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曾遍嘗絲路美食
原標題：游牧民族曾遍嘗絲路美食
華盛頓大學研究生艾麗莎· 布林正在烏茲別克中世紀城市塔什布拉克的一處埋葬地點發掘古代人類頭骨。照片來源：湯姆·馬爾科維奇（華盛頓大學路易斯分校）
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分校、烏茲別克撒馬爾罕考古研究院與德國基爾大學的一項聯合研究顯示，仿似那些熟知各處美食所在的美食愛好者，絲綢之路上的游牧民族或許其實是中世紀時期的烹飪專家。其飲食多樣性遠勝同時期的城市居民。
「長久以來，歷史學家認為絲綢之路上的城市應當是各處飲食與文化影響彙集之中心，但是我們的研究顯示，那些游牧族群才是真正的美食文化享用者，」基爾大學的泰勒·赫爾墨斯告訴我們。他是即將出版的《科學研究》一書的主要作者、華盛頓大學2007年畢業生。
根據對中亞地區古代墓葬出土人骨遺存所做的同位素分析，游牧族群的食物來源可謂「大雜燴」，相對而言，城市居民的食譜則有限而單一，以當地出產的穀物為主要成分。
「一直以來，人們習慣從遠距離的貴重物品交換角度來理解「絲綢之路」，往往忽視了往來之人所扮演的角色，」赫爾墨斯說道，「食物譜繫於是成為我們學習文化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探尋這種聯繫下所產生的人類經驗的絕佳路徑」。
赫爾墨斯的導師、來自基爾大學的考古學教授謝麗爾· 馬克萊維奇認為，「固有成見傾向認為，牧民的飲食結構單一、主要依靠所蓄養牲畜的肉奶製品生活。而這一研究則清楚地顯示出，不同於同時期的城市居民，絲綢之路上的牧民反而可以接觸到遠超預期之豐盛的多種野味及家養動物。」
該書另一位作者、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教授邁克爾· 弗拉切蒂指出，「這一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來觀察距今一千年前的游牧族群是如何突破地區限制、促進新種類食物及其烹飪方法在絲綢之路沿線的傳播。」
弗拉切蒂還指出，「這一研究更為獨特的貢獻在於更好地展現了當時城市位於地方主義與全球主義之間的微妙處境，同時突顯出以游牧人為代表的移動社群，在促進文化交流的社會網路與航線的過程中，作為核心力量之重要性。」
這一研究所涉及的烏茲別克與哈薩克考古遺址出土的人骨遺存被運往德國基爾大學，接受赫爾墨斯的分析。為了保證研究的全面性，他還收集了以往針對該時間段所做出的同位素分析的結果，以期得到更為完整的該地區相關信息。
赫爾墨斯提到，「在進行這一研究之前，我們對絲綢之路沿線人類飲食結構之多樣性的了解存在巨大的空白。我們沒有相關數據。（如今）依靠來自烏茲別克這一眾多路線與人類聚居區所在之地區的樣本數據，我們可以極大地擴充研究所涉及的地理空間範圍。」
作為華盛頓大學與烏茲別克撒馬爾罕考古研究院之間的長期科學合作內容之一，這一研究得到的數據支持來自田野調查與博物館收藏兩方面。
這一研究對個體飲食內容所做的評定主要依據對古代人骨遺存所作出的同位素分析。這種分析使得研究者可以解鎖大量有關食物構成的信息，包括個體在連續幾十年中所消耗的食物中動植物比例與類型。
穩定的同位素分析法是追索古代飲食構成的「黃金依據」。作為運用這一技術的專家，馬克萊維奇將其進一步運用於研究近東地區從狩獵與採集向農耕文明這一主要演化過程。她剛剛開啟一項跨學科ERC研究計劃，探索牧業在整個歐亞大陸上的傳播。
該書其他作者包括華盛頓大學的博士生艾麗莎· 布林，以及兩位來自烏茲別克的研究員：法赫德 · 馬克蘇多夫和薩瑪瑞丁 · 穆斯塔夫庫洛夫。
同弗拉切蒂在中亞合作進行考古發掘十餘年的赫爾墨斯，將同位素分析這一技術應用於研究人骨遺存。這些人骨來自中亞地區公元2世紀至13世紀間的數十座游牧與城市墓葬。
這些墓葬分屬多種不同族群，來自各種氣候與地理環境，其中包含一處近期發掘於烏茲別克高緯度山地聚居地、一處來自哈薩克厄塔剌綠洲、以及土庫曼低地平原上的城市聚居點。
雖然之前在這些地點進行的考古發掘證明了穀物類植物與家養動物的存在，我們卻不清楚它們是如何構成城市居民飲食內容的。而同位素正可用來分析這些食物長時期內所發揮的重要性。
「研究人骨遺存的意義在於它們保留下來的組織可以體現個體在多年內的飲食習慣，」赫爾墨斯認為，「我們可以通過分析碳同位素比例，來分析某人飲食中不同植物種類所佔的比例，例如小麥、大麥或小米。小米的碳同位素表現非常獨特，另外，不同的氮同位素比例還可以說明對象的飲食結構是以植物為主、還是主要依靠來自山羊或綿羊的肉奶的食物鏈頂端。」
這一研究發現了絲綢之路沿線城市聚居區之間的飲食結構之區別，而令人驚奇之處在於，特定聚居區內個人飲食結構幾乎相同、很少差異。大多數城鎮居民的飲食構成幾乎相同，可能源於地方環境、食物生產方式、文化習俗等方面的條件限制。
「而游牧群體成員的個體飲食結構相對來說就更為多樣。這種差異或許可以歸結為個體生命過程中的頻繁遷徙、更為豐富的野味及家養食物選擇以及個人喜好之不同，從而說明游牧族群也許不需面對城市居民所受到的文化限制。」赫爾墨斯認為。
「游牧者與城市居民擁有不同的飲食生態，而這正說明絲綢之路上的飲食受到環境與文化選擇的雙重影響，」赫爾墨斯認為，「雖然許多歷史學家認為絲綢之路上的交流必然導致飲食習慣之趨同，我們的研究表明這並非事實，尤其對於城市居民而言。」
如今，赫爾墨斯、弗拉切蒂、馬克萊維奇同他們的合作夥伴齊聚撒馬爾罕，準備將這一同位素分析方法應用於新的中亞地區考古發掘。
「希望我們的研究成果可以發展成為一種範例，從研究創造歷史的人類入手，來分析歷史現象，」赫爾墨斯說道，「如今的成果令人興奮，但僅僅是將科學研究方法應用於古代世界研究這一新的征程的開端。」
「過去十年中，我們的學術聯合研究在考古領域做出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新成果，同時也極大地促進了新的國際夥伴關係的發展，最佳的例子當屬泰勒·赫爾墨斯帶領下的在基爾大學進行的考古科學研究，」弗拉切蒂說道，「正是這一國際合作使得我們作為一個工作組可以最大化地、全球性地使用我們在烏茲別克的聯合田野調查和實驗研究中所獲得的歷史與環境知識。」
故事來源：資料由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分校提供。原始材料源自蓋瑞· 艾維丁。
註：內容或曾根據風格和長度進行編輯。
文章原名：Compared to nomadic communities, Silk Roadcities were urban food deserts
※凈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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