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演戲，尺度有點大
宋代雜劇絹畫
導讀：原來，蔡卞為王安石女婿，「每有國事，先謀之於床第，然後宣之於廟堂」，執政官員自嘲說：「吾輩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
作者：吳鉤，歷史研究者，推崇傳統文化。主要關注宋、明、清社會自治史與儒家學說。著有《隱權力》、《隱權力2》。
有人問：現代人娛樂生活豐富，可以看電影、電視、網劇，可以喝酒唱歌卡拉OK，那生活在宋代的人呢？是不是沒啥娛樂，晚上是不是只能早點洗洗睡？
宋朝人當然有豐富的娛樂生活，比如可以到瓦舍勾欄看演出啊。勾欄里，每日都有精彩的商業性演出，什麼弄蟲議、傀儡戲、皮影戲、七聖刀、踢弄、相撲、說書、歌舞，等等，其中有一項演出尤其受宋人喜愛，那就是雜劇。
每逢元旦、元宵、冬至、重要神誕等節日，官府與民間都會組織文娛匯演，具有官方身份的教坊伶人與來自瓦舍勾欄的露台弟子俱登台獻藝，競演雜劇。皇室、政府、貴族高官若有公私宴會，照例亦會進演雜劇。
不過，我們需要注意，宋朝的雜劇，是一種跟元明雜劇完全不同的表演藝術。簡單地說，元明雜劇是完整的戲劇，綜合運用歌曲、賓白、舞蹈等手法演繹一個情節較複合的故事。宋雜劇雖然也演故事，但劇情簡短，雜劇藝人也無意於表演複雜曲折的情節、塑造形象鮮明的人物，而是「務在滑稽」，「打猛諢入，卻打猛諢出」，用大白話說，就是要逗你一笑。因此，宋人又將雜劇稱為「滑稽戲」。蘇軾為朝廷撰寫《集英殿秋宴教坊詞》（類似於晚會節目串詞），其中「勾雜劇」的串詞是：「宜進詼諧之技，少資色笑之歡。上悅天顏，雜劇來歟——」你看，蘇軾特彆強調了雜劇乃是「詼諧之技」。
又因為意不在講述複雜故事，宋雜劇的角色也比較簡單，一般只需三五個角色就夠了：「末泥」、「副凈」、「副末」，有時候會加上「裝孤」和「旦」。「旦」指飾演婦女的角色；「裝孤」是扮演君王或官員的角色；「末泥」則負責編排故事、串連劇情，有點像導演兼主持人；「副凈」負責「喬作愚謬之態，以供嘲諷」，相當於相聲的逗哏；「副末」負責湊趣、發揮，「以成一笑柄」，類似相聲的捧哏。實際上，宋朝的雜劇跟今天的相聲、小品、脫口秀比較接近，而大異於宋南戲、元雜劇、明傳奇、清京劇、崑曲之類的戲劇。
「多以長官為笑」
我們前面說了，宋雜劇「務在滑稽」，但「滑稽」並不是宋代「滑稽戲」的最大特色，其最大特色是諷刺時人時事，即所謂「優諫」。且看宋人自己怎麼說：「五代任官，不權輕重，凡曹掾簿尉，有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為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誅求刻剝，猥跡萬狀，至今優諢之言，多以長官為笑。」 「至今」當然指宋代。說的是宋朝地方優伶對官長的譏諷。
吳自牧《夢粱錄》亦稱：雜劇「本是鑒戒，又隱於諫諍，故從便跣露，謂之『無過蟲』耳。若欲駕前承應，亦無責罰。一時取聖顏笑。凡有諫諍，或諫官陳事，上不從，則此輩妝做故事，隱其情而諫之，於上顏亦無怒也」。說的則是內廷伶人對時政的諷諫。為便於優伶諷諫，言詞不受約束，宋朝還形成一慣例：內宴進演雜劇，御史官不出席：「內宴優伶打渾，惟御史大夫不預，蓋始於唐李棲筠也，至今遂以為法。」
