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納森·薩哈：《倫敦動物園謀殺案：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殖民時代晚期的同情》（2016）
原標題：喬納森·薩哈：《倫敦動物園謀殺案：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殖民時代晚期的同情》（2016）
封面圖片：倫敦動物園馴象師薩依德·阿里（左，死者）和山德（中，嫌疑人），1923年。
攝影師及圖片來源: Bond, Frederick William (1887–1942).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 Bridgeman Images ZSL2629011.
1928年8月26日凌晨，來自緬甸的倫敦動物園馴象師山德因涉嫌謀殺印度室友阿里被捕。山德否認殺人，輿論嘩然。殺人案演變成一場都市傳說：大象離奇死亡，白象詛咒靈驗。在殖民話語下，馴象師山德成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代表。山德的克倫族身份也給殖民者留下恭敬而忠誠的印象。新教徒、克倫民族主義者、普羅大眾紛紛同情他。相比之下，受害的印度室友被傳言強迫山德向自己行跪拜禮，甚至雞姦他。最終，嫌犯山德轉變為忠於宗主國，受亞洲鄰居欺侮的可憐形象。倫敦動物園殺人案被重構了。
一點背景知識：該案發生的1928年，緬甸領土受英屬緬甸管轄，同時英屬緬甸是英屬印度之下的一個省。這是1924年第一次「英緬戰爭」英軍戰勝緬甸貢榜王朝軍隊的結果。這一局面一直持續到1937年「二戰」爆發，英屬緬甸才從英屬印度的管轄下分離。閱讀本文時，不能忘記當時印度和緬甸的微妙關係。
倫敦動物園謀殺案：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殖民時代晚期的同情
MURDER AT LONDON ZOO: LATE COLONIAL SYMPATHY IN INTERWAR BRITAIN
作者：喬納森·薩哈（Jonathan Saha，利茲大學）
來源：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1, No. 5 (2016), 1468-1491.
由於原文篇幅過長，腳註和參考文獻已經省略，部分內容經過刪改。
1928年8月26日凌晨，警察在動物園（馬來貘房舍背後）發現了山德（San Dwe）。山德被發現時，只穿著睡衣上衣和內褲。他確實很痛苦，語無倫次，至少警察很難聽懂他的話。英語是他的第二語言（「蹩腳英語」）。山德是動物園的馴象師，22歲的緬甸克倫族人，兩年多以前搬到倫敦。
他告訴警察，自己從房間窗戶摔了下去。房間正好位於馬來貘房舍正上方。他傷到了腳。他還告訴警察，他的室友——著名象夫薩依德·阿里（Said Ali）遭到一群白人襲擊，「斷氣了」。
調查中，警察發現房間的門被強行打開過。房間內，他們發現了阿里的屍體。他在床上被殘忍地殺害了。看上去他被一把大鎚和一把鎬反覆擊打致死，這兩件東西留在了現場。
山德被警察帶走做醫學觀察。一名警察在證詞中回憶稱，山德「口吐白沫」。精神病院的醫生駁斥了這種說法，說他只是嚇壞了。
上午，警方給山德做了第一次筆錄。山德聲稱，薩依德·阿里遇害當晚，曾經透過房間窗戶和一群白人男女吵架。這群男女在動物園附近的街道上公開做愛。阿里說他們是「動物」。一個男人喊道：
閉嘴你個黑鬼，閉嘴。
晚些時候，四個男人在二人睡覺時破門而入。他們要求阿里告知放錢的位置。山德回憶道，他們殘忍地毆打了阿里。他自己溜到床下，朝窗戶爬去，隨後從窗戶跳了出來試圖逃跑。這就是半夜裡警察在動物園發現他時的樣子。他感覺頭暈，還受了傷。
山德認識的一位名叫山波倫（San Po Lwin）的克倫族法律系學生參與了隨後的一次面談。這時，山德詳細闡述了他的故事並進行了修改。他透露，在過去幾個月里，一名英國人經常在自己馴象時來見他。這個男人總是穿著風衣，頭戴三腳帽，用一些小錢向山德打探阿里的消息。
山德同意那天晚上不鎖門，讓這個男人進入他和阿里合住的房間。然而，山德和一位同事在音樂廳度過整個下午後，忘記了留門這件事。當那個男人和一名同夥到宿舍時，他們不得不把門強行撞開。山德說，正是這些人殺死了阿里。
間接證據對山德非常不利。此外，他的敘述前後不一。他一開始說有四個人，後來又說只有兩個。山德說不出那個神秘男人的名字，對他的描述也含糊不清。沒過多久，山德被指控謀殺。
報紙抓住了這個故事。這場悲劇很容易被塑造為一則聳人聽聞的佚事，包含著瘋狂、陰謀和東方主義——山德被發現時口吐白沫、與神秘人的秘密會面，以及來自東方國家的異國情調。
緊接著是與動物園大象有關的其它悲劇。一年前，兩頭大象死於未知疾病，其中一頭是兒童們最愛的「印地阿拉尼」（Indiarani）。有人懷疑死於炭疽熱或中毒。同樣的怪病折磨著大象的主人們，不過幸運的是他們都痊癒了。
媒體跟進這起案件的審判，並在一個更廣泛的故事中，將「帝國」引入攝政公園動物園，主題是緬甸的「白象詛咒」。
