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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佛·道:《金瓶梅》里的天道觀!

原標題:儒·佛·道:《金瓶梅》里的天道觀!


古典小說有一個敘事模式,叫「圓形框架」,即:「敘事重照應,刻意追求一種往複迴環的效果,從而使大量作品形成先後呼應、首尾關合的結構模式。」


如《三國演義》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水滸傳》之始於「洪太尉誤走妖魔」,結於 108 將天罡歸天,地煞入地;《西遊記》之結尾列舉八十一難等等。


這些故事的結局都回歸到了它們的起點,首尾照應,往複迴環,整體結構很像一個「圓」。


《金瓶梅》100 回,其實也是一個完滿的圓,一個散——聚——散、空——色——空、生——死——生的循環,一個完美的因果輪迴、善惡報應的圓形框架,一種結構的大迴環。


《金瓶梅》始於三妾進府、金、瓶、梅三人匯聚於西門花園,是從散到聚,由空(平靜)到色(世事紛擾)。而經過一番風花雪月、縱慾作惡之後,西門慶終於自食惡果,髓竭人亡,眾人離散,金、瓶、梅等人魂歸地府,是由生到死、由聚到散、從色到空,風流雲散,復歸平靜,第一百回萬壑歸原,普靜超度眾人,投胎轉世,是由死到生,進入了下一個生死、聚散、色空的輪迴。


所以,《金瓶梅》一百回,就是一個散——聚——散、空——色——空、生——死——生的循環,一個完美的「圓形框架」。



《金瓶梅》的這種「圓形框架」與團圓結局大約應是決定於作品中因果輪迴、善惡報應的總體構思。


因果報應思想源於佛教,佛家認為,種善因,得善果;種惡因,得惡果。這種因果輪迴、善惡有報的思想在歷代的文學作品中皆有充分而多樣性的表現,尤其是在敘事性文學作品中,從六朝志怪到唐傳奇、從宋元話本到明清小說,這種因果報應思想一直綿延不絕。


在所有的作品中,人情小說由於題材的原因似乎表現出了更豐富的果報思想。正如方正耀先生說:「在古代小說史上,除了說經話本,再沒有一個流派象明清人情派那樣籠罩著佛門香煙。」


無疑,《金瓶梅》中的這種「佛門香煙」是十分濃厚的,不論是開場詩,中間部分道士看相、僧說因果、尼講寶卷,還是最後孝哥的被度脫,處處皆是果報,處處皆是因果。


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金瓶梅》中的因果報應思想是不足信的,只要我們看到作者對那些僧尼道士的深惡痛絕就可以了解這一點。


輪迴報應思想在《金瓶梅》中,除了說教以外,更多的成為了一種結構框架,一種情節模式。正如蒲安迪先生所說:


「到了《金瓶梅》成文時期,把佛學說教這一套編入小說問題的美學輪廓中,已經成為一種固定的格式。它被當作一種約定俗成的慣例,其醉翁之意已經不在於說教本身。」


在《金瓶梅》中,因果報應思想已經成為了一種結構因素,它以佛家的輪迴完成了結構上的一個個循環,構成一個完美的圓形數理結構。


這種因果輪迴思想雖源自佛教,但它進入中土後便迅速地與中國的儒、道思想相結合,具有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品質。所以,這種輪迴果報思想實際上是建立在中國古老的「天道循環」思想的基礎之上的。



所謂「天道」,即「天數」、「天命」、「氣數」,在這裡,中國古老的「天數觀」與後世的因果輪迴思想相結合,成為了人們心目中世間萬物發展變化以及人事興衰的終極原因,成為了主宰作品命意的整體思想框架,對中國古典小說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如《三國》之「天數茫茫不可逃」,《水滸》之「遭逢龍虎皆天數」等等。《金瓶梅》也不例外,不論是總體構思還是具體描寫,不論是情節語言還是人物形象,處處皆有倚數,處處皆合「天道」。


張竹坡在小說第一回「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下評:「以上一部大書總綱,此四句又總綱之總綱。信乎《金瓶》之純體天道以立言也。」



在張竹坡看來,《金瓶梅》乃「純體天道以立言」。這點我們從詞話本眾多的回首詩與回末詩中也可見一斑。如第六十二回回前詩:

「行藏虛實自家知,禍福因由更問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閑中點檢平生事,靜里思量日所為,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理不相虧。」


第八十一回回首詩:


「萬事從天莫強尋,天公報應自分明,貪淫縱意奸人婦,背主侵財被不仁;莫道身亡人弄鬼,由來勢敗仆忘恩,堪嘆西門成甚業,贏得奸徒富半生。」


第一百回回末詩:


「閑閱遺書思惘然,誰知天道有循環,西門豪橫難存嗣,經濟顛狂定被殲;樓月善良終有壽,瓶梅淫佚早歸泉,可怪金蓮遭惡報,遺臭千年作話傳!」


真是不勝枚舉。而作品具體描寫中的「天數」,「天道」也處處可見。



如第四十七回,苗青謀害主人苗員外,作者云:「也是天數將盡,合當有事。」


第六十一回,李瓶兒病危,西門慶派人請算命的黃先生「抄算先天易數」,以「數」來解析瓶兒一生命運。


第七十八回,西門慶縱慾無度,作者云:「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鬼錄來追,死限臨頭。」

第七十九回,西門慶死到臨頭,作者云:「皆言天道福善,鬼神惡盈。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西門慶自知淫人妻子,而不知死之將至。」


其他如:「天公自有安排處,勝負輸贏卒未休」(第九回)、「人害人不死,天害人才死」(第十二回)、「命里有時終需有,命里無時莫強求」(第十四回)、「貧窮富貴天之命」、「生平造化皆由命」(第二十九回)、「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等等,更是數不勝數。


以上諸例皆說明,《金瓶梅》確是「體天道以立言」。



中國古人信奉「天人合一」,事事順天而行,做文章也要體「天道」而成文。而到了《金瓶梅》時代,這種「天道」已經與佛、道的因果輪迴、善惡報應等觀念緊密結合在一起。


所以,在《金瓶梅》中,所謂「天道」、「天數」指的就是其中「善惡有報」的因果輪迴思想,看其將「善有善報」四句作為一部大書總綱之總綱可知,而具體行文中眾多的「報應一絲不爽」也是這種天數觀的一種具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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