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建鎮年代考證辨
關於上海建鎮年代，應該是上海方誌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當下關於上海歷史研究的權威之作，都沒明確上海建鎮究竟在何年，關鍵是找不到史志界同仁所公認的權威史料，故無法定論，因此被列入《中國文化史500疑案》，成為歷史懸案。浦東高行新發現的《平陽曹氏族譜》則明確記載「熙寧七年置上海鎮於華亭」為解決歷史懸案提供了有力佐證。
關於上海建鎮年代的學術史回顧
關於上海建鎮年代，雖然明清上海方誌都有記載，但其年代不同，有以下幾種說法。
一是「宋時說」。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主此說。該書卷二十四：上海縣「宋時海舶輻輳，乃立市舶提舉司及榷貨物，為上海鎮。」
二是「宋末說」。明《嘉靖上海縣誌》主此說。謂「上海為松江縣屬……迨宋末……即其地立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為上海鎮。」《乾隆續修上海縣誌》等同此說.
三是「熙寧七年說」。乾隆褚華《滬城備考》主此說。謂：「宋神宗熙寧七年立鎮」《嘉慶上海縣誌》、秦榮光《同治上海縣誌札記》《光緒青浦縣誌》等均持此說。
四是「紹興中說」。清《大清一統志》主此說。謂「宋紹興中於此地置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曰上海鎮。」
以上諸說，只有「熙寧七年說」有確切年代，其餘均屬模糊年代。
20世紀60年代，關於上海建鎮年代在上海史學界有過一次廣泛的大討論，諸多史學前輩參與其中。1962年，《文匯報》連續發表4篇文章，討論此事。
一是黃葦的《上海得名、設鎮、建縣年代辨異》，主張「咸淳說」。他主要依據弘治《上海志》卷四《廟貌》「文昌廟，宋咸淳中邑士唐時措立」，和下引元人屠性所撰《文昌祠記略》「上海始為鎮時，東有文昌祠」這兩條記載，說是上海設鎮
在宋咸淳年間或咸淳年間以後，決不會在咸淳年間以前，「因為上海開始設鎮時。其東面已有文昌祠，而文昌祠又是邑士唐時措在宋咸淳中建立的」，並從而得出了上海設鎮於咸淳元年或二年的結論。
二是洪銘聲的《關於上海建縣年代問題熙寧七年建鎮比較可靠》，主張「熙寧七年說」。他的主要依據是嘉慶《上海縣誌》，認為其對上海建鎮有確切年代記載，此說比較可靠。
三是丘祖銘的《宋時上海並未正式建鎮》，主張「宋代並未建鎮說」。其理由是唐承隋制，設置鎮將，宋收鎮將之權歸於縣，舊鎮多所廢罷，以不建鎮為原則。咸淳中南宋小朝廷正處於風雨飄搖、朝不保夕狀態之中，更不可能違背祖宗的前規，忽而把上海設立為鎮。
四是譚其驤的《上海得名與建鎮的年代問題》，主張「宋末說」。首先，他否定了古代方誌幾種學說。認為「舊籍所載上海建鎮年代，除極籠統宋時』說外，共有三說：即《嘉靖上海縣誌》等的宋末說，《滬城備考》《嘉慶上海縣誌》等的熙寧七年說和《大清一統志》的紹興中說。熙寧、紹興二說儘管明確指出了年號甚或某年，卻決不可信。」證據是：「一、成書於熙寧之後元豐年間的《元豐九域志》，縣下例載屬鎮，而秀州華亭縣下只載青龍一鎮，可見其時上海確未設鎮。二、成書於紹興之後紹熙年間的《雲間（即華亭）志》，卷上專立鎮戍一目，所載還是只有青龍一鎮，可見其時上海仍未設鎮。」其次，他對60年代的三種學說也做了否定。