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柳敬亭：被刪改的傳奇
原標題：人物｜柳敬亭：被刪改的傳奇
撰文：李潔非
1
記得那次去南京鈔庫街38號媚香樓，在門口見一牌，上書：「本館是省級文保單位，館內『媚香樓』及其河廳、水門，是十里秦淮兩岸唯一保存的明、清時期古建築。」。編這瞎話兒的人，想必不知道《板橋雜記》有一段：
鼎革以來……一片歡場，鞠為茂草。紅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聞也。洞房綺疏，湘簾綉幕，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毗，不可得而賞也。間亦過之，蒿藜滿眼，樓館劫灰，美人塵土。盛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乎？
余懷說得很明白，浩劫後他故地重回，所見「蒿藜滿眼，樓館劫灰」，根本已是荒地，哪裡還有什麼「保存」下來？
其實，秦淮舊跡休說今天無從覓得，再早一百年，也蹤影杳然。我們很多人對秦淮河的印象，來自朱自清散文，讀來詩情畫意，卻更多是作者從舊詩文中得來的對秦淮風情的想像或願景，並非寫實。比朱作略晚，1929年，南社文人姚鵷雛有一本譴責小說《龍套人語》，裡面秦淮河是另一景象：
說什麼「珠香玉笑」、「水軟山溫」，簡直成了濁水淤渠，無窮荒穢。若是拿《板橋雜記》、《儒林外史》中所鋪張的「河房風月」「舊院笙歌」來對照一下，那才要叫人笑掉了牙呢。
這描寫，也獲證於林語堂。他有一篇談妓女之文，直截了當地稱：「南京夫子廟前又臟又臭的秦淮河」。可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南京的秦淮河已可比美北京的龍鬚溝，根本是污泥濁水，雖仍有「槳聲燈影」，卻跟風流蘊藉沒什麼關係了。
不過，林語堂那篇文章，也出了一點錯誤：
在那盛夏的夜晚，黑暗將那條骯髒的小河變成了一條威尼斯水道。學士們坐在那可供居住的船隻上，傾聽附近那來回遊動的「燈船」上歌伎們唱著的愛情小調。
這段話，寫的是明末。他所犯錯誤就在於，以為明末的秦淮河已經「骯髒」。據珠泉居士《續板橋雜記》：
秦淮河鑿自祖龍，水由方山來，西流沿石城，達於江。當春夏之交，潮汐盛至，十里盈盈，足恣游賞；迨秋季水落，舟楫不通，故泛舟者始於初夏，迄於仲秋。
秦淮鑿於秦始皇年代，水源在方山，不過，那點水源微不足道，歷來得仰仗長江，夏季江漲而倒灌則水沛，仲秋復枯，實際是條季節河。那麼，當秦淮河還保持這特點的時候，是不至於臟污的。
這特點何時失去，筆者不能說得確切。珠泉居士為乾隆時人，以這一點看，起碼那時秦淮尚非「骯髒的小河」。但清末一定是了——姚鵷雛提到，晚清舉子已經拿秦淮河的骯髒作對子，以諷刺科舉：
尿糞血膿蟲
貢監廩增附
五樣臟物，對應應舉者的五種身份。我們也不知道，是骯髒益盛呢，還是清末以來一直都差不多，總之姚鵷雛以自己眼睛看過去：「望過去黑沉沉膠膩膩一片清波……風過處，端的使人腸胃翻身，五臟神也要溜之大吉。」聽起來真是讓人難以招架。以今所見，秦淮雖確實不像活水的樣子，卻尚不至於這種地步。
2
以上權為引子。所以繞個彎子從十里秦淮講起，主要是這背景對於理解柳敬亭必不可少。
如果讀過《桃花扇》，便知他不單是劇中人，且是活躍角色。男主人公侯朝宗剛出場，他隨後也出現了，比李香君露面還早。和侯、李一樣，他在劇中是少數幾個貫穿始終的人物，直到失散的侯、李在棲霞山重逢，他都陪伴在旁。這些情節，其實是虛構。不過，孔尚任的虛構來自一個基本事實：在崇禎、弘光間的秦淮河畔，柳敬亭是響噹噹的人物，與很多東林、復社文人過從甚密。
說到此人，如今一般都認他是大說書家。黃宗羲寫的那篇傳記，被收入中學課文，他的事迹因此也流傳甚廣。但這篇課文，並非黃宗羲原文，而是經過了教材編輯者的關鍵性刪節。由於這種處理，作者原意不僅大變，實際還被引向了相反的方面，而留下來的柳敬亭，完全被當作一位藝術大師突出著。我暫不揣測教材編者出於何種原因做這種刪改，但我知道，它對柳敬亭其人其事給予了嚴重誤導。
我們先講相對次要的一種誤導，即今人、古人對於說書及說書藝人的時代視閾之差。刊落之後的黃傳，完全成了一篇對柳敬亭不吝讚美與驚嘆的頌文，而以黃宗羲的大儒名公身份，很容易讓人以為，在古代，表演工作者可以享有社會的推崇和敬重。這是很大的誤導，會讓學生不經意間就模糊了古今，接受錯誤的歷史信息。
的確，演藝一行現在不但沒人鄙夷，反而炙手可熱，以至仰慕。然而幾十年前還不是這樣，三四百年前就更不是。那時，操此業者謂之俳優，而優與倡並稱，為社會最低賤者之一。為什麼？因為兩條：第一，這行純屬買與賣關係，有人買就得賣，掏錢者皆可頤指氣使，賣藝之人毫無尊嚴，其去青樓既未遠，之於乞丐亦僅半步之遙——所以，演藝者首先從人格層面被歧視。第二，古人「家」觀念很重，「家破」與「人亡」同屬人生絕境，而賣藝者恰為萍飄篷轉狀態，他們一生「跑碼頭」，在哪兒都無根無柢，跡近流浪，在土地依附、鄉土觀念根深蒂固的古代，他們的可悲就好比歐洲人眼中的吉普賽人——這是另一種歧視，社會層面的歧視。