一頭名叫「帕瓦」（Pa Wa）的白象曾於1924年在山德的陪伴下來到倫敦，這頭白象幾乎在薩依德·阿里遇害的同一時間死在了加爾各答。報道稱這不是一起巧合。
據報道，「白象之死」影響了山德的行為。隨後的其它事件也和這頭「不吉利的」大象有關。英國「大罷工」（The General Strike）的發生時間與1926年「帕瓦」返回倫敦的時間吻合。白象被斥為詛咒。還有報道說，紐約一家動物園裡的動物集體不進食也和「帕瓦」當時出現在紐約有關。圍繞著白象的「東方迷信」成為英國報紙報道謀殺案的中心要素。
1926年英國「大罷工」
這種聳人聽聞的新聞報道表明，阿里的謀殺案和接下來山德的命運都與英國帝國主義糾纏不清。案件中的證人證詞是對種族、性別和性行為的規範化理解。換言之，帝國話語塑造了對人物和動機的判斷，也塑造了這種判斷成為法律證據的方式。
通過這些話語，山德成為卷宗中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對他與動物親密關係的描述取材於對殖民地人民與自然世界親密關係的普遍想像。在調查和庭審中，他被塑造為一個溫和而膽怯的人。
對山德的描述還建立在殖民地的民族志知識上，即山德代表了克倫族的恭敬與忠誠。儘管他被指控犯有可怕的罪行，但卷宗中的山德是能讓英國人共情的山德。他是一個可以被同情的人。隨著案子進一步發展，他的困境引發了更多同情。
內政部收到大各處寄來的信件，表達著人們對於山德的同情。這位年輕的馴象師發現自己受到不同人群的支持，包括浸信會教徒和英國國教徒，還有他在倫敦東區的教友以及遠在緬甸東吁（Toungoo）的老鄉。
他的案子也被克倫族活動家們注意到，其中包括之前調查中接觸過的山波倫。這些倫敦精英分子和受過教育的年輕人自稱「英格蘭忠誠的緬甸克倫人」。他們是更廣泛運動的一部分，目的是遊說英國政府給予克倫族憲法保護，在殖民地民主結構中反對緬甸的多數派統治。
此外，基於對緬甸的一手經驗和積累的殖民知識，退休的印度公務員們對山德的案子做出了回應，並表達了支持。
通過書信和請願書，這些個人團體在規範化的帝國理解框架下闡述了涉案人物及其動機。尤其是克倫民族主義者，他們動用了帝國主義觀念，證明他們與英國人的相似之處，從而建立起自己對英國的忠誠。
1900年左右生活在英國的克倫族精英家庭
繼安·勞拉·斯托勒（Ann Laura Stoler）將殖民檔案解讀為殖民者恐懼與焦慮的產物之後，這類特殊的記錄可被看作司法制度同情的產物。通過解讀這些檔案的肌理，歷史學家發現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帝國同情的輪廓及其界限。
這起謀殺案及其後續表明，歷史化分析同情的方法是有效的。然而，「同情」這一術語在概念上尚不明確。一些社會心理學家和神經學家認為，同情是對他人痛苦的一種重要而先天的認知反應。
這個定義因其普適性而產生局限。在不同時間和地點表達、理解同情的文化特性時，這個定義幾乎沒有什麼發揮空間。
對歷史學家而言，同情並非與生俱來的人類情感。它也不是情感關係的簡單表達。簡言之，同情本身不是一種情感，而是一種影響人與人之間移動的路徑（pathway）。同情使人的感覺在另一個人身上激發出情感。以此將同情概念化，這對於研究「友誼」（friendship）的歷史進路大有裨益。
正如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對友誼的看法一樣，政治上也有同情之心。與友誼一樣，同情既包容又排外。它以犧牲他人為代價，形成了某種「之間」的連結。也像友誼那樣，同情見證著歷史的變遷。在不同的背景下，某些人對特定的群體或個人比對其他人更富有同情心。
然而，與友誼不同的是——至少德里達如是分析，同情不一定依賴或灌輸民主的博愛。
在談到友誼的平衡潛能時，里拉·甘地（Leela Gandhi）表明了殖民邊界如何通過反帝國主義者、素食主義者及其他極端主義激進分子之間的情感聯繫進行商榷。
相比之下，同情在本質上沒有顛覆或破壞人們之間的等級秩序。對於那些頑固的帝國主義者而言，他們很有可能對一個殖民地的個體產生同情，只要不破壞帝國的社會和意識形態劃分。
雖然看起來無形，但同情可以被理解為對感情流動的結構化。換言之，有一種規範性的力量來告訴我們，誰能感受到誰。
在複雜且相互關聯的過程中，將「同情」歷史化能夠闡明情感的位置。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建立研究的進路同時揭示了情感的政治史和政治的情感史。分析「山德案」中同情的政治，引出英國司法制度下運行的情感準則和帝國準則。
此外，它揭示出感情的流動、帝國的網路和正義的概念如何微妙地交織在一起。通過不同行動者的同情以及他們對案情的批判，追溯出國族身份更廣泛的變化，也追溯出與男子氣概相關的概念。
按照莫尼克·舍爾（Monique Sheer）的說法，同情的政治可以被視作一種約束、分配和煽動情感聯繫的方式。以這種方式概念化，可以使歷史學家用感情來描繪運動（movement）和動員（mobilization），而不需要藉助特殊的情感狀態、空間或人類心理的概念。
與過去挖掘具體情感體驗的做法相比，分析同情的政治將焦點轉移到人與人之間（有時是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上。它鼓勵歷史學家批判情感關係並探索其局限性。這是一種分析模式，關注同情如何通過歷史檔案的結構和內容影響歷史敘事。