他認為，黃葦的咸淳說，「誤解了《文昌祠記略》的文義。《記略》在『東有文昌祠』下接著說，『鎮既升縣，遂改為學宮』，它的原義只是說：上海在從前作為鎮的時候，鎮署的東面有一個文昌祠，等到鎮既升縣，就把文昌祠改作縣的學宮。這句話只說明了縣學的前身就是上海鎮時代的文昌祠，並沒有明確交代先建鎮還是先有文昌祠，因而我們也就不能據此便斷定設鎮時東面已有文昌祠，並由於文昌祠建立於咸淳中，便認為建鎮不可能在咸淳以前。」關於洪銘聲的「熙寧七年說」，他認為《宋會要輯稿·酒麴雜錄》中提到熙寧十年以前秀州十七酒務中有上海一務而已，並沒有說其時上海已經建鎮。認為《嘉慶上海縣誌》明確而肯定地說熙寧七年建鎮，很有可能是把上海設酒務與上海建鎮混為一談了。對於丘祖銘的上海宋代並未正式建鎮說，他認為與史實不符。「事實上有宋一代隨著地方經濟的發展，各處增置的鎮很多，單是見於《宋會要輯稿》的《方域》《市鎮》篇中不完全的記載，即數以百計。」隨後，他提出了「宋末說」：「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而言，只能籠統地說上海建鎮於宋末。」「宋末說雖嫌籠統，倒應該是可信的。因為《弘治上海志》在卷五《儒學下》，提到咸淳中期已有『監鎮』董楷，已稱作為『諸生肄習所』的古修堂為鎮學』，又在卷七《惠政》下稱董楷以咸淳中『分司上海鎮』，可見宋末咸淳年間上海確已建鎮。」
「咸淳三年說」系誤讀
如上所述，原本並無「咸淳三年說」，但實際近年有些官方出版物已經把上海建鎮定於咸淳三年，故有此說。如《上海市地圖集》「上海鎮」下即標註「南宋咸淳三年（1267）。如趙震忠《上海歷史發展六部曲》：「基於今盛世修志，已定咸淳三年（1267年）置上海鎮。並定第一任監鎮董楷。」
譚其驤在《上海得名與建鎮的年代問題》一文中說：「弘治《上海志》卷五《堂宇》載有宋人董楷在咸淳五年所作兩篇文章，一篇叫《古修堂記》，篇中提到了『前分司繆君相之』，一篇叫《受福亭記》，篇首就說『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命舶司，既逾二載。』」「董楷到上海上任那一年即成淳三年」。經查弘治《上海志》，卷五《堂宇》確有「宋咸淳三年，董凱提舉松江市舶」的記載。
這是對南宋董楷《受福亭記》誤讀的源頭，譚其驤也受其誤導。由於古文無標點，因斷句不同，《受福亭記》開篇可有兩種理解。一種斷句如上面譚其驤所述：「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命舶司，既逾二載……」，可理解為「咸淳三年，董楷上任」。
但聯繫下文，亦可這樣斷句：「咸淳五年八月，楷忝命舶司。既逾二載，自念鈍愚，與市民無毫髮補益……」這是其謙遜之詞，意思為「咸淳五年，董楷上任」，已經超過「二載」（即咸淳七年撰寫此文，不是咸淳五年），沒有為市民做多少好事。
此句不僅被誤解成「咸淳三年，董楷上任」，更糟糕現在被演繹成「咸淳三年，上海設鎮」。因當時鎮務由市舶提舉官兼任，故不少當代著作受此誤導，則以此為上海建鎮年代。再說董楷是來接替前任繆相之的，何來的「第一任」？故「咸淳三年，上海設鎮」之說根本不成立。它也不是弘治《上海志》和譚其驤的本義。
《平陽曹氏族譜》力證「熙寧七年說」
根據《平陽曹氏族譜》記載，曹家是有光榮歷史的名門望族。歷史上曾經出過兩個開國功臣。始祖為西漢開國功臣曹參（？一公元前190年）；北宋有趙匡胤的開國功臣曹彬（931-999年）。
