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歲教授」：讀書人是世間幸福人

美文 04-23

謝冕教授86歲高齡，依然精神矍鑠，思維敏捷。小編去他位於京郊的家中採訪那天，他正在編著一本書，厚厚的稿紙堆在書桌上，採訪過程中，他幾次催促我們快點，拍照快點，提問快點——因為他還有那麼多工作要做，他需要爭分奪秒，向上天搶時間。

說實話，再沒有比這更勵志的了。

謝教授不喜歡唱老歌，不喜歡說舊事，也不喜歡絮絮叨叨。他喜愛「二十歲教授」的稱呼，欣賞「老頑童」的謔稱，但他不是淺薄的樂觀主義者，因為他對世間的苦難早已洞徹於心。

一生都是「詩歌的義工」

作者｜舒晉瑜

因為我有信仰、有勇氣

小時候，謝冕家裡很窮。學生假期都要郊遊。他交不起錢，衣服很破，也沒有路費，又不能和家裡說，就借口生病不去。他在家裡讀白居易的詩，藉此忘記外面的痛苦。所以，在謝冕的回憶里，

詩歌給他最初的安慰就是這樣，可以使自己在痛苦的時候很富有。

「我在學校成績平平，數理化都不好，就是偏向文學，作文經常得到表揚，喜歡寫詩，學何其芳、林庚、徐志摩、戴望舒，和同學們你寫一句我寫一句唱和詩歌。功課沒學太好，詩歌的愛好與日俱增，1948年底就開始發表作品。」謝冕喜歡詩，曾夢想過做詩人。然而命運卻把他帶向了另一條道路。

當時，謝冕所在的學校學費，是要求交百十斤大米。他的學費靠兩個人，一個是小學老師李兆雄，他哥哥是三一學校的校董，在他的幫助下謝冕可以被減免三分之一的大米；一個是姐姐，變賣嫁妝和首飾資助謝冕。他讀完高一，再開學，就快到十八歲了。

那年暑假，福州解放，部隊進來了。8月的福州非常熱，又是雨季，可是這些士兵攜帶著自己全部的行囊和武器，也攜帶著泥濘和汗水，甚至還有血跡，就這樣和衣睡在大街上。謝冕被感動了，先前所知道的光明也好，理想也好，希望也好，都是抽象的，都不及他在福州街頭目睹的這一幕。他跟著學校帶著水慰問部隊。後來部隊到學校動員，希望知識分子能加入進來，謝冕沒有徵求父母意見，下定決心從軍。

在部隊的六年，行軍、訓練、守備、修工事、備戰，都是生死攸關的，謝冕曾經害怕過，但是沒有退縮。他暗下決心，無論如何不能違背初衷，一定要堅持下來。「我在軍隊的最高級別是副排級。現在看副排級不算什麼，但在連隊是很大的官，讓很多連隊幹部戰士看了眼紅。一些參加過上海戰役、淮海戰役的戰士連班長都沒能當上。」謝冕在部隊的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基層連隊，而且都在海島駐防。他的很多知識分子的習慣，在這段時間都改掉了。

在前行的軍隊中，中間是汽車，左右是步行的士兵。其中就有十七歲的中學生謝冕。在1949年9月16日的《星閩日報》上，他以謝魚梁為筆名，發表《我走進了革命的行列》：「我並不孤獨，因為，我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我也不會失望，因為，我有信仰！我有勇氣，所以我能夠毅然地向前走去。」

謝冕的軍隊生涯並不長，在正式實行軍銜制之前，他奉命複員。

從詩歌愛好者成為研究者

在等待民政局分配工作的時候，謝冕複習了高中的全部功課。他向著名評論家張炯借了高中的課本，前後只學了三四個月時間，7月高考之後上了北大。三個志願中，謝冕的第一志願是北大，第二志願是北大，第三志願還是北大。

北京大學，帶給謝冕的是民族憂患的心理遺傳和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從蔡元培到馬寅初，其間有著一長串閃光的名字。謝冕為能置身他們生活的環境和氛圍而慶幸。

在北大中文系，謝冕參加了北大詩社，後來編《紅樓》，是詩歌組組長。大三時，他和孫紹振等一起寫作《中國新詩發展概況》，這是謝冕從魯莽幼稚的詩歌愛好者轉變成一個研究者的重要轉折。