上：1828年開業之初的倫敦動物園俯瞰圖；下：今天的倫敦動物園
* * *
11月，「山德案」在中央刑事法庭（Old Bailey）舉行聽證會。警方出示物證，尤其是對兇器和犯罪現場的法醫分析。同時，檢方指出山德的敘述前後不一，也缺乏實質證據支持他的說法。
相反，檢方的證據卻很豐富。雖然房門被殺死薩依德·阿里的同一把鎚子砸開，但被破壞的門框上檢出血跡。據此，警方提出如下論斷。兇手行兇後離開了房間並鎖上了房門，然後強行砸開房門造成破門而入的假象。這讓山德疑點重重。
另有證據表明，襲擊發生時，阿里的床被移開，還有一枚電燈泡被扔出房間打碎了。有人提出，該證據表明兇手在行兇前故意將房間變暗。
山德的辯護律師弗雷克—帕爾默先生（Mr. Freke-Palmer）沒有提出反駁的證據。相反，他試圖指出原告的證據不夠直接。他推斷，這兩個人處在如此狹窄的空間，任何不相干的原因都可能在燈罩上留下若干指紋。
也有人指出，鎚子在門框凹痕處留下的血跡不一定是阿里的。
在盤問過程中，動物園的工作人員承認，動物園閉園後，似乎有一名外人躲在院內，並在其他工作人員不知情的情況下來回走動。
對山德的指控沒有確鑿的證據，但也因缺乏反證、其他嫌疑人或另一種讓人信服的解釋，對山德來說仍然十分不利。
無論如何，山德都是一個值得被同情的角色。在調查和審判的過程中，警方和檢方找不到這名年輕人作案的動機，普遍認為他「膽小而平靜」。
警方也找山德的幾名白人男性同事做證詞。他們除了陳述對當晚謀殺事件的看法，還被詢問對山德本人的看法。所有被問到的人都把山德形容為彬彬有禮之人，並加上了他與動物親密關係的佚事。
動物園的助理獸醫查爾斯·哈伍德（Charles Harwood）為山德的「友善」作證。在進一步質詢時，哈伍德回憶說山德「非常喜歡照顧小象」，「時常和小象躺在一起幾個小時，和它玩耍，教它耍把戲，為它演奏音樂」。
動物園的助管查爾斯·希克斯（Charles Hicks）表示山德有「非常善良的品性」。他回憶道，停在肩上的兩隻鴿子讓山德開懷一笑，薩依德·阿里卻嘲笑他。
這些證據表明了山德與動物園中動物的親密關係。人們沒有讚美山德對動物的掌控，作為一名騎手的技能沒被提及。重點是山德和非人類物種的親密關係。這與阿里被公眾認可的馴獸能力形成了鮮明對比。（阿里遇害前，他以馴象能力著稱。）阿里的馴獸才能讓他在家鄉加爾各答的動物園中工作（20年代的許多個夏天，年年如此）。他管理著兩頭成年的緬甸大象。
儘管審判中沒有談到阿里的性格，但動物園的看守約翰·梅科克（John Maycock）暗示了他和山德之間的緊張關係。梅科克聲稱，自薩依德·阿里搬去和山德一起住之後，他經常看到山德半夜跑出去。阿里問山德為什麼不睡在房間，卻要跑來小象棚里睡。山德表示，自己「寧可和小象睡覺，也不和那個男人睡一個屋。」
對山德的描繪和對動物的特殊情感可以運用於更廣泛的「同情的政治」。希爾達·基恩（Hilda Kean）和喬安娜·布爾克（Joanna Bourke）發現，19世紀晚期，與動物產生共情的交流是英國人道主義的標誌。
此外，一些動物受到的同情也被社會改革者用作修辭術，以引發人們對社會中較不幸人群遭受的痛苦表達寬容和關注，即「有限度的同情經濟學」。
這在20世紀初的英國殖民地發揮了特別的作用。印度、東非和中國的殖民地人口因其對待動物的殘酷態度而被視為低程度文明。同一時期，殖民地緬甸的僧侶活動家在道德、實踐和修辭中與動物建立了共情的關係。（殖民差異化）
不同尋常的是，在殖民主體的帝國主義再現中，緬甸人被描繪成過度（overly）同情的人。據說這是出於他們的佛教修行和對輪迴的信仰。殖民地官員認為，正是這種過度的同情導致英國人認為緬甸人顯然不願意殺死生病或受傷的動物，尤其是流浪狗。
在這方面，克倫族與更廣泛的緬甸人口有區別。他們被描繪成「野生獵人」（「wild hunters」），沒有對動物「過度的」同情，而是與自然世界保持更大度的親和力。
在人類與動物的關係中，同情被不同的帝國主義觀點再現。
緬甸的馴象師被稱為「馭象者」（Ozzie），他們在頗具爭議的帝國話語中佔據著顯要位置。憑藉大象在殖民地日益壯大的木材產業中的勞作經驗，一名優秀的馭象者和大象之間的關係被帝國官員極度浪漫化。他們喜歡強調大象本身的獨立、睿智和靈活，卻忽視了馭象者。
因此，看上去是這些動物自己在木場里工作。他們說到馭象者時會說，馭象者和大象有一種「天生的」關係。
人們認為馭象者可以憑藉經驗性的知識和情感紐帶，以歐洲人所不能的方式和這些有魅力的動物交流。即便是那些嘲笑馭象者的官員們也承認，馭象者對大象的聯繫不可或缺，也不可傳授，只有通過經驗才能獲得。
這是一種對人與動物關係的「東方化」描述。
拉迪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93年創作的短篇小說講述了一名虛構的印度小馴象師圖米（Toomai）的故事。這個故事非常流行，並在1937年被改編成電影《象童》（Elephant Boy）。
電影《象童》（1937）海報
「帝國營銷委員會」（The Empire Marketing Board）還在緬甸柚木的廣告中植入了浪漫的馭象者形象，製作了描繪殖民地木材產業的海報。在仰光木材工場勞作的大象也被畫上了明信片。
