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美學對中華美學精神的傳承與發展
【摘要】中國現代美學是中華美學發展進程中承前啟後的一個重要階段。它積極傳承了民族美學的人文情懷、辯證思維、詩性品格、藝教傳統等精神因子，也著力拓展了民族美學的人生視野、理性精神、崇高意趣、實踐向度等精神要素。中國現代美學對中華美學精神的傳承發展，與中華文化的人文性、詩意性、踐行性等民族特質相呼應，聚焦於追求審美藝術人生統一、真善美貫通的，以大美情韻為核心的審美創美相諧、知情意行合一的人生論美學精神，初步呈現出有別於以粹美或唯美為標識的西方現代美學精神的民族化核心精神旨趣。中國現代美學傳承發展了中華美學精神所取得的實績，既是貫通中華美學的民族血脈、推進其當代創新發展的階梯和資源，也是進一步推動中華美學走向世界、與世界美學深度對話互鑒的重要基礎。
【關鍵詞】中國現代美學；中華美學精神；世界美學；傳承；發展
【作者】金雅，浙江理工大學中國美學與藝術理論研究中心教授（浙江杭州 310018）。
中國現代美學是中國美學發展進程中重要而特殊的一個階段，也是一個承前啟後、卓有實績的階段。在20世紀上半葉古今中外思想文化大撞擊大交匯的時代，西方美學東漸，直接影響並推動了中國美學現代學科意識的自覺。另一方面，中華傳統美學精神沒有在現代美學話語建設的步伐中消解，而是在學術文化發展和時代社會需要的雙重籲求中傳承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梳理總結中國現代美學與中華美學精神傳承發展的關係，對於貫通中華美學的民族血脈，推動中華美學精神在當下的創造性發展和創新性轉化；對於中國美學構建自己的民族話語和強化自己的民族特色，更好地與世界美學深入對話交流；對於當代中國美學總結民族美學發展演化的經驗教訓，更好地引領美學理論及其相關實踐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針對性。
一
本文首先討論中國現代美學對中華美學精神側重於傳承的方面。個人認為，中國現代美學主要傳承了民族美學的人文情懷、辯證思維、詩性品格、藝教傳統等重要精神因子。
（一）中國現代美學傳承了民族美學的人文情懷。中國古代沒有現代學科意義上的美學，但卻有豐富的美學思想。中華古典美學思想的精髓之一就是濃郁的人文情懷。一個民族的美學品格與其哲學和文化的品格密不可分。與西方文化突出的科學精神相映襯，中華文化最具特色的就是關懷人、關注人生的人文情懷。「人生論是中國哲學之中心部分」。如果說，古希臘哲學的目光首先投向的是浩瀚的宇宙，追問的是人所面對的宇宙的本體存在和理性認知；那麼，中國先秦哲學的目光首先投向的是人，是天人合一的大千世界中人的生命體認和自由存在。孔子和莊子所代表的中國哲學的儒道兩大源頭，一崇入世，一尚出世，都是試圖建構人的現世倫理哲學，或與社會倫理相洽，或與自然倫理相洽，其核心都是對人的現實生命、生存、生活的關注、關愛、關懷。中華傳統美學秉中華文化與哲學之核，闡發體現了這種以現實的人為中心、關懷關注關愛人的濃郁人文情韻。「中國文化的最高境界表現在美學境界上」；「中國傳統美學熔注了中國人的心靈情感，是中國人將實體世界和世俗世界相貫通的肯綮」；「柔性的審美精神，是中國人精神的家園」。中華傳統美學不以對美學活動的科學認知見長，而是倡揚身心俱化的整全體驗，在主體對自然、藝術、人自身的體驗交融中，達到物我兩忘的心靈自在之境。這種境界不是引人走向宗教的彼岸，而是體入人生的此在，尋求生命的觀審、體認、感悟的生生之美和詩性安頓，其實質乃是溫暖的人文情懷，是不棄此生而尋求超拔，這與宗教的彼岸解脫是方向不同的路徑和意趣。中國現代美學從傳統美學的人文情韻一脈而下，突出體現了對生命、生氣、生機、活力、創造等人生美的肯定和禮讚。梁啟超的「趣味」美，肯定的就是一種情感激發、生命活力、創造自由相會通的具體生命狀態，他也譽之為「生活的藝術化」。「趣味」「情感」「情趣」「意境」「境界」「情調」「真率」「風骨」等概念，成為中國現代美學頻繁使用的核心詞。這些概念勾連了審美藝術人生和真善美的關聯，突出了情感、個性、生命等因素的美學意義。同時中國現代美學對傳統美學人文情懷的傳承也呈現出新的時代因子，如科學精神的融入、啟蒙意向的凸顯、生命情感的張揚等，特別是對於知情意完善的新人格生成的聚焦。一批影響較廣的重要命題學說，如梁啟超的「美術人」說、豐子愷的「大藝術家」說、朱光潛的「人生的藝術化」說、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說等，其終極目標都不是指向科學的求知或道德的至善，而是追求知情意和諧的美的人格的涵育和生成，崇尚一種以美為核心的融真蘊善的人文情韻。