所以王國維認為，「宋之滑稽戲，雖託故事以諷時事，然不以演事實為主，而以所含之意義為主。」由於宋朝優伶意在諷諫時務，而時務多變，所以滑稽戲往往不需要固定的劇本，表演的節目多是就地取材、臨時編排，如此才有針對性，方能針砭時弊。這一點又跟後世雜劇不同。清人說：「宋時大內中，許優伶以時事入科諢，作為戲笑，蓋兼以廣察輿情也。」宋人自己亦說：雜劇「大抵全以故事、世務為滑稽，本是鑒戒，或隱為諫諍也」。熱衷於將「時事」、「世務」編入戲中，實是宋雜劇迥異於後世戲劇的一大特色。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宋朝雜劇伶人究竟怎麼編排世務，諷諫時事。
大中祥符—天禧年間，楊億、錢惟演、晏殊、劉筠等詞臣「以文章立朝，為詩皆宗尚李義山（李商隱），號『西昆體』」，流風所向，館職文人都以模仿「西昆體」為榮，專從李商隱詩中尋章摘句，文風千篇一律。一日內廷賜宴，進演雜劇，伶人扮成李商隱登場，穿的衣裳破破爛爛，旁人問：你這是怎麼啦？「李商隱」說：「現在這幫做詩的文人學士，這個從我身上扯摘一下，那個從我身上扯摘一下，便成了這個樣子。」嘲弄當時文風之弊，「聞者歡笑」。
熙寧年間，一日內廷宴會，教坊伶人演雜劇，扮作一群都水監官員在議事：今年秋水泛溢，汴河水漲，必須決口泄洪，以免有泛濫之虞，在哪個地方開口好呢？一人說：「丁家口可開乎？」眾人說：「丁家口外多良田，決口會淹沒莊稼，不可開。」又一人說：「杜家口可開乎？」眾人說：「杜家口外有州城縣城，泄洪必經涉州縣，也不可開。」又一人問：「鄧家口可開乎？」眾人說：「此口奉敕不得開耳。」當時鄧綰為御史中丞，本應以諫議為職，但此人圓滑，明哲保身，從不開口進諫，優伶便以「鄧家口不開」諷刺鄧綰身居言職，卻不盡言，瀆職。
元豐年間，蔡卞拜相，舉辦家宴慶賀，照例要演雜劇。伶人演劇時發表賀詞：「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原來，蔡卞為王安石女婿，「每有國事，先謀之於床第，然後宣之於廟堂」，執政官員自嘲說：「吾輩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伶人此語，自然是譏誚蔡卞「官職自妻而致」，一時間，「中外傳以為笑」。
南宋末，四川優伶膽識名聞天下，表演的滑稽戲特別辛辣，「有袁三者，名尤著」。一日，袁三與其他三名優伶演雜劇，一人自稱好酒，一人自稱好色，一人自稱好財，一人自稱好氣，酒色財氣，各有所好。四人「各誇張其好尚之樂，而余者互譏笑之」。袁三扮演的角色好財，他自謂「吾所好者，財也」，然後「極言財之美利，眾亦譏誚不已」。最後，袁三以手指著自己說：「任你譏笑，其如袁丈好此何！」袁三看似是自嘲，實則是在諷刺台下坐著的一名四川官員，此公亦姓袁，愛財如命，「頗乏廉聲」。
這幾個例子顯示，不管是身居高位的宰相，還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官，不管是文學詞臣，還是台諫官，只要有可諷刺之處，宋朝雜劇伶人都敢拿來開涮。
戲曲史研究大家任中敏先生曾將散見於文獻史料的歷代（自先秦至近代五四運動前）伶人語錄（含諫語、諛語、常語三類）輯錄成冊，名《優語集》。我將《優語集》收錄的宋代伶人諫語整理了一下，又補充數條任中敏先生遺漏的語錄（列表附後），然後便發現，宋朝的優諫之多，可謂為歷朝之冠。
宋朝優伶調侃或嘲諷的對象，既有胥吏、太守、提舉官、轉運使等中下層高員，又有都水監長官、三司、殿帥、御史、宰相等高官；既有太學生、詞臣、科舉考官、理學家、退休名臣等權力較小的官員，又有宦官、女寵等皇帝身邊幸臣，甚至有皇子、皇帝本人。