殖民時代晚期描繪緬甸木材工場勞作場景的明信片
除了為動物園的觀眾表演，1926年，百代電影公司英國分公司（British Pathe）還為那頭名叫「帕瓦」的白象拍了影片，讓它在鏡頭前表演雜耍。
不可避免的是，山德自己也捲入了這種表現與大象親密關係的公共傳播中。《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道了這起謀殺案，配圖中山德正在給小犀牛、小山羊和小象餵食。描述山德友善的證人證詞引用了他和動物園動物關係親密的例子。
通過對人與動物接觸細節的描繪，殖民的差異化被巧妙地放大了。
動物園的日常工作基於並反映這些差異話語。這一點在非白人員工被稱作「當地人」（「natives」）時最顯而易見。諷刺的是，「當地人」大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殖民地。
證人證詞表明，所謂的「當地人」和白人員工之間存在著距離。前者住在動物園，他們的角色僅限於和動物直接打交道。通過分工，與動物的親密關係和種族之間的差異性被放大了。
白人和「當地人」員工的分離也反映在社會生活中。一些動物園的工作人員把山德喚作「三弟」（「Sandy Wee」）。這個昵稱表面上看起來很親熱，卻是一種馴化和削弱，也「幼化」了山德。
不只在動物園，外面的公眾也知道「三弟」。報紙上的報道時常這樣稱呼他。在第二次問詢時，警方也用這個稱呼抄錄談話內容。在某種程度上，山德是一個頗受歡迎的同事。他在謀殺案發生前就被人關注，並為公眾熟知。
他的朋友里沒有英國同事。案發當日去音樂廳是他每周除了去教堂做禮拜外為數不多的同白人員工交流的場合。這次和他一起去音樂廳的是一名非洲同事。山德把此類邀請看成一種慷慨的善舉，而非例行公事。通過一種微妙且沒有公開敵意的方式，他和他的「當地人」同伴從白人同事中分離了出來。
人們把山德視為善良、膽怯和有禮貌的人，這也是山德對自己性格的反思。在被關押待審期間，山德給父母寫過一封令人心碎的信。他認為自己或許太沒自信，太言聽計從了。
他回憶道，薩依德·阿里曾告訴他，如果有人找他的麻煩，他應該告訴阿里，阿里會替他「出頭」。他把阿里形容為「不會婆婆媽媽的大個子」（「big man」）。相反，他形容自己是一個「總是低三下四」並且「從不敢大聲作答」的人。
信的末尾，山德提醒父母熱愛動物，告訴他們自己在獄中如何思念那些非人類夥伴。山德無疑試圖以儘可能溫和的方式告知父母自己的處境，也向他們表明了清白。
與此同時，就像那些證人對他的評價一樣，山德的信與殖民主義者和傳教士對克倫族性格的描述吻合。
20世紀20年代，（西方）民族志對克倫族的認識反哺了克倫族精英政治家。作為緬甸立法會（Legislative Council of Burma）里唯一一位克倫族，山·克羅姆比·波博士（Dr. San Crombie Po）在他的書中強調了禮貌和嚴守紀律的重要性，並提出「忠誠的克倫民族主義」的政治主張。
雖然山德不屬於克倫族精英階層，但他的基督教信仰、讀寫能力以及與民族主義者的聯繫也讓他在寫信時用到了這些素材。
20世紀初的倫敦警察
山德講述的第一個故事版本也值得一看，因為它展示了如何利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倫敦的生活經歷來陳述一種可信的解釋——即使法庭以前後不一致為由駁回。這是一種罕見的敘事，因為它提供了一種倫敦視角，一個居住在堪稱帝國典範城市中的被殖民主體的視角。
山德提出了種族主義的暴力威脅。他聲稱那些英國人打死了阿里，雖然沒有證據，但也不是胡謅。這一陳述或許非常可信，因為當中隱含著警方和媒體都沒有注意到的點。
山德回憶道，阿里和那些在街上做愛的男女發生口角後就出去了。他說自己睡著了，不一會兒醒來後發現阿里不在床上。他暗示阿里去了街上（也許是自己去找性伴侶了）。
「一戰」後的數年間，白人女性和有色人種男性之間的種族間性行為「威脅」常被用來解釋和證明種族主義暴力事件。
庭審結束後，山德對動物園外街道上發生的事情做出了比之前更明確的陳述。他補充道，阿里曾將白人女子帶回房間。這一論斷得到了證人證詞的支持。庭審結束後，證人們聲稱阿里對「追求漂亮的英國女孩」頗有興趣，即便他在加爾各答有妻子和孩子。
然而，這一證據不再被用來支持阿里死於一群白人的說法，而是說明他的性格有問題。
在倫敦的都市景觀中，山德對公開性愛的貶義所指揭示出活動（activities）與意義（meaning）的多重層面。
攝政公園和其它公園一樣，大英帝國的尺度與瑰麗能在這裡被都會市民目睹和消費。帝國被投射到人造環境中，動物園裡有來自這顆星球其它地方的非人類居民。
唯一一張斑驢的照片，一種已經滅絕的非洲動物（倫敦動物園，1864）
公園位於重建的攝政街（Regent Street）北部。那裡布滿了帝國建築裝飾風格和商店櫥窗，帝國的美物和殖民地的廣告在人行道上醒目地展出。
然而，正如山德所言，公園也是倫敦性愛地理學的一部分。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許多公園和河邊小路都是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場所。對西區的熱戀情侶而言，更是如此。由於動物園位於西區邊緣的公園內，也位於攝政運河旁邊，所以它很有可能成為短暫親密的場所。