（二）中國現代美學傳承了民族美學的辯證思維。中華文化是高度重視辯證思維的文化。《五經》之首的《周易》就是中華文化這種辯證思維的重要源頭。《周易》提出「《易》與天地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開篇先定乾坤天地男女陰陽，繼衍動靜剛柔，是以明「一陰一陽之謂道」和「生生之謂易」。即以對立統一的動態生成之「易」為「道」，亦即天地生命之本源和規律。這種深刻的辯證思維，與其說它是對事物生成變化規律的邏輯總結，不如說它是對事物生成變化規律的本體洞悉。因此這種辯證思維從內在精神說是智慧，而非僅知識。「夫易廣矣大矣！」《易經》的辯證法的最終目標，是追求一種「大生」和「廣生」，是謂「大德」和「至德」，也是「美在其中」「美之至也」，它與人文情懷有著內在的貫通性。也正因此，《周易》雖非今天所說的美學專著，但它和《論語》《莊子》等典籍一樣，都潛蘊著由道德追求通向審美精神的內在理路，這也是中華文化泛審美泛藝術的重要特點之一。中國古典美學的概念範疇、理論命題、思維方式等，都深受其浸潤和影響，衍生出形神、情理、言意、文質、虛實、動靜、巧拙等辯證範疇，和大音希聲、無法至法、意在言外、韻外之旨等辯證命題，幾乎覆蓋了藝術審美中形象構造、表現形態、技巧手段等各方面。中國現代美學家如王國維、宗白華、朱光潛都很好地傳承了中華古典美學的辯證思維，進行自己的理論建構。如宗白華的「情調」範疇，強調了節奏與韻律的對立和諧，對動靜關係及其美感創化作出了生動詩意的辯證詮釋。辯證思維講對立統一，在論證問題時抓主要方面而不走極端，既全面觀照又切中肯綮。這一點，梁啟超在研究藝術情感時，就有很好的體現。他認為中國韻文重點關注和表現的主要是含蓄蘊藉的情感，缺少奔迸刺痛情感的表達。但「人生的目的不是單調的，美也不是單調的」，因此他主張只要是真情流露，那麼不管是「歌的笑的」還是「哭的叫的」詩，都是好詩。他在對中國傳統詩歌和代表詩人的表情特點進行系統總結和反思的基礎上，提出要先梳理中國詩歌表情方法用得最多最好的，以此「做基礎來與西洋文學比較，看看我們的情感，比人家誰豐富誰寒儉，誰濃摯誰淺薄，誰高遠誰卑近，我們文學家表示情感的方法，缺乏的是哪幾種，先要知道自己民族的短處去補救它，才配說發揮民族的長處」。這種既宏觀把握又洞燭幽微、既肯定優點又把捉缺點，從而找到核心問題和突破方向的考察分析，是辯證思維運用的範例。
（三）中國現代美學傳承了民族美學的詩性品格。中華傳統美學的人文情懷，其核心韻致就是一種詩性的品格。理想人格實現處也即審美人生實現處，這是中華傳統文化最為深刻的美學精神之一，也是中華傳統美學最具特色的文化精神之一。這與整個中華文化泛審美泛藝術的特點是緊密相聯的，即不尋求寄於彼岸之解脫，而憧憬現實升華之詩意。如孔子的「從心所欲，不逾矩」、莊子的「物我兩忘」而「道通為一」，崇尚的都是一種自在自得自由的精神怡樂和心靈遨遊。從這種詩性內核出發，中華傳統美學追求物我、有無、出入之間的張力和諧，構築了虛靜、妙悟、玄覽等一系列即虛即實的審美方式，注重的不是語言、色彩、線條等外在形式方面的品鑒，而是一種對整體意境、意趣、意韻的領悟，由此去構築一方物我一體的詩意心靈天地。中國現代美學家也自覺不自覺地在不同程度上秉承了民族美學的這種詩性情韻，這既是一種文化的濡染浸潤，也是當時社會歷史特點所推動的一種文化選擇。中國現代的民族苦難使得知識群體很需要一種精神的寄託與超拔，但又不脫離這個現實。這也就是朱光潛說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的精神，梁啟超說的「『知不可而為』主義與『為而不有』主義」相統一的精神，王國維說的「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的精神。這種詩性的情韻也化生為這些美學家們所倡揚的「趣味—情趣」「意境—境界」等理論學說，不僅是對文學藝術的審美品鑒，也體現了以藝術和審美超拔人生的詩性智慧。