宋朝雜劇優伶真可謂「藝膽包天」。
「台官不如伶官」
在「藝膽包天」的宋朝伶人中，以活躍於神宗朝至徽宗朝前期的丁仙現最為出名。因丁仙現為「教坊使」，時人又尊稱他為「丁使」，不過丁仙現之名能入史筆，卻不是因為他當了教坊使，而是因為他敢於諫政。
熙寧年間，宰相王安石主持變法，宋神宗「一切委聽，號令驟出」。但新法驟然施行，「於人情適有所離合」，因而受到阻撓，「故臣名士往往力陳其不可」。可是王安石一意孤行，凡是反對他的大臣，「多被黜降」，後來，廷臣便沉默不語。「當是時，以君相之威權而不能有所帖服者，獨一教坊使丁仙現耳」。王安石每行一新法，都要設宴慶祝，而宴會中又會表演雜劇，丁仙現便借著演戲之機，「於戲場中乃更作為嘲諢，肆其誚難，輒為人笑傳」。
河南溫縣宋墓雜劇雕磚。
幾次三番被丁仙現當眾嘲弄，王安石「不堪，然無如何也」。最後還是忍無可忍，「遂發怒，必欲斬之」，但他未能得逞，因為神宗皇帝得悉王安石起了殺心，預先將「丁仙現匿諸王邸」。坊間遂有「台官不如伶官」之諺，台諫官抗議王安石，多受黜降、放外，而丁仙現諷刺王安石，王氏卻拿他沒辦法。
丁仙現究竟怎麼嘲諷王安石，因文獻佚失，已不得而知。不過，宋人筆記中有一則講述丁仙現作劇譏誚侯叔獻興水利的記載，可作為參照。侯叔獻，都水監長官，是執行王安石「農田水利法」的得力幹將，曾大興水利工程，引汴水入蔡河，雖使航運暢通，但工程勞師動眾，百姓深受其苦。
熙寧九年（1076），神宗生日，教坊照例要進演「獻香雜劇」。丁仙現先飾演一道士，自稱「善出神」，能神遊天外。問他看見了什麼。答：「近曾出神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孰視之，乃本朝韓侍郎也，手捧一物。竊問旁立者。云：『韓侍中獻國家金枝玉葉萬世不絕圖。』」他又飾演一僧人，自稱「善入定」，亦能神遊天地。問他又看到什麼。答：「近入定到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一人衣緋垂魚。細視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竊問左右。云：『為奈何水淺獻圖，欲別開河道耳。』」
侯工部，即侯叔獻。丁仙現諷刺他「興水利以圖恩賞」。時侯叔獻剛剛去世未久，丁仙現又暗諷他惡有惡報，死後下了地獄。想來丁教坊使對王安石的嘲諷，也不會嘴下留情。
王安石其實也不必太惱怒，因為被雜劇伶人拿來開涮的宋朝宰相，絕不止王安石一個。蔡京、秦檜、韓侂胄、史彌遠等大權相，都不僅一次遭受優伶的語言鞭撻。
崇寧二年（1103），一日內廷舉行宴會，席間表演滑稽戲，伶人扮演市井間的小販，在街邊賣漿，一文錢一杯。一「顧客」來買漿，喝了一杯，掏出一枚「當十錢」，要「小販」找零。「小販」說：「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顧客連飲五六杯漿，肚子脹鼓鼓，說：「幸虧是『當十錢』，要是相公做『當百錢』，那可如何是好？」伶人諷刺的是宰相蔡京，因蔡氏發行「當十錢」，一枚大錢的面值等於10枚小平錢，民間遂大肆偷鑄大錢，導致幣制大亂，百姓行用不便。