「當時從北大圖書館拉了一麵包車的書集中閱讀，我們通過閱讀這些原始材料，為寫作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基礎，也培養了閱讀興趣。在這之前，不僅是我自己對新詩的認識是局部的、碎片化的，就是學術界也沒有一部新詩的歷史。我們想通過自己的努力，通過大量史料的閱讀，從整體上進行一次歷史的梳理。」謝冕說，不論經歷多大的挫折，他都不曾放棄文學和詩歌。

「它已經與我的生命融為一體，它是我的信仰。」真正屬於謝冕的青春是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的。儘管這時他已人到中年，還是真切地感到了頭頂那一輪嶄新太陽的明亮。

主張多元的文學寫作

1980年5月7日，謝冕在《光明日報》發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在詩歌界引起很大反響。他說，自己看了年輕人的詩歌，滿心歡喜，知道這是詩歌的希望。

詩歌的泰斗人物，包括艾青、臧克家、綠原對此都反對，但謝冕是按自己的感覺說話，認為應該寫這樣的文章。這也和北大有關，本來講究學術的獨立，不受任何影響。朦朧詩從地下發展到表面，很多人認為是古怪詩。

謝冕也是不贊成詩不讓人懂的，但他主張應當允許有一部分詩讓人看不太懂。世界是多樣的，藝術世界更是複雜的。即使是不好的藝術，也應當允許探索。

風潮過去後，大家都說朦朧詩是好的，而且朦朧詩推動了我們現在詩歌的發展，改變了原來詩歌的格局。

一直以來，謝冕都認為，

文學的愛好與寫作是多元的，應尊重各種寫作、各種流派、各種主義，只要是對文學做出了貢獻的，都應尊重，不應固守一隅。

另外，

文學工作者應尊重作家和詩人表達自己的願望和感情，選擇寫作方式。

這是非常重要的。作為北大教育者，他始終秉承學術自由、思想獨立。「我尊重每一個作家的自由創作，不因為我個人喜歡什麼或不喜歡什麼影響判斷。我主張寬容。」謝冕說。

一生都是「詩歌的義工」

作為北京大學知名教授，謝冕講課肯下功夫備課是頗有口碑的。「很多人不知道老師有多苦。和古代漢語不同，教當代文學，為了講一堂課，看材料，寫稿子，單備課內容就是一萬多字。」

詩歌評論也是謝冕一直堅持在做的事。他精力比較好的時候，一年寫一篇綜合的評論。「我一路跟蹤，和新詩創作保持親密的接觸和聯繫，不離不棄，在詩歌現場隨時進行歸納和總結，用了很多力量。我是詩歌的義工。在一路跟蹤的同時，對年輕的詩人詩歌推薦、評論，有的沒太多意義，但耗費了不少精力。」謝冕說，一個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傑出的人例外，比如王國維和聞一多。他們做的學問太大了，王國維從甲骨文一路研究下來。聞一多從《詩經》《楚辭》《莊子》到圖章、畫畫都很精通，太了不起了。一般的人只能做一件事。「我一輩子只做文學，文學只做了詩歌，詩歌只做了新詩，新詩只做當代詩。我的才華可能在別的方面，我對園林、對服裝、對飲食等都有興趣。幾十年過去了，我只做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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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冕教授的一生得益於讀書，他也大力提倡《青年文摘》的讀者朋友們偶爾放下手機，多讀幾本好書。因為——

讀書人是世間幸福人，他除了擁有現實的世界之外，還擁有另一個更為浩瀚也更為豐富的世界。

現實的世界是人人都有的，而後一個世界卻為讀書人所獨有。由此我想，那些失去或不能閱讀的人是多麼的不幸，它們的喪失是不可補償的。世間有諸多的不平等，財富的不平等，權力的不平等，而閱讀能力的擁有或喪失卻體現為精神的不平等。

一個人的一生，只能經歷自己擁有的那一份欣悅，那一份苦難，也許再加上他親自感知的那一些關於自身以外的經歷和經驗。然而，人們通過閱讀，卻能進入不同時空的諸多他人的世界。這樣，具有閱讀能力的人，無形間獲得了超越有限生命的無限可能性。閱讀不僅使他認識了草木蟲魚之名，而且可以上溯遠古下及未來，飽覽存在的與非存在的奇風異俗。

一個讀書人，是一個有機會擁有超乎個人生命體驗的幸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