南宋初，禮部尚書曹輔宸隨宋室南渡，曹大明等十八支後裔移居上海鎮西，為上海曹氏始遷祖，上海曹家渡因此而得名。明永樂，曹孟庄從浦西曹家渡遷移到浦東，是浦東曹氏的始遷祖。他是永樂十二年（1414年）舉人，開始在老護塘經營鹽業，創立集市，富甲一方，現曹路鎮和曹家浜也因此得名。發跡後，在高行北鎮陸續建了面積很大的家族建築群。還有曹氏總祠堂、家廟和牌坊。曹氏後代還收藏有北宋皇帝頒賜曹彬的丹書鐵券（俗稱免死牌，為上海地區首見），北宋狀元王十朋寫給曹彬的像贊詩。
《平陽曹氏族譜》卷首有《范溪舊序》，落款為「咸淳八年歲次壬申秋七月既望郡人謝國光拜手書。」謝國光是南宋初上海謝姓的始遷祖。《雲間志》也有：「咸淳鄉貢進士……謝國光（字觀夫）」
《范溪舊序》曰：「滬瀆曹氏……因宋室多故，而遷居蹕臨安，族從而徙者，凡十有餘人，遵而家於上海鎮（熙寧七年置上海鎮於華亭）者，則濟陽之裔也。」《上海通志》第45卷專記《土著居民姓氏溯源》有「曹姓……南宋初，多支南渡入滬，分居錦溪、青龍鎮等，其中宋初名將曹彬後人分遷廣富林（今松江辰山）、嘉定、上海范家浜西等。」說明《范溪舊序》與《上海通志》記載略同，足見《范溪舊序》的歷史真實性與價值性。
其所注的「熙寧七年置上海鎮」，是目前發現的、唯一載明上海建鎮確切年代的宋代史料，為「熙寧七年說」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在論證「熙寧七年說」的合理性之前，有必要簡單回顧一下上海舊方誌的流傳情況。今存上海地區最早的方誌是南宋紹熙四年（1194年）《雲間志》。裡面雖然沒有上海建鎮的記載，但我們不能憑此就認為上海在此以前沒有建鎮。因為在它之前，上海地區還有不少方誌。
北宋景祐元年（1034年），華亭知縣唐珣所作《華亭十詠》小引，得華亭舊《圖經》，所記土地、人物、神祠、墳壟，所言甚詳。又據宋紹熙《雲間志》載「景祐間，侍讀唐公珣為邑，嘗按舊經為十詠，今《祥符圖經》反不及焉。」可知該《華亭圖經》至遲編纂於北宋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年）以前，為今可考的上海地區最早志書。之後，又有宋祥符年間所纂的《華亭圖經》，以及南宋淳熙元年（1774年）《嘉禾志》中所引《華亭舊志》《華亭新志》和《雲間志》所引《華亭圖牒》等志書。雖然它們年久早佚，難考其詳，但這些方誌中，一定有「熙寧七年置上海鎮」的記載，故《范溪舊序》才有此說。造成上海建鎮記載混亂的根本原因，是上海古代方誌的失傳。除了《雲間志》之前的五部方誌失傳之外，現在存世最早的弘治《上海志》也失傳了約三百年，直到民國23年（1934年），上海通志館在國內外公私圖書館各方徵詢，才在寧波「天一閣」找到這部存世「孤本」。嘉靖《上海縣誌》也是失傳了幾百年，直到晚清重現、民國影印方得傳世。方誌存世之艱難，由此可見一斑。所以康熙、乾隆、嘉慶三朝修志，都未見到弘治、嘉靖兩志。這就是歷代方誌對上海建鎮年代不能「一脈相承」、說法不一的根本原因。
《范溪舊序》「熙寧七年說」的合理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撰寫年代相近，「咸淳八年」為1272年，屬南宋末年。距離熙寧七年198年。
二是《范溪舊序》的「熙寧七年說」，如前所述不會無中生有，應該來自已經失傳的舊方誌。