紹興十五年（1145）春，科舉開考前，臨安伶人作場演雜劇，扮演一群應考的士子在討論：今年的主考官是哪一位。眾人說，「某尚書、某侍郎當主文柄」；一「長者」說：「非也非也。今年必差彭越主考。」有人問：「彭越是何人？朝廷之上，不聞有此官員。」「長者」說：「彭越乃漢朝功臣，梁王也。」眾人說：「彼是古人，死已千年，如何來得？」「長者」說：「上次考試，是漢朝楚王韓信主考，所以我知道今年主考者為梁王彭越。」眾人「嗤其妄」：「你這不是胡說八道嗎？」「長者」笑了，說：「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他三秦！」聽到這裡，「四座不敢領略，一哄而出」。
伶人此番嘲諷的正是權傾朝野的宰相秦檜。原來，上一次開科考試，秦檜之子秦熺、侄兒秦昌時、秦昌齡三人，俱榜上有名，「公議籍籍，而無敢輒語」。伶人卻是膽大，故意拿「韓信取三秦」比附「科舉取三秦」，譏諷秦相爺將科舉錄取名額當成了自家私囊。秦檜受伶人嘲諷，卻「不敢明行譴罰」。
慶元初（約1195），韓侂胄為宰相，把持朝政，其弟韓仰胄為知閤門事，控制了內廷，時人稱之為「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宴演滑稽戲，優人扮作在吏部候選的士人，「自敘履歷才藝，應得美官，而流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嘆」。恰好此時，一名算命先生從身邊經過，士人便拉住他，問何時可任官得祿。算命先生高聲說：「君命甚高，但以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事成，必見大寒可也。」諷刺天下士子想得美官，須先拜見大韓、小韓。
寶慶年間（1225~1227），宰相為史彌遠。一日相府開宴，表演雜劇。倆伶人扮作士子念詩，一人吟道：「滿朝朱紫貴，儘是讀書人。」另一人說：「非也，滿朝朱紫貴，儘是四明人。」史彌遠正是四明（今寧波）人，伶人譏誚史宰相「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呢。相傳史彌遠被諷刺後，「自後相府有宴，二十年不用雜劇」。
但史彌遠被雜劇伶人盯上了。你相府內不演雜劇，其他地方可是要演的。又一日，四川「制閫大宴」，請來優伶演滑稽戲。伶人這回演的，是專拿孔子及其弟子開涮的「弄孔子」戲：幾名伶人扮成「衣冠者數輩，皆稱為孔門弟子」，在討論怎樣才能夠「改官」（晉陞調任），一人說：「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所以得僥倖改官。」——《論語》載有孔子批評宰予的一句話：「於予與改是」（我對宰予的看法已改變）。伶人故意曲解成「夫子批准宰予改官」，引人發噱。
又一人說：「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因而未能改官。」——《論語》也載有孔子讚揚顏回的話：「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伶人又故意將「回也不改」曲解為「孔子不讓顏回改官」，也是令人忍俊不禁。
「顏回」因為不得改官，有些憤憤不平，問「宰予」：「吾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為獨改？」「宰予」答：「吾鑽故。汝何不鑽？」意思是說，我善鑽營，所以得以改官，你為什麼不去鑽營？「顏回」說：「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論語》載有顏回的一句話：「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本是顏回感嘆孔子思想博大精深之語，但伶人又故意將「鑽之彌堅」曲解成「削尖腦袋去鑽營，無奈鑽到花崗岩」。