山德對公開性愛的描述，以及他對阿里和白人發生爭執的陳述，也證明這種「不道德」行為正日益普遍。
20世紀20年代，公園成為道德純潔運動的聚集地。作為浸信會教徒，山德意識到了這一道德政治。新教徒人數在2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借著「一戰」，新教徒更廣泛、更微妙地塑造著「英國性」（「Englishness」）的內容，並將拘謹的清教徒特質納入其中。
山德在痛苦的思鄉陰影下，講了那個「和神秘人物會面」的故事版本。「陰謀論」再次表明他對倫敦的多元認識。這個故事的內核是「偷偷摸摸的交流」和「秘密會議」。
山德意識到城市是一個奇觀，同時充滿了陰暗面和罪惡。總的來說，山德試圖通過將自己描述為一個在充滿威脅和潛在的不道德城市中遊走的脆弱的陌生人，引起人們的同情。
11月27日，陪審員被派去做裁決。主審法官向陪審員解釋，間接證據不意味不能定罪。在法官的敦促下，陪審團只花了十五分鐘就達成了一致的裁決意見。山德謀殺罪成立，判處死刑。
陪審團成員所不知道的是，不到24小時前，山德坦白了一切。
布里克斯頓監獄（Brixton Prison）的一名醫務人員問山德是否被雞姦過。山德告訴醫生，謀殺案發生前一周，阿里強迫他進行性行為。
山德淚流滿面。他承認自己殺死了阿里。
執行此次檢查的醫療官員布里斯比博士（Dr. Brisby）認為，這種坦白應該可以相信，應讓法庭知道這一點。在看到這一證據後，法官命令不得讓人知道。庭審中沒有提到強姦，報紙也沒有報道。
* * *
山德被轉移到潘頓維爾監獄（Pentonville Prison）等待執行死刑，死刑安排在12月18日。在宣判後的幾個星期里，隨著山德被雞姦的消息通過私人渠道傳播開來，倫敦浸信會教徒和前殖民地官員請求內政大臣赦免他。
今天的潘頓維爾監獄，王爾德曾關押於此
這場運動取得了成功。行刑的四天前，山德被減為無期徒刑。
通過對男子氣概和種族差異的規範化理解，這些不同的群體都在替山德說話，也激發出同情。之前庭審時沒有被討論過的阿里的性格現在被仔細審查。他被描繪為一個傲慢、恃強凌弱的穆斯林，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溫順而自然的基督徒。
這是一種修辭手法，呼應了人們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居住在英國港口城市的阿拉伯穆斯林人口與其他種族通婚的恐懼感。與動物的互動再次被用來支持這一特徵。據稱，阿里曾殺死一隻訓練有素的鴿子。
倫敦的第一座清真寺，法茲清真寺（Fazl Mosque，1926）
與此同時，這些群體也加強了帝國主義勢力。比如，忠誠的克倫民族主義者主張縮小英國人和他們之間固有的種族差異，尤其在男子氣概和性特徵方面。
12月8日，山波倫和另外三名在英國接受過教育的克倫族人發出一份請願書，呼籲人們對山德施以憐憫之心。這份請願書是他們在「忠誠的克倫民族主義」的政治旗幟下籤署的。這份請願書也基於英國人和克倫族之間所謂的種族差異。
這份請願書試圖把他們和印度穆斯林區分開來。他們認為，「原始克倫族」固有的驕傲是導致山德殺人的原因，因為阿里強姦過他。他們還利用克倫族信仰的特殊性，證明阿里的其它挑釁行為也對山德產生了影響。
他們稱，阿里習慣性地咒罵山德，用詞是在緬甸「非常令人反感」的粗俗語言。
另據稱，阿里與一名白人女子在山德的床上和毯子上通姦，這被認為是「對東方人和克倫族的侮辱」。他們還說，山德對阿里的侮辱很敏感，因為他的「東方體質」（「oriental physique」）被英國的天氣弄得更脆弱了。
他們認為，因為山德是克倫族，所以他被傷得更深。為了證明這一點，也為了表明克倫族自古以來的忠誠，他們給出了四本關於克倫族的書。
其中三本分別是：克倫民族主義者山·克羅姆比·波博士的《緬甸與克倫族》（Burma and the Karens）、傳教士哈里·馬歇爾（Harry Marshall）的民族志研究《緬甸的克倫族》（The Karen People of Burma）、殖民地官員唐納德·斯米頓（Donald Smeaton）的《緬甸忠誠的克倫族》（The Loyal Karens of Burma）。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些文本成為克倫族精英們在其效忠的民族主義事業上標榜克倫族身份的權威參考。通過請願，克倫民族主義者在帝國的都市傳播了殖民地知識。這些知識也是克倫族與眾不同的證據。
除了挪用殖民話語和傳教士話語的差異性，克倫民族主義者還利用基督教來引發英國人對山德的同情。他們著重提醒道，阿里強迫山德行跪拜禮。在這裡，他們強調了阿里的伊斯蘭教信仰。
他們通過對薩依德·阿里的負面描述強化對山德的正面描述：
死者是一個40歲的大混混，一個穆斯林；山德是一個安靜而謙虛的基督教男孩，22歲。
斯米頓和山·克羅姆比·波的書中都提到，在和政府官員的交流中，克倫族精英需要表示尊敬。這種低姿態的全身躬禮被稱作「匍躬」（「shikho」，跪拜禮），常見於殖民時期的緬甸。然而一些克倫族認為，這種太做作的身體舉止會令克倫基督徒感到不適。
「匍躬」（「shikho」）