三是關於譚其驤所說《雲間志》只記載青龍鎮，而沒載上海鎮無獨有偶，實際漏載的還有烏泥涇鎮。樊樹志《烏泥涇與黃道婆——紀念上海建城七百年》：「據《上海縣竹枝詞》作者、清末上海縣貢生秦榮光說：『宣和初，復設烏泥涇監官』。所謂監官，即監鎮官，據北宋的規定，在各鎮設置監官，建隆三年（962年）的詔書宣布：『諸鎮監官，掌警邏及煙火之禁，兼徵稅榷酪』。北宋宣和初年（1119年）已在烏泥涇設置監官，可以推論，烏泥涇鎮的建置當不遲於這一年。」可見《雲間志》不僅沒有記載上海鎮，也沒有記載早已設置的烏泥涇鎮。至於原因，筆者分析有二：因為宋代的鎮，不是縣下面必配的一級政府機構，「通常設於人口稠密、交通重要、工商業較為發達的地方。」職能是巡邏、防火、收稅之類，職能類似於現在的社區管理中心，所以沒必要全部寫入志書；或者是抄襲上海建鎮之前的某舊方誌造成的。編纂新志時參考舊志，不僅成為慣例，也是修志的必由之路，故不能以《雲間志》沒有記載因此斷定此前上海沒有建鎮。
四最關鍵的是《范溪舊序》的「熙寧七年說」不是孤證。經查，嘉慶《上海縣誌》「古上海鎮隸華亭境圖」的方框「宋上海鎮市舶提舉司」下面明確標註「宋熙寧七年立鎮」。「沿革」有詳細敘述：華亭縣（在上海建縣前，其轄境相當整個松江府）「於宋隸兩浙路。熙寧七年，改秀州為平江軍，緣通海，海艘輻輳，即於華亭海設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為上海鎮（原註：上海之名始此）。」此志不僅圖文一致明確「熙寧七年」設置上海鎮，而且說「上海之名始此」，斬釘截鐵，毋容置疑。如果編纂者沒有看到權威底本，哪敢如此大膽放言？可惜編纂者沒有註明出處，留下謎團。明鄭若曾《江南經略》也有：「上海縣境考：……宋神宗時海舶輻輳，即其地立市舶提舉司及魁貨，為上海鎮。」「宋神宗」年號有「熙寧」，可理解為「北宋神宗熙寧時上海建鎮」。乾隆年間褚華撰《滬城備考》，也謂「宋神宗熙寧七年立鎮。」另，秦榮光《同治上海縣誌札記》《光緒青浦縣誌》均持此說。雖然它們觀點一致、言之鑿鑿，但因年代太近，缺乏歷史久遠的史料作支撐，故沒有被當代史學界（包括譚其驤）所採信。
《范溪舊序》這個宋代史料，與《江南經略》《滬城備考》《嘉慶上海縣誌》等明清史料記載一致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說明它們都是有所依據。從而形成幾百年延續的完整的「證據鏈」，把上海建鎮的「熙寧七年（1074年）說」坐實了。從而改寫了上海歷史：將上海建鎮年代由原來含糊的「宋末」，往前推了約200年。
結 語
綜上所述，過去的上海，處於兩難境地。就像派出所沒有戶籍登記：既不能無視這個「活人」的存在，也不能「口說無憑」隨便登記。隨著宋代「出生證明」的發現，這個懸案終於解決了。
上海建鎮是上海城市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意味著「上海」這個相對獨立的區域誕生了。從而完善了上海這個城市的「履歷表」：北宋熙寧七年（1074年）為上海鎮；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為上海縣；民國16年（1927年）上海被定為特別市。
作者簡介：周敏法，浦東新區文史學會副會長。
文章原載於《上海地方志》2018年第1期（總期的9期），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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