這些歧視的根源，如今都不在了。商品經濟席捲一切，百業皆不脫「買賣」二字，包括古人目為大雅的文學，自有職業作家以來，實質不也是「買賣」？至於那種與故土廝守終老的「家」的觀念，也早被社會的解放、交通的發達擊得粉碎，每個人一生都飄浮不定、都在「流浪」，或者都「無家可歸」——從甲地到乙地，甚至從甲國到乙國，有幾人不是「客居者」呢？
而文化價值觀也大變。舊以演藝乃賤業、以從業者為戲子，今則登上「藝術」殿堂、獲「藝術家」之稱譽，這有如霄壤的跨度，只要問問侯寶林一輩的藝人，並不難於求證。六七十年前，相對已屬「現代」，尚不能對藝人有真正尊重，何談三四百年前？當中學課文經一番刪削，把黃宗羲《柳敬亭傳》變成對一位「藝術家」的禮讚時，既悄悄地用當代視角閹割了歷史，也讓柳敬亭其人其事迷失本相。不過，始作俑者並非中學教材，以我看到的論，建國後圍繞柳敬亭故事即開始進行新的解釋。這種解釋，以「古為今用」的當代意識形態為背景，而中學課文不過是承其思路而已。
柳敬亭事肯定是個傳奇，否則不會流傳到今。然而，是怎樣的傳奇，抑或因何傳之為奇，今人所知道、所認識的，卻已非原樣原義。這種差別，也和故事發生地秦淮河一樣，名為一物而面目全非。本文所欲做的，便是還柳敬亭故事於明朝語境。
3
當時，以說書飲譽一方的，不止柳氏一人，連吳梅村那篇為他大張其目的傳記也提到：
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
說明至少還有三位說書名家，當時可以並駕齊驅。實際還不止此，比如《揚州畫舫錄》，又提到另外兩個人：
評話盛於江南，如柳敬亭、孔雲霄、韓圭湖諸人。
可是，張樵、陳思，吳逸、孔雲霄、韓圭湖等，日後名頭休說比肩柳敬亭，簡直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同為知名藝人，柳敬亭聲望歷久彌堅，旁人卻都遭遺忘，這似乎不能簡單歸結於技藝。
相反，我們從史料得到的印象是，柳敬亭後來已被神化，成為供膜拜的對象，而其情形，是明顯超出正常的聆藝狀態與需要的。且看親歷其說書現場的張岱的描述：
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彼方掉舌，稍見下人咕嗶耳語，聽者欠伸有倦色，輒不言，故不得強。
可以注意，單論技藝本身，柳敬亭亦不足令人全神貫注。他的聽眾，照樣有交頭接耳，乃至打呵欠、犯倦的。這並非他不夠好，但那種好，也還在常識以內，並未到口墜天花、令人如聞綸音的地步。別的說書家表演時遇到的困擾，他也還是會遇到。但普通說書家須仰望的是，他無須掩飾自己的情緒，可以耍大牌、對聽眾甩臉色。在奉「各位看官」為衣食父母的古代，這種態度，是相當過分以至有乖常理的。不必用藝術地位和聲望來解釋，以我們知道的論，舊時代即使榮寵如譚鑫培，也不敢（實則不會）這樣耍態度。把觀眾聽眾「伺候」好，是藝人打小形成的習慣和本能。然而柳敬亭卻逾越在外，在我們無法視為正常，於是對其原因，自也不能做通常的思索和求取。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他這派頭居然有增無減——由明入清，他的出演根本不能目為登台獻藝，儼然上升為一種儀式；每出場，如尊神降臨。晚生的王漁洋，終於趕上瞻仰一回，據他說：
所至逢迎恐後，預為設幾焚香，瀹芥片，置壺一、杯一。比至，徑踞右席。說評話，才一段而止，人亦不復強之也。
這哪裡是說書和聽書，分明迎神拜神。此時之柳敬亭既非靠手藝吃飯的表演家，蜂擁而至的聽眾，目的也不關乎飽其耳福——台上是供瞻仰，台下則俱為瞻仰者——大家就這樣共同完成一個與說書已無太多關係的儀式。
明顯地，這情形背後，有一套奇特的、極富魅力與魔力的話語支撐。而出於庸常的心理，類似話語總是讓人趨之若鶩。偶爾的例外，只有當那套話語對某人本來不起作用，於是，他便成為那種場合的冷眼旁觀者，而留下與眾不同的觀察。
王士禛似乎就是如此。關於那次南京聽書經歷，他給出的評語是：「試其技，與市井之輩無異。」在已將柳敬亭神化的漫天議論中，這看法極為孤立。它當即就遭到柳敬亭崇拜者（康發祥、夏荃等）的痛斥，幾百年後也如此，當代幾位柳敬亭傳記的作者更是借別的題目加以發揮。如《柳敬亭考傳》以「新貴讕言」看待王評，稱他為「滿清的寵兒」，藉此撤銷他觀點的正當性。其實呢，王士禛只不過是談了談一次聽書的感受而已。書中還揣摸王士禛心事，說他「少年得志，凌爍一時」，而「柳敬亭曾是笑傲公侯，平視卿相的人物」，未把小小的揚州推官放在眼裡，「以致引起王士禎的不滿」，「妄加貶辭」。其實，在那時，揚州的推官貶抑某說書先生無「妄」可言，反倒是推官無法理解眾多名卿為說書先生而傾倒，比較正常。
對我們來，有關柳敬亭說書技藝的具體褒貶是不必在意的，因為好與壞本來見仁見智，是評價、不是事實。什麼是事實呢？王士禛所記述的柳敬亭說書的排揚、派頭和經過，是事實。我們在注意這些東西。而我看到這樣的記述時所形成的反應是：這人已不是說書家，是一個偶像。
4
如果我們覺得圍繞著柳敬亭的許多情形，已逾常理之外，自然就有追詢的願望，想探探其中的道理。
我自己走近這個人物，最初受三篇文章的吸引。這三篇文章，先前都已提到，分別是吳梅村、黃宗羲的《柳敬亭傳》，以及張岱的《柳敬亭說書》。它們的作者，都是當時了不得的大文人。說起這一點，後來我深感自己有欠敏銳，竟然未引起注意。一直到專門搜集柳事資料，讀了更多，才猛然意識到這其實是個少有的奇觀。
