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箏》全劇落幕，再來說說柳雲龍的諜戰舊作《暗算》

老周

摘要：最近引起全民追劇的諜戰劇《風箏》終於全劇落幕，在眾多對《風箏》劇評之後，不妨再來說說柳雲龍2006年的諜戰劇《暗算》三部曲，看看柳雲龍到底在諜戰劇的道路上進步了多少？

圖1：諜戰劇《暗算》的海報

暗算的成功

最近引起全民追劇的諜戰劇《風箏》終於全劇落幕，這部諜戰劇的導演柳雲龍被譽為中國「諜戰劇教父」，他的作品幾乎清一色都是諜戰題材，2006年放映的《暗算》三部曲就是柳雲龍早期的標誌性作品。

圖2：被譽為中國「諜戰劇教父」的柳雲龍

《暗算》全劇共34集，由三部獨立成章又相互關聯的子系列《聽風》、《看風》和《捕風》組成，通過安在天這個人物貫穿全劇，形散而神不散。結構獨特，加之情節曲折，人物命運跌宕起伏。整部電視劇既有特情片所獨特的懸疑驚悚效果，又有傳奇的人物經歷，再加上穿插其間的感情糾葛，可以說幾乎所有娛樂片的賣座因素都具備了，自然從滿目的清宮戲肥皂劇中脫穎而出，使觀眾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收視率居高不下便順理成章了。最後在2006年12月15日由騰訊網主辦的「娛樂中國·2006星光大典」上，《暗算》獲得「2006星光大典」最受歡迎電視劇獎也在情理之中了。

隨著《暗算》的熱播，就有不少朋友問老周，在特殊戰線上是否真有像阿炳、黃依依這樣的人？我只能很無奈地回答，因為無線電偵聽和密碼破譯是國家安全部門中最機密的領域，出於保密的考慮，即便在現實中有原型人物也是不會公開宣傳的，所以這個問題老周也回答不上來了。而電視劇《暗算》是根據麥家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此前麥家曾發表過類似題材的長篇小說《解密》，因此得以結識了很多在這個秘密戰線上的高級將領和資深人士，和這些人的交往正是《暗算》寫作的前因，據說小說《暗算》正是在兩位長期在秘密戰線上工作的老將軍幫助下才得已完成。所以筆者以為，電視劇里的有關人物肯定會有原型，只是因為秘密戰線工作的特性而不得不湮沒在大眾的視線之下，或許這樣，這些真正的無名英雄才更值得我們敬仰。

圖3：小說《暗算》的封面

但是對於第三部《捕風》，對歷史有所了解的人自然會聯想到30年代那段風雷激蕩的歲月中某些故事和人物的影子。很多朋友在全篇的三部曲中，都感覺《捕風》更好看，誠然，《捕風》中充滿哲理與睿智的台詞，往往會很輕柔地觸動心底最脆弱的心弦。而給更多的朋友留下深刻印象的，自然非那曲探戈莫屬——據說當初在編劇時曾為選擇什麼舞而討論了很久，最後之所以決定用探戈。因為只有探戈的縱情是沉靜內斂而不是熱烈宣洩的，因為只有在探戈之中飄逸著一種淡淡的憂傷，使探戈具有一種不可言傳的動人意味。而當錢之江與唐一娜在最後晚餐的餐桌上跳起探戈時，表現的不僅是錢之江的高貴氣質，更多的是表現他笑面生死的氣概，用浪漫的舞蹈來展現地下共產黨員在刀尖上行走的膽略，無疑是一種創舉。

圖4：《暗算》中錢之江與唐一娜跳探戈

暇不掩玉的BUG

從藝術性上說，辭藻華美的對白和震撼心魄的探戈，確實令人擊節讚歎，但是作為對那段歷史有所了解的筆者，卻從中看出了不少的BUG。其一，淞滬警備司令之死。在電視劇最後，特意從南京趕來的特務頭子「戴主任」通過激發預先設置在電話聽筒里的炸藥炸死了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劉司令。要知道首先從技術層面講，30年代還不具備將炸藥縮小到能放置在電話聽筒里的技術水平。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淞滬警備司令可是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如果沒有什麼確鑿的證據，也不經過相關程序，誰敢用這樣的暗殺手段？即使劉司令犯下了十惡不赦之罪，也應該是明正典刑，絕對不可能用這樣的暗殺手段。即使是到了抗戰後期，軍統最鼎盛時期，像處置這樣級別的高級將領，軍統也必須上報蔣介石，絕不可能自行處置，而且還是這樣的暗殺手段。