（四）中國現代美學傳承了民族美學的藝教傳統。中國古典美學高度重視藝術教育及其社會功能。古典「六藝」教育中，「樂」和「書」屬於藝術教育。但「樂」不僅指現在的音樂。郭沫若指出它的內容包含很廣，既含樂、詩、舞的三位一體，也包含其他可使人感官得到享受的東西。「詩教」「樂教」既是古典藝術教育的基本形態，也是整個傳統教育的重要形態。葉朗認為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重視和提倡美育的思想家」。孔子主張「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即倡導一種美善相濟的藝教傳統，由「詩」（藝術）入，而「禮」（道德）通，而「樂」（藝術）樂。中國古典藝術教育有著濃郁的以藝育人的教化色彩，核心是美（善）的人格的生成。中國現代美學從蔡元培、梁啟超始，高度重視藝術（審美）教育的作用，但他們的以藝（美）育人，強化了藝（美）育中情感教育的核心地位，從而體現了新的啟蒙色彩。如梁啟超提出「情感教育」「趣味教育」的概念，主張通過以情感教育和趣味教育為核心的藝術審美教育，來實現「人類固然不能個個都做供給美術的『美術家』，然而不可不個個都做享用美術的『美術人』」的理想。豐子愷也主張藝術教育「非局部的小知識、小技能的教育」，「是很重大很廣泛的一種人的教育」，藝術教育的關鍵是培養藝術的「趣味」「『藝術的』心眼」，教人「藝術的生活」，進而培育能將藝術和生活相統一的「大藝術家」。藝術教育的目的不只是技能技巧的習得，更是情感、趣味、人格的涵育，這種藝術教育的啟蒙導向和人學指向，是中國現代美學對傳統美學藝教傳統在傳承基礎上的發展，也成為中國現代美學一個富有特色的重要方面。
二
中國現代美學對中華美學精神的傳承發展，是傳承中有發展，發展中有傳承。這種傳承和發展，既是古今的問題，也是中西的問題。古今中西的撞擊交匯，中國現代空前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使得中國現代美學對民族美學精神的傳承發展，也具有頗為複雜的狀貌。但是中國現代美學精神的主脈，始終沒有離開民族文化和民族美學的根基，這正是研討中國現代美學對中華美學精神傳承發展所要把握的主要方面。前面我們側重從傳承的方面來考察，現在則側重從發展的方面來考察。個人認為，中國現代美學主要體現了對民族美學的人生視野、理性精神、崇高意趣、實踐向度等方面的現代拓展。
（一）中國現代美學拓展了民族美學的人生視野。20世紀初的中國現代美學，從學科意識和理論形態的層面說，是在西方美學的直接影響下啟幕的。它在話語形態、學科架構、理論方法各方面，都大量直接借鑒西學。這個時期科學精神正是整個中國現代文化向西方學習的重心。中國現代美學並不排斥科學精神和邏輯方法，王國維、梁啟超、朱光潛等先驅，都身體力行，既借鑒學習西方理論思維和理論模態，也直接從理論話語上倡導美與真之統一。但是他們的美學思想，包括宗白華、鄧以蟄、呂澂等在內，並不是從理論到理論，而是直面人生、切入人生。這既與中華美學自身的人文傳統相關聯，也與當時民族危難的時代背景有著密切的關係。中國現代美學家大都自覺承擔了啟蒙和救贖的雙重角色，意在以審美話語來啟蒙大眾，其終極指向還是以詩性人格的涵育來引領一種現世的精神超越，形成人文情懷和啟蒙意趣的交融。中國古典美學集中在藝術論，主要是對具體作品的詩文評；其美趣意向，主要通過藝術審美來體現。而中國現代美學的視野則以藝術為主要領域，又拓出了藝術的天地，廣涉文化、哲學、教育、心理、社會等諸多領域。如梁啟超的《美術與生活》《學問之趣味》《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蔡元培的《真善美》《美育與人生》《以美育代宗教》，宗白華的《歌德之人生啟示》《哲學與藝術》《藝術生活》，朱光潛的《文學與人生》《看戲與演戲——兩種人生理想》，以及豐子愷的《音樂與人生》《圖畫與人生》《藝術與人生》等，都直接將人生命題納入了美學視野。