怎樣的奇觀呢？繼續往下看。
我們知道清初詩壇有「江左三大家」，錢謙益、吳偉業（梅村）、龔鼎孳。他們在當時，都翕然成宗。而這樣的三大家，不光曾為柳敬亭不止一次寫過詩文，且全部引他為好友。柳氏名播海內，吳傳居功至偉（後來黃宗羲之寫《柳敬亭傳》，實因吳傳而起）；傳記外，吳還有《楚兩生行（並序）》、《贈柳敬亭·調寄沁園春》、《為柳敬亭陳乞引》、《柳敬亭贊》諸作。錢謙益寫過《左寧南畫像歌為柳敬亭作》；柳敬亭喪子後，錢謙益親自出面募集葬資，兼替柳敬亭籌營建生壙的費用，為此寫了一篇致士林的公開信《為柳敬亭募葬地疏》。至於龔鼎孳，柳敬亭神話先前歸之吳偉業，晚年則主要靠龔鼎孳；入清後，龔與慚悔歸隱的錢、吳不同，基本一直居於要津，在京城士夫影響極大；康熙元年（1662），他把柳敬亭隆重請到北京，大邀賓朋，逐酒征歌，時人載其事：
（柳敬亭）入都時邀致踵接。一日，過石林許曰：「薄技必得諸君子贈言以不朽。」實庵（曹貞吉）首贈以二闋。合肥尚書（龔鼎孳）見之扇頭，沉吟嘆賞，即援筆和韻。珂雪之詞，一時盛傳京邑。學士顧庵（曹爾堪）叔自江南來，亦連和二章，敬亭由此增重。
這次長達四年之久的北京之行，讓柳敬亭名聲達致一生頂點。
「江左三大家」齊捧一位說書先生，已讓人目瞪口呆，然而這卻只是小小的縮影。
泰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曾將涉柳詩文輯為《評話宗師柳敬亭》，屬明清兩代的便有八九十篇，作者六十人上下。其豪華耀眼，匪夷所思。「江左三大家」外尚有：張岱、黃宗羲、冒襄（辟疆）、陳維崧、顧開雍、閻爾梅、毛奇齡、余懷、杜浚(茶村）、方拱乾、孔尚任……我一面翻讀，一面愕然。古往今來，以一位藝人而傾倒天下如此，無過乎柳敬亭。我不知他算不算史上最優秀的演員，但信他是擁有最豪華粉絲團、得到最頂級關注的伶人。由此，油然想到三百年後他的鄉黨梅蘭芳。梅氏無論藝術成就與影響，若不在其上，至少不亞於他，然而論到為主流知識精英所認可與親近，梅氏實在愧之遠甚。別的不說，魯迅對梅蘭芳的譏諷大家都應記得。雖說魯迅盡可以不欣賞梅蘭芳，但他的不屑，與歷來主流知識精英對瓦舍勾欄之類的態度，多多少少是有關係的。
從這傳統看，柳敬亭喚起頂尖文人的集體膜拜，確是反常而絕無僅有之奇觀。自從注意到一點，柳敬亭這個演藝史神話的重心，對我來說就從他本人移到了那些追逐者、談論者。我認為，這遠比他的技藝不可思議。我們知道，從《史記》「滑稽列傳」寫到春秋戰國幾位名伶算起，表演這職業在中國總有二千年歷史了。然而，從頭到尾有幸留下姓名的人物都寥寥無幾，而像柳敬亭這樣，被頻密書寫、傾心吟詠的例子，一人而已。為什麼？真的就是因為他天才蓋世、才技絕倫？我想到另一位古人，杜甫筆下那個舞劍的絕頂高手公孫大娘，這不世出的舞者——從「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的詩句，我們體會她舞蹈的天才實在是天縱的——卻只不過僥倖得到一位詩人的關注，而柳敬亭何其之奢，整整一個時代的一流詩哲都在談論他！我們絕不認為，公孫大娘與柳敬亭各自所得，公正地反映了他們在技藝上的情形。這種此厚彼薄，絕不代表藝術評價。就古代價值觀而言，身負絕技的公孫大娘不為士大夫所重，比較符合當時客觀實際，倒是對柳敬亭的津津樂道，才異乎尋常。
一個人，僅因「小技」，甚至是視為卑屑鄙微的末技，而名動公卿，這樣一件事必定不是那麼簡淺的。為此，我們不得不將他的故事從頭說起了。
5
他本不叫柳敬亭，甚至不姓柳。這在他，跟尋常的更名改姓不同。他不光是改換了姓名而已，而是就此搖身一變，完全變成另一個人。
中國人愛說，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對此，又得提到中國的「家文化」。在這文化中，姓氏可謂根本，只須看看我們修家譜、宗譜的熱情，便知姓氏對我們的價值。究竟什麼樣的人，才至於丟棄自己姓氏呢？柳敬亭的情況，正是一種。
以下是道光年所修《泰州志》有關他身世的記載：
柳敬亭者，名逢春，本姓曹，住曹家莊。年十五，獷悍無賴。李三才開府泰州，緝地方惡人，有司以逢春應，乃走。
這種事，如今稱「畏罪潛逃」。單看以上記載，曹逢春究竟身犯何「罪」，倒也未必。但他大概在本鄉是出了名的惡棍，眼下恰逢新官上任，為了政績，便銳意治安、開展「嚴打」。新官的手下於是拿他應差，而他得了風聲，來個腳底抹油，溜之大吉。
這一走，曹逢春消失，中國卻出現了說書家柳敬亭。
以他的那個樣子，家庭狀態多半不好，本人也很難踏踏實實掌握點生活技能。所以，逃走以後，生計一定是大問題。正是在這裡，我們得承認他確實是一位說書的天才。吳梅村《柳敬亭傳》說：
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
逃到盱眙，簡直走投無路。除了隨身攜帶的一本話本小說，別無長物。從那本小說，我們推測他雖然文化不高，卻尚非白丁，而粗粗讀得懂。沒想到，這本「稗官」卻成了他的救命稻草。他從未學過說書，但一邊自己讀這話本，一邊可能聽過幾次說書，居然也無師自通，慢慢在盱眙干起了這行，又居然很有市場。
他怎樣改姓為柳的呢？
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
