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I犯罪現場調查的鼻祖，柯南道爾稱讚他是「歐洲最偉大的警察」
在一張20世紀早期專輯的黃色相簿上，第一眼看去，可以看到1903年德貝南夫人家的卧室的褪色照片，照片上展示的是當時在巴黎一家不起眼的中產階級公寓。房間里擺滿了軟墊和花卉裝飾，從牆紙、厚厚的三角簾到地毯、椅子、室內裝潢——甚至是室內盆栽，一律是花卉圖案樣式。牆上掛著亞歷山大·卡瓦內爾繪於1863的繪畫《維納斯的誕生》。一張巨大的未經雕刻的木質結構床架主導著整張照片。
但仔細看，畫面上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細節，《維納斯》的畫是歪斜的，一把椅子躺在側面，一條奇怪的黑色污點匯聚在潔凈的白色亞麻床單上。只要翻到下一張照片就能揭曉謎底，因為下一張照片拍的是床背後的地板上的刺目景象：女主人的屍體。
當巴黎警方調查1903年5月的德貝南夫人謀殺案時，他們拍攝了犯罪現場。儘管，對於一些熟悉警匪片中警察辦案程序的觀眾來說，這看起來再平凡不過，但是用照相機拍攝犯罪現場狀況，在1903年還是相對新穎的做法。德貝南夫人的卧室就是最早的犯罪現場記錄，德貝南夫人也是最早被警方拍攝的被害者。
這些照片現存於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是非凡的歷史文獻資料，這裡存有20世紀初的100本犯罪現場攝影集。
最初指導警方拍攝照片的人是阿方斯·貝蒂榮，他是從巴黎記錄員轉行做犯罪學家的，現在被人視為法醫攝影之父。他在為巴黎警局工作期間，不僅率先提出了拍攝犯罪現場照片，還用文件歸類的方法創建了第一個交叉參考的可檢索犯罪記錄索引卡數據系統。他的犯罪系統用於記錄、分類受害者和罪犯，徹底改變了警方以及司法系統調查犯罪現場的方式。
貝蒂榮是一個嚴謹而執著的人。1879年，他從軍隊退役後，在他身為醫學教授的父親的催促下加入了巴黎警察局。他很快把注意力轉向累犯，這是巴黎警局長期存在的問題，因為犯罪記錄的名字和照片的記錄是很隨意的，累犯者往往難以識別，因此，也就沒有得到相應的懲罰。在貝蒂榮之前也有人曾嘗試過系統化犯罪現場記錄，包括偵探艾倫·平克頓的罪犯相片陳列室在內，都沒有提高效率。但貝蒂榮開始這項工作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提出用三部分系統來解決這個問題，該方法被稱為貝蒂榮人身測定法。
首先，他概述了測量法繪製犯人的身體，如頭部寬度、手臂寬度、坐下的高度和手指長度等。然後，他發明了一種稱之為「肖像解說」的描述方式，包括從紋身、痣、疤痕到頭髮生長模式和肩部傾斜度的解說方式。最後該系統會要求提供兩張犯人的照片，一張正面照，一張側面照（貝蒂榮相信耳朵的大小和形狀有助於識別罪犯）。所有信息將被放置在一張卡片中，這張卡片可以存檔到一個有序的、可以交叉參考的檔案中。這種系統便於警方識別和查找累犯者，整個19世紀末，從歐洲到美國的紐約和芝加哥，都很流行使用該系統。
貝蒂榮的肖像解讀法
除了徹底改變警方調查的方式之外，貝蒂榮的攝影方法對攝影也有著深遠的影響。貝蒂榮相信照相機比人眼更客觀，所以，他試圖運用科學的方法來收集證據和識別犯罪分子。但是他並不認為照片是完全客觀的，比方說，你在看一張照片時，會去思考背後的文化含義，從中參悟如何欣賞照片，為何欣賞。因此，為了區分大頭照、半身像，給法庭提供更好的書面證據，他使出了殺手鐧：測量攝影術——使用一系列測量網格標準化照片之間的比例尺，並量化物體之間的尺寸和距離。
測量攝影術