圖5：《暗算》劇中淞滬警備司令部劉司令

其二，從南京專程趕來負責這個案件的戴主任，不時提到是奉「戴老闆」之名，可以說，在民國特工史上，提到「戴老闆」，自然就是聲名赫赫的軍統頭目戴笠，而戴主任又偏偏姓戴，想讓人不往戴笠身上靠都難。這樣的安排，也許是一提到特務，就會想到軍統想到戴笠的思維定勢所然，但是恰恰在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1930年代時，戴笠還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他1928年才剛剛擔任軍事委員會上尉聯絡參謀，負責領導一個規模很小的情報搜集小組。直到1932年4月才出任剛剛成立的復興社特務處（即日後軍統的前身）處長，而且即便是復興社特務處，其主要工作對象也只是軍閥和政客。在30年代，主要負責針對中共地下黨的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也就是後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即中統）的前身。

其三，在《暗算》中，多次提到「國防部」，而30年代國民黨政府機構中根本就沒有「國防部」，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軍事領導機構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轄軍政部、軍令部、政治部。直到抗戰戰勝利後的1946年6月1日才效仿美國第一次設立國防部，首任國防部長為白崇禧。

其四，在電視劇中還有過這麼一幕，當錢之江正和地下黨同志舉行秘密會議時，突然響起了密集的槍聲——大批軍警趕來抓捕，槍戰中同伴們將錢之江推入了暗道。固然這樣的情節設計是為了突出表現地下黨員用生命譜寫的戰友深情，但這樣卻明顯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在抓捕地下黨員時，國民黨軍警首先是想方設法要抓活的，以便獲取口供，得到更多的情報。一上來二話不說就開槍，那絕對是不允許的。

最後，錢之江用自己的生命送出情報，可以說是全劇的高潮，也是最能體現共產黨員不惜犧牲一切包括自己生命也要完成任務的高尚品質。這樣的設計初衷自然無可厚非，歷史上也確實有過類似的真實情況，但仔細推敲，卻不合邏輯——戴主任知道地下黨召開會議秘密會議的時間，也知道在被軟禁的幾個人中必然有個地下黨員，他起先所做的一切就是切斷這個還沒有暴露身份的地下黨員與地下黨組織的聯繫。那麼錢之江自殺後，他難道不可以派人解剖屍體？至少也完全可以把屍體暫扣，反正家屬根本不知道，等過了會議的時間再交給家屬。或者更可以派人嚴密監視錢之江的家屬。而就這樣輕易地將錢之江的屍體交給家屬，實在與此前戴主任老奸巨滑的周密思慮相差太遠，簡直像換了個人。另外，錢之江是把情報寫在念珠上再吞下肚，但這句情報中包含了新頻率「12345」——每顆念珠可是幾乎完全一樣的啊，如果是文字，還能根據上下文意思進行排列組合，而這一串數字，你怎麼就知道是12345，而不是54321？或者34125？要知道這樣五個數字的排列組合可足足有120種之多啊！

儘管存在這樣那樣的瑕疵，但作為一部娛樂性質的電視連續劇，能有這樣的成績，已經很不錯了。

錢之江的原型

說到《捕風》的一號男主角錢之江，老周馬上就想到了被譽為「龍潭前三傑」之一的錢壯飛，都姓錢，也都是打入國民黨內部的卧底，還都是搞無線電密碼，相似之處實在太多了。所謂「龍潭」就是形容卧底工作的異常艱險的環境就如同龍潭虎穴，三傑就是指卧底工作最傑出的三人。這一說法源自周恩來1949年7月和同樣打入國民黨執行卧底任務的熊向暉談話時說：「在我們黨的情報工作中，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底可以說是『前三傑』，你和陳忠經、申健是『後三傑』。」