在我們語義中，柳有離別意。他「攀條泫然」，想必是為從此告別本姓而傷情，可見放棄曹姓、易之為柳，在他也是深有感慨的，又可見此人雖因身世未讀詩書，心宅質地卻頗細膩，此適可解其善摹善繪說書天分之根由。
但到此，「柳敬亭」三字尚未傲立於世。真正做到這一點，還要再等二十年：
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曰：此固向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
衣冠，指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們。他們爭相接納一位說書先生，來迎接他的車輛，一個接一個。但有人認出那說書的，說：他不是當年在江邊柳樹下發感慨的那個小混混嗎？他逃出家鄉時十五歲，現在，時間又過去了二十年以上。依龔鼎孳、閻爾梅等人贈詩所述他的年齡推算，他當生於萬曆十五年（1587）。這樣，他在南京成名已然四十多歲，亦即崇禎初年那陣子。
所謂「成名」，有很具體的標誌，那就是得到大人物的賞識。這一點，古今皆然。在中國，一個藝人真正聲譽鵲起，不能單靠市場。市場口碑，只是引子，真正確立地位，多要靠有地位和名望的人推重。
柳敬亭的鵲起，得之兩個大人物：「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為上客。」大司馬吳橋范公，就是范景文。《明史》本傳：「七年冬，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幾，就拜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何文端則為何如寵，「文端」是其謚號。他於崇禎元年十二月任大學士，「四年春，副（周）延儒總裁會試。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允。」他是桐城人，退休後還鄉，崇禎七年張獻忠亂皖，大批士紳逃離，何如寵、阮大鋮都是此時避居南京。
成為范、何府上「上客」，對柳敬亭脫穎而出乃是決定性的。一來他們身份太不一般；二來官場原是巨大鏈條，尤其像何如寵曾「總裁會試」，門生眾多，人脈廣布，被他賞識之後，會引起怎樣連鎖反應，可想而知；三來平時在二府中進進出出的，本就多一時俊彥，這裡有個具體例子，柳敬亭與畢生好友《板橋雜記》作者余懷結識，便在范景文府上，那時余懷正為范充當幕僚。
這樣，柳敬亭成為「說書名家」的時間、地點和原因，我們便都能確定下來了。即：崇禎七年（1634）、南京、范景文與何如寵。此時，重新回首那個以「年十五，獷悍無賴」而逃出泰州的曹逢春，我們不能不驚嘆，一個人的一生，可以這樣陵谷變遷。
6
我們已經了解，柳敬亭文化低微，實際是極聰慧的人。以他的慧根，不難悟到自己命運轉折中，名流和文化人所起作用至為關鍵。他們掌握著這個社會的評價，從他們齒間發出的聲音，縱很微小，也遠遠勝過勾欄聽眾聲震屋宇的喝彩。而柳敬亭真正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不單有此意識，更能果決行動。我們不知道其他與之技藝水準和名氣不相上下的說書家是否懂得其中道理——或許也懂，然而不能像他那樣「厚顏」、大膽地付諸行動。畢竟，在俳優與雅流之間有身份上的巨大懸殊，前者一般不能克服卑微的心理，趨近後者並索取點什麼。柳敬亭全然不同。在這裡，他「獷悍無賴」的天性或許很好地幫到了他，使他不致畏怯，最大限度去利用名人雅士。
總之，他或是中國第一個懂得那種廣告術的演員——他特備了空白冊頁，隨身攜帶，專供名士題辭，抓住一切機會求詩求言。他的摺扇也經常發揮這種功用。這顯然成為他的習慣和特徵，深知其心思的龔鼎孳，康熙初年把他接到北京，大宴賓朋，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幫助柳敬亭使其已很豐厚的題辭簿再添上一批北京名流的痕迹。
他自己這樣說：「薄技必得諸君子贈言以不朽。」他於此事的執著或糾纏，有時讓人哭笑不得。晚年去浙江，便曾這麼糾纏毛奇齡。那時毛奇齡正在生病，本答應給他寫詩，可一提筆大汗淋漓，未果；不料，柳敬亭復以一信追索，終於討來兩首《贈柳生》，其一有云：「扶病來看柳敬亭，秋花開滿石榴屏。」
不過，我們並不認為他對文化人的追逐，都出於廣告、功利目的。他以很薄的文化底子，在滿腹詩書的人群中周旋，表達了內心的一種嚮往，希望有他們那樣的頭腦、見識。這是有原因的，他曾從中嘗到甜頭。吳傳記述，他自學說書後的技藝大進，得益於儒者莫後光。「莫君之言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在莫的點撥下，他上了一個台階，悟出很多道理。
所以，他對有墨水和學問者的親近，是由衷的。為著這種意願，他對自己揠苗助長，以至於有些刻意和矯情。黃宗羲《柳敬亭傳》：
錢牧齋嘗謂人曰：「柳敬亭何所優長？」人曰：「說書。」牧齋曰：「非也，其長在尺牘耳。」蓋敬亭極喜寫書調文，別字滿紙，故牧齋以此諧之。