正當觀眾忍不住大笑之時，扮演「宰予」的伶人抖出包袱：「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看到這裡，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伶人是在開涮當朝宰相史彌遠。
被雜劇伶人拿來開涮的宰相，當然不止史彌遠、韓侂胄、秦檜、蔡京、王安石數人，李迪、蔡卞、何執中、真德秀（拜參知政事）、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丁大全等宰執，不管賢或不肖，只要其施政、為官令人不滿，優伶亦「一一掊擊，都未放過」。從我們目前檢索到的宋朝優語來看，越是專權的宰相，受優伶嘲諷的次數也越多。
「無過蟲」與「優言無尤」
現在，你也許忍不住要問：為什麼宋朝的雜劇伶人熱衷於拿高官開涮？或者說，為什麼宋朝的滑稽戲以諷諫時務為尚？
我們先看宋人自己是怎麼說的。北宋時，蘇頌曾向家人講述幾個伶人優諫的事例，然後說：「俳優非滑稽，捷給善中事情，能諷諫，有足取者。」南宋時，洪邁在記述了幾個優伶諫政的故事之後，亦總結說：「俳優侏儒，周技之下且賤者，然亦能因戲語而箴諷時政，有合於古『蒙誦工諫』之義。」也就是說，宋人認為，優伶諷政，是可貴的表現，也合乎古老的「蒙誦工諫」傳統。
所謂「蒙誦工諫」，見諸《國語·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周天子聽政，應當允許包括優伶在內的所有人暢所欲言，然後擇善而從，政事才不容易出差錯。因此，早在先秦之時，便形成了優諫的慣例。宋朝伶人也有意識地秉承優諫的傳統，如丁仙現自言：「見前朝老樂工，間有優諢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為諧謔，往往因以達下情，故仙現亦時時效之，非為優戲。」
宋人又習慣將優伶戲稱為「無過蟲」。《都城紀勝》說，雜劇伶人「隱為諫諍也，故從便跣露，謂之『無過蟲』」。一首南宋宮詞寫道：「敕下臨安撥樂工，部頭色長各成叢。當筵作劇天威近，艷段偏寬無過蟲。」詩中的「部頭」、「色長」，均指坊間雜劇優伶，南宋廢棄教坊，內廷宴會演劇，都是臨時僱傭民間伶人；「艷段」，則指雜劇表演的上段，宋朝一場雜劇，例演兩段，下段為正雜劇，上段則是優伶臨場發揮，多是編排熟事，譏諷時務。
宋代雜劇《眼藥酸》畫作
那什麼又是「無過蟲」呢？蟲，在宋人語言習慣中，是對市井小人物的謔稱，譬如「臨安輦轂之下，中榜多是府第子弟，報榜之徒，皆是百司衙兵，謂之喜蟲兒」。雜劇伶人是市井間逗人發笑的小人物，被叫做「蟲」亦不足為奇。「無過」，則是「沒有過錯」之意，宋人認為，優伶譏諷時務，即便說得過火了，也不算犯錯誤。因此，內廷作劇，儘管天威近在眼前，優伶卻可肆意嘲弄，用不著太顧忌。「當筵作劇天威近，艷段偏寬無過蟲」便是這個意思。
其實「無過蟲」也來自一項古老的傳統：「優言無尤」。所謂「優言無尤」，亦出諸《國語》：齊襄公時，有優伶自言：「我優也，言無郵。」郵，通尤，過錯之意。「優言無尤」的意思是說，優伶的話，哪怕說錯了，也不打緊，大人物不應該跟小人物計較。因為有這「優言無尤」的傳統，宋朝優伶諷刺起高官來，才顯得肆無忌憚。
