常運行。
道德與政治之間存在著無窮無盡的張力。道德若沒有權力作為支持，則軟弱無力；權力若失去了道德根基，則變為赤裸裸的權術。馬丁·路德金說：「當今世界，是沒有權利的道德與沒有道德的權力之間的衝突」在經歷了泛道德主義與失去了道德的權利之後，我們倡導要有道德的權利，也提倡有權利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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