黃、錢為至友，只要不是故意誣陷，錢謙益背後曾這麼調侃柳敬亭，當確有其事。況且還有旁證，亦即剛才提到的毛奇齡贈詩之事。在那兩首詩前頭，毛有一序述其由：
柳敬亭說書人間者幾三十年，逮入越，老矣。楊世功曰：「敬亭將行，不得大可詩，且不得一會祖道，似恨然者。」予時病，強起，將從之，汗接下，不果可往。敬亭書至，云：「如相會者，早間，世功言及相會，惜然相會只此。」是時，寓康臣宅，發緘皆笑。
大可，是毛奇齡表字，祖道則為另一人。所引柳敬亭信中數語，應系實錄，因為那似通而非通的拽文狀態，是編不出來的。他想說什麼呢？替他翻譯一下，大致是：「我們見面這件事，早上楊世功都已講好，可惜講好的事最後卻變成這樣。」他不會文言，卻又不肯寫成大白話，結果就成了這疙里疙瘩的模樣。茲適可證「極喜寫書調文」，是他又一出名的特點，正如酷愛徵集文人墨寶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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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以上，我們試圖發微他的內心。歷來對這位大說書家，評價很熱烈、推崇也夠隆重，但他的內心沒怎麼得到過關注。我們重視一個人，喜歡從外在給他崇隆，對於內心卻很少留意。
我的興趣，是相反的。我把他列為考察的對象，不是為了表彰他，而是在他的故事和命運中，有些謎樣的東西——他何以有那種生命軌跡，他和歷史的關係……都欠缺合理的解釋。所以，我一點一點探觸他的內心，希望找到歷史與這個人之間形成那種奇特交匯的原因。
為著甜頭也罷，出於渴望也罷，置身南京的柳敬亭與之前最大不同，明顯在於改換了生活和交往的圈子。之前的柳敬亭，是市井的；眼下，他周圍「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從前我們多聽見文人走向民間、返樸歸真的例子，柳敬亭的道路可以說與此正好相反，而他也確從中大大受益。假如他不來南京，抑或來了而仍只混跡「天橋」模式的市井場合，幾百年後，我們是絕計不能仰其大名的。
他的這類交往，起初沒什麼指向、立場，似乎凡是讀書人，他都樂於結納。這就不免陷於盲目。當時在他，可能以為肚裡裝著墨水兒的，都應尊敬，都有接近的必要。他如何知道，儒林內部卻有著嚴重的「正邪」對立。對一位門外漢來說，這沒有什麼可以苛責的，但他那時確實險些因此誤入了「歧途」——《桃花扇》中，他還未出場，陳貞慧、吳應箕見著侯朝宗，提議一道去聽柳敬亭說書，侯朝宗怒道：
那柳麻子新做了閹兒阮鬍子的門客，這樣人說書，不聽也罷了！
「門客」之說不可能。一位江湖藝人沒有做「門客」的資格，阮大鋮廢斥閑居亦無養「門客」之必要。但柳、阮曾經近邇之事卻是真的，吳傳稱：「阮司馬懷寧，生舊識也。」阮大鋮既與何如寵同年避居南京，據此推知，柳敬亭名噪南都之初，在爭相邀他至府的人中間，可以有阮大鋮。阮大鋮除和別人一樣有文士身份，還是那時首屈一指的戲劇大師。他於表演的在行，一般知識分子無法相比。故而柳、阮之交，或許額外有一層技藝上切磋吸引的關係。但是，柳敬亭不知道，他無意中犯了藝術第一、政治第二的錯誤。
這就得講講那時南京的氛圍了。崇禎年間的南京，是一座革命之都、啟蒙之都。中國帝制歷史的窮途末路，以及晚明萬曆以來黑暗歷史所共同積累的苦悶，隨著崇禎登基將奄黨定為逆案，終以思想解放的方式爆發。而其激靡之地，不在沉重灰暗的北京，理所當然出現於經濟、社會和思想都更多更早孕育了新意的南都金陵。恰與柳敬亭揚名南京同時，該城正在演為一個帶革命與青春特色的新興思想群體的大本營。這群體，便是東林的後進而較之更激進的復社。崇禎三年，復社同人以金陵為會師地，舉行全國代表大會（「金陵大會」）。從此，它的許多骨幹分子在此流連盤桓，過著精神和行為的雙重浪蕩生活，地點便是「舊院與貢院相對」的秦淮兩岸。中國歷史上這段特殊的秦淮風情，我們曾有專文楬櫫，此處一筆帶過。
那些思想上的吸排，柳敬亭豈能省得？須知，他連粗通文墨也算不上。所以，剛剛接近文人圈的他，栽了不大不小的跟頭。所幸他不乏黠智，僅憑察顏觀色也能分出好歹——這樣說，是我們的推測，而根據是他後來一直緊緊追隨東林、復社一派文人，不再與阮大鋮那種人交往。至於他究竟怎樣從阮大鋮的朋友，變成了陌路人，這經過並無任何的資料。《桃花扇》中吳應箕說：「小生做了一篇留都防亂的揭帖，公討其罪。那班門客才曉得他是崔魏逆黨，不待曲終，拂衣散盡。」指柳與阮分道揚鑣，是受崇禎十一年（1638）《留都防亂揭帖》事件的震動。這說法得不到實際史料的佐證，我們姑妄聽之。
但孔尚任有此想像，亦非毫無根據。根據就是，柳敬亭確實跟《防亂揭帖》的主謀成了鐵哥兒們，比如冒辟疆。冒乃反阮先鋒，他在《防亂揭帖》之前兩年，便為魏學濂兩肋插刀，盡邀天啟黨禍死難遺屬，舉行向阮大鋮示威的「桃葉渡大會」。柳敬亭與冒辟疆有一輩子的交情，晚年，冒還在贈詩中回憶彼此當年：
也是高陽一酒徒，嶔崎歷落老黔奴。青燈白髮江湖裡，常夢當年舊狗屠。
感慨著「如今衰白誰相問」，顯然曾經有過許多難忘的經歷。以冒辟疆反阮的堅定和激烈，柳敬亭若無同樣態度，他們做不成朋友。