英國的殖民地官員想讓緬甸工作人員行匍躬禮。顯然有克倫族官員認為這是對他們的冒犯，但殖民地官員又分不清哪些是克倫族。這個問題變得如此敏感，以至於發展出一種獨特的民族服飾，以便英國官員能夠立刻認出克倫族，並免除他們的問候禮。
山·克羅姆比·波博士在著作的附錄中介紹了一種正式而禮貌的問候方式，以處理和上級的關係。他鼓勵克倫族採納這種禮儀。
請願書聲稱，阿里強迫山德向自己行匍躬禮，威脅到山德對基督教的忠誠信仰。
對於這些克倫民族主義者中的請願者來說，山德的困境成為他們更廣泛政治困境的寓言。山德對宗主國忠誠，卻被一個恃強凌弱的亞洲鄰居虐待。他的服從和紀律感被推到了極限。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緬甸，這種忠誠不只是嘴上說說而已。在1930年席捲英國殖民地的大規模叛亂中（1857年以來針對英國的最大規模反抗活動），克倫族的利益被國家和英國公司贖買，以保護歐洲工作人員及其利益。
雖然叛亂不能被認為是緬甸民族主義者的直接表達，但當時農村和城市的反殖民主義風潮都日益火熱。一些新起的反殖民民族主義活動家把在倫敦的緬甸學生，以及來自英國、亞洲及其它地區的激進分子串聯在了一起。
山波倫在城市中動員克倫族學生，揭開了一個忠誠的政治網路。該行動不僅為山德呼喊，也為他們更大的事業尋求英國人的同情。
今天緬甸本土的克倫族解放軍（KNLA，2015）
請願書強調，強姦是山德作案的主要行為動機。請願者引用並讚美《聖經》對雞姦罪的懲罰，以及英國法律對「違反自然的罪行」的懲罰，以此表現他們對英國人態度的熟悉與認同，並表達出對同性性行為的完全譴責。
他們還聲稱：
克倫族完全不了解雞姦。
不過，收到請願書的內政大臣在空白處用注釋表達了自己的懷疑。通過引用《緬甸的克倫族》一書中的段落，內政大臣寫道：
雞姦在緬甸人中確實不常見，但絕不是一無所知。
在請願書中，同性性行為是一種具有爭議的殖民差異標誌。通過不存在的同性性行為，山波倫聲明了克倫族與英國人的相似性。但內政大臣的懷疑也表明，殖民者對亞洲人的同性性行為保有一種撲朔迷離的好奇心。
這種帝國好奇心的矛盾性使大部分殖民檔案缺乏經驗證據，但還是產生了一些普遍的假設，即同性性行為存在於書面記載以外的地方。
安賈莉·阿隆德卡爾（Anjali Arondekar）展示了「缺場」（absence）與「在場」（presence）的相互作用。這種相互作用使殖民時代的人們能夠了解性的慾望。
帝國迫切想要找到亞洲人同性性行為存在的證據，這在「山德案」中產生了重大影響。布里克斯頓監獄的布里斯比博士在證詞中說，他檢查山德的目的就是為了證明雞姦行為普遍存在於緬甸人中。
對雞姦的討論與男子氣概的再現密不可分。例如，《緬甸的克倫族》一書描述了兩個男人之間的異性向關係。兩個男人中由一個男人扮演女性角色，兩人以夫妻名義同居。作者試圖把同性戀納入克倫族的性別規範。
山波倫的請願書試圖否認克倫族中存在這樣的行為，同時將阿里對山德的性侵視作對後者男子氣概的侵犯，重點不在於性暴力本身。
英國殖民者和克倫民族主義者在同性性行為問題上的立場、目的、觀點存在差異，這些差異都可能影響英國人對山德的微妙態度。（號主按）
第二份請願書來自辯護律師弗雷克—帕爾默先生。它和第一份請願書一樣，借鑒了對男子氣概的規範性理解。第二份請願書中包含了本案多名證人經過公證的陳詞，還包括山德提供的一份新陳詞。
證據集中於薩依德·阿里的通姦和種族間的通婚行為。也有人聲稱，阿里威脅山德，「像女人一樣用他」。這些描述使人們相信，控制不了性慾和性行為的阿里代表了劣等種族的特徵（對人格的掠奪性）。
提請赦免山德的主要理由是，強姦被視為對男子氣概的犯罪。
內政大臣收到一份名單，名單上列出了「最近的謀殺案，兇手都是些善良而無用的人」。這份名單的作用是為山德減刑提供先例。
名單列舉了15起案件。例如，在第13起案件中，一個男人殺害了一個女人，因為女人涉嫌強姦他，給他灌酒，虐待他；在第14起案件中，一名房東因為和房客的妻子發生性行為而被房客殺害；在第15起案件中，一個男人因為「騷擾」另一個男人而被殺害。（似乎這些「善良而無用的人」，失去男子氣概的人值得同情。）
這一系列案件引發了男權主義者的同情，在當時更廣泛的帝國政治中產生共鳴。性別關係是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爭奪合法性的關鍵戰場。
印度男性對待女性家人的殘暴行為被寫入凱瑟琳·梅奧（Katherine Mayo）1927年的著作《印度母親》（Mother India）。該書廣為流傳，被用來質疑印度人的男子氣概，並削弱印度民族主義。
在緬甸，民族主義者擔憂年輕女性的「放蕩行為」，特別是當她們和印度男人混在一起的時候，因為「殖民地的男子氣概受到了威脅」。之所以是「威脅」，是因為它破壞了緬甸民族、佛教和這個國家的未來。山德獲得同情的方式暴露出對男子氣概的關注和對國家生存能力的相關威脅。
通過自己的書寫，山德也操縱著宗教與種族的話語。在辯護律師請願書附帶的陳詞中，山德講述了近幾個月來和薩依德·阿里的生活。這些陳述都和謀殺案有關，似乎屬於一部「更完整的傳記」的一部分。
通過敘述，在馬來貘房舍上方的小房間里，山德創造出幽閉恐怖的氣氛。山德指出，他們的宗教差異是衝突的主要原因。當山德煮培根和豬肉時，薩依德·阿里會很生氣。當薩依德·阿里為了閱讀《古蘭經》而關掉電燈時，山德也很不開心。