更重要的是，歷朝歷代中，宋代的諷政環境相對而言是最為寬鬆的，朝廷崇尚「異論相攪」，鼓勵台諫直言無諱。優伶在滑稽戲中調侃高官，諷刺時弊，一般來說，也不至於獲罪。「優言無尤」並不是一句欺人的空話，比如丁仙現一再譏諷王安石，王安石雖「不堪」，卻「無如何也」；內廷伶人諷諫宋徽宗與蔡京力推的福利政策讓「百姓一般受無量苦」，徽宗「惻然長思，弗以為罪」；伶人以「韓信取三秦」挖苦秦氏家族，秦檜「亦不敢明行譴罰」；優伶王公瑾諷刺韓侂胄是「假楊國忠」，韓「雖憾之，而無罪加焉」。
但是，我們又不能不承認，「優言無尤」在宋代只是相對而言，伶人因嘲諷官長而受責罰的例子並非太罕見。在我們搜集到的63個宋朝優諫例子中，可以明確知道伶人被「笞杖」、「下獄」、「驅逐出境」、「發配」的，有10例，約佔16%，絕多數都是地方官所為。其中一例，優伶因為諷刺秦檜賣國求榮，「檜怒，下伶於獄，有死者」。這是我們見到的發生在宋朝的惟一一例有伶人因為優諫而付出生命代價的悲劇。不過，這一案例是被宋朝士大夫當成秦檜的劣跡記入史書的。
宋朝士大夫對當時盛行的優伶戲謔之風，態度很有意思。前面我們提到過，宋代滑稽戲中有一類「弄孔子」戲，專拿孔子、孟子、顏回等儒家先賢戲弄。士大夫對「弄孔子」戲非常不爽，認為優伶「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但同時又承認，伶人「巧發微中，有足稱言者焉」。所謂「巧發微中」，是說伶人通過曲解《論語》等儒學經典，對奸臣、時弊之針砭堪稱入木三分（可參見前述「何不鑽彌遠」一事）。顯然，按宋朝士大夫的看法，先賢不可以侮辱，高官不妨盡情諷刺。這是當時的時代精神。
宋代雜劇磚雕
總而言之，「蒙誦工諫」與「優言無尤」的優伶傳統，相對寬鬆的諷政環境，促使宋代的優諫盛極一時。
余話
宋朝優諫之盛，是其他王朝遠所未及的。
我統計過任中敏先生《優語集》輯錄的歷朝優伶諫語：唐朝之前，因史料嚴重佚失，能搜集到的優語寥寥可數，可忽略不計；唐朝優語收錄了44條，其中屬於諫語的有16條，佔比約36%；五代優語31條，其中諫語只有11條，佔比約35%；兩宋優語86條（含增補），其中諫語為63條，約佔73%；元朝優語總共才3條，屬於諫語的有2條（其中一條還應該歸入宋代）；明代優語30條，其中諫語13條（中有數條優伶奉官長之命而諷諫之例，不計在內），約佔43%；清代的優語數量最多，共有112條，但諫語僅有23條，僅佔21%。
不管就諫語所佔比例，還是就優諫總數而言，宋朝伶人都可以將其他王朝甩出幾條街。把唐、五代、元、明、清五個歷史時期的優諫數目加起來，才跟趙宋一朝的優諫數目相當。可以說，「蒙誦工諫」與「優言無尤」的古老傳統，發展至宋朝，終成滑稽戲之大觀；宋後，優諫之藝脈儘管不絕如縷，但已迅速沒落。
這應該跟優伶諷政環境的變化有著密切關係。元朝戲劇大盛，且當時一些文人也認為，百戲「皆不如俳優侏儒之戲（滑稽戲）」，因為滑稽戲「有關於諷諫，而非徒為一時耳目之玩也」，但諷刺的是，我們能找到的元代伶人諷諫事例，只有一例，而且是一名晚明文人記錄的：
元內廷曾演《呂蒙正》雜劇，優伶飾長者到市場買瓜，賣瓜者說：「一兩銀子。」長者問：「怎麼比往日市價貴了十倍？」賣瓜者說：「稅錢重，十里一稅，寧能不如此！」此時，呂蒙正也來買瓜，賣瓜者語如前。呂蒙正說：「吾窮人，買不起。」指著旁邊的南瓜說：「我買黃的罷。」賣者怒道：「黃的也要錢。」「黃的」諧音「皇帝」，看戲的元朝皇帝發覺伶人原來意在「規己」，大怒，「落其兩齒」，打掉伶人兩枚牙齒。