附帶說一下，孔尚任沒有寫冒、柳之交，卻安排柳敬亭、侯方域做了忘年交。實則他們關係究竟怎樣，反而是不明的。那些與柳敬亭有所投贈的名士中間，我們恰恰不見侯方域的名字。侯方域親自寫的《李姬傳》，也未提到柳敬亭。所以，《桃花扇》柳敬亭的這部分，以基於編劇之需的捏合成分居多，尤其所謂柳敬亭之識左良玉是出於侯方域引見，這個比較重大的情節與史不符。
不過在大背景上，柳敬亭與復社名士在秦淮河頻繁過從、俯仰共游，絕非虛構。余懷的《板橋雜記》，兩處提到他：「柳敬亭……常往來南曲」，南曲即曲中，或舊院；並形容他的表現：「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此與冒辟疆「高陽酒徒」之憶正相吻合。另一處，更具體些：
……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
二李，與李香無涉，指舊院另兩位名妓李大娘、李十娘。眉樓，便是顧媚的居處，顧後來嫁給龔鼎孳，稱橫波夫人。由此我們也知，日後龔、柳甚篤之交的起因，是在顧媚那裡。
8
拉拉雜雜寫來，貌似是些奇聞逸事，讀者或不明了語義何在。我們試圖闡明的是，藝人柳敬亭生命軌跡的一些關鍵之處。
他迄今為止的人生軌跡，實際上是這樣的：首先，倘不走出泰州，不必說等於什麼也沒發生，連「柳敬亭」這個人也不存在；其次，到了盱眙，雖無師自通、操了說書之業，但若止於此，歷史上也將了無痕迹；複次，經范府、何府的揚名，柳敬亭三個字，大概可以留下些印記了，然不會更多，後世頂多偶爾在故紙中可以找到這個人名而已；最後，當終於捲入崇、弘之間南京的思想紛爭，進而又在政治漩渦中充一角色，這個人的存在才突然放大，並深深刻寫在歷史上。
綜上所述，我們要斗膽下個斷語：沒有後面兩個節點，柳敬亭什麼也不是。這並非貶低他的藝術，實在是古人根本不會因那種「小技」給予一個人以隆重的承認。實際有多少就「小技」而言比柳敬亭更其絕倫的人，已經湮沒於歷史，我們是無法知道的。
以他的認知能力，未必理解自己正在經歷和發生的事。他的歷史觀、是非觀，應不超出所講的「稗官」中那一套。他會有一些忠奸、善惡、好壞的觀念，但對時下思想、政治、文化究竟怎麼回事，很難知其所以然。他真能分清馬阮與東林復社間的是非么，我完全懷疑。但他可以感受，什麼是潮流，什麼是大勢所趨。他就這樣被一種整體氛圍所激蕩，走到時代的風雲之中。而他的加入，則豐富了那個時代的色彩。我們在天啟末蘇州「五人義」事件中，曾見到市民階層奮起與東林並肩戰鬥；眼下，柳敬亭又補充了一個來自民間藝人的例子。
但他的意義，不僅是打破色調；他的歷史痕迹，也有更實際的內容。在那風雲際會的時刻，這個手執醒木、以「耍嘴皮子」為業的說客，因為某種意外，扮演了一個特殊角色。在這角色中，他曾被寄予厚望；而其一生的傳奇性，也因之走向頂點。
那是他所曾講述過的最扣人心弦的情節。不過與以往不同，這次，他自己成了劇中人。
9
甲申之變，明遭重創。隨後的事情，因為處置失機，致新君即位時朝權落於「小人」之手。此既有主事者（史可法等）能力和魄力的原因，也有為禮法、制度所阻礙和束縛的原因——福王朱由崧之立，是完全遵循禮法的結果。對此，有變革思想的人士，一面批評史可法，一面提出很激進的主張。例如黃宗羲當時就對老師劉宗周提出，不應拘泥禮法，而應本著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以賢愚為標準確定新君人選，劉宗周對此也表同情。當時，持這叛逆認識的人本來不少，等馬阮集團當政的惡果充分顯示出來，歡迎或暗中期待變局的心態更加普遍。實際上，到弘光朝最後一二個月，朝野都有一種等待革命和政變的情緒。儘管出於倫理禁忌，人們不會將這願望公開表達，但從左良玉被寄望、被美化乃至理想化的情形看，他們內心實際上渴念這種事發生。
朱由崧在南京登基，除了帝制倫序賦予他的優先權與合法性，還因為馬士英（他背後的高參是阮大鋮）聯合四大軍閥所提供的武力保障。反過來說，政治變革力量的困境，除了在於倫理，也因為實力上無法挑戰馬阮。
此時明朝武裝，「四鎮」以外便是左良玉，其軍力或比「四鎮」加起來還強，此其一。其二，左部沒有參予擁戴福王的行動，加之因侯方域之父侯恂的關係，左良玉被認為親東林。左良玉政治立場實際怎樣以至究竟有無政治立場，筆者覺得並不能看清，我於他的印象，基本是標準的軍閥，而東林、復社卻有那樣的理解或想像。當然，有些跡象易於使人抱此幻想。例如，弘光即位後左與南京一直齟齬不斷，來自他身邊的湖廣巡按黃澍曾當廷笏擊馬士英。馬阮也加以打壓、報復，尤其是剋扣其軍餉，斷他命根子。但這恐怕是爭權奪勢，並非政治主張不同，而東林、復社卻願意解讀為後者，把左良玉看成自己人。
乙酉三月，左良玉借童妃、假太子案發難，以清君側之名從武昌起兵東下。南中反馬阮一派視為重大轉機，翹首以待。其時恰當清軍渡河南下，馬士英盡撤江北之防以應左患，雖然明軍早已人心窳壞、朽木糞土，但清軍所來一馬平川之勢，究竟與此不無關係。反過來，設若左良玉東進能將馬阮一舉擊潰，局面是否另有所變亦未可知。總之，左部之叛是弘光尾聲的決定因素之一。
而在這大變局中，柳敬亭被目作一個關鍵人物。他具體起到何種作用，我們試圖從史料上詳其經過、細節，並無所獲。但東林、復社人士確信他對左良玉舉事具有重大影響。錢謙益《左寧南畫像歌為柳敬亭作》寫：
吹唇芒角生燭花，掉舌波瀾拂江水。寧南聞之須蝟張，佽飛櫪馬皆騰驤。誓剜心肝奉天子，拼灑毫毛布戰場。秦灰燒殘漢幟靡，嗚呼寧南長已矣……