阿里會講緬甸語，他也用這種語言侮辱山德。動物園裡一名英國看守作證說，阿里會說多種「當地人」的語言，他會利用語言天賦命令看守們做一些低級的事。
在山德看來，自己實際上是阿里的僕人。加上被阿里要求行匍躬禮，山德痛苦地意識到社會地位的局限性。此外，他的勞動比其他「當地人」更有價值，地位卻還是不能比肩白人。
山德表示，薩依德·阿里不喜歡英國人。阿里曾吹噓：
連動物園副園長都尊敬我，像你這樣的小屁孩更要尊敬我。
種族的等級制度在動物園內暴露無遺。
19世紀80年代，生活在殖民地的英國家庭和印度僕人
毫無疑問，無論在物質層面還是形象層面，「動物」在山德的故事中都很有其特性。首先，它們顯然是真正的生物，山德和它們一起工作，發展友誼。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山德在避免和阿里發生衝突的那段時間裡，和他的小象度過了許多個夜晚。
無論是在寫給父母的信中，還是後來的請願書中，山德都談到自己與動物分離時的失落感。他與動物的互動可能類似於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所謂的「伴侶物種」（companion species）的「顯著他異性」（「significant otherness」）。哈拉維認為，一個人的自我意識可以與動物夥伴的關係相互依存並發展。
在山德的文本中，動物屬於人類之外的範疇。對他而言，「動物」是一個用來定義或否定人類的東西。例如，在他的敘述中，阿里斥責公開做愛的英國男女為「動物」。有一回，山德向阿里談到自己去教堂的經歷，阿里顯然無法理解，說他「像一條狗」。
根據山德的陳述，辯護律師弗雷克—帕爾默先生也收集到浸信會教友、前殖民地官員和動物園白人僱員的陳述。
這些陳詞強化了阿里對山德的虐待以及山德的良好品格。在此背景下，「英格蘭忠誠的緬甸克倫人」把請願書和山德的證辭彙總成一個集各方同情於一體的網路。所有這些都暗含著依賴於種族和宗教規範性的觀念。
在這個網路中，克倫族的殖民地民族志知識開始流傳開來。一些作家，如曾在緬甸擔任官員的布萊恩·沃德·帕金斯（Bryan Ward Perkins）表達了殖民態度。他寫道：
如果沒有克倫族的直接經驗，山德的行為將不可理解。
但是仔細閱讀這些文本後會發現更深層的張力和複雜性。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差異性得到了證實，儘管這些請願書將這種差異性縮小了。
我們可以看到，在倫敦的克倫民族主義者內部，精英們試圖建立一種忠誠的政治。我們還可以看到，基於各種各樣的資源，山德試圖重建並理解自己所犯的罪行。當然，我們還可以看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人對性的不同態度——有譴責阿里的浸信會教徒，也有在攝政運河和倫敦動物園旁邊公開做愛的男女。
種族、男子氣概和性的觀念在這些文本中被反覆修改，揭示出一種異質、新教、忠誠「同情的政治」。
服刑期間，圍繞山德的「同情之網」繼續發揮作用。雖然沒有固定訪客，但總有當地基督教和教育團體的人給他送書、寫信，並以他的名義持續請願。
在他們的幫助下，山德學會了一些新的技能，比如演奏曼陀林。經過幾年的磨練，他還成了一名鐵匠，並希望利用這些職業技能改變克倫族的命運。
在英國的經驗（先在動物園，然後是監獄）讓山德意識到殖民地的落後，尤其是克倫族的落後。
服刑兩年後，山德加入了「救世軍」（The Salvation Army，1865年成立的基督教組織）。隨後，他請求將自己轉移到安達曼群島（Andaman Islands），去那裡繼續做一名「馭象者」，以幫助開採林木。
山德在請願書中表示，自己希望回到野生動物身邊，回到一個更熟悉的環境中去。
請願被拒絕了。
不過，鑒於和典獄長亞歷山大·帕特森（Alexander Paterson）的關係，山德最終還是被送回了緬甸。帕特森曾被派往殖民地調查刑罰制度，並提出與眾不同的建議。他認為，這裡所有長期監禁都應該廢止。
帕特森聲稱，由於緬甸人具有衝動犯罪的天性，因此長期監禁對感化罪犯沒有什麼意義。儘管這一激進的建議被否決了，但這種想法影響了他對「山德案」的處理方式。
1932年，山德被正式釋放。
作為感激，山德給帕特森寄了一枚銀制打火機，並附上了感謝信。持續多年的同情確實促成了情感的紐帶。
* * *
在寫給教友格拉迪斯·德萊弗（Gladys Driver）的信中，山德表達了對殺死阿里的懊悔，那時距離他被絞死只剩一周。他寫道：
這一天，年輕的克倫人在倫敦殺死了高大而強壯的印度人。
這一簡單的陳述概括出山德所處環境的戲劇性。他把自己定位在大英帝國中心一種特殊的權力關係之中，這種關係引發了克倫民族主義者的廣泛關注。
他還試圖闡明罪行的必要性。他反思了案發前的虔誠生活，坦白道：
在我變成罪大惡極之人以前，我曾是一個至善之人。
山德告訴德賴弗，他在監獄裡一直在和自己的牧師研讀《哥林多前書》第13章——保羅討論基督教愛的本質以及自我認知的重要性。
山德相信，他現在比第一次在倫敦東區的佈道中聽到這句話時更明白它的意義。山德試著認識自己，理解讓自己變成「世界上最壞之人」的那麼「幾分鐘」。
《哥林多前書》第13章