錢壯飛，原名錢壯秋，別名錢潮，1896年9月25日出生在浙江省吳興縣（今浙江省湖州市），中學未畢業便因父親去世家庭破產而輟學，隻身流落到北京，1914年春考入北京醫科專門學校，畢業後掛牌行醫的同時還兼報館編輯。1925年由其內弟張暹仲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從事黨的地下工作。錢壯飛博學多才，興趣廣泛，頗有藝術細胞。1926年參與創辦光華影片公司，這期間與演員胡底（中共地下黨員）交往密切，後來成為並肩戰鬥的親密戰友。當年大受好評的武俠影片《燕山俠影》就是由錢壯飛編劇、導演並主演的。後來錢壯飛卧底身份暴露，來到中央蘇區，不僅對紅軍的情報、保衛工作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還積极參与了紅軍的政治宣傳和文化娛樂工作，他曾兼任中央蘇區工農紅軍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報》的特約漫畫家、高爾基戲劇學校的義務教員。在紅軍中還經常編劇、導演和演出話劇、活報劇等，創建「八一劇團」，成為聞名遐邇的「紅色戲劇家」。錢壯飛還設計了「紅都」瑞金的五大建築（他設計的紅軍烈士紀念塔、蘇維埃大會會場解放後都照原樣重建）、蘇維埃政府各部門的印信和著名的紅星勳章。錢壯飛的兒女也受到家傳的藝術熏陶，後來都走上了從影的道路，他女兒就是30年代著名影星黎莉莉，兒子錢江先是電影攝影師，後來做了導演，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中央新聞電影紀錄片廠廠長，80年代曾編劇並執導描述錢壯飛卧底生涯的影片《金陵之夜》。

圖6：錢壯飛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共北方區委領導下的各級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錢壯飛在北京難以繼續開展活動，經黨組織派遣，化名「南飛」於1928年春到上海。後因生活無著便於當年夏天前往開封，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當軍醫，到西北軍後因欠餉嚴重、家計無著又回到上海，這才與黨組織重新接上了聯繫，被編入法南區委所屬的法租界支部。不久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無線電管理局主辦的無線電訓練班，畢業後便在上海國際無線電管理處謀到差事，這個機構是國民黨政府建設委員會下屬的對外營業機構，主管在上海外籍人士的國際電報往來。這是一個掌握無線電技術，進而能夠獲取情報的地方，因此黨組織立即要求錢壯飛作長期潛伏，暫時不參加其他地下活動。年底，CC派重要成員徐恩曾出任無線電管理處處長，他見錢壯飛才華出眾，又是湖州同鄉，很是信任，很快就聘請錢壯飛做他的秘書。1929年春，徐恩曾調任浙江省建設廳廳長，當時浙江建設廳正在舉辦西湖博覽會，錢壯飛在博覽會的籌備、舉辦中出力甚多，博覽會舉辦得相當成功，因此錢壯飛也得到了徐恩曾的進一步信任和器重。1929年12月，徐恩曾改任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也就是中統的前身）科長，錢壯飛自然也跟著他進入了這個特工機構。錢壯飛立即將這一情況向組織進行了彙報，當時黨組織對是藉此良機打入還是撤出，曾有過激烈的討論，最後還是由負責中央特委的周恩來拍板決定乘機打入。

此前，在錢壯飛的幫助下，李克農也考入了無線電管理局，並逐漸為徐恩曾賞識，被任命為電務股股長，主管無線電報務員的登記和考試，利用這個職位，李克農安排了很多地下黨員接受無線電報務員的培訓，利用國民黨的資源為黨培養紅色報務員。

進入調查科後，錢壯飛又利用徐恩曾全力擴充調查科，在各地設立基層組織的機會，推薦老朋友胡底去天津調查科的掩護機關長城通訊社任社長。就這樣地下黨以打入國民黨特工機構的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底組成特別黨小組，由李克農任組長，直接歸中央特科陳賡單線領導。陳賡開辦三明照相館作為聯絡點，隨時保持聯繫。同時為了及時傳遞重要情報，還派宋治家以李克農家傭人的身份擔任地下交通員。由此形成了以錢、李、胡三人為核心的情報網。

圖7：龍潭前三傑，左起胡底、李克農、錢壯飛

身為徐恩曾的私人機要秘書，不但普通密級的情報自然都不在話下，而且錢壯飛利用機會複製了徐恩曾親自翻譯的最高密級的密碼本，從此調查科從各地各渠道送呈徐恩曾的文件、電報，無論什麼密級都被錢壯飛所掌握，由此得到了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最高核心機密，為黨提供了大量的軍事、政治方面的重要情報，如蔣介石準備發動第一、二次「圍剿」蘇區的作戰部署等絕密戰略情報和國民黨高級軍官使用的密碼本等核心機密。