貝蒂榮開始拍攝犯罪現場時，他已經很有名了。1888年，他被任命為巴黎警察局新成立的司法身份司司長。1902年，德貝南夫人被殺前一年，貝蒂榮被阿瑟·柯南道爾爵士譽為歐洲最偉大的警察。他在《巴斯克維爾莊園的獵犬》那一篇中，對貝蒂榮的評價超過了福爾摩斯：「任何一個秉持科學嚴謹態度的人，都一定會被貝蒂榮強烈吸引。」隨著貝蒂榮系統的傳播，他在法國、英國、荷蘭、瑞典和羅馬尼亞等國都獲得了表彰。
正如大都會博物館收藏所展示的那樣，貝蒂榮拍攝犯罪現場時，和他拍攝罪犯照片時一樣，保持目光敏銳。一些受害人——像德貝南夫人是在卧室里被發現，其他人則躺在廚房或起居室里。有些屍體被遺棄在倉庫里，或是躺在破碎的瓷磚地板的垃圾上。這本相冊展示了房間被洗劫後的場景，令人不寒而慄的屍體和他們頭部可怕的傷口的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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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況下，這本相冊將死者死後照片與他們活著時的照片案放在了一起。在某一頁上，女士們被拼成了剪貼畫（19世紀晚期這種東西被叫做「剪貼卡」），描繪了一家人中的姐妹、母女，這些照片都被肖像攝影師精心打光拍攝，顯示出姑娘們的可愛。但在下一頁中，她們的作為人的價值消失了：她們變成了血淋淋的屍體。
與被貝蒂榮測量法拍攝過的罪犯一樣，在犯罪現場的受害者也是用同樣的手法拍照。貝蒂榮還發明了一種保存犯罪現場證據的方式，可以無限期地保存照片，用以在法庭上能有效地辨認相關細節。
利用他的測量攝影法和手繪圖表，貝蒂榮幫著測定了很多犯罪現場規模和物體之間的距離，通常會由檢察人員建立三維模型。儘管在大都會博物館的相冊中，貝蒂榮使用了網格距離標準化的方法，但那些網格比較粗糙，這是早期的檔案。在巴黎警察檔案館裡躺著更細緻的例子，而且在巴黎的相簿里還展示了貝蒂榮是怎麼通過網格建立整個犯罪現場的地形維度的。在1909年一個著名的謀殺案里，貝蒂榮繪製了巴黎房屋的三個房間，實際上這是一起雙重謀殺案的地方。
1903年，他製作了一張長腿的定製三腳架用於架設相機。它的發明為研究人員提供了更全面的CSI，然後才轉向細節圖像。
1903年，他製作了一張長腿的定製三腳架用於架設相機。
在相冊中，有一頁有六張照片，說明貝蒂榮對測量法很上心，未命名的受害者已根據測量：其中有三張照片顯示不知名屍體，其中一位戴有帽子，而且三個人都有一雙靴子和一隻懷錶。
但貝蒂榮也無法掩蓋德貝南夫人家的生活雜亂無序：隨意亂放的物什，未整理的床鋪失蹤的鞋子。
這些圖像並沒有讓警方破案，直到現在也沒有抓到兇手了的證據。
貝蒂榮在法醫攝影方面的創新，就像他的CSI調查法一樣，都很快被推廣。1915年，紐約市成立攝影部門，拍攝對象從犯罪現場調查到城市工人、市容市貌，都有涉及。測繪學和貝蒂榮記錄法被共同運用和保存了下來。
但到了1907年，歐洲有一半人都拋棄了貝蒂榮人身測定法，因為他們認為通過指紋識別（發明者是弗蘭西斯·加爾頓，與貝蒂榮是同時代的人）身份的方法更科學、更可靠，還能減少貝蒂榮測定法中測量人自身的主觀性。儘管如此，人身測定法仍然存在，法醫犯罪現場調查也仍然存在著。
指紋建檔
在今天，這本可怕的相簿通過戲劇和真實的犯罪紀錄片，從德貝南夫人案件中延伸到了犯罪現場照片的複製品中。用相機拍攝犯罪現場是貝蒂榮想出來的點子，這些照片後來變成了稀有資料。貝蒂榮的影響力延續到了今後的每一次犯罪現場調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