正如山德在這封信中的做法一樣，薩依德·阿里被殺的案件應該置於更廣泛的歷史背景下。本案被大英帝國內部的話語和社會網路大肆渲染。
在內政部文件中，「一戰」後英國和緬甸重複著種族、動物和男子氣概的概念。在相互競爭的主張內部，同性性行為處在一個問題化的位置。此外，還有一些遙遠的聯繫。
山德的家鄉東吁的一所教會學校和倫敦東區的一所浸信會教堂聯繫在了一起，忠誠的克倫民族主義者與倫敦動物園聯繫在了一起。人、動物和知識的傳播網路被建立了起來。
儘管與遍布帝國的網路相連，但山德算不上一個自由人。他在英國的生活多數時候是禁閉的——先在動物園，然後是監獄。
此外，即使山德的作案地點在倫敦，但歷史學家通常認為種族和性別的規範性話語才是本案在殖民背景下的基石。因此，「山德案」還能激發起對帝國地理學的反思。
不同地點、行動者和跨部門話語在「山德案」中顯而易見。這是一種殖民時代晚期的「同情的政治」。這種政治的核心是忠誠。
這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同情關係的特點。當反帝國主義聲援反殖民民族主義運動，並試圖跨越種族的鴻溝時，英國的帝國主義者需要藉助同情來緩解焦慮。
1936年，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獵象記》（Shooting an Elephant）首先刊登在反法西斯刊物《新寫作》（New Writing）上。奧威爾寫出了種種焦慮。
作為一名殖民地警察，奧威爾詳述了殖民地的內部衝突。他私下支持緬甸民族主義者的運動，但在持續不斷的小仇恨中，這些民族主義者把他視為國家的代言人，同時他也憎恨這些人。
1922年至1927年間，喬治·奧威爾在緬甸擔任殖民地警察
他坦白想「把刺刀扎進佛教徒的肚子」。他解釋說，在滿懷期待的緬甸民眾的壓力下，他不願意扮演一個白人帝國暴君的角色。為了不讓周圍人嘲笑他，他射殺了一頭大象。為了拍下照片，他抑制住內心對於殺死這頭大象的厭惡感。
在奧威爾的敘述中，帝國主義對男子氣概和種族的論述，對動物的認知都被利用、肯定和質疑。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文本。
對於拉納吉·古哈（Ranajit Guha）而言，這篇作品承認了帝國主義的核心，即帝國主義的自由意識形態與專制統治之間不可調和的緊張關係。
奧威爾探索了殖民者對民族主義者的理解能力的極限，這極限在印度勞工支離破碎的身體之上，也在垂死掙扎的大象身上。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奧維爾並非唯一一個檢討殖民時代晚期的同情的帝國官員。
1922年，退休的印度公務員伯納德·霍頓（Bernard Houghton）在緬甸委員會過完了他的職業生涯。他利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來批判「印度政府的潛意識」。
在英國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霍頓指出，人類的行為與狼群等群居動物極其相似。人們在恐懼和侵略中團結起來，對抗共同的敵人。霍頓激烈批評了「一戰」中英國對緬甸民族主義者的鎮壓，訴其為不合理、不公正的「激情與流血」。他認為，這兩個國家都有「偏執症和妄想症」的癥狀。
對於霍頓來說，之所以無法阻止殖民者對殖民地的同情，是因為存在心理上的障礙。這是歐洲人的帝國心態。霍頓對戰爭創傷和帝國主義進行精神分析，也在對英帝國主義的直接抨擊中表達了幻滅感。
和奧威爾一樣，霍頓強調了殖民者心理的防禦和侵略機制，這是一種被今天的評論家稱之為「白人脆弱性」（white fragility）的心態。
號主註：「白人脆弱性」的意思是，當接觸到涉及種族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信息時，白人會感到不自在並帶有防衛情緒。
這些作品試圖揭露晚期殖民時代「同情」的斷層，它們反映出民族主義開始挑戰帝國權威的緊張局勢。
在英國國家檔案館（UK National Archives）讀到薩依德·阿里遇害案的卷宗，這真是一段感動的經歷。內政部對該案的詳細記載很難讓人無動於衷，也無法避免對雞姦的掩飾和謀殺本身的殘酷所帶來的影響。
在英國和緬甸，山德給支持者和家人寫的信件流露出悲傷。當他最終獲得減刑時，內心的釋然躍然紙上。「山德案」的情感力量沒有消失，它需要被承認。
與此同時，檔案中的山德是一個值得同情的人物，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也必須歷史化分析。有一種政治觀點認為，「山德案」引發了一場政治鬥爭，捲入了帝國主義的話語和網路。這是一種保守、異質、忠誠的政治，強化了種族界線和性別刻板印象。這個案件暴露出情感的殖民結構，告訴我們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英國，誰可以感受到誰。
※大衛·拉澤爾 等：《假新聞的科學》（2018）
※羅安清：《不受控制的邊緣：作為伴侶物種的蘑菇》（2012）
TAG:文化批評與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