1931年4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委成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供出了武漢地下黨組織、紅二方面軍駐武漢辦事處、江蘇省委機關、黨中央在上海的所在地以及周恩來、瞿秋白、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的住所地址等核心機密，使黨在上海的中央機關和中共負責同志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在此危急關頭，錢壯飛及時將這一重要情報送交給黨中央，使周恩來迅速採取一系列果斷措施，在第一時間裡進行了大轉移，使黨避免了一場後果十分嚴重的大破壞，保衛了黨中央。

但錢壯飛等人的卧底身份也因此暴露，無法繼續在上海開展工作，便輾轉廣東汕頭、潮州、大埔等地，於1931年8月進入江西中央蘇區，先後任蘇維埃國家政治保衛局部長、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保衛局局長、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和中革軍委情報局（二局）副局長等職，對紅軍的情報、保衛和建立無線電偵察手段等作出了重大貢獻。

特別要提的是1933年5月，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部第二局（簡稱中革軍委第二局，即後方二局），錢壯飛任局長。1933年12月，紅一方面軍司令部第二局即前方二局與後方二局合併成立新的軍委二局，局長曾希聖，錢壯飛任副局長。錢壯飛為該局的組建和發展付出了很大的心血，當時後方二局只有7人，但工作任務十分繁重。錢壯飛按照中革軍委的指示要求，積極抓好後方二局的全面建設，親自參與具體的業務工作。他不僅能研究破譯敵人的密碼，還編製了紅軍的密碼。錢壯飛根據獲得的情報繪製敵人的軍事行動圖表，使中革軍委能迅速準確地掌握敵情，從而能掌握主動，制定克敵制勝的戰略戰術。在錢壯飛等同志的領導下，二局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和發展，工作人員逐漸增加，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在後來的幾次反「圍剿」戰鬥及長征中，向黨中央、中革軍委提供了許許多多重要的情報，為長征的勝利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毛澤東同志曾讚譽二局是紅軍長征路上的「燈籠」。

1934年10月，錢壯飛和軍委二局編入中央軍委縱隊參加長征。在長征途中，他帶領二局堅持一邊行軍一邊工作，保證無線電偵聽情報24小時不間斷。1935年遵義會議後任紅軍總政治部副秘書長（未到職）。1935年4月1日在南渡烏江時，因躲避敵機轟炸與部隊走散，落單後被當地地主民團殺害於烏江北岸的金沙縣後山鄉境內。

多年以後，周恩來提到錢壯飛依舊滿懷深情地說，「要不是錢壯飛同志，我們這些人都會死在國民黨反動派手裡。錢壯飛同志在對敵鬥爭中立下的豐功偉績，的確使我們的黨少走了彎路，全黨將永遠紀念他！」

秘密會議

《暗算》中最後錢之江以生命為代價保護的是中央特使在上海召開的重建地下黨組織的會議，而歷史上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的高級別會議還真有不少，其中以醫院作為會議場地的就是1930年5月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

1930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共產國際意見，決定先在上海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然後再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並決定羅章龍任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主任，林育南任秘書長，由林育南全面負責會議的籌備工作。

2月，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通知，開始布置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2月15日，中共中央和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執行委員會聯名向全國各革命團體和革命群眾發出了《召集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宣言》，號召各地的蘇維埃政權、各紅軍游擊隊及其他一切農民團體與武裝組織，都要派其主要負責代表來參加這次大會。2月17日，中共中央致信全國總工會，討論如何籌備這次會議的問題，並提出了在5月30日召開會議的建議。3月初，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表示完全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議，共同來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

經過近三個月左右的準備，中共中央和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執委共同發起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5月開幕。這次會議包括預備會議和正式會議。

預備會議原定於五一勞動節開幕。由於各地代表參加五一示威的準備工作，不能如期到會，遂改在5月5日馬克思誕辰紀念日開幕，5月10日閉幕。出席代表人數總共57人。預備會議的會址選在卡爾登劇場（今長江劇場，黃河路21號）後面的白克路（今鳳陽路）上一幢寬敞的樓房，由李一氓夫婦和兩個孩子，再加上趙毅敏和李一超分別扮作李一氓的弟弟和妹妹，組成一個臨時家庭，開會時就在樓下打麻將作為掩護。關於李一超，可能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是何許人也，如果說出她的另一個名字——趙一曼，那就大大有名了。

圖8：黃河路21號長江劇場早已被拆除了，原址如今已建成商業大樓（被廣告牌遮擋），開張在即

共產黨在上海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消息很快便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偵悉，警備司令部司令熊式輝懸賞五十萬元查明有關會議情報，並安排手下的偵緝人員進行全面偵察。但是他不知道負責與租界巡捕房聯繫的政治密查員宋再生便是共產黨員，而且是中央特科陳賡情報科的成員，宋再生立即將這個情況報告了陳賡。陳賡隨即將此事向周恩來作了報告，並同周恩來商量了三點應對措施：一、在租界巡捕房對面的東方旅社開幾間房，派人就近監視租界巡捕房的行動。二、調動特科總務科和行動科的同志，互相配合，將會場改造成一座「醫院」——因為只有醫院，幾十個穿著不同口音各異的人進進出出才不會被人引起懷疑——並在會場周圍作好周密布置，全力保障會議順利召開。三、在會場隔壁租一套房子，並將兩間房子的露台打通，只要架上梯子，就能成為會場疏散的緊急通道。

5月中旬特科在英租界愛文義路卡德路口（今北京路石門路口）租下了一幢四層洋房，並立即改造成醫院。一樓是「挂號門診間」，由總務科派人充當門房、賬房，負責接待、應付臨時或偶然闖進來求診的一般病人，嚴防外人進入正樓。二、三樓是病房，當然裡面的「病人」全都是與會代表，四樓是舉行大會的會議廳。與此同時，特科將隔壁的房子也租了下來，並在兩幢樓的露台上打通了與「醫院」的秘密通道。萬一有緊急情況，與會代表可以迅速通過露台轉移到這幢房子。另外行動科人員在醫院周圍化裝成攤販、路人進行巡邏、警戒，一旦或遇到巡捕前來搜查，立即開槍抵抗，爭取時間掩護代表轉移。

圖9：北京路石門路已經經過多次拓寬改建，當年的風貌早已難尋蹤跡

同時對與會人員的安全作了極為嚴格的規定：所有代表，都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查和組織證明，才能參加會議。代表到達上海後，由特科人員用暗號取得聯繫，然後送到旅館暫時住下，待身份確認後，再由特科人員將代表從旅館接到會場。途中代表們不能左顧右盼，不得打聽沿途街道的名稱，不許打聽開會的地址、門牌號碼。代表到了會場，必須嚴格執行紀律，不準外出。吃飯、睡覺、活動都在醫院內。說話、走路要輕，在臨街的幾間房子里，只許個別人活動，不許有多人在裡面喧嚷，小組與小組之間不許隨便往來。代表有事，由小組長去聯繫。聽到報警的電鈴響聲，就立即把文件拿到樓下，作好放進鍋爐里燒掉的準備。如果發生意外情況，各人能出去的就馬上出去，不能出去的要相機應變，自找脫險的辦法。大會結束後，所有代表不得帶走隻字片紙，由特科人員用汽車先送到旅館裡住下，再代買好船票、車票，由特科人員護送離開上海。

5月20日上午9時，首先由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宣布會議開幕，先是唱國際歌，再是追悼死難烈士默哀三分鐘，然後是宣讀各團體向大會發來的賀電祝詞。接著推選主席團，推舉了未參加會議的世界革命領袖和中國革命領袖組成大會主席團。再是致開幕詞，最後由大會籌備處報告大會的籌備工作。

不僅會議程序非常正式，連大會的會場布置也是非常正規，會場上懸掛著鐮刀斧頭紅旗，會議桌上鋪著紅色桌布，還擺放著紅花。用參加這次會議的著名左翼作家柔石在記敘會議的散文《一個偉大的印象》中的話說「我們的會議就在這樣一間濃厚的重疊的如火如血的空氣中開始了」。——柔石正是根據參加這次會議的經歷寫出了散文《一個偉大的印象》。

出席正式會議的預定代表為50人，實到49人，包括各地蘇維埃代表、紅軍各軍代表、各游擊區代表和少共、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聯盟、上海反帝大同盟、濟難總會等革命團體代表。

會議一共開了6天，通過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宣言》、《蘇維埃政府政綱》、《擴大紅軍決議案》等文件，並決定11月7日召開第一次全國工農兵貧民蘇維埃代表大會，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

由於特科的周密布置，會議開得極為順利，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其中只有一次租界巡捕房曾經來醫院做例行檢查，結果醫院便以有傳染病人為借口嚇退了巡捕。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暗探則在宋再生的領導下，在租界各處進行打探，惟獨就是漏過了醫院所在的地區。當與會代表安全撤離後，整幢大樓的全部人員也隨即撤離。直到這時，宋再生才領著軍警來到這家早已經人去樓空的「醫院」。

代號風波

《暗算》中地下黨員的代號讓人耳目一新，不再像以往影視劇那樣，用那些非常正面、富有氣勢，諸如「長江」、「黃河」之類作為代號，而敵方的代號則往往比較委瑣，如「老狐狸」、「貓頭鷹」之類。這次地下組織的代號居然是用「毒蛇」、「耗子」、「母雞」等，很有顛覆性。而且這些代號都是用十二生肖來排序，不過筆者從這個特別的排序中首先想到的是——伍豪。所謂伍豪，是周恩來在南開大學組織覺悟社時，成員用抽籤決定號碼，再用號碼的諧音取筆名，周恩來抽到的是5號，所以就用伍豪作為筆名。而鄧穎超抽到的是1號，就用了逸豪。

周恩來伍豪的筆名或者叫代號很多人都知道，所以1932年2月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即中統的前身）情報股總幹事張沖和調查科駐滬特派員黃凱炮製了「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產黨啟事」，並在上海《時報》、《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等著名報刊上刊登，以此在中共內部製造混亂和矛盾，而此時，周恩來已經到達中央蘇區就任中共中央局書記。

圖10：伍豪啟事

由於當時顧順章叛變不久，白色恐怖異常嚴峻的時刻，國民黨認為對於這份啟事，中共地下黨根本無從還手，要是公開登報闢謠，那無異於自投羅網。但中共地下黨還是決定必須要採取措施進行反擊。

2月20日，中共地下黨派人到申報送去由中共中央代寫的「伍豪啟事」，但是申報以鋪保手續不符合為由，拒絕刊登這個「伍豪啟事」。後來通過申報總經理史量才、顧問陶行知的關係，才在申報上刊登了這樣一則廣告：「伍豪先生鑒：承於本月18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明眼人都看得懂，伍豪先生要刊登而因為手續不合未能刊出的廣告，自然就是為了否認「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產黨啟事」。這確實是非常巧妙而睿智的反擊，周恩來後來也認為「這是當時所能做到的公開否認偽造啟事的辦法」。

隨即中共地下黨又在上海街頭散發了由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宣傳部署名的「反對國民黨的無恥造謠」的傳單，並在上海臨時中央的機關報《鬥爭》第4期刊登「伍豪啟事」和以《國民黨造謠污衊的又一標本》為題目的文章，對國民黨炮製的謠言進行了反擊，在黨內進行了說明。

為了更明確地進行公開闢謠，中共地下黨幾經周折，終於在《申報》上刊登了一則正面的闢謠啟事：重金聘請當時在上海開業的法國律師《申報》常年法律顧問巴和出面——之所以選擇巴和，是因為他是外籍律師，在上海受「治外法權」的保護，可以免受國民黨政府的追查——在1932年3月4日《申報》的顯著位置，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急啟事》。周少山是周恩來的另一個筆名，和伍豪一樣，為黨內外同志所熟知。這個啟事的措辭也非常巧妙，既符合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法律，又澄清了事實真相，在這場真假伍豪啟事的較量中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圖11：《申報》刊登的《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急啟事》

但是伍豪啟事的風波並沒有就此結束，40多年後的文革期間，這一事件又被拿出來作為攻擊周恩來的炮彈。周恩來為此特意調閱了當時上海各主要報紙所刊登的啟事，然後將此事件的主要情況彙編成《伍豪啟事大事記》再附上自己的親筆信，一起送給毛澤東。1968年1月16日毛澤東在周恩來送來的材料和親筆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衊。」這才使有關的風波暫時平息了下去。

1972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批林整風彙報會，根據毛澤東要周恩來在會議上講講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的指示，周恩來在6月23日的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上，作了《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報告，會後鄧穎超親自整理了講話錄音稿。會議上根據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的意見宣布：周恩來的講話錄音和根據錄音整理的記錄稿以及有關文獻材料都作為檔案，保存在中央檔案處，同時下發到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以便全黨了解事件的真相。但是直到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病情惡化而進行手術時，這一事件還未徹底結束，以至於周恩來在進入手術室前，還特意拿來《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錄音記錄稿，仔細地看了一遍，簽上了名字「於進入手術室（前），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就在被推入手術室的最後時刻，周恩來還大聲地喊到：「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千萬可別小看了這個代號，就連當年作為地下黨秘密工作最高領導的周恩來，在幾十年里都要受到代號所引起的風波的衝擊，不能不讓人唏噓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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