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渡日本的明朝遺民，主要是哪幾類人？

原標題：東渡日本的明朝遺民，主要是哪幾類人？

由中國東南地區出海赴日的文人與僧侶，是東渡明遺民群體中的主要構成，均屬具有較高文化水品的知識階層。

明遺民中的文人，主要是南明派往日本的使臣、官商或忠於明朝的士人。而東渡明遺民中多僧侶，也是有別於前代的一個特徵。

此外，儘管南明在清朝強大的軍事壓力下形勢危急，但這一地區每年前往日本的船隻仍有數十艘之多。

除民間商船外，還包括南明的官船與官商船，在向日本販運中國江南貨物時，也經常搭載明遺民出海東渡。

儘管當時中國的航船技術成熟、航海交通發達，但東渡仍存在危險，隱元弟子也嬾就在首次東渡時不幸遭遇海難身故。

此外，因當時德川幕府己經鎖國甚嚴，一般不允許外國人留居日本。長崎作為日本與中國貿易的唯一港口，有早先（明朝滅亡之前）赴日並留居此地的明僑民及其後裔。

他們在長崎建起唐三寺向幕府證明自己的佛教信仰（當時日本嚴禁基督教），不斷邀請明朝高僧赴日駐錫講法。

同時，他們還與明亡後留此不歸的遺民感情相通，為他們留居日本提供諸多幫助。可見，明遺民東渡史，是基於時代、傳統與社會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出現的。

明清之際是中國古代遺民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也是遺民發展的高峰期。據卓爾勘《遺民詩》中的統計，清初遺民詩人有四百多人，作品達三千餘首。

鄧之誠在著作中對此稱譽道：

「所錄皆置身枯槁，寂莫自甘之士，其馳鶩聲華，出處可議者，概從擯棄，取捨可謂謹嚴。搜羅不遺，一代遺民之作，大約具備。」

另在《清詩紀事明遺民卷》中收錄四百四十餘人，孫靜庵在其《明遺民錄》中收入八百人。

但就明代遺民整體狀況而言，同宋元之際的遺民一樣，不僅堅守夷夏觀念，而且是在亡國與亡天下的論爭中從事著多方面的活動。

明遺民具有較強政治性特徵，表現出復辟意識、武裝鬥爭、強烈抗拒等具體行為。這一類型遺民具體如：黃淳耀、候峒曾、陳子龍、夏完淳、王翊、張夢錫、鄭成功等為其典型代表。

而東渡明遺民則具有較強文化性特徵，並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儘管也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但多因走避戰亂或復明無望後選擇東渡。相比於文化實績，其政治目的與期望已基本處於隱而不彰的狀態；

二、更大的貢獻在於從事學術研究、賡續學術思想、強調經世致用實學主張與實踐；

三、群體構成多為明朝的士人、遺臣以及懷有故國之思的僧侶，其情感傾向、道德規範與傳統、文化價值存在吻合成分，在一定時期具有超越俗世、保持士人遺世獨立情操的時代特徵。

四、出現於特定歷史時期，涉及民族觀念、學術、主張、文化價值等內在的哲學思想方面。具體包括有：

以朱舜水等人為代表的儒士、史家，以張斐等人為代表的文人、以戴笠等人為代表的醫學家，以心越等人為代表的遺民畫家等。

廣義上的明遺民，也應包括南明使者、官商、民間商人。

但由於這些人只能停留於長崎，一般不準定居，即使定居也多是從事通譯之類的職業，其本人或後代又通過改為日本姓氏以歸化日籍，由此出任唐通事（幕府專設對中國貿易、翻譯的職業，可以世襲）而逐漸演變成為明僑民。

鑒於明遺民與明僑民在概念上及影響力上存在的不同，本文重點聚焦於那些東渡後仍懷故國之思以及對日本貢獻較大的知識分子。

這一類明遺民基本由學者與僧侶構成，學者主要有朱舜水、陳元贊、戴曼公、俞立德等人；僧侶則以隱元、心越最具代表性。

最終選擇東渡日本的明遺民，多是在清軍南下進入浙江、福建以後，或痛感復明無望、或不甘剃髮易服、或不忍禪門厄運而相繼東渡的。

此外，明遺民東渡與明清局勢變換息息相關，從明末清初東渡的整個歷史來看，大體可分三個時期。

前期主要以僧侶為主，同時包括商人與南明使節；中期東渡者眾多，涉及各方面的文化人士；後期東渡者稀少。

明遺民東渡日本後，依然眷念故土，滿懷愛國深情。因其中許多人士具有相當的文化素養，幕府與各級官吏出於獲取信息、學習中國先進文化的目的，遂對遺民中學術、技藝造詣高者則態度寬容、允其留居。

根據日本《長崎志》、《長崎紀事》、《華夷變態》以及朝鮮《李朝實錄》等史籍記載，在日本元祿元年（之前東渡日本的僧侶與明遺民就有六十二人。

運營/史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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