這幾句，一謂柳敬亭以唇舌說動左良玉揚帆順流而來；二謂他對左激以忠心、曉以道義，有教化之功；三謂事變本可扭轉明朝大局，可嘆時運不濟，正好被滿清鑽了空子（「秦」乃滿清之喻，「漢」則明朝）。王猷定《柳敬亭為左寧南畫像贊》，以「辯士舌，將軍刀」並稱，彰顯柳敬亭在事變中的作用：
辯士舌，將軍刀，白骨遇之以枯以豪。人知辯士之所快者英雄既朽之士氣，吾知將軍之所恨者當年未血之戰袍。
冒辟疆《贈柳敬亭》之二：
憶昔孤軍鄂渚秋，武昌城外戰雲愁。如今衰白誰相問，獨對西風哭故侯。
從這些言辭看，東林、復社人物確對左良玉起事抱有極大幻想，故爾都用了「嗚呼」、「恨」、「哭」一類字眼，對於左變敗乎垂成，表示痛惋。關於這一點，我們今天認為左良玉斷無成功可能，當時卻歸結於昊天不佑、純屬意外。因為左部未抵南京，左良玉本人就中途暴亡；四月初，他在軍次九江時嘔血而死，左兵遂群龍無首而不久降清。在東林、復社人物看來，這是「出師未捷身先死」，覺得若不出此意外，事尚可圖，歷史可以改寫。
10
一切都太過富於戲劇性：設若左良玉不是死在半途，設若清軍南下行動稍遲而非恰好幾乎與左軍兵變同時，設若左侯雖死而黃得功、劉良佐並未擋住叛軍東來……旬日之內，南京可有大變，而一個微如芥豆的小人物，將有可能成為改變歷史的英雄。
這就是柳敬亭故事當時所以風魔天下的最終、最大的謎底。他在明清鼎革之際，被名公巨卿、才俊賢彥談論不休，以至是活著的傳奇，成為每個人爭相一睹、傾心結納的對象，根本是因他頭上頂著這道奇特的光環。而當他頂著這光環載入歷史後，他的一切——技藝、性格、言談、經歷，哪怕是臉上的麻子，都有了不同以往的意義，被渴求、獵奇、挖掘和放大。
王士禛親聆他說書，給出「與市井之輩無異」的劣評。這令柳的擁躉忍無可忍，然而，人們大概沒有注意，王士禛談的主要不是好壞，是失望。在表示「與市井輩無異」之前，他有這樣的交代：
左良玉自武昌稱兵東下，破九江、安慶諸屬邑，殺掠甚於流賊。東林諸公快其以討馬阮為名，而並諱其為賊。左幕下有柳敬亭、蘇崑生者，一善說評話，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遺老袒良玉者，賦詩張之，且為作傳。
很顯然，他是在特殊心理準備下，得到了親聆其說書的機會。這種等待或企盼，製造了太多的懸念，讓王士禛對柳氏書藝的期待，保持在與他離奇的傳說同樣的高度。然而，現實降臨，他發現高度突然消失，眼前這位說書家與素常所見沒有本質區別（參考張岱記敘，事實或正如此）。於是，他深深失望了，並推其原因：柳氏神話，植根於士大夫的「左良玉情結」——一班「名卿遺老」，因心中對左氏事變的佇望想像、惋惜痛悵或不能釋懷，而移情於曾親歷其事而此身獨存的柳敬亭，借他為酒杯，澆自家塊壘。王士禛稱之為「愛及屋上之烏」；左良玉是「屋」，柳敬亭是那個「屋上之烏」。
有沒有道理呢？我們來看兩個事實。
第一，左良玉事件後，柳敬亭的價值以至職業，便是向人講述他的左營見聞：「故至今及左，輒泫然白其心跡。」「軍中軼事語如新，磊落寧南百戰身。」「柳生凍餓王郎死，話到勾闌亦愴情。好把琵琶付盲婦，裹頭彈說舊西京。」 「江南多少前朝事，說與人間不忍聽。」「飄零大樹蔓寒烅，翁也追思一惘然。」「逢人劇說故侯事，涕泗交頤聲墮地。」「喬姥於長堤賣茶，置大茶具……杜茶村嘗謂人曰：『吾於虹橋茶肆，與柳敬亭談寧南故事，擊節久之。』」左良玉之為柳敬亭的不變談資，與祥林嫂逢人便說兒子阿毛顯然不同。在柳敬亭，這不斷重複的訴說，與其說出於揮之不去的記憶，不如說構成了存身立命的資本，憑藉乎此，他不僅作為一種稀缺資源而被永遠需求著，最後本人也變成那傳奇的一部分。
第二，在柳敬亭周圍，先後曾有兩撥士夫文人。頭一撥，是前明時候，在南京秦淮的舊相識；第二撥，是入清以後結交的新朋友。其典型代表，前如冒辟疆，後如龔鼎孳。而柳敬亭與這兩撥士夫文人朋友的關係，各有特點。先前在秦淮河，他與冒辟疆等，一道經歷放浪與縱謔，可以美其名曰「個性解放」，亦不妨呼之「酒肉朋友」，是不拘行跡的表達，是慨以當歌的豪莽。而在第二撥朋友當中，不知不覺，柳敬亭失去了那種生氣、野氣、草莽氣，被包圍、膜拜和偶像化，成為憑弔的對象，及破碎心靈的遮遮掩掩的寄託。在這複雜情懷的後面，有龔鼎孳、閻爾梅那樣的「過來人」，也有王士禛等對前朝並無多少經歷然而仍在情感或心理上有種種好奇、縈想的人。總之入清以後，柳敬亭因為那關鍵時刻的關鍵事件，成為獨一無二的存在。龔鼎孳如下一番話，把大家曲折的心態都道了出來：
敬亭吾老友……丁亥（1647）春冬，相從於桃葉、金閶間，酒酣耳熱，掀髯抵掌，英氣勃勃，恆如在寧南幕府上座時。
「恆如在寧南幕府上座時」，見柳敬亭、與之一席談，自己好像親置左侯帳中一般——龔鼎孳如此，他人豈有例外？龔不遠千里，迎他來京，盛情款待，固可視為交厚誼深，但又豈知沒有奇貨可居的因素？「龔鼎孳集同人聽柳敬亭說隋唐遺事」，真的是「隋唐遺事」或只有「隋唐遺事」么？有沒有別的「遺事」呢？