那名晚明文人記錄此事時，說「元大內雜劇，許譏誚為謔」，可謂是自作多情，自欺欺人。按元代立法，「諸亂制詞曲為譏議者，流」；「諸妄撰詞曲，誣人以犯上惡言者，處死」。伶人借演戲譏議時事，是刑法明文禁止的。
朱元璋立國，法禁更嚴厲，所以從洪武朝至成化朝這100年間，並無一例優諫。任中敏先生認為，此「應非無故，疑與政情動宕、刑戮無常有關」。成化朝以降，才偶有優伶嘲諷時務。
清代的整個「康雍乾盛世」，同樣找不到一例優諫（伶人獻媚的諛語倒可以找到數條）。何以致此？我們看一個事例就明白了：雍正年間，清世宗日理萬機，罕御聲色，一日「偶觀雜劇」。演的是院本戲《鄭儋打子》，伶人演得很賣力，「曲伎俱佳」，雍正帝看後很高興，賞賜酒食。席間，有一名伶人偶然問起：「今常州守為誰者？」因戲中「鄭儋乃常州刺史」，伶人也是一時好奇。雍正帝立即勃然大怒，翻臉不認人：「汝優伶賤輩，何可擅問官守？其風實不可長！」命人將那個倒霉的優伶拖下去，「立斃杖下」。記載這件事的清朝文人歌頌說，我皇「嚴明也若此」。直至道光朝之後，才逐漸出現了一些優諫之語。
即便同是優諫，宋朝雜劇與明清戲劇又有很大不同：
從時間分布的角度來看，宋代從太祖朝至度宗朝，基本上各個時段均有諷諫時政的滑稽戲上演，而明清時期的優伶諫語則多集中於某個時段、某個優伶，如明朝的優諫多發生在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其中內廷優伶阿丑一人貢獻了4條，約佔明代優諫數目的1/3；清代的優諫多出現在同治、光緒、宣統三朝朝，京劇伶人劉趕三一人貢獻了9條，超過清代優諫總數的1/3。這大概說明，明清之時，即便有優伶諷政之舉，亦已非普遍現象，而僅僅是言論控制鬆動時期少數伶人的個人行為。
從表演形式的角度來看，宋代雜劇優伶熱衷於以時務入戲，敷演成諷刺性的「艷段」，這一演藝形式隨著中國戲劇藝術的成熟，在元明清時期便沒落了。儘管明朝中葉尚有滑稽劇，「與宋滑稽劇無異」；清代京師梨園亦有丑角戲：「有所謂『抓哏』者，無論何人何事，均可隨時扯入，以助詼諧」，與宋時滑稽戲亦相近，但這些，都已經不是彼時戲劇的主流。
不管是元雜劇、明傳奇，還是清代的京劇及地方戲，都有了固定的劇本，且劇情背景多設定為前朝往事，不再以時務入戲，諷諫亦不復是戲劇的重點，優伶即使有意諷諫，也只能看劇本中有沒可供指桑罵槐的台詞。
舉個例子說，一名宋朝的優伶如果想拿某官開涮，他完全可以臨時構思一出滑稽戲，嘻笑怒罵之；而清代的一名伶人如果想罵某官，則要看聽戲的人點了哪本戲。同治年間，京師都察院團拜，點名要京劇名伶程長庚演戲，程不願意，被「鎖於台柱下以辱之」。後，程得知都察院所點劇目是《打鼓罵曹》，卻欣然登台。原來，《打鼓罵曹》里有一段台詞，正好供程長庚拿來指雞罵狗：「有忠良，你們不能保護；有權奸，你們不能彈劾。你們一班奸黨，尚在此飲酒作樂，好不愧也！」要是都察院點了別的戲文，程長庚便無從發揮了。
我覺得，像程長庚這樣的有大脾氣的藝人，會更喜歡宋朝式的滑稽戲。
原標題：《以諷刺官長為尚的宋朝滑稽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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