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匯群：說「鳳冠」（二）| 【文化一瞥】

文史 04-24

原標題：李匯群：說「鳳冠」（二）| 【文化一瞥】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除漢族外，各少數民族也都創造了屬於自己的服飾文化。就鳳冠而論，由滿族立國的清朝有朝冠，再往前追溯數百年，由蒙古族立國的元朝，貴婦們也有自己獨特的冠飾，那就是顧姑冠。「顧姑」是蒙古語，也寫作「姑姑」、「故故」、「固姑」、「罟罟」、「古庫勒」等。「顧姑冠」是何形狀呢？據相關記載：南宋後期，趙珙出使蒙古，將所見所聞編成《蒙韃備錄》，其中收錄有對「顧姑冠」的解釋：「凡諸酋之妻，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形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繡，或珠金飾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紅青絨飾之。」數十年之後，南宋彭大雅也出使蒙古，寫成了《黑韃事略》一書，其中也提到了「顧姑冠」：「故姑之制，用畫木為骨，包以紅絹金帛，頂之上用四五尺長柳枝或鐵打成枝，包以青氈，其向上人則用我朝翠花或五彩帛飾之，令其飛動，以下人則用野雞毛。」據此看來，顧姑冠是用鐵絲編成或者用木條做成圓柱體，裹以紅絹金帛，綴上珠玉花翠。在圓柱體之上，還要插上長長的樹枝或鐵枝，有錢人家在長枝條間加以翠花、彩帛修飾，窮人家貧則代以色彩斑麗的野雞毛，也頗能奪人眼目。

戴顧姑冠、穿交領金織錦袍的元世祖後像

趙、彭二人出使蒙古時，這來自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還未征服當時最為富庶的江南地區，或許是囿於財力，顧姑冠從取材到製作都比較簡單，還帶有幾分游牧民族的淳樸粗獷的風貌。待到大元統一海宇，四方珍寶源源不斷送往大都，元蒙貴族的生活也變得驕奢異常，即便一頂小小的顧姑冠，也在取材和製作上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熊夢祥撰於元末的《析津志》中，曾詳細論述到顧姑冠：

罟罟，以大紅羅幔之。胎以竹，涼胎者輕。上等大，次中，次小。用大珠穿結龍鳳樓台之屬，飾於其前後。復以珠綴長條，禒飾方弦，掩絡其縫。又以小小花朵插帶，又以金累事件裝嵌，極貴。寶石塔形，在其上。頂有金十字，用安翎筒以帶雞冠尾。出五台山，今真定人家養此雞，以取其尾，甚貴。罟罟後，上插朵朵翎兒，染以五色，如飛扇樣。先帶上紫羅，脫木華以大珠穿成九珠方勝，或疊勝葵花之類，妝飾於上。與耳相聯處安一小紐，以大珠環蓋之，以掩其耳在內。自耳至頤下，光彩眩人。環多是大塔形葫蘆環。或是天生葫蘆，或四珠，或天生茄兒，或一珠。又有速霞真，以等西蕃納失今為之。夏則單紅梅花羅，冬以銀鼠表納失，今取其暖而貴重。然後以大長帛御羅手帕重繫於額，像之以紅羅束髮，莪莪然者名罟罟。以金色羅攏髻，上綴大珠者，名脫木華。以紅羅抹額中現花紋者，名速霞真也。

從這段敘述來看，元蒙貴族女性頂戴顧姑冠，奢華絢麗，甚至連原本是窮人家用來點綴冠頂的野雞毛，也形成了「品牌供應」的市場效應——由河北真定地區的民眾餵養雞禽，取其羽毛做成翎羽，並美其名曰「朵朵翎」。

作為一種服飾符號，罟罟冠有著特殊的含義，西方傳教士約翰·普蘭諾·加賓尼曾出使蒙古，並撰寫了《出使蒙古記》一書，記述東方見聞。在這本書中，他解釋了罟罟冠所蘊含的特殊意義：

出使蒙古記

在她們的頭上,有一個以樹枝或樹皮製成的圓的頭飾。……不戴這種頭飾時,她們從不走到男人們面前去,因此,根據這種頭飾就可以把她們同其他婦女區別開來。要把沒有結過婚的婦女和年輕姑娘同男人區別開來是很困難的,因為在每一方面,她們穿的衣服都是同男人一樣的。

這樣看來，根據蒙古族的習俗，只有結婚了的女性才能戴上罟罟冠，沒有結婚的少女，是不能佩戴的。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罟罟冠代表了獨特的蒙古民族文化，因此，漢族文人對罟罟冠的喜惡，事實上表達了他們對元蒙政權的接受或排斥。

宋末元初的戰爭，從本質上來說，是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碰撞和互動。蒙古族來自草原，精於騎射，因此在戰爭中一直處於上風。公元1276年，南宋都城杭州被蒙古攻破，原南宋治下的江南地區，很快被納入北方政權的版圖，生活在江南地區的文人，面臨江山易主、政權更迭的時代巨變，內心深處除充滿惶恐不安外，對少數民族的統治，也有著一定的抵觸，這從他們當時對罟罟冠的態度中即能窺見一斑。

元初詩人聶碧窗《詠北婦》云：「雙柳垂鬟別樣梳，醉從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卷珠簾看固姑。」大意是說蒙古女子頭頂高冠，裝束奇特，喝酒豪放，醉倒後還當街騎馬，引來漢人圍觀。漢族文化的傳統是含蓄蘊藉，委婉曲折，很少直言好惡。這首詩雖然不曾公然譏誚蒙古女性，但暗諷之意，卻顯而易見。究其原因，兩宋以儒教立國，理學盛行，由此，整個社會形成了一套嚴密苛刻的性別倫理體系，概括起來就是男外女內、男尊女卑。儒家社會要求女性嚴守男女之防，行動上要「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氣質上則需要表現為端莊含蓄，矜持內斂。見慣了漢族女性的謹慎端凝，猛然看到北方女子的豪爽奔放，詩人心中揶揄，但礙於當時的政治局勢，諷刺的話不敢直接說出，只好以這種皮裡陽秋的方式暗嘲，言下之意，對蒙古女性未受儒教熏染頗為輕視。此時，以詩人為代表的江南文人的內心深處，仍然被儒家傳統的「華夷之辨」牢牢把持著，因此對蒙古族女性的別樣服飾，感到難以接受。

基於此種心理，當時的漢族文人，對罟罟冠，普遍表現出排斥和抵觸的態度。如著名的南宋遺民鄭所南，曾在其所著《心史》中提到罟罟冠，雲「受虜爵人，甲可撻乙，乙可撻丙，以次相治，至為偽丞相亦然；撻畢，仍坐同治事，例不為辱。受虜爵之婦,戴固顧冠,圓高二尺余,竹篾為骨,銷金紅羅飾於外」，他表達直白，在禮教文化深深浸潤的社會語境中，這寥寥數語已經足明其心跡。他堅持「華夷之辨」，以「虜」稱呼元蒙統治者，仍然視亡宋為正統，對蒙古族的制度、服飾等，都流露出不屑。「衣冠」，向來被視為漢文化的表徵，改服易冠，也因此被視為對漢文化的背棄，鄭所南在《心史》中曾論到南宋朝廷的高官黃萬石，在元兵尚未到達之時，就迫不及待地改換蒙古服飾，表示歸順之意，鄭思肖非常鄙夷其人，對他痛加貶斥。可以推想，元軍南下之際，南宋士大夫中，叛變投降者亦為不少，他們接受了元蒙政權的爵位和俸祿，必須改換異族服裝，而家中的妻妾，也自然要戴上罟罟冠，以示順從。從這個角度來解讀，在以鄭思肖為代表的漢族文人看來，罟罟冠成了折節事敵的代名詞，他們自然會對之表示出強烈的排斥和不滿。

清代蒙古族嵌珊瑚累絲鎏金顧姑冠

然而，歷史的車輪總是往前的，它不會因為遺老遺少們的愛憎而停止前進。發生在中世紀的這場宋元之戰、南北之爭，與之相隨的是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和交融。經過數十年的經營，蒙古貴族已經在中原乃至江南地區都建立了穩固的政權，蒙、漢、回、藏等多民族的融合已是大勢所趨，所以漢族文人也漸漸能以欣賞的眼光來看待兄弟民族的服飾文化。元代中後期，文人對罟罟冠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一個明證就是，詩人楊允孚在《灤京雜詠》中寫道：「香車七寶固姑袍，旋摘修翎付女曹」，旁邊有他自注的小字一行：「凡車中戴固姑，其上羽毛又尺許，拔付女侍，手持對坐，雖后妃馭象亦然。」楊允孚生活的年代，大致是元代中期，在詩中，他以欣賞的態度，寫到了罟罟冠之美：罟罟冠身原本就長，再加上翎羽，其高度可想而知，頂著這般的高冠，未免行動不便，於是，女性在進入屋宇或者車船中時，往往要把翎羽拔下來，交給貼身侍女。而這拔羽的動作，自詩人眼中，充滿美感。

漢族文人對罟罟冠的態度，從排斥變為欣賞，這反映了罟罟冠在蒙、漢等各族女性之間的傳播，也見證了從元初到元代中後期的民族融合。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各民族紛爭與融合的歷史。宋元戰爭，從諸多方面都帶給以漢蒙等各民族巨大的衝擊和震撼，而政權鞏固之後，多族雜處，各方在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等方面互相融合。在漢文化的影響之下，蒙古族的傳統習俗觀念也慢慢鬆動、變化，轉而與漢族趨同。元代陶宗儀所著《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二中記載了一則軼事：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與夫人不睦，已數年矣。翰林學士承旨阿目茄八剌死，大夫遣司馬明裡往唁之。及歸，問其所以，明裡云：「承旨帶罟罟娘子十有五人，皆務爭奪家財，全無哀戚之情。惟正室坐守靈幃，哭泣不已。」大夫默然。是夜，遂與夫人同寢，歡愛如初。若司馬者，可謂善於寓諫者矣。（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二》）

故事很簡單，御史與夫人的關係不太好，有同僚過世，御史派下屬司馬明裡前去弔唁，司馬先生很快回來了，向御史彙報情況說，那位老兄生前納了十五位戴罟罟的小娘子，而今她們都在爭搶他的財產，半點悲痛的表情都沒看見。只有他的正室夫人痛苦不已，在堂前守靈。御史聽完之後，默然無語。顯然，同僚的遭遇深深觸動了他。終於，夫妻冰釋前嫌，重歸於好。這個故事傳遞出來的信號是：妻妾之間的嫡庶之分非常重要，士大夫不可以寵妾廢妻，妻子才是丈夫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和妾室相比，妻子對丈夫更真心。說到底，這一套又是禮教的老調重彈，可這次故事的主人公換成了元蒙貴族，使得這個故事具備了一些不同尋常的意味。

蒙、漢兩族婚姻制度向來不同。漢族推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小妾們可以多娶，可嫡妻只有一位，並且，嫡庶之間壁壘森嚴，即使貴為天子，也不可以輕易挑戰禮法；蒙古族推行的是一夫多妻制，男人可以擁有眾多妻子，有正妻、次妻之分，正妻和次妻之間差別不大，位置可以相互變動，除此之外，還可以納妾，地位則低於妻。據《新元史·后妃傳》記述，「蒙古因突厥回鶻舊俗，汗之妻曰可敦，貴妾亦曰可敦，以中國文字譯之，皆稱皇后，其庶妾則稱妃子。終元之世，後宮位號，只皇后、妃子二等」。蒙人的一夫多妻制，進入中原後，受漢文化影響，漸漸發生了變化，正妻的地位日漸重要，次妻的位置反而慢慢下降，最後降到與小妾同列。婚姻制度雖然發生了變化，可男人喜新厭舊，寵愛新人的心理依然如故，這應該是不爭的社會現實，故而反映在文字記載中，才會出現也先帖木兒夫人這類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