最終，柳敬亭的傳奇，非得放到明末清初的大背景和時代心理下解釋，才落到實處。而當代的傳記作者，卻根據某些「義理」，給予這樣的解讀：「民間的藝術，是廣大人民所熱愛的東西，所以能夠永久的流傳不衰。因為它包含著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的鬥爭生活，是大多數人民心情的寄託……他以豐富真切動人的語言，通過細緻而深刻的藝術手腕，描出鮮明的形象——封建社會的帝王將相、地主豪紳、以及具有人民性的英雄豪傑。他把歷史和傳奇人物描摹得那樣維妙維肖，把封建社會醜惡的面貌揭露得不留餘地……」直至眼下，中學課文對黃傳的刪改，仍舊秉持同樣的精神。這樣做，是為迎合根據「義理」重塑歷史的需要，並豐富其「材料」。然而，柳敬亭這個人、這件事原來怎麼回事，就全然失其本相了。
11
所以，末尾一定得專門談談黃宗羲的《柳敬亭傳》。
首先來揭破一點：黃宗羲此文，不是創作，是改寫。對誰的改寫？對吳梅村《柳敬亭傳》的改寫。而中學課文通過刪節造成假象，似乎黃宗羲特意為柳敬亭作了這篇文章——尤其是，似乎黃宗羲為了歌頌目的寫了它。這不但全非黃宗羲原意，而且剛好顛倒了黑白。
黃宗羲
黃宗羲本人不認識柳敬亭，也不曾聽過他說書——表述更嚴謹些，或應說：我們從他著作中未見這類記載。
所以，黃宗羲沒有條件為柳敬亭作傳；文中所述，不是他自己的見聞，是對他人敘述的重寫。
其實，黃、柳結識的機遇是有的：第一，崇、弘年間黃在秦淮曾有不少活動；第二，黃的忘年至交錢謙益，同時也與柳敬亭友善。
那麼，為什麼黃、柳未發生交往？很簡單，黃宗羲抱不屑與排斥的態度。而這不屑與排斥，就是他改寫吳偉業的動因。
要搞明白這一點，非看黃宗羲原文不可。原文，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第572至574頁可以找到。把原文與中學課文一對比，立刻知道後者的處理是「掐頭去尾」。所掐之頭是：
余讀《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記當時演史小說者數十人。自此以來，其姓名不可得聞，乃近年共稱柳敬亭之說書。
所去之尾則為：
馬帥鎮松時，敬亭亦出入其門，然不過以倡優遇之。錢牧齋嘗謂人曰：「柳敬亭何所優長？」人曰：「說書。」牧齋曰：「非也，其長在尺牘耳。」蓋敬亭極喜寫書調文，別字滿紙，故牧齋以此諧之。嗟乎！寧南身為大將，而以倡優為腹心，其所授攝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
偶見梅村集中張南垣、柳敬亭二傳，張言其藝而合於道，柳言其參寧南軍事，比之魯仲連之排難解紛，此等處皆失輕重，亦如弇州志刻工章文，與伯虎、征明比擬不倫，皆是倒卻文章架子，余因改二傳。其人本瑣瑣不足道，使後生知文章體式耳。
黃傳全文，只此三段真正是黃宗羲自己筆墨（其餘皆本吳傳，大家可與吳傳自行比照）。而難以置信的是，恰恰這三段，中學課文盡刪。
為什麼？因為裡面全是對「柳敬亭現象」加以批判的意思。
黃宗羲不滿的根源，可參《明夷待訪錄》「兵制三」：
豪豬健狗之徒，不識禮義，輕去就，緩則受吾節制，指顧簿書之間，急則擁兵自重，節制之人自然隨之上下。
「豪豬健狗」，指君主專制所造就的武人，謂其徒有野蠻之體魄，而無文明之理性。聯繫《柳敬亭傳》「寧南身為大將，而以倡優為腹心，其所授攝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的評論，可知他對左良玉的看法，與王士禛基本一致，即：左良玉只是嗜血的軍閥，與流賊無異，或「殺掠甚於流賊」，絕非可以寄望的對象。
在他看來，柳敬亭之為左良玉賞識，是因精神文化層次相當，物以類聚，同屬粗鄙少文之人，而國家前途和歷史未來，豈可付之此輩！這就是文中為何會談到柳敬亭的「別字滿紙」。他是文明至上論者，以文明高低為估衡一切事物的準繩。晚年之所以能夠超越民族矛盾，逐漸捐棄對滿清的敵意，正是由於經過觀察、比較，認為當下政治較前明反而更不野蠻。從他對左良玉、柳敬亭的態度，我們已發現這一思想根源。他批評吳傳「倒卻文章架子」，歷來的理解殊乖其意，竟以為「『文章體式』也就是結構」，而實際上，他是批評吳傳價值觀有問題，本末倒置、「皆失輕重」，他同時批評王世貞某文曾將一位匠人（刻工章文）與唐伯虎、文徵明相提並論，是「比擬不倫」，同屬於將不同層次和價值的對象混為一談。
黃宗羲上述思想傾向，置之現今，少不得落個「鄙薄勞動人民」、「階級偏見」罪名。但這是他的真實思想。他之改寫吳梅村《柳敬亭傳》，正是為著表達這看法。他的觀點與個性，每每顯出既超拔卓出又不無偏激的特色，有時至於狹隘。《史記》講了這麼一句話：「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並於「七十列傳」之第六十六篇，特撰「滑稽列傳」，記述到那時為止曾經出現過的三位名伶淳于髡、優孟和優旃的事迹。這三人的共同特點，是都用演技和口才影響了政治。他們原本屬於地道的小人物，其貌不揚、操持賤業、供人取笑，登不了大雅之堂，寫於正史更是聞所未聞。司馬遷將此視閾打破，給這些小人物大大的提攜，讓他們與王侯將相比肩，予以「豈不亦偉哉」的評價。在此，黃宗羲的視野確實不及司馬遷。我們盡可不贊同、不佩服，但是，不能出於某種目的和需要，偷梁換柱、改頭換面，使其根本變成另一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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