中國現代美學發展了古典美學中就已出現的一批重要概念，豐富、拓展了它們的問題視野和理論內涵，如梁啟超的「趣味」、王國維的「意境」、朱光潛的「情趣」、宗白華的「情調」等。這些範疇在中國古典美學中，應該說已經有著某種人生的維度和意趣，但在藝術和人生的兩維中，它更著藝術之意味。而在中國現代美學中，不僅上述這些重要範疇呈現出向人生維度的開掘，還直接出現了「生活（人生）的藝術化」等命題。如「境界」在王國維《人間詞話》中出現的頻率就遠高於「意境」，從而體現出由藝術品鑒向人生品鑒的美趣意向的開拓。而梁啟超和朱光潛美學思想中的核心範疇「趣味」與「情趣」，更是直接與「生活的藝術化」和「人生的藝術化」命題相連接，從而直接導向了審美藝術人生相統一的命題，將美學的終極目標直接指向了生命情趣和人生境界的建構。中國現代美學倡導的不是一種對粹美（情）或唯美（情）或小美（情）的關注，而是一種打通生活、藝術、審美的大美視野。這種人生美學視野的自覺拓展，以藝術美為內在尺度，以人生美為價值指向，潛蘊了一種審美藝術人生相統一的以美情為核、追求知情意行合一、創美審美相諧的精神追求。
（二）中國現代美學拓展了民族美學的理性精神。中國古典美學偏於美善的關係，主張美善相濟、盡善盡美的審美原則，主要是以德來照亮情。西方經典美學則以知情意的區分和獨立為邏輯起點，其核心是以知（理性）來照亮情。中國現代美學對理性精神的拓展，應該說直接受到了西方美學的影響，主要表現為科學論和認識論維度上的「真」的引入。蔡元培、梁啟超都是較早從現代立場上自覺討論真美關係的中國現代美學家。蔡元培於1921年2月發表了《美術與科學的關係》一文，認為「科學雖然與美術不同，在各種科學上，都有可以應用美術眼光的地方」。稍後，1922年4月，梁啟超在北京美術學校也發表了題為「美術與科學」的講演，明確提出了「真美合一」的命題，要求「求美先從求真入手」，主張最美的作品是由「真人」創作的「真文藝」；文章剖析了科學和藝術相通的四個方面，包括「熱心」和「冷腦」的結合、抓事物的特點、深刻銳入的觀察、內蘊理法的組織表達；倡導一種「科學化的美術」和「美術化的科學」。有學者認為自此開始了「真正從理論上以近代的思想方法把『美』與『真』聯繫起來論述」。「真」在此時，也明確成為衡量藝術境界美的一個重要尺度。如「境界」說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國維，就提出藝術「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而魯迅則從去偽「善」崇「真」誠的角度，倡導「真美」的價值，要求藝術描寫真實和真實地描寫。宗白華則提出了「由美入真」的命題，並衍伸出「由幻以入真」等命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段對「真」的維度的引入，已具有了現代性的因子，但並未將中國現代美學的主流引向科學的美學。中國現代美學對理性精神的拓展，一方面與古典倫理哲學意義上的「真」相區別，從而撼動了傳統美學的倫理核心，另一方面也推動了現代美學啟蒙維度上的「真」的張揚，特別是在此基礎上推動了以真善美貫通為內核的人生論美學旨趣的孕萌。真善美三者的關係及其貫通，是當時諸多中國現代美學家關注的重要命題，這是中國現代美學與理性精神拓展相關聯的民族特色的重要特點，突出體現了中國現代美學吸納化用西方理性精神的民族化創構，即既以真善美的區分和情感的獨立開啟了現代美學的學科自覺，又以真善美的關聯推進了民族美學的自身話語和精神建構。朱光潛是明確討論真善美關係問題的重要現代美學家之一。他的《談美》，最為核心的問題就是真善美三者的關係，及其在人生實踐中的踐履——「人生的藝術化」問題。朱光潛認為「真理在離開實用而成為情趣中心時就已經是美感的對象了」，而「『至高的善』則有內在的價值」，即在「無所為而為的玩索」，他的結論是「科學的活動也還是一種藝術的活動，不但善與美是一體，真與美也並沒有隔閡」。宗白華也是20世紀中國最為重要的美學家之一。他認為，藝術意境就是美的精神生命的表徵，是最高的也是具象的理性和秩序，是陰陽、時空、虛實、形神、醉醒之自得自由的生命情調。「藝術的裡面，不只是『美』，且飽含著『真』」；「心物和諧底成於『美』。而『善』在其中了」。在他這裡，藝術意境就是真善美一體和諧的生命情調和意境創化，是藝術美境、宇宙真境、人生至境的統一。中國現代美學對理性精神的拓展，始終是與善、與美相勾連的，這種獨特的精神品格及其話語方式，對中華美學美情精神的創化發展起到了直接而重要的作用，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三）中國現代美學拓展了民族美學的崇高意趣。中國古典美學崇尚中和之美，偏於賞會優美和諧之對象。從和諧美向崇高美的拓進，是世界各審美文化審美意識演進的共同規律。相較於優美的平和寧靜的快感，崇高是內含痛感和激情的快感。中華典籍中最早使用「崇高」一詞的，可能是《國語·楚語上》的「土木之崇高」，指的是建築物的高峻，主要是形式上的陽剛美。中國古典藝術中有雄渾、宏壯等風格範疇，都屬比較純粹意義上的陽剛美，與西方美學以對立、衝突、毀滅等痛感要素為基礎的崇高美，並不完全等同。中國古典美學中，還有一個和崇高相近的概念「大」。《左傳》中就用「大」這個概念來評論音樂，《論語》中孔子則用「大」來評價君子之美。這個「大」主要是一種道德評判，但由它所呈現的「德至」「盛德」「巍巍乎」「蕩蕩乎」「煥乎」的風采韻致，還是內蘊了一種崇高的意趣。在《莊子》中，則直接以「大」來界定美，提出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命題。這個「大美」也就是天地之道，是萬物最高的自然規律。它不僅有道德的內涵，也是一種真善美的貫通，即客觀規律、主體把握、情感體味的統一。它雖不能簡單用西方美學的崇高來對舉，但卻內蘊了一種主體自我心靈提升的崇高意趣。在中國現代美學中，王國維也用到了「大詩歌」「大文學」的概念，用來指稱「北方人之感情，與南方人之想像合而為一」的作品，其代表就是屈原的作品。而「北方人之感情」，乃是屈原那種「堅忍之志，強毅之氣」，那種「不屑為，亦不能為」而「終不能易其志」的「廉真」。這種「大」，顯然不是古典式的壯美了，而內蘊了獨立、決絕、悲壯，有了某種更為複雜的況味，這與西方美學的崇高有所趨近，也與中國現代美學崇高意趣的總體走向相一致。中國現代美學家中，王國維、梁啟超、魯迅等，都是倡導崇高美的先驅之一。如梁啟超就明確提出「美的作用，不外令自己或別人起快感。痛楚的刺激，也是快感之一」。在《詩話》中，他極力張揚「深邃閎遠」「精深盤郁」「雄偉博麗」「長歌當哭」的性情之作，反對「靡音曼調」，要求「絕流俗」「改頹風」，顯然推崇的是崇高之美。中國現代美學崇高意趣的掘進，既與西方美學的影響密不可分，也與凄風苦雨的時代特徵相映照，形成了自身的某些特點：其一，中國現代美學的崇高意趣突出了人和社會領域的崇高美，尤其突出了崇高人格的美感價值。如梁啟超所描畫的屈原形象，其核心就是「all or nothing」的人格神韻。而魯迅將「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摩羅詩人譽為「最雄桀偉美者」，弘揚的是一種「強力高尚」的人格風采。其二，中國現代美學的崇高意趣往往與悲劇精神相融會。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第一個明確肯定了《紅樓夢》作為「徹頭徹尾之悲劇」的「美學上之價值」。梁啟超也把《垓下歌》所描繪的失敗英雄慷慨赴死的悲壯視為「中國最偉大的詩歌」。其三，中國現代美學的崇高意趣具有重要的文化反思和批評精神，是從民族審美現實和時代需求出發的自覺的理論選擇。如魯迅對崇高的弘揚就是從批判「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入筆，進而呼籲「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倡導「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的」的對立型崇高美。而梁啟超亦對傳統詩教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我們的詩教，本來以『溫柔敦厚』為主」，「對於熱烈磅礴這一派，總認為別調」。王國維對傳統戲曲、小說「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困者終於亨，始於離者終於合」的「樂天」精神，也都予以了反思批評。中國現代美學對崇高意趣的拓展，體現了美學的思想鋒芒和文化批判精神，使美學成為一種有熱度的關注現實的學問。由此，中國現代美學的崇高意趣，始終沒有走向純形式的關注，而是與審美藝術人生統一的人生視野和真善美貫通的美情旨趣相呼應，成為民族美學精神傳承發展中的重要一維。可惜這個優秀傳統，在當代美學中，似未得到很好的弘揚。當代藝術創作、批評等實踐中，種種低俗媚俗、缺失筋骨正氣的現象，就很需要重揚民族美學的崇高意趣以補正。
（四）中國現代美學拓展了民族美學的實踐向度。中國古典美學思想，從孔庄的源頭來說，就不是一種純粹知識的建構，而是從人的生存的現實問題而來，內蘊著關懷和思考人的生存的價值維度。在這個問題上，儒道兩家都選擇了富有詩性內核的解決之道，形成了孔子以「樂」為中心和莊子以「游」為中心的審美化人生哲學。這種哲學本身，就有著豐富的人生實踐向度。它也深刻影響了中國藝術的審美趣味，使得中國藝術也成為人生智慧的一種表現和傳達。在美學和實踐的關聯上，中國現代美學是中華美學精神發展中的一個高峰。中國現代美學雖然直接受到了西方理論美學的廣泛影響，但它從一開始，就沒有走向從理論到理論的封閉路徑，而是凸顯了鮮明的實踐向度。這種實踐向度，與人文情懷緊密相連，與人生視野緊密相連，與藝教傳統緊密相連，與詩性品格緊密相連，使得創美審美的美學實踐活動直接成為生命和生活的自覺踐行。「生活—人生的藝術化」是中國現代美學最具代表性的學說之一，也是美學理論切入人生實踐的一種具體表述。1920年，田漢在給郭沫若的信中較早使用了「生活藝術化」的概念。此後，與其相近相關的概念和表述在20世紀上半葉廣泛運用，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江紹原的「美的生活」，宗白華的「藝術式的人生」，梁啟超、郭沫若、樊仲雲的「生活的藝術化」，呂澂、李石岑的「美的人生」，朱光潛的「人生的藝術化」等。這些表述，就其具體的內涵來說，有著細微的差別，但都體現了將審美、藝術、人生相勾連的實踐向度。這種實踐向度，推動了以倫理教化為核心的古典藝教傳統向以情感啟蒙為核心的現代審美和藝術教育的轉型，也推進了中國現代美學知情意行合一的人生論美學精神的創化。
三
相對於西方美學和中國古典美學研究，對於中國現代美學的研究，一直是較為薄弱的環節，這與中國現代美學的實際成果和重要地位很不匹配。這方面研究的滯後，也直接影響了當代美學的建設發展。近年來，國內美學界對於20世紀中國美學，有一種流行頗廣的「西方美學在中國」的觀點，強調了一種對於中國現當代美學「失語」的焦慮。事實上，只要認真梳理中國美學發展的歷史，一切從中國美學發展的實際出發，而不是簡單以西方美學的理論特徵、框架命題、話語形態等來硬性框范，就可以發現，所謂的「失語」在某種意義上恐失偏頗。因為中國古典美學並不是西方現代學科意義上的美學，自然無法用西方美學的範式特徵來對應。而中國現代美學一方面自覺吸納了西方美學的學科意識，借鑒了西方美學的話語方式，在此基礎上開啟了自己的現代學科建設的腳步，也構築了與西方美學、與現代學科對話的必要基礎；另一方面，中國現代美學的精神意趣、話語體系、概念命題等，並沒有全盤西化，其主脈始終凸顯了民族的立場，關切於民族審美的現實，在吸納西學中既有傳承傳統，也有發展創化，而且取得了迄今尚未超越的現代意義上的中國美學發展的某種高峰，這又豈能簡單以「失語」概之。可惜的是，中國現代美學開創的民族新美學建設的優秀傳統，在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中國當代美學建設中，並未得到持續發揚。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中國當代美學建設，將視線和興趣主要轉向認識論層面的純理論探討，頗有些閉門造車、遠離實踐、自娛自樂的狀貌。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普遍西化的傾向逐漸佔據了主導地位，一方面有意無意地跳過或淡化了中國現代美學這個承上啟下的重要歷史階段，疏於發掘和總結，無意於打通民族美學從古代到現代至當代的血脈；同時大量直接照搬的各種西方美學話語，大多隻停留於理論本身的紹介闡釋，缺乏與中國審美現實的血肉聯繫。如此種種試圖直接以西方資源或中國古典資源的嫁接，來一舉完成所謂當代中國美學體系建設的努力，難以結出令人滿意的果實。幸運的是，人們逐漸意識到這方面的缺失，21世紀以來，對中國現代美學的研究，漸趨回暖。在研究的視野、問題、方法上，都有相當的進展，體現出面上的拓展和一些重要問題的深化。梁啟超曾在《歐遊心影錄》中談到，一種思想，「沒有不受時代支配的」，因此，我們要關注的，是「那思想的根本精神」。精神是思想觀點的靈魂，可以超越具體的限定，穿越它的時代，產生歷久彌新的影響和作用。梳理觀照中國現代美學對中華美學精神的傳承發展，正是這樣一種試圖發現、挖掘、把握「根本」的努力。這種努力，或可為梳理和總結民族美學的思想特徵、話語特點、演化規律、理論智慧等，提供某些關鍵的視點和有益的啟思。
首先，中國現代美學對中華美學精神的傳承發展，體現在多個具體的方面，但有它核心的聚焦點，這也是當代中國美學發展建設所需關注的重要問題。這個聚焦點，我個人認為，就是以審美藝術人生相統一的大美情韻為核心的人生論美學精神的自覺、豐富、演進，這不僅突出體現了中國現代美學的核心精神旨趣和主要理論風範，也深刻地呈現了中華文化獨有的人文特質、詩性智慧、踐行品格。不理解這一點，就很難準確把捉中國現代美學對中華美學精神傳承發展的主脈，就很難準確理解這種傳承發展的深層根源及其代表成果，也很難深刻認識民族美學精神和西方美學精神的核心差別。而這種考察，既需要全面具體地觀照中國現代美學的整體面貌和成就得失，也需要有重點有針對性地梳理其間湧現的代表理論家、核心概念範疇、重要觀點學說，深入辨析這些理論家、概念範疇、觀點學說是如何從中華傳統文化和美學精神的主要方面一脈而下，又如何在古今中西的融匯化合中演化發展的，其主要方面是什麼，代表成果是什麼。中國現代美學雖思想多元思潮紛紜，但從發展的實際來看，其精神體現的主要方面，如人文情懷、人生視野、美情旨趣、詩性品格、藝教傳統、實踐向度等，都是從民族文化突出的人文性、詩意性、踐行性等基本精神傳統傳承發展而來，聚焦於審美藝術人生統一的人生論美學精神。這種極具中華文化韻致的人生論美學精神，在梁啟超、王國維、蔡元培、朱光潛、宗白華、鄧以蟄、豐子愷、方東美等代表理論家的思想理論，特別是他們所創化的「意境—境界」「趣味—情趣」「情調—韻律」「無我—化我」等核心概念範疇，「美術人說」「大藝術說」「有無出入說」「看戲演戲說」「無所為而為的玩索」「生活—人生的藝術化」等重要命題學說上，得到了初步而具體的呈現，它們共同體現了對審美藝術人生統一的大美觀、真善美貫通的美情觀、物我有無出入交融的美境觀為標識的民族化美學精神的追求，對審美創美相諧、知情意行合一的民族化美學旨趣的追求。中國現代美學傳承發展中華美學精神所創化的這種人生論美學精神，有別於西方現代粹美論或唯美論的美學精神，它最終要求美學切入包括藝術、教育、文化等在內的廣闊豐富具體的人生實踐中，這是中華美學精神迄今區別於西方美學精神的最具標識性的代表成果，也是我們推動民族美學建設和進一步走向世界、與世界美學深度對話互鑒的重要基礎。
其次，中國現代美學對傳統美學精神的傳承發展，突出體現了中華美學和中華文化吸納化用、自我更生的強勁活力，也為中國當代美學的建設提供了積極啟示。中國現代美學發展的五十餘年，是中華民族苦難深重的年代，也是中西古今文化大撞擊大交匯的時代。中國現代美學的傳承發展，既有學術和文化的邏輯，也具有突出的時代性和現實性；既是一種古今的演進，也是一種中西的交融，是中西古今撞擊交匯中的主動選擇和積極創化。它對於傳統美學和西方美學，均非一概拒斥，亦非全盤接納，而是呈現了一種為我所用的開放智慧，不僅突出體現了面向時代、直面現實的問題意識和情懷擔當，也體現了中華文化強勁的同化能力和獨特的方法智慧。20世紀上半葉，西方哲學家和美學家對中國美學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主要有康德、柏格森、尼采、叔本華等，他們的思想學說在中國現代美學語境中，既是推動中國現代美學精神發展的新因子，也產生了某些中國式的改造。如康德的「審美無利害」（aesthetic disinterestedness）說，是西方經典美學的核心理論基石。但「審美無利害」說進入中國現代語境後，首先就被王國維轉化為「無用之用」，從而由康德本體論意義上的對審美心理的考量，轉換為中國式的對審美性質功能的體用考量；由此，中國現代美學精神的主流並沒有因為接納這個概念而將情感孤立為獨立的認知對象，或將審美絕緣為純粹的觀審活動，而走向粹美粹情的唯美論或形式論的道路。事實上，恰恰因為包括康德美學在內的西方認識論美學和科學論美學的影響，給中國美學注入了「真」這個新維度，使得中國現代美學精神的發展開始揚棄美善兩維關聯而走向真善美三維的貫通，積極推動了與中國古典美學德情觀和康德美學粹情觀相區別的對真善美貫通的民族化美情品格的追求。從而，一方面「審美無利害」成為影響中國現代美學精神演化的最為重要的西方學說，另一方面中國現代美學又很好地承接和發展了民族美學關注人生關愛生命關懷生存、追求物我有無出入詩性交融的核心精神傳統，並在這個主脈上有重要的推進。
其三，中國現代美學對中華美學精神的傳承發展，並非終點，亦非頂峰，而需要進一步思考，如何在當代語境中推進傳統美學精神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引領既紮根民族歷史又面向世界的當代民族美學新體系的建設及其與世界美學的深度對話互鑒。葉朗曾針對當代西方美學談到「我們至今還找不到一個成熟的、現代形態的美學體系」，而中國當代美學又何嘗不是如此。他說：「現代形態的美學體系，一個最重要的標誌，就是要體現21世紀的時代精神。這種時代精神，就是文化的大綜合。所謂文化的大綜合，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大綜合，一個方面是19世紀文化學術精神和20世紀文化學術精神的大綜合。」這裡談的還是如何在中西古今的化合中創成新說的問題。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世界文化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新的大綜合大創化的階段，這已成為基本共識。如果說，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現代美學面臨的主要還是古典文化學術精神和19世紀文化學術精神的化合的話，那麼今天的民族美學面臨的則是在中國現代美學傳承發展的優秀精神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和20世紀迄今的中西文化學術精神化合，生成能夠切實面對今天民族審美的新現實，回應今天時代發展所催生的新的美學問題的當代民族美學精神的問題。真正有生命力的美學精神，應該兼具理論性與思想性、歷史性與時代性、現實性與超越性、民族性與世界性，而最關鍵的還是能夠真正切入並深刻洞悉美學所關涉的核心問題，即對於人的生命、生活、生存的現實關懷和詩性引領的問題，這不僅關涉美學自身，也是哲學、教育學、歷史學、文化學等所有關涉人文的學術所要思考的共通問題。中國現代美學在這個問題上，傳承了中華傳統文化的豐厚資源，也吸納融匯了佛學、西學等多種資源。其所創化的「美術人」說、「有無出入」說、「看戲演戲」說、「生活—人生的藝術化」說等理論學說，集中體現了中華美學執著入世和超逸出世張力和合的美情高趣。這既是中國現代美學傳承發展中華美學精神的重要成果，也是推動知情意行合一的當代民族美學與文化精神建設的重要資源。它對於當下種種物慾主義、游世主義、唯形式、唯技術等思潮，種種慾望追逐、感官享樂、放縱粗俗、消解意義、唯利是從等現象，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針對性，值得結合當代語境和具體問題，予以發展、豐富、深化、推進。
金雅：《中國現代美學對中華美學精神的傳承與發展》，《學術月刊》2018年第2期。為了適應微信風格，刪除了注釋，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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