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遙遙:警惕民粹主義本身,也要警惕對民粹概念的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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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人民,是已經醒來的巨人。而我,是你腳下謙遜的戰士,只服從你的命令。…不是你們選擇查維斯,你們是在選擇你們自己。人民會選擇人民。我,查維斯不過是人民的工具。
」
這是2006年,委內瑞拉總統的查維斯在選舉前夜的演講。十年後的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就職演說,如出一轍:
「
今天,我們並不是將權力從一個行政部門轉交給另一個行政部門,不是從一個政黨轉交給另一個政黨。我們把權力從華盛頓特區還給了人民。
」
儘管兩位民選總統都宣稱自己是人民真正的代表,卻被主流視作是民粹而並非民主。回看歷史,民粹主義政黨執政後無一例外都破壞民主表達渠道加深社會分裂,但在現實中,民粹主義政黨和政客在各國的支持率卻在不斷上升。
「民粹主義」在中國也廣受關注和擔憂。人民論壇在過去幾年組織了多輪問卷調查,每年由一百多位專家學者深入研討,評選出年度國內值得關注的社會思潮,2017年,「民粹主義」位列需要防範的思潮之首。
一方面,各國民粹政黨和政客的崛起給國際政治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這些政黨和政客從未有過執政經驗,歐洲的民粹主義更又多與民族主義融合,懷疑和排斥國際合作。另一方面,在中國,仇富仇權的言論充斥著社交媒體和網路論壇。在中國,民粹主義同樣能與民族主義融合,用「愛國」道德化極端行為,盲目排外,抵制甚至打砸外國貨品。不管是以人民的名義仇富仇權,還是以愛國的名義盲目排外,對於反對的聲音,都可以輕易冠上「反人民」「賣國」的帽子。因為道德化自己的行動和利益訴求,也註定了其無法容忍任何反對的聲音,結果就只能是加深而不是融解社會矛盾。
民粹主義這個名詞本身具有的貶義,也使之成為一個被不斷濫用的指控。而「民粹主義」本身的複雜性加上隨意的使用,也使得這個概念更加令人迷惑。因此,除了警惕民粹主義本身,我們也需要警惕對民粹主義概念的濫用。
什麼是「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並不僅僅是崇尚平民的價值觀,也不等同於平民政治。
「民粹主義」將社會分裂為兩個內在同質而彼此相互對立的群體
:人民和精英(人民的敵人)
。人民被視作是政治權力和合法性的唯一來源,政治必須是人民共同意志(general will)的體現。與我們一般理解的精英和平民不同,
在民粹政治里,「人民」與「精英」的區別和對立並非是經濟或者階級性的,而是道德性的
。人民是純粹和道德優越的,而精英是道德腐壞的。在民粹主義理解下,人民有著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因而,政治是找到這個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並代表這個共同意志,而不是在不同利益中取捨或協調。民粹主義要代表的並非平民或者底層人民,而宣稱代表人民這一全體。任何代表一部分人的社會組織都被民粹主義視作為代表特殊利益群體,並會危害人民的共同利益。因而民粹主義反對傳統政黨政治,認為政黨代表的僅是少數人利益。民粹主義反對代議制民主呼籲直接民主,並將西方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視作為對共同意志和民主的偏離。
要理解民粹主義,就需要首先理解民粹主義里的人民與精英。
「民粹主義」里的人民與精英
我在前面提到,民粹主義里的精英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經濟或政治精英,而是一個與人民相對立的概念。而人民本身也是一個建構的概念。正如拉克勞(Laclau)闡述,這一建構性給了民粹主義極大的靈活性,不同地區的民粹主義甚至同一個民粹政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可以將不同的群體建構為人民或者人民的敵人。
民粹主義建構的人民可以是經濟和政治上被剝削的農民和工人,與之相對立的精英則是一般認知中的經濟和政治精英
。最早的民粹主義運動,俄羅斯的Narodniki(「到人民中去」)和美國的人民黨,都將農民和工人作為政治權力的唯一合法來源。國內近年來愈演愈烈的仇富和仇權同樣地認為但凡是經濟富足或者有一定權力地位的就必然腐敗,對於整個群體欲殺之而後快。
民粹主義建構的人民也可以無關經濟政治,而是多數族裔或者本土族裔
,與人民相對立的精英往往被指控代表了移民或者少數族裔利益。紐西蘭民粹政黨紐西蘭優先黨(New Zealand First)和一國黨(One Nation)建構的人民都是本土族裔。然而優先黨所代表的本土族裔主要是本土毛利人,而一國黨所代表的人民主要是澳洲白人移民後裔。
民粹主義建構的人民也可以是本國或者本土人
。與人民相對立的精英雖也是本國人,但往往被指控代表外國或者國際組織的利益,並為了他國利益犧牲本國人民利益。歐洲的極右民粹政黨,例如法國的國民陣線黨(National Front),就不斷抨擊法國四大主流政黨,為歐盟的利益,出賣法國和法國人民。國內的民粹主義同樣也經常與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融合,以模糊的民族利益國家利益為幌子,抵制打砸外國貨品,道德化所謂的愛國行為,逼迫公眾人物表態站隊,輕易給反對的聲音扣上賣國的帽子加以打擊。
國民陣線領袖瑪麗娜·勒龐
正因為「民粹主義」里的人民與精英是相對的建構的概念,傳統意義上的經濟政治精英也可以是人民的一部分甚至可以代表人民。之前我提到的俄國19世紀60年代的「到人民中去」(Narodniki),正是由一群經濟和文化精英所發起;義大利的貝盧斯科尼更是橫跨傳媒、體育、商業的傳媒大亨和超級富翁。
另一方面,為底層群體發聲,也並不意味著民粹。代表了經濟和政治上弱勢的組織很容易被扣上民粹的帽子而被攻擊
。澳大利亞國家黨(National Party of Australia)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國家黨以為大城市以外的、處於弱勢的公民群體發聲為宗旨,代表農民和農場主利益。作為反對黨時,雖然抨擊執政黨過度專註於城市發展而忽視鄉村,但卻並未將政策失誤等同於道德腐壞。在為農民和鄉村發聲的同時,認可其他群體的利益,並未將居住在城市外的大多數建構為真正的澳大利亞人民。
需要注意的是,「民粹主義」並不完全是反執政精英或者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將「民粹主義」理解為反建制就否定了執政精英也可以「民粹」的可能性。正如我在前面所表述的,
民粹主義定義里的精英並非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濟政治精英,而僅僅是一個與建構出的人民相對立的一個概念
。當民粹黨人為反對派時,我們多關注到的反執政精英的特點,因為執政精英是其政治對手。而拉丁美洲的民粹政黨和領導人,在成為執政黨之後,都保留了民粹主義的特點,並利用民粹主義將任何可能威脅其統治的團體和機構建構為人民的敵人加以剷除。確切地說,民粹主義在本質上反對的是多元主義(pluralism)和精英主義。
民粹與民主
民粹主義者往往稱自己是捍衛真正的民主,卻常常被視作對民主的威脅
。民粹與民主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呢?從理論上或意識形態的角度說,民粹威脅的並不是民主,而是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
民粹與自由式民主都將人民視作是政治權力的唯一來源。單純對人民的推崇並不代表一個政黨或政客是民粹主義者。
民粹與自由式民主的區別在於他們對人民的理解
。在自由式民主中,人民是一個多元的概念,是由不同的群體組成。這些群體不可避免會產生利益衝突。在自由式民主中,沒有哪一個群體的利益高於其他群體。政治決策應該是群體間相互協商和妥協的結果。與之相對,民粹主義中的人民是一個一元的概念。儘管人民可以有經濟文化或者種族的區別,人民作為一個整體有著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
在民粹主義中政治不是不同利益的相互妥協,而是找到這個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
。現實中,民主主義政黨並不僅試圖找到這一共同意志,更是塑造和建構這一共同意志,同時將自己建構為這一共同意志的唯一代表。當社會中存在一個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時,任何只代表某個群體的組織都是對共同意志的背離和背叛。因而在本質上民粹主義與自由式民主彼此衝突。理論中民粹與自由式民主有著本質的衝突,在實證研究中,學者們發現民粹並非只帶來衝突或民主的倒退。因為民粹主義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源於主流政黨未能充分代表不同的社會群體和利益。民粹主義者對於建制派的抨擊並非全是謊言。當民粹主義政黨是反對黨時,通常能夠提高公民的政治參與度,促進主流政黨的改革。不幸的是,儘管民粹政黨以「真正的民主」為承諾,成為執政黨後,卻都無一例外地破壞民主表達渠道,以民主的名義剷除異己。當查維斯等人將自己建構為人民共同意志的代表時,任何反對的聲音的都必然會等同於威脅人民。
民粹主義的實證和理論研究多集中在歐洲和拉丁美洲。在中國,學者和媒體關注的則多是微觀或者個人層面與民族主義融合的民粹主義。「不轉不是中國人」,「是中國人的就XXXX」,和民族主義融合的民粹主義,道德化所謂的愛國行為,並強迫他人接受。
因為將自己的觀點或行為道德化,反對或者不支持的聲音就是不道德,因而也不需要去聽去對話。
與歐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國家不同的是,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在中國社會並存甚至出現相伴的局面
。和民粹主義相反,精英主義認為民眾是危險的,是烏合之眾,只有精英才具有美德。正如民粹主義往往妖魔和污名化精英,精英主義往往妖魔化民眾。精英主義的論調同樣充斥著中國的公共討論。當民粹者認為精英道德腐壞時,精英主義者則從根本上認為普通民眾不具備做出理性決策的能力。精英主義者可以,很多時候也真心愿意為民眾做事,但並不願與民眾共事。
北卡羅萊納大學政治系教授陳曦在對中國勞工運動的研究中發現,在中國即使是勞工運動這樣看似很草根的現象,都瀰漫著嚴重的精英主義傾向。在90年代末的國企改制中,出現了一大批勞工抗議事件。在勞工抗議事件中的積極分子對普通員工持著不信任甚至污名化的態度,認為普通員工膽小順從,缺乏團體意識,缺乏溝通能力,而認為自己作為受教育程度相對更高,果斷大膽,知法懂法,更相信自己比普通工人具有更高的道德準則。當精英主義影響下的「工人精英」不願意與普通工人合作時,精英主義也影響了普通工人對自己的認知。普通工人不斷被排斥在決策和溝通之外,信息匱乏,久而久之開始認為自己確實沒有能力為自己抗爭。
其實不管是精英主義,民粹主義,還是濫用民粹的概念給他人扣上民粹的帽子,都是一種將政治或公共行為道德化的表現。就算出發點是希望追求善和美德,政治或公共行為道德化卻十分危險。
社會利益總難免會出現分歧和矛盾,當社會只存在「我們」和「他們」,朋友和敵人,道德和不道德,公共討論就難免成為話語權之爭,而本身爭議的問題卻反而成為次要的
。而當問題本身被忽視時,道德化的行為也難免走向極端,因為「我」是道德的,反對「我」的就一定不正義,那麼對對方做出的任何行為都是正當而高尚的。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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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r, R. A., & Schimpf, C. H. (2016). 「Friendor foe? Testing the influence of populism on democratic quality in LatinAmerica」. Political Studies, 